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全球經濟危機下的美國難題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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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越演越烈、深不見底的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雖不至於是資本主義的末日（the end of Capitalism），卻提醒了我們，其實「我們所認識和理解的資本主義」早已結束（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ow it）。

資本主義自我更新的能力（capacity for self-renewal），原是它最大的優越性。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認為，資本主義成功，因為它不僅懂得立新也懂得破舊。在他的眼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根本就是一個新的生產技術取代舊的生產技術、新產品取代舊產品，以及成功企業取代失敗企業的過程。沒有了這種「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資本主義就會失去它傾向創新的動態趨勢與不斷進取求變的精神。

在今日全球的金融體系中，對沖基金（hedge funds）的工作本來就是進行「創造性的破壞」——將估值過高，甚至百病叢生的公司抽出來公諸於世，而自己則在這個過程中獲取巨大利潤。同樣在市場中扮演「破壞者角色」（destructive agents）的還有分析員、傳媒、金融監管機構以及精明的投資者。

問題是，作為一種內置式的自我反正機制（built-in self-corrective mechanism），創造性的破壞工作能夠順利、有效地進行，關鍵在於破壞者必須懂得怎樣分優辨劣和準確評估價值。金融危機席捲全球，反映了在今日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價值（value）的概念已經被徹底模糊；而當投資和金融產品的價值無法釐定或被無限推高，市場的失效便無可避免。

這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在《政治經濟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的一篇題為《期權與公司債的定價》(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的文章。此篇現已被奉為經典的文獻，提出了一條根據有關潛在資產計算多種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 derivatives)價值的方程式。

自此之後，金融衍生工具的買賣大行其道。發展到今日，全球金融衍生工具的假設性價值(notional value)，已遠遠超過全球經濟生產的總值。本來金融衍生工具的目的是讓企業和投資者轉移和分散風險，但人的貪得無厭，使它很快就成了一種可以令人一朝致富或傾家蕩產的賭博工具。

企業與投資者對金融衍生工具的盲目投資，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無法管理的風險和泡沫，才是今日幾乎每一個人都身受其害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真正原因。這也是資本主義「創造性的破壞」一次史無前例的「破壞性轉向」(destructive turn)——新的金融產品帶來的，不是「去蕪存菁」，而是「連根拔起」。

在這重意義上，資本主義可以說是進入了「後現代」。在後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金融衍生工具的價值就像作品或者文本的「意義」一樣無法捕捉、掌握和確定。法國哲學家、後現代主義代言人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說過，文本的「意義」永遠無法被準確找出，因此只能被不斷「延伸」（defer to）至其他的意義。在這樣的情況下，文本的意義變成了一條停不了咬食自己尾巴的響尾蛇。這個比喻，用來形容雷曼兄弟等金融機構衍生工具的價值，可說是十分恰當。金融衍生工具的設計者、銷售者、投資者和監管者，沒有一個說得清它的價值，這根本就是一個典型的後現代主義場景。

這慘烈的一役會否動搖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現在當然是言之過早。可以肯定的是，美式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主導性（dominant）和規範性（prescriptive）的意識形態已經受到重創。「美式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global crisis of American capitalism）等字眼已開始出現在西方的媒體和學術期刊，強烈的反美情緒正在醞釀之中。美國將要面對的，不是來自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衝突 (clash of civilizations)，而是幻想破滅的追隨者對欺騙他們領袖的秋後算帳。

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