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成功的起點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破除迷信，接著又有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從此全國進入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道路。在此之前是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如果沒有浩劫的文革，中國人民未必能夠幡然覺醒，認識到封閉和迷信的錯誤，毅然決然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從更遠的歷史回顧來看，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來，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是唯一的一段和平建設時期。過去不是各國列強欺侮中國，就是中國不爭氣，自己人斗自己人。中國人積鬱了一個多世紀的建設熱情，至此有了表現的機會，因而迸發出空前高漲的勞動熱情。這一段歷史不但在中國歷史中是罕見的，在世界的歷史中也難得發生。所以想要別的國家模仿中國的做法，實際上是不大可能的。
中國30多年的高增長還有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促成，也不是別的國家能夠模仿的。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國家集中掌握大量資源。如果領導人錯誤濫用資源，就會造成國家的災難。相反，如果領導人恢復理智，合理安排資源，就能促進經濟增長。這一條件不是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所能夠做到的。特別是基礎設施的建設，市場雖然也能夠完成，但是耗費時間極長。試比較印度和中國在電力和交通方面的建設，就能明顯地得出結論。電力和交通是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印度（以及埃及、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國）缺電、缺交通已經幾十年。新德里的高檔賓館都要有自備發電機，以應付沒有預告的供電中斷。而中國從來沒有缺電、缺交通。
區別在於，這是國家興辦還是市場中的私人興辦。基礎設施從順利建成到投入使用，牽涉到征地、收費等大量交易費用。印度人用電不繳費，坐火車不買票，已經成了習慣。要一個個地說服繳費、買票，要花費巨大的交易費用，靠市場是很難成功的。在這些民主國家裡，政府的命運掌握在百姓手裡，怎麼敢對百姓發威？而在中國，從來沒有用電不繳費、坐火車不買票的事。在公路建設方面，中國也遠遠走在前面。2014年中國就有12萬公里的高速公路，而印度只有區區幾百公里。如果大型超市和購物中心也算基礎設施的話，印度也非常落後。那裡的商業主要靠小商鋪和攤販。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有數不清的超市，甚至在村鎮超市也不少見。超市靠信用立足，明碼標價，沒有討價還價，解除了買方怕上當受騙的心理負擔，使得交易容易成功，極大地節約了交易費用。超市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商業面貌。可是印度還在摸索之中。
為什麼在中國，政府能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而別的國家不行？原因很簡單，中國政府有錢。一般的民主國家政府都是窮的，往往還欠了大量外債。根本沒有力量從事非常花錢的電力、道路等的建設。那麼中國政府的錢從哪裡來的呢？這就要看國民收入的分配了。從經濟學我們知道，全國人民創造的財富GDP分配給了創造財富的生產要素，即勞動、資本、資源（主要是土地，其次是礦山）。其中勞動所得就是工資，全部歸了個人。資本所得就是利息和利潤。中國的情況是，存在國家資本（國企）和私人資本（民企）。國家的資本所的歸了國家。在別的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國家裡，資本所得也全都歸了百姓，而在中國有相當一部分歸了國家。最後，資源所得幾乎全部歸了國家，因為土地和礦山是屬於國家的。所以中國國家得到的分配遠高於其他國家。這就是中國政府特別有錢的原因。
中國政府特別有錢，或者相對而言中國百姓分配得比較少，決定了中國經濟的許多特點。首先是非常高的儲蓄率，也可以說是非常低的消費率。百姓所得大多用於消費。百姓所得較少，必定是消費比較低。政府所得都用於投資（由儲蓄轉換而來）。政府所得高，必定是投資高。中國的儲蓄佔了將近GDP的一半。所以中國在經濟起飛時從來不缺資金，蓬蓬勃勃的建設工地到處可見，極大地加速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往往缺少建設基金，但是中國卻是例外。這一現象的背後是公有制在起作用。投資高，在建設初期是很合理的。但是成長到中等收入國家時，依然投資高消費低，就會出現生產能力過剩的毛病。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不能被適當的消費吸收，這已成為中國經濟的痼疾。
中國的公有制體現在巨大的國有企業領域，它們都是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要害企業，而且多半是用行政力量維持其壟斷地位，如金融業、電力業、石油業、通訊業、交通業。它們雖然由於缺少競爭而效率低下，但由於壟斷仍能獲得巨額利潤。附帶說一句，大國企的巨額利潤基本上並不上交國庫，或者只上交10%左右，只是到2020年要爭取提高到30%。由於這些最能賺錢的行業都被國家壟斷，不允許私人資本進入，民間資本嚴重缺少投資機會，不得不湧向比較開放的房地產業。所以全國各地都出現大量空置的住房。它們都不是為了滿足住房需求而購買的，而是為了存錢。民間資本缺乏投資渠道被擠進房地產業的結果，造成了令人擔心的房地產泡沫。
中國大城市的房價比高收入國家還高出一半多。房價的成本是土地、建材和勞動。如果這些要素，特別是土地供應充足，能夠抑制過高的房價。在中國，由於土地市場的扭曲，造成地價畸高。中國的土地市場只有拍賣，即需求方的競爭，沒有招標，即供給方的競爭。因為供給方只有一個，即土地所有者——政府。由於土地市場的不完善，使得土地的使用非常不合理。比如在繁華的大城市中心有大片農田，在奢侈的高樓建築旁邊又有破爛的民宅，還把居民區的高層建築放在遠離市中心的市郊，四周缺乏商業和基本的生活設施，只見孤零零的一堆高樓。這種現象在中國的大中城市到處可見，只因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想盤活土地市場，但是由於土地公有制的障礙，至今見效甚微。
中國的資本市場同樣由於國有壟斷，缺乏競爭，效率很低。中國的銀行全都是公有資本，私人資本不允許進入。再加上金融業對國有企業的照顧，資金運用的合理性受限制，結果出現高利貸和低利貸並存的奇怪現象。民間借貸的利息高到30%以上（年息），而銀行提供的貸款利息率只有8%。這種低息貸款只有國企和優質客戶能夠享受，普通的民企望塵莫及。它們只能到半地下的金融市場找出路。我們喊了多年的利息率市場化化，就是要糾正這種不合理的資金配置。其根本的辦法就是金融業對民間資本開放，促進公平競爭。李克強總理已經著手解決民資進入金融業的問題，批了少數幾家民資銀行，但是進展緩慢。
三大生產要素，即勞動、資本、資源的利用，在中國的利用效率比較高，這是因為中國沒有西方國家裡強大的工會組織，也沒有過分的福利保障，市場是相當自由的。其他資本和資源的利用，由於公有制的關係，和西方國家佷不相同。中國的這種公有制有利有弊。在建設初期，強大的國家投入避免了基礎設施不足的瓶頸限制，保障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其副作用則是在中後期的產能過剩，高投資未能惠及百姓，提高他們的消費，而是陷入投資自我循環的陷阱。這種經濟結構能不能引導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並不令人樂觀。
所以中國經濟現在迫切需要結構調整，以適應成長期結束之後的新情況。這一調整要從GDP的分配開始，使全國人民所創造的財富，較多地分配給百姓，而不是國家，從而促進消費，減少投資，扭轉投資自我循環，陷入產能過剩的尷尬處境。只有國民收入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改變之後，經濟結構才有可能朝提高消費的模式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