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誰是失敗者，誰是勝利者？- 節選

國共兩黨本是一家人，前後腳出生的兩兄弟，都是蘇俄的盧布、思想一個奶嘴兒養大的孩子。大哥國民黨，小弟共產黨，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在第三國際的 壓力下，乾脆共產黨整體加入了國民黨。毛澤東甚至當過國民黨的中宣部長。我常說，與香港人比較，大陸人更容易與台灣人溝通，台灣人更容易融入大陸社會。兩 岸政治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心理是同構的。

《一九四九》，看到你奶奶二十年代就參加共產黨，還帶著你爸爸去聽過毛澤東的演講，我就樂了。差一點，我們就可以紅色後代的身份同桌參加勝利者的流水盛宴了。你奶奶當了老革命，僥倖不死，進了北京城，沒準兒是全國婦聯供著的某大姐，節日大典跟著上天安門城樓子風光無限了。

就具體人而言，情感是一樣的。你爸爸經常拿著鞋底流淚想家，我很能理解。三五年(當地人不這麼說，叫民國二十四年)冬天，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我爺爺連夜趕 了兩雙草鞋，讓我爸帶上第二天跟著紅軍撤退。當地農民不叫「紅軍」，叫「烏老二」、「霉老二」，與當地「棒老二」(土匪、袍哥)同類。不同的是，紅軍到處 寫標語，沾石頭的地方都刻紅字，有棗沒棗一竿子，走一路政治宣傳一路。

我大伯是長子，大伯母生孩子，我爸爸頂替大伯當了紅軍。不頂不行，實際是強迫當兵。那時他才十五歲。我爸爸的臨終遺囑是，骨灰帶回老家。歷史的陰差陽錯，哥哥成了農民，弟弟成了將軍。本來應是另外一番圖景。

我爸爸講的「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跟所有的長征宣傳不同。過草地的時候，他趕的氂牛被偷殺來吃了，氂牛身上馱的東西自己背著；他的一袋子炒麵被戰友偷了， 他是餓著肚子走完草地的。所謂「長征」，是落敗逃亡。真正演繹著的，不是「革命理想高於天」，而是殘酷的適者生存的法則。

國共兩兄弟的差別，按照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說法，毛澤東(共產黨)爭天下比蔣介石(國民黨)更狠。否則不會把殺人如麻——中國人殺中國人的事至今當豐功偉業，否則不會把長春圍城之役——餓殺平民約三十萬(依《一九四九》的保守估計)，即相當於南京大屠殺人數的事兒津津樂道。

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對遼 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耳熟能詳，甚至倒背如流。「文革」後期中小學的政治課主要講三大戰役。我們知道，以「解放者」、「大救星」自居，當然是橫掃千軍如 卷席，是在國民黨政府的殘垣斷壁上，在國、共兩黨官兵的屍骨上，在億萬農民的血淚上建立合法性基礎的。

失敗者「轉進」到了台灣，卧薪嘗 膽，蝸居療傷。勝利者的行徑卻著實怪誕。他們不是像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的勝利者那樣，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休養生息，而是按照革命的血統論，把中國人嚴格 地階級成份等級化，一部分人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屬成百萬上千萬人墮入地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先是向 農民翻臉，踐踏土地革命承諾，踐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凝結土地革命成果的《土地法》，進行二次土改，變私有化為集體化、國家化、黨化，把幫助自己打下江山 的自耕農變成了農奴；次之向知識分子翻臉，向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翻臉，把過去的同盟者打成自己的敵人、右派，進行「洗澡」、洗腦、改造、專政。

接下來的是無休無止的黨內權力鬥爭，政治運動不斷，禍國殃民。在這裡，我要鄭重介紹二十世紀中國的偉大詩人牟宜之(一九零九—一九七五)先生。他一生追懷杜 甫士大夫的詩史傳統，悲憫情懷，在一九七一年深秋林彪事件后寫的《詠史之一》(其詩集《牟宜之詩》零九年在大陸出版)中抗議：「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 似馬牛。」

我以為，他的詩準確概括共產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后的歷史，堪稱「有韻之《史記》」。共產革命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災難。共產革命的每一頁都瀰漫著殺氣戾氣。

國共內戰，死個幾百萬人暫且不算，戰爭本來就是血腥的。我們要問，中共建政后，和平時期冤死了多少人？從土改、鎮反到文革、六四。光是「三年大飢荒」—— 不，是「五年大飢荒」！根據已經披露的檔案和相關研究，一九五八年雲南、河南等省已經開始大面積飢荒，已經大規模地餓死人了；一九六一年取消「大食堂」， 四川當政者李井泉深知毛澤東的心態，說大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繼續推行，致使四川大飢荒持續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前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在他大陸正 式出版的長篇回憶文章中說，大飢荒時期四川省餓死至少一千萬人。我的研究支持他的結論。大飢荒前，四川人口七千萬，也就是說餓死了七分之一！

「白 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中國大陸普遍地存在著人吃人的現象，以至國家主席劉少奇直面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說「文革」是浩劫我不反對，但是對於 底層民?而言，真正的浩劫是大飢荒！只不過大飢荒餓死的四千多萬人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一直處於社會弱勢階層，至今被剝奪被損害，沒有代言人為他們說話罷 了。五年大飢荒餓死了四千多萬冤魂野鬼不需要一聲道歉？

應台，上面說了道歉的四個前提，我還要加一條，即對歷史的正確態度。說到這兒，我給你講一個故事。

應該是一九九九年的某一天，我到一家圖書工作室，兩位編輯正在審讀一部書稿，見我進來，捂住了所有虛線後面的作者，讓我看選定文章的標題，我挑了幾個標題 讀：《中國的缺點就是沒有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 由》、《我們不害怕民主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論學術自由》、《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 業的保障書》、《言論自由與民主》、《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切實保障人民權利》、《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鬆懈》、《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我大叫，你們找死啊！這不是極右派言論嗎！她們大笑，笑得很失態，笑得我心裡發毛。她們亮出了文章作者。我一看：毛澤東、周恩來、陸定一！《解放日報》社論！《新華日報》社論！我先是一驚，繼而跟著大笑，笑完，便是浸透在沉默里的巨大悲哀。

許諾中國人民自由、民主、憲政，多黨合作，多黨執政，軍隊國家化，許諾農民「耕者有其田」，因此奪取了政權。結果怎?樣？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九年，中共執政六十年，至今沒有一項兌現。

中共最懂得在奪權過程中「自由」、「民主」訴求的含金量，也最懂得「自由」、「民主」對於動搖黨天下的基礎，結束一黨獨裁的殺傷力。所以，一旦奪取政權，就翻臉不認賬，對自由、民主棄之如敝履。

這本書叫《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編者笑蜀。書後來出版，不久被當局查禁。他們不想讓國民知道或者不承認當初白紙黑字記錄的承諾。按照常識 來理解，這種行為當然屬於賴帳。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民主、自由、憲政的「莊嚴承諾」和《歷史的先聲》出版、被查禁是上個世紀國人承受的最殘酷的玩 笑。

一方面隱瞞和編造歷 史，一方面又積極為自己的歷史作結論，比如延安整風時期的歷史決議和一九八一年的歷史決議，企圖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歷史、壟斷歷史、終審歷史、統一歷史， 恰恰說明了他們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歷史。在大陸，所有的事實都證明，勝利者對自己的勝利並不自信。斯大林非常自信地對第一次見面的毛澤東說，歷史是不會譴責勝利者的，意思是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是這樣嗎？時隔不久，這些「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幾乎全部被推翻了，改寫了。

國共內戰，禍害百 姓，國共兩黨身上都背著十字架，所不同的是，國民黨的十字架在蔣經國、馬英九身上卸了下來。一九八七年蔣經國審時度勢，宣布結束戰亂，民進黨異軍突起，在 開放報禁黨禁十三年後，通過民主選舉，擊敗國民黨，獲得政權。國民黨由執政黨墮入在野黨，洗心革面，脫胎換骨，完成現代政黨轉型，失去政權八年後，重新執政，完成了一個生命輪迴。

在這個意義上，你作為國民黨老兵的後代，有資格引以為榮。而我作為共產黨老兵的後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向你和你們脫帽致敬。

你還記得不，四年前，窗外夜飛雪，爐火風打燈，我們在長城腳下的一段對話？我說，國民黨的今天，應該是共產黨的明天。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靠武力所向披靡，打敗了國民黨，我們設想一下，國民黨今天舉民主旗幟，渡過台灣海峽，揮師北上，與共產黨和平競爭，結局會怎樣？你去看看前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南京拜謁中山陵， 市民自發出來歡迎的盛況就明白答案了。

你說：「馬英九背起國民黨的十字架，向歷史懺悔，是一個重要的象徵，但卻不是孤立的、獨特突發的事件，而是台灣民主道路上標誌里程的眾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僅只是國民黨的內在改變，最核心的驅動力，其實在於台灣的民主，造成了台灣整體的深層質變。」

誠 哉斯言。但是在怎樣的社會氛圍、沿著怎樣的路徑改變是個大問題。你知道，共產黨欠賬太多，歷史包袱太重，有著深刻的「被清算恐懼」。一九七八年發動的改 革，實際上是在認錯、還賬，甚至是在自我救贖，只是不明說罷了。我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中共高層改革者都有這一心態。據此， 去年底，我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個演講中，明確提出了「失諾（革命）——救贖（改革）」的歷史路徑和歷史解釋框架。

真相揭示，歷史清 算是難免的，區別在於，是暴力還是理性。有沒有出路？應該有。在馬英九馬場町道歉這個故事中，我注意到了一個細節：馬場町祭奠的現場，馬英九道歉，上百位 老人「微微回禮」。這「微微回禮」意義重大。我想，老人家們對馬英九的道歉還之以禮，似應是台灣社會對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的寬恕、和解和告別。

寫到這裡，一個追問就不能迴避了：海峽兩岸，國共兩黨，誰是失敗者，誰是勝利者？國共兩黨，如果以社會制度論，以民心論，它們彼此都是勝利者和失敗者。此話怎講？四九年中共是勝利者，國民黨是失敗者；零八年，國民黨靠選票重新執政，完成了現代政黨的轉型，並推動完成了台灣社會的民主化轉型，而共產黨仍然是一黨獨裁。在這個意義上，中共還能說自己是勝利者嗎？我們說歷史，從來都是長時段的，從來都是一個過程。

但是大陸比台灣複雜，大陸舊賬未 還，又欠新賬，六四是個巨大的心結。心結如何解？怎麼才能避免血酬清算？左思右想，只有寬恕、和解一途。圖圖大主教說：「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真相、糾錯、贖罪、反省、懺悔、寬恕、和解，防止仇殺，台灣、南非、東歐諸國給人類社會做出了典範。我們是可以學習的。

魯迅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 （見《娜拉出走後怎樣》）

那就要看我們這個民族的運氣了。但願是民主的和平的鞭子來抽打我們的脊樑。這不僅取決於執政黨，還取決於社會的每個階層，我們每個人。

不過，我可以肯定地說，即使最激進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不會贊成社會的暴力轉型。以暴易暴，對誰都不利。六四后，北京知識界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六四和解」。既然最近的六四可以和解，歷史的筆筆欠賬也就可以找到和解的途徑。

然而，和解的前提是中共要以天下蒼生、民族福祉為重，超越一黨私慾，政治體制改革承諾回到十三大——一九八七年，憲政承諾回到六十三年前——一九四六年，結 束黨法黨軍黨天下，結束槍杆子、筆杆子——「兩杆子」執政理念，把中國社會真正帶入民主社會，完成自我救贖。道歉，包括一九四九年在內，向共產革命幾十年 被侮辱被損害的黨內外國人道歉，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四日

（盧躍剛是《中國青年報》記者、報告文學作家、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創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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