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不該期盼偉人

這是篇摘自華夏文摘的文章。刪了第一段，也改了標題。儘管同意她說的不該期盼偉人的說法，但對她對戈爾巴喬夫的評論我不認同。在我看來戈氏和華盛頓屬於人類少有的「聖人」。他們對全人類都在追求的金錢，權力等等都看得很輕。戈氏雖沒能體面下台，但他完成了一個翻天覆地的偉大事業。

為什麼我們不該期盼偉人
　　馬克思·韋伯把政治家分為三種類型，超凡魅力型的、傳統型的和法理型的。超凡魅力型的政治家受遞減律的影響，最終超凡歸於平凡，用中國老百姓的話說就 是一代不如一代。其歸宿有兩個，一是回歸於傳統，一是回歸於法理。回歸於傳統的有可能陷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惡性循環的周期率，如中國。回歸於法理 即走向憲政，如英國、美國，如現代的韓國和中國的台灣。

　　憲政國家很少出現超凡魅力的領袖，因為那裡的人民不相信領袖只行善而不作惡， 即使這些國家的總統、總理、首相出自於善良的動機，那裡的人民也擔心播出的龍種收穫的也會是跳蚤。他們對制度的忠誠遠遠高於對超凡魅力的祈盼。溫斯頓·丘 吉爾在二戰中貢獻卓著，魅力超凡，可二戰結束之後，英國人民仍然沒有選舉他連任首相，與其同一期間的羅斯福連任四屆總統，美國人民認為羅斯福是「我們時代 最偉大的人。他是作為這場戰爭的英雄死去的，他的的確確做到了為美國人民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可美國人民在他死後通過了憲法修正案，修正案規定：「無 論何人不得當選總統職務兩次以上；無論何人在他人任期內擔任總統職務或代理總統超過兩年者，不得當選擔任總統職務一次以上。」他們認為總統無論如何終歸是 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不可否認，在特殊歷史時期，總會出現超凡魅力型的領袖。古代的不說，近現代的例舉式的法國有拿破崙、俄國 的死寧、英國的丘吉爾、美國的羅斯福、中國的毛澤東、鄧小平（索爾茲伯格里在他的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里稱鄧小平是永遠打不倒的小個子，索氏 稱一見到鄧小平「如遭雷擊」，至今對此印象深刻）這些超凡魅力的人在歷史時期確實能力挽狂瀾、扶大廈於將傾。說英雄創造歷史是誇張的，但優秀的政治家在關 鍵時期的識時務、應天理、順民意的天才政治決斷能力卻無法否認。鄧小平在1978年改革開放和1992年的南方談話可作為人們熟知的注角。

　 　正如西方的民主法治傳統對西方的當代政治有深刻影響一樣，中國人的政治傳統對中國的政治走向也有著深刻的政治影響。西方的民主法治傳統使得人民總是對那 些位高權重的人充滿了懷疑和不信任。中國人性善的傳統文化對中國的好皇帝充滿了斯德哥爾摩般的迷戀（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 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於他人。）他們無視皇帝的專權、濫權、侵犯人權、三宮六院、妃子無數，只要是一個好 皇帝，他們隨時獻出自己本來神聖的生命。當人們看到他們希望的好人不能滿足自己心目中的好人形象時，他們又祈求新的好人的出現。

　　一個不從歷史經驗吸取教訓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中國人求好人政治求了幾千年，也沒求出一個真好人。人們的希望都寄托在包青天身上，好皇帝身上，好人身上。國內的思想者幾千年沒有什麼進步，一天到晚守著人性善的破碗如孤魂野鬼般地到處遊盪。中國有一首歌叫《東方紅》，其中有段歌詞寫道：「東方紅，太陽 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可就是這樣一個超凡魅力的大救星，建國之後做了什麼呢？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 命」，毛澤東做的哪一件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幸福在哪裡？儘管這些錯誤的發生不能怪到毛澤東一個人頭上，這些錯誤是領袖與群眾互動的結果，也是傳統文化的產 物，更是專制制度使然，可毛澤東本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時至今日，仍然有人用死人壓活人，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反對建立普世價值，反對建立民主憲政。他們的 屁股上印著封建的紋章暴露了他們的本質，他們義憤填膺神聖表達掩蓋不住遺老遺少的真實面目，他們對偉人政治的強烈呼喚遮擋不住他們孱弱的靈魂，他們對英雄 的渴望屏蔽不住他們內心的懦弱，他們通過對強人的祈求來滿足被閹割心理。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許章潤認為：「至晚從鄧公仙逝以降，中國社會的『奇理斯瑪』（即超凡魅力的領袖）便已一去不返，即便君心有意，私淑再三，也無重啟強人政治的現實可能性了。自此以還，遍尋國中，無人得當這一角色，或者說，再也不存在造就強人政治的社會歷史條件了。造就絕對權威的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不再，絕對權威隨之不存，猶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失察於此，模仿強人，甚至自以為強人，徒落笑柄而已。（許章潤：中國步入訓政初期）

　　有時候，政治家的軟弱是國人之福，正是當時英國國王的無能與軟弱才使得英國的民主憲政成為現實。正是有了戈爾巴喬夫這個所謂的軟弱的政治家，才使得解體之後的蘇聯各國及東歐在政治上走上了民主憲政之路。在柏林牆倒塌20周年之際，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就說，「非常幸運，戈爾巴喬夫是一個軟弱的政治家，一切進展順利。」

　　這是一個呼喚強人的時代，這是一個驅逐強人的時代。呼喚強人是人治使然，驅逐強人是法治使然，時下的中國，正處在人治與法治、專制與民主十字路口，是進是退，取決於公民社會的壯大和政治家的決斷，取決於維權與限權的博弈。

　　我寧願選擇越來越平庸的人當選國家領導人，而不願選擇超凡魅力的領袖如朝鮮金氏族般地代代固守權力，為家國黨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果我們選擇人治，那我們就得隨時做好進入地獄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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