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尊孔嗎 - 比較一下孔子和蘇格拉底

 中國的聖人都是以長壽而著稱，他們思想學問上沒有什麼可比性，其地位早就被出生的早晚排好了。唯一可比的就是他們的壽命。孔子七十三歲，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奢侈生活中，壽終正寢。過了一百年，孟子的生活條件還要優越，知道在中國弄個官不容易，也就不肯像孔子那樣周遊列國，到處跑官，果然其壽命得以延長了十一歲，在八十四歲的年齡上無疾而終。這種成果為後人的「福、祿、壽」提供了非常好的典型案例。

 但是，作為西方的第一哲人的蘇格拉底卻沒有這樣的好命。作為西方基督教的精神象徵的耶穌基督也沒有那樣好的運氣。蘇格拉底直接被人以「不信國家的神，教壞青年」的罪名被法庭判處了死刑，死法是被喝毒藥而死。耶穌基督死得就更慘烈，他代人類受過，為了贖人的原罪，而甘願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雖然三天之後復活， 但是，就現實中的人而言已經是死而不能夠復生。

聖哲們不同的死法，對後人，對文化會產生什麼影響嗎？是的。追求現實物質快樂的中國聖人，他們在世時已經把人類的快樂享受殆盡，給後人留下的只有災難與痛苦。而西方的哲人，以自己的生命為真理與人類而殉難，使後來的罪惡與災難望而卻步。因為，有先哲巨大犧牲擺在那裡，無形中成為後人的精神力量。這種無形的精力力量告訴人們，理想的人類社會，需要後人持續不斷地努力爭取與博弈，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一切都要靠自己去爭取。生命很寶貴，但是，人的生命內涵主要 是精神內涵。如果沒有了精神信仰，如果沒有了對真理與真相的追求，那麼，一個人的生命無異於行屍走肉，即使在世俗的生活中有如孔子那樣快樂，有如孟子那樣浩然，其實也不過是一隻快樂的豬。但是，西方的聖哲不同，蘇格拉底說，如果他不能夠做他自己喜歡的事情，如果他不能夠追求真理，如果他必須違心地承認自己 的錯誤，那麼，他寧願選擇死，也不願意苟活。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可是生命的意義在追求真理，自由地信仰自己內心的上帝。如果有一投邪惡的勢力，要迫使人 變成一隻豬，受盡侮辱還要讓你快樂，那麼，這已經不是人的生命，必要的抗爭之後的適時放棄也是一種選擇。蘇格拉底給西方的文化注入的就是生命的意義，就是 不苟活，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的那樣典範。

在中國，自古以來,苟且偷安的人實在太多，只要看看孔子的生活方式就不難理解。中國動輒殺伐，草菅人命，只要看看孔子做一個小官，上任僅七天，就捏造五條罪名殺害無辜的少正卯，就會明白是怎麼回事。如果孔子只是一個普通人，那是他的自由，可惜他偏偏被弟子、後人奉上了聖壇，而且成為千百年來，中國的第一聖人，他的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都被奉若神明，不可越雷池一步，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我常常感嘆，孔子與蘇格拉底經歷了同樣悠久的歷史，他們倆活的歲數也非常接近，為什麼蘇格拉底人們對他的誤解就少，而孔子，人們對他的解讀就多？多到乃至無法弄清真正的孔子究竟是怎麼回事的地步？

其實翻開柏拉圖全集，開篇第一篇就會弄清其中的原委。蘇格拉底是被處死的，他的死是通過民主的途徑，用投票的方式進行的。當時參與投票的人數達到五百多位。贊成處死與反對處死的票數也極為接近，按照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辯，雙方只差了30票而已。就是相差的這30票，最後要了蘇格拉底的性命。

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處死了偉大的思想家蘇格拉底，這是人類民主歷程中第一個冤假錯案。給人類的警示是「多數暴政」的可怕。這直接為後來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個活 生生的樣板，體現出來的現代民主政治的原則就是：「服從多數，保護少數」。同時還告誡世人，人類的犯罪有許多種，但是唯獨思想犯是荒謬的，因為真理常常掌 握在少數人手中。人，不能夠因學術思想以及言論上的不同而受到懲罰。這次控告蘇格拉底的罪名就是「不信國家的神，而只信自己的神，並且以較弱的論證駁倒較 強的論證，從而教壞年青人。」這也為後來西方走上民主法治直接提供了理論依據。後來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關於「四大自由」的演說，就提到，每個人都有以自己 的方式信仰自己的上帝的自由。同時規定，人有思想言論的自由。道理只能夠靠道理來辯駁，不可以用暴力來干涉。批判的武器不能夠代替武器的批判。不能夠以民 主的名義判處人們思想罪、言論罪與信仰罪。

 蘇格拉底一生雖然收學生，四處義務講學，但是他從來不收一分錢，在法庭上蘇格拉底為自己辯護說，他從來沒有收過學生一分錢，直接的證據就是他非常貧窮，他 說：「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人的老師，但若有人願意來聽我談話，按我的吩咐去做，無論是青年還是老人，我也從來沒有吝惜給他們機會；他們與我談話，我不收費，也不拒絕與沒有錢的人談話。我做好準備回答人們的提問，無論貧富一視同仁，如果有人寧可聽我講，回答我的問題，我同樣也作好了準備。如果他們有人變成 一位好公民或者變成一位壞公民，那麼要我對此負責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許諾或灌輸過任何學說。」（王曉朝譯，《柏拉圖全集.第一卷》、《申辯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2頁）。沒有公職，又從不收學生學費的蘇格拉底確實窮，窮到常常連一雙像樣的鞋子也穿不起，他的家庭孩子的生活，都由太太打理。雖然他當過國家的議員，大小也算是一個官了。當法庭通過投票判蘇格拉底死刑之後，法庭按照法律程序，還安排了他可以花30個明那的錢贖買自由，但是蘇格拉底傾家蕩產、東挪西借，也只能夠拿出一個明那的錢，一個明那當時約合中國古代的十兩銀子，約436克。正是這一明那的錢，再次激怒了法官。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克里托都在場，聲言可以為老師付贖金，但是法官已經被一明那的贖金提議而激怒了。而當時智者四處收羅學生，每收一個學生的學費就是5明那，那些智者每教6個學生，就足夠有蘇格拉底的贖金。這就是當時的雅典城邦的真實情景。每次想到蘇格拉底為人類留下的這種悲壯的情懷，就情不自禁，悲嘆不已。相比孔子收學生，雖然有教無類，但是必要的條件卻是「自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

 蘇格拉底唯一有過的公職，就是擔任有五百個議員的國家議會議員。但是擔任這一職務差點就要了他的性命。因為，雅典與斯巴達在愛琴海上作戰，這一仗由雅典取得 了完全的勝利，在退兵的時候，海上突遇暴風驟雨，因此，未能夠及時把戰死的將士遺體收集運回。因此，遭受到指控，違背法律程序，沒有逐個的審查，而是十位 將軍集體由國家議會投票裁決。十分不合法律，也不合情理地將十位將軍判處了死刑，而蘇格拉底是五百議員中唯一反對者，就是這一反對，差點也要了他的性命。 蘇格拉底從此事看到政治的黑暗與陰險，因此，蘇格拉底力求讓自己避免卷進政治的漩渦。因為他說自己是一個率真的人，如果老早就捲入政治，他早就沒有命了， 因為他堅持按照法律程序辦事，會阻止國家犯下重大的錯誤和做不法之事，因此，他早就會沒有命。但是，作為一個正義的真正鬥士，如果還要想活下來，以便做更 多的事情，就必須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遠離政治。這與孔子是大不相同的。蘇格拉底一生都是在迴避政治，迴避做官，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追逐政治，跑官要官。為什麼會這樣？因為蘇格拉底心中有自己的神，他感覺他的生命的意義，有遠比做官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

 蘇格拉底為正義的事業，為了追求真理，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他可以不怕死。他在《申辯篇》中口口聲聲說自己如果能夠為了正義，他甘願去為真理為正義事業去死 十次，甚至更多。蘇格拉底面對死亡十分坦然。他說：「我經常注意到某些這種類型的人，儘管聲望很高，但在受審時卻表現得極為差勁，可見他們認為失去生命是 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好像如果你們不處死他們，他們就會不朽似的！」（同上書，第24頁）「逃避死亡 並不難，真正難的是逃避罪惡，這不是拔腿就跑就能逃得掉的。以我的現狀而言，年紀又大，跑得又慢，已經被二者中跑得較慢的死亡追上了，而我的原告雖然身手 敏捷，但由於行不義之事而被跑得較快的罪惡追上了。我離開這個法庭的時候將去受死，因為你們已經判我死刑，而他們離開這個法庭的時候，事實本身判明他們墮 落的、邪惡的。他們接受他們的判決，就像我接受我判決。」（同上書，第29頁。）還說：「如果人死時毫無知覺，而只是進入無夢的睡眠，那麼死亡真是一種奇妙的收穫。」（同上書，第30頁）最後蘇格拉底說：「我們離開這裡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但是無人知道誰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同上書，第32頁）

在對待人之必死的死亡態度上，蘇格拉底不知比孔子高明了多少倍。那個口口聲聲迴避死亡問題的孔子，只會反覆地對人講：「未知生，焉知死。」一生不敢面對死亡的孔子，雖然壽終正寢，卻也只比受到審判而被處死的蘇格拉底多活了三歲。但是，那境界的高低，何止天壤雲泥之別。

 蘇格拉底為人類提供了一種過自我省察生活的範本。他提供的批判精神與批判能力，是人類改正錯誤的重要途徑。他對自己的定位是這樣的：「神特意把我指派給這座 城市，它就好像一匹良種馬，由於身形巨大而動作遲緩，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來使它活躍起來。在我看來，神把我指派給這座城市，就是讓我起一隻虻子的作用，我 整天飛來飛去，到處叮人，喚醒、勸導、指責你們中的每一個人。」（同上書，第19頁。）蘇格拉底後來成為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人物。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與批判能力和批判精神，其源頭其實就是蘇格拉底。

但是，孔子呢？孔子時代有公共影響，有批判精神的少正卯卻被孔子上任司寇七天，便捏造了五條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這一殺便開了中國指鹿為馬、顛倒是非黑白、 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的先河。他自命不凡，說自己「十有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副裝神弄鬼的樣 子。似乎人只要苟活到了足夠的數歲，比如七十歲就能夠上達天聽，順乎自然了。其實這隻能夠是自欺欺人而已。從孔子之後，中國人學會了論資排輩，六十歲的人 自然不如七十歲的人，因為「耳順」與「從心所欲不逾矩」相比還是差距太大的。聖人出現，個人崇拜，權力有多大，資格有多老，真理就掌握有多大。自此以後， 中國的所謂儒家讀書人，無不是一級腦殘分子，無葯醫也。只知道搖頭晃腦，背誦聖人章句，通過科舉，弄個一官半職，然後取得魚肉百姓的資格，如此代代相傳。

 蘇格拉底雖然被以不敬國家的神的罪名處死，但是其實他是一個十分虔誠的有神論者。他對自己的生命為神所賜從來深信不疑。雖然耶穌基督差不多五百年之後才降 世，但是，蘇格拉底確實一直是非常敬畏神靈的。但是，孔子卻杜絕了中國人虔誠地擁有自己的神靈。他的「子不語：怪、力、亂、神」，他的「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對神靈明顯有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這種完全以世俗的實用心態對待神靈的結果，就是，中國人似乎什麼都可以信，又什麼都可以不信。所謂「信者有，不信 則無」，其實是一種越乎尋常的世俗實用心態。這為後來中國歷史充斥的暴力爭鬥，鮮血淋漓，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埋下了深厚的根基。

  蘇格拉底以民主的名義，用法庭審判的辦法處以死刑。可以說蘇格拉底是民主法治社會的最大冤假錯案, 卻足以形成千年鐵案。因為有這個案子在先，使得西方在行使民主權力與投票表決的時候，總是把那些不應該表決的東西分得一清二楚。而且法律程序也十分清楚，而不可以隨意更改。

 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辯，那一番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申辯詞，宛如他才是法庭上的大法官，而其法庭上的法官才是受審者。如果要找一篇最古老、最精美的演講辭，非蘇格拉底的法庭申辯莫屬了。學法律的人，當律師、檢察官與法官的人，如果沒有看到蘇格拉底的申辯詞，那就是莫大的遺憾。蘇格拉底的演講，思路清晰， 邏輯嚴密，生動活潑，風趣幽默大度。學習演講的人，學習當老師的人，如果不讀讀蘇格拉底的申辯篇，也是莫大的遺憾。他的話總是那樣清晰，層層次分明，富有 證據與邏輯理性。讀完不但使人正義凜然，而且似乎胸有百萬雄兵。蘇格拉底一般來說，基本上不會給人產生多少歧義，那是因為蘇格拉底開創了講道理的先河。凡事擺事實，講道理，遵守邏輯規則。

但是，在孔子那裡呢？孔子說話概念不清，邏輯不明，一個「仁」的概念，先後有幾十種不同的解釋，幾乎到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人鬼都在就說胡話的地步。

他也不喜歡講道理，只喜歡罵人，對敢於創新，敢於質疑問難的學生，向來就是劈頭蓋臉地一頓臭罵。什麼「朽木糞土」、「小人哉」，這種作風使得現在他的傳人也是充滿了臟言穢語。除了罵人，一點道理也不會講。

孔子也不喜歡能言善辯的人。他自己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說得很少，而且要求別人也必須少說。少說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可以弄得城府很深，可以裝神弄鬼。因為言多必失，一言興邦，一言廢邦。因此，「子欲無言」，子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因此，後來中國就有了一個成語：「貴人語遲」。其實，中國聖人選擇接班人的規則，其實就是一個愚昧的標準，也 是禁錮思想言論自由的祖師爺。在這裡善於講道理，充滿活力，充滿智慧，卻被孔子認為不仁，而那些愚昧、愚忠、死板，三腳也踢不出一個屁的人，卻被認為是 「近仁」。魯迅後來感嘆:為什麼中國人會給人一種這樣的感覺?——「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一副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查一查，原來都是孔聖人 惹的禍。其實，孔子生前就喜歡這樣的學生，而顏回正是這樣的學生，只喜歡拍馬，不懂得質疑，腦袋瓜子被教成了一隻獃頭鵝，終於被教得「短命而死」。這也為 中國社會中的人文氛圍奠定了堅定的基礎。因為，孔夫子聖人的中國，不需要民主，也不需要法治，不需要國會，自然不需要能言善辯的國會議員。至今仍然不需 要，即使有所謂的人民代表，也只是需要「木訥」，因為他們就是被指定的舉手的工具與投票的機器，並不需要演講，也不需要辯論，因為有聖人早已經「一言以蔽 之」了。這不是偶然的。要是蘇格拉底與孔子在魯國相遇，孔聖人也許要殺的人就不是少正卯，而是蘇格拉底了。因為孔子殺少正卯的那五條莫須有罪名，強安到少 正卯頭上多少還有一些勉強，但是如果安在蘇格拉底頭上，就是十分恰當了。有趣的是，西方哲人被殺，中國聖人殺人。這就是中西文化源頭的截然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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