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背後的極左智囊團

8月2日，《紐約時報》刊登了首席中國記者儲百亮的文章《習近平強硬政策背後的智囊團》。儲百亮的文章撩起了一個中國知識群體的面紗。他們是中國的學術精英，利用專業知識服務於習近平的極權思想和中國政府的專制政策。在港版國安法立法中，他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14年，北大法學教授強世功參與起草了北京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文件；北大教授陳端洪在中共宣布制定安全法計劃的一年前，就提交了一份關於為香港引入安全法的內部報告。

儲百亮在文章中說，在這個意識型態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這些學者認為中國必須恢復世界強國的地位，甚至取代美國。他們認為受西方啟發的法治思想是危險的海市蜃樓，可能會阻礙黨的發展，認為中國的法治和黨是分不開的，因此反對用憲法束縛共產黨。這些中國學者當中許多人曾經接受自由主義思想教育，卻轉而鼓吹一黨專政，並支持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的威權體制。他們支持北京的強硬路線，許多提議被中共政策採納，包含港版國安法、同化少數民族政策。這些學者為習近平廢除主席任期限制辯護，稱讚習近平是一位歷史性的領導人。如何理解這個知識群體？名利固然是他們的興奮劑，但以「名利」一言以蔽之又有失簡單。就此話題，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從自由主義轉向國家主義

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從自由主義轉向國家主義與中國經濟崛起密不可分。大家應該還記的，1996年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的《中國可以說不》和宋曉軍的《中國不高興》兩本書。他們都強烈地表達了中國國家主義的觀念。

有學者分析認為，1980年代末以來，蘇東劇變，對中國的知識分子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一批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國家能力」，才能抗衡資本主義國家的「顛覆」，其中以王紹光和崔之元為代表。另外一批認為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出現了嚴重的貧富懸殊和官員腐敗，自己放棄了社會主義體制的一些原有優勢，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汪暉。這兩批人都對1980年代的「啟蒙自由主義共識」發起了挑戰，認為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他們藉助西方馬克思主義、社群主義和當代政治學的理論來批判西方的普適人道主義思想。德國哲學家卡爾·施密特的理論開始受到追捧。

自由主義學者劉瑜說，：施密特的主權決斷理論認為，當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說的非常狀態時，沒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憲政民主體制……換句話說，主權不服從憲政狀態，而是在關鍵時刻拯救憲政狀態…… 在敵人與朋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把施密特推到極端，就是暴君或暴民可以任意指定「敵人」、捏造「危險」，繼而以「決斷」的名義實行暴政，而這正是20世紀極右和極左極權悲劇的邏輯鏈條。施密特無非是希特勒第三帝國時代的姚文元而已。此公1933年加入納粹黨並被任命為納粹法學聯盟主席，「二戰」后差點在紐倫堡受審，並從此被禁止在德國任教職。就是這樣一個人，半個世紀后被一群中國學者當做思想界的最新款LV包，挎在胳膊上炫耀；這樣一個邏輯上漏洞百出、倫理上早已破產的理論，竟然被一大群中國學者作為學術地溝油回收過來，炒出油光滑亮的論文和書籍，真是情何以堪。

施密特的國家主義思想對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影響很大。1991年，王滬寧在《美國反對美國》一書中指出：「美國的體制，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制。」他似乎毫不懷疑地認為，中國的集體權威體制將戰勝美國民主體制。從王滬寧的著作，我們是否可以看見施密特的影子。北大法學教授強世功被認為是施密特理論在中國的重要推手之一。「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憲法律必須服務於這個根本目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陳端洪在2018年寫道。他引用了施密特的理論，證明香港需要推行安全法。「當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陳端洪寫道，領導人可以將平時的憲法法律規範暫置一旁，「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但在2009年12月，陳端洪還曾與錢明星等5名北大法學院學者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關於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要求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他說「強拆問題需要用制度的公平來解決，『釘子戶』也同樣如此。」但昔日自由主義的陳端洪早已華麗轉身了。

第二，中國的紅色智囊是如何煉成的？

儲百亮說，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培養了大批學者來捍衛自己的議程，而這些威權主義思想家的突出特點是，他們毫不掩飾地鼓吹一黨專政和堅定自信的主權，並且轉而反對他們當中許多人曾經接受的自由主義思想。在這個意識形態競爭日益加劇的時代，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增強中國的力量。他們把美國描述成一個危險的、手伸得太遠的爛攤子，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後更是如此。他們反對用憲法束縛共產黨的控制，認為受西方啟發的法治思想是危險的海市蜃樓，可能會阻礙黨的發展。他們認為中國必須恢復世界強國的地位，甚至成為取代美國的新型良性帝國。他們稱讚習近平是一位歷史性的領導人，領導中國經歷一場重大變革。

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有基本的自由民主和公平正義理念。習近平上台以來的嚴重政治倒退和人權侵犯事實，為什麼他們視而不見？就香港而言，「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明確規定了香港人的自治權。港民上街遊行示威不正是在維護自己的法律權利嗎？中共在香港製造的肖建華和銅鑼灣書商綁架案以及港警濫用暴力事件，為什麼他們視而不見？如果他們是純粹的國家主義者，為什麼他們對社會不公事件沉默無語呢？中國古代士大夫大都將國家置於個人至上，但他們對蒼生疾苦無不仗義執言。當代中國國家主義知識分子似乎與當權者站在一起，除了擁護支持當權者及其政策，不再發出批評的聲音。

我們以田飛龍作為一個分析的樣本。田飛龍今年37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他是港版國安法的堅定支持和宣傳者。2014年香港雨傘革命，使他開始贊同中共的說法，那就是自由可能走得太過火，會威脅國家統一。他告訴《紐約時報》，六年前他在香港目睹了騷亂，使他「重新思考個人自由跟國家權威之間的關係。田飛龍曾經認為香港體現了他曾學習的自由政治理念，但是現在他轉變成了示威活動的強烈批評者，堅定捍衛港版國安法。

日前，田飛龍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是「一國兩制」法治建設中的一個典範，不僅充分體現了國家安全屬「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事權，也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實現了「一國」和「兩制」在制度上的互聯互通，凸顯了「一國」對「兩制」的制度塑造能力和保護能力，全面準確展示了「一國兩制」應有的法理基礎和制度風貌。香港國安法在制定過程中，注意尊重和吸收香港的人權標準和法治標準，尤其注重和香港已經實行的法律制度、司法機制，特別是普通法的基本原理相結合。香港國安法完全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精神，是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也從國家層面為推動香港特區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我不知道，這位學者在說這些胡話時是否會面對靈魂的拷問，是否會有一絲良心不安。有意思的是，國家主義者田飛龍竟然是自由主義學者張千帆的學生。張千帆對此也很無奈，他對田飛龍說：「一直以來，我也認為言論自由文責自負，尤其是對已經畢業的學生從前的老師也無權干預，所以從未公開辯論。尤其是你讀博主要是跟王錫鋅老師，思想上則受高老師、陳老師影響更大，但畢竟名義上是我學生。不少自由派學者問你的思想傾向何以如此國家主義和我的自由主義南轅北轍，我也很難解釋。立場不同可以容忍，但你一些言論明顯有曲意迎合之嫌，令人失望痛心。你本是同學中才華出眾的一個，希望你能把才華用在正道上，不要為虛名小利所惑，喪失學者的基本良知底線。人的一生在歷史長河中很短，但政治氣候變化莫測，而你的文字白紙黑字是永久留存的，將來時空變幻又如何以此文字面對自己同行、學生乃至後代？望慎思之！人可以無才華，但不可無廉恥。」張千帆所指高老師，就是上海交大教授高全喜。他曾表示：「此人（田飛龍）可恥久矣！我們的學理早就分野甚巨，政治憲法學派左右之辨已若霄壤之別。我早就不是他的導師，千帆也不認這個弟子。」高全喜和張千帆的兩段話，從語氣上看似乎高全喜比較激烈，但從辭意上來看，張千帆的話明顯要更重。高全喜只是說他和田飛龍立場對立，但張千帆除了承認這點，還指出田飛龍有「投機」的嫌疑。據了解，張千帆已經清理門戶，不再承認與田飛龍的師生關係。但田飛龍是難以回頭的，因為他現在正是春風得意之時。

我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大都追求名利，他們抱著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希望自己的人生走向成功。學術只是他們博取功名的工具。他們中一部分，當統治者主張自由民主時，他們是自由主義者，但當統治者是威權和極權主義者時，他們又會成為威權和極權的幫凶。這既源於中國長期的洗腦教育，也源於他們的功利人性。大多數人在政治黑暗時會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只有少數學者，敢于堅持真理，講真話，甚至殺身成仁，如許章潤、鄭也夫和蔡霞等。

田飛龍之初是自由主義者不假，但他的自由主義理念並不堅定。中國傳統的家國情懷、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加之西方國家主義思想對他產生了較大影響。田飛龍希望自己成功飛龍在天，不願像他的老師張千帆不容於政府。他研究香港法律事務自然希望取得學術成就，與政府合作名利雙收。香港人能給他什麼呢？他發表了大量的國家主義文章，支持中共強硬對港政策，主張用「一國」取代「兩制」。名利和已發表的觀念變成了他的路徑依賴，最終他只能一條道走到黑。有意思的問題是，如果一日習近平下台，香港國安法被推翻，田飛龍又會如何轉變他的學術觀點呢？

比較強世功、陳端洪、田飛龍與許章潤、張千帆、賀衛方、鄭也夫、蔡霞，我們會發現同為知識人，但他們的價值追求和學術品質是如此的懸殊。精英之恥的危害遠甚於平庸之惡。平庸之惡罪在服從邪惡，而精英之惡罪在參與製造罪惡。習近平強硬政策背後的智囊團固然風光一時，但終將蒙羞一生，而真正有良知和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將會彪炳千秋。正如榮劍先生所言：知識人的精神史表明，即使在最惡劣的政治環境和政治條件下，即使絕大多數知識人因為暴力的脅迫和生存的誘惑而放棄了基本的道德底線，還是會有一些德性的使者勇敢地站出來，承擔起在非常時期重建道德世界的偉大使命。他們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黑夜的守望者，不是靠祈求和等待，而是依據天命所賦予的道德職責，通過個人當下的行動和工作去創造歷史的破曉時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