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教授質問習近平倒行逆施的萬言書 - ZT

如果讀者嫌萬言太長, 可跳過"墊鋪", 直奔要點 (俺用粗體畫了些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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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士林教授給習近平的萬言書

一個共和國公民的困惑
——致習近平總書記的萬言書
     

網訊2013-10-17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習近平總書記尊鑒：
    值貴黨十八屆三中全會行將召開之際，給您寫這封公開信，一則預祝全會圓滿成功，二則坦誠地交代一個共和國公民對時局的困惑和憂慮。
    記得十八大閉幕之際，作為新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您的沉穩、敦厚、親切、樸實、坦誠給中國和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您深圳行表明的堅定的改革態度、您關於「將權力放進籠子里」等反腐敗的一系列講話、您關於「憲法的權威在落實」等法治主張，都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擁護，國人對中國的改革事業充滿期待，充滿信心，世界也向中國投來友好的目光。
    但是，近一年來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一些動向，卻令國人陷入深深的困惑。改革的堅定態度和意識形態的嚴厲要求形成了巨大的張力，似乎南轅北轍，令人無所適從，甚至深感憂慮。故給總書記寫信，希望總書記解疑釋惑。

困惑一關於「道路論」

總書記先生在十八大召開兩個月後，提出了著名的「道路論」，您指出道路問題最重要，強調不能割裂改革前時期和改革后時期，認為兩個時期本質上都是社會主義實踐，既不能以改革后時期否定改革前時期，也不能以改革前時期否定改革后時期。
    您的「道路論」是一個多年未見的新提法，值得高度關注。
    記得毛主席他老人家當年也最重視＂道路＂，例如談到文革，他斬釘截鐵地要求：「這次運動，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說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都充滿了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那麼請問總書記先生，毛主席提出的「道路論」和您提出的「道路論」是什麼關係？您提出的「道路論」當然絕不會是對毛主席這個「道路論」的繼承，那樣就回到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就違背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就顛覆了改革。但按照您論證「道路論」時提出的「兩個時期不能否定」，您的「道路論」卻必須繼承毛的「道路論」，這未免令人大惑不解，無所適從。
    按照「兩個時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是否不能用改革來否定文革？不能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不能以發展就是硬道理否定批貓論？不能以發展民營經濟來否定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能以科學發展觀來否定大躍進？不能以家庭聯產承包來否定人民公社？不能以不爭論來否定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來否定九大？
    按照「兩個時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是否反胡風、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反彭德懷、抓習仲勛、直到文化大革命反彭陸羅楊、反劉鄧陶……即便上億人慘死、即便知識精英被掃地以盡，即便幾乎所有和毛出生入死的戰友全都被關被整被殺害，即便國民經濟陷入崩潰，即便出現封建法西斯恐怖專制，也都不能否定，因為那都是社會主義實踐，本質上都是好的？
    學習總書記「道路論」還有一個困惑要請教：
    如果道路論成立，如果不能以改革后否定改革前，那麼，怎樣理解鄧公講的「積重難返」？    怎樣理解鄧公的「撥亂反正」？改革究竟是改什麼？
    這裡不揣淺陋地提出個人看法，請總書記先生指教。
    我認為，從一個人到一個黨，自我否定沒有那麼可怕。中國共產黨的歷程就是在自我否定中走向勝利。想當年遵義會議時期，正是由於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堅決地進行自我否定，從根本上扭轉左傾冒險主義那一套做法，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文革末期，也正是由於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人堅決地進行自我否定，放棄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而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才走出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危機，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相反，如果一味地文過飾非，諱疾忌醫，甚至連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文革十年浩劫這樣的大災難、可怕錯誤都以「動機是好的」加以掩飾、曲為之辯，只能使黨背上沉重的歷史包袱。其實，中國共產黨只要領導人民堅定地全方位地推進改革，朝著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繁榮的目標前行，黨的執政地位就堅不可摧，似乎沒有必要用「道路論」「兩個時期論」等意識形態論證來強化黨的歷史合法性和現實執政地位。

困惑二關於憲政討論

關於憲政的討論，是學術界首先是法學界為落實中央建設法治國家的號召，深入開展的學術討論和政改探索，這個討論和探索發揚思想解放的精神，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從法理層面和政治結構層面揭示了建設法治國家面臨的很多現實問題，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視至少值得參考的意見，是十分正常、應該鼓勵的學術討論和政治建議。討論的參與者以富於建設性的態度、充滿誠意的合作精神提出依據憲法治國，落實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依憲法精神設計國家法治體系、政治模式等等，完全符合十八大強調法治的根本精神。但這樣一些充滿善意的溫和的法治建議和政治主張，卻遭到強烈地反彈和批判。一段時間以來，幾家主要黨媒連篇累牘地攻擊憲政討論，給其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有的文章甚至一上來就將關於憲政的不同看法上升為政治鬥爭，斷言「憲政只屬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無法兼容」，甚至稱「憲政潮」是對十八大精神的挑釁，讓人立刻想起文革大批判最熱衷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在建設法治國家已經成為黨和國家最重要的國家戰略目標時，多家核心黨媒卻倒行逆施，對憲政討論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圍攻，令人大惑不解。
    這裡不揣淺陋地提出個人看法，請總書記先生指教。
    對憲政討論進行政治批判的人以為給憲政貼上資本主義標籤就判了憲政死刑，就剝奪了憲政主張的政治合法性。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社會主義也要繼承資本主義的全部合理遺產，包括它在制度建設、依法治國方面的歷史經驗。如果一種思想、模式、體制、系統形成於資本主義社會就與其不共戴天，那麼現代市場經濟也產生於資本主義，我們還搞不搞市場經濟？從憲政自身的理論邏輯和政治性質看，根本沒有理由說憲政就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它是近代以來人類通過數百年政治實踐形成的政治文明成果，精髓是立法依據公民意志、憲法至上、依法治國、法律之上無權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很多法學家、政治學家及其他學者反覆明確指出，憲政就是依憲法執政。當代中國講憲政的政治出處來自胡錦濤先生，胡當年明確指出「依憲執政」，也就是「憲政」。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並強調中國要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習總書記更明確要求維護憲法權威，並強調指出憲法的權威在落實，都是要求依憲法執政，都是憲政的題中應有之意，反憲政論者反對的實際上是黨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建設法治國家的戰略決策，直接顛覆十八大精神，最粗暴地公然否定建設法治國家的文明訴求。
    憲政其實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底線，給這個底線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是將社會主義妖魔化。只有資本主義才講憲法？才講法治？才講依憲法執政，也就是講憲政？社會主義就不講憲法？不講法治？不講依憲法執政，不講憲政？那麼社會主義怎樣治國，像毛澤東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社會主義既然是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制度，理應比資本主義更好地落實憲政，反憲政論者卻操起陳腐不堪的階級鬥爭論拚命將憲政概念妖魔化，完全喪失理智地反憲政，製造混亂，意欲何為？
    初通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最遲從清末新政開始，就已發動了憲政實驗，從孫中山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奮鬥，就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強的現代國家。回首當年，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條條都講憲政，《新華日報》對國民黨專制的抨擊，條條都依據憲政。如今社會主義的中國卻要反憲政，這不是要倒退到慈禧太后之前嗎？這不是陷社會主義於不義嗎？誰在詆毀和糟蹋社會主義，難道不正是反憲政論者嗎？

困惑三關於普世價值

同樣受到大規模政治批判的，是對所謂普世價值的探討和提倡。已經有甘肅省委書記公開表示拒絕普世價值，湖北省委宣傳部長指責憲政民主普世價值都是美麗謊言，《環球時報》主編則揣測說主張普世價值背後有政治動機，還有所謂「不給普世價值留空間」等等。這樣一些表態顯然具有高層背景，因此格外引起關注。
    什麼是普世價值？不外乎是人類應共同遵守的價值規範。普世價值的形成，有來自於人類數千年社會生活形成的價值認同，有來自於當代世界文明的價值共識。前者如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基督教的金律「己所欲，施與人」，這些話都刻在聯合國總部大廳的牆壁山，昭示著人類應共同尊奉的行為準則。後者如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繁榮等，均為當代世界普遍認可的價值取向（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也明確地提出了這些價值訴求）。不言而喻，普世價值是歷史發展到今天，人類付出無可估量的代價形成的共識。
    在我們所處的全球化時代，追求普世價值本來十分正當、十分自然、十分必要。普世價值是全球化時代人類共生共榮的基本前提，全球化自身恰好就正是一種普世價值。習總書記在美國發表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夢和美國夢是相通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生動表述。記得您在與奧巴馬會晤后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夢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沒有普世價值，焉能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沒有共同追求，夫妻間也要同床異夢呀！
    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推進改革開放，主動積極投入全球化的時代，對普世價值的激烈批判同樣令人大惑不解。
    這裡不揣淺陋地提出個人看法，請總書記先生指教。
    對普世價值的批判，往往出於這樣一個理由：西方所謂普世價值不過是對我們搞滲透的口號，不過是和平演變的陰謀。這是過去我們與西方社會長期冷戰所形成的一個有歷史原因的理由。但時代已經發生巨變，冷戰體系早已瓦解，特別是我們國家經歷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可以擁有起碼的自信，十八大不是講了那麼多自信嗎，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麼自信，就沒有必要再十分緊張地防滲透反和平演變。我們完全擁有能力和胸襟面對世界、投入世界，同時又維護我們的國家權益，包括我們的價值觀。
    實際上，我們國家的社會生活包括意識形態準則，在在體現著普世價值的訴求。國內有些人，剛開完北京奧運就攻擊普世價值。北京奧運的口號是什麼？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這不是普世價值是什麼？
    馬克思主義不正是一種普世價值嗎？過去我們經常講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不正是普世價值和具體國情的結合嗎？我們一直到今天還在堅持這個普世價值，怎麼能一提到普世價值就視若洪水猛獸呢？
    當然，討論普世價值，不能忘記我們國家有自己的國情，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們講國情也好，講特色也好，恰好是為了更好地推行落實普世價值，而不應是對抗排斥普世價值。就是說，我們對普世價值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闡釋，但不應簡單粗暴地否定拒絕普世價值。
總之，正確的態度不是反對抵制普世價值，而是為推進普世價值的實現作出中華民族的貢獻。例如中華傳統文化對普世價值的建構就可以做出很多貢獻。初步梳理一下，至少以下六種文化取向，可以為未來人類文化的培育、為普世價值的發展提供思路、啟示、資源和模式：

1 包容的（對異質文化採取包容態度）
2 人間的（對宗教世界採取人間態度）
3 共贏的（對人際社會採取共贏態度）
4 中庸的（對思想實踐採取中庸態度）
5 親和的（對自然萬物採取親和態度）
6 大同的（對人類未來採取樂觀態度）

普世價值是人類共同崇奉的文明價值，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共同訴求。特別在全球化時代，普世價值的認同對於各民族國家和諧相處無疑是一個文化前提。一般地絕對地拒絕和批判普世價值，恐怕要陷中華民族於不義之地。

困惑四 關於意識形態政策
   

一段時間以來，意識形態政策出現了高度緊張的動向。各方面大員紛紛公開表態，語詞嚴厲，充滿火藥味。省委書記、教育部長、新華社長、31個省委宣傳部長、主要黨媒均明確提出要開展「輿論鬥爭」，要「捍衛陣地」，要「亮劍」，更有《解放軍報》呼喊打「上甘嶺戰役」，甚至國家武裝力量的代表、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先生也公開表態軍隊要介入思想文化領域，要打擊網路上的「敵對勢力」。
    「輿論鬥爭」已經成了意識形態工作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亮劍」「上甘嶺」居然成了意識形態管理的手段。這樣一些言論，都打著落實總書記819講話的旗幟，其實和總書記公開發表的819講話的基調完全不同。
    在一個和平年代，在改革開放成為時代主流的社會氛圍中，在中央政治局發出「思想解放無止境」的呼籲中，如此劍拔弩張地對待思想輿論，面對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又是亮劍，又是上甘嶺，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這裡不揣淺陋地提出個人看法，請總書記先生指教。
    首先提出一個問題，目下這種用「武器的批判」來對待「批判的武器」的做法，真的能解決思想輿論問題嗎？
    就迄今為止各路大員發表的公開言論來看，根本就無法解決思想輿論領域的問題，反而激化了矛盾，空前地製造了社會緊張。
    例如教育部長袁貴仁先生要求高校遵守馬克思主義，稱高校是意識形態陣地，要捍衛陣地。但是這個表態無法解決人們心中對中國教育問題長期存在的疑慮，例如無法面對「錢學森之問」：中國的教育為什麼出不了大師？六十多年了，我們哪一天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但是為什麼就是出不了大師？六十多年沒有出一個大師，這難道不是中國教育非常值得總結的教訓？為什麼我們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反而出不了大師？
    黨一直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必須堅守的意識形態準則，但是政治的意識形態準則和學術的思想流派是不是應該有所區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思想流派，學者遵循什麼指導思想、認同什麼思想流派進行學術研究應有絕對自由，不能因為非馬克思主義就扣上謬誤甚至反動的政治帽子。別的領域我不熟悉，僅拿人文學科領域來說，王國維、梁漱溟，陳寅恪、胡適，熊十力、牟宗三，這些現代史上的學術大師都不相信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但是哪位馬克思主義學者比他們成就大？馮友蘭、朱光潛等解放后確乎服膺了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的學術輝煌時期恰好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在當代中國，真正創造性地接受和闡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大師只有一位李澤厚，但他卻受到奉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的思想文化管理部門的百般刁難，無理打壓，粗暴批判。
    高校除了是意識形態陣地，還應是教育科研機構吧？請問世界上有一種教育科研必須遵守某種主義嗎？那是中世紀的信仰呢，還是現代教育和科學研究？是遵守一種主義有利於學術研究和培養高素質創造性人才呢，還是發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利於學術研究和培養高素質創造性人才？這個問題需要作出解釋，不是簡單地捍衛就能解決的。
再如對待思想輿論問題，國家武裝力量的代表和媒體出面採取軍事鬥爭姿態是否合適？
軍隊系統關注網路，應集中於網路間諜問題、軍事情報安全問題，但卻對網路思想輿論問題大發議論，甚至發出嚴厲威脅。網路思想輿論問題說到底是網路上的筆杆子問題，槍杆子對筆杆子發出威脅，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用槍杆子來對付筆杆子，是現代文明社會最不可取的行徑。宣傳部門夠強大了，實在不自信還有警察和安全部門，軍隊是否以不摻乎為好？軍報甚至軍委領導直接對網路聲色俱厲地威脅，太不利於軍隊形象了！
    再如所謂「亮劍」是什麼意思呢？不外乎是動用國家機器暴力打壓，封鎖言路。但這樣做如何面對歷史經常發出的拷問：鐐銬可以鎖住肉體，能夠鎖住思想嗎？取締可以封住嘴巴，能夠封住心靈嗎？記得總書記號召學習國史和黨史。國史上子產不毀鄉校千古傳為美談，周厲王弭謗、秦始皇焚書坑儒、清朝康雍乾文字獄則遭到千古唾罵，就連孔老夫子這位大聖人，因以言之罪殺害了少正卯，也給自己留下永遠抹不掉的污點。改革三十多年的今天，21世紀的今天，理應擁有子產的胸襟，無需再講大禹治水的故事，如果再用國家暴力強硬鎮壓言論思想自由，歷史將如何記錄呢？

困惑五 關於網路批評

「輿論鬥爭」鋒芒所向，主要是網路輿論。為什麼網路輿論成了主要的鬥爭目標呢？原因應該是網路的批評言論、網路較之其他媒體擁有的相對大一些的自由度。例如《北京日報》就指責網路媒體熱衷負面，把中國說得一團漆黑，新華社稱不能指望網路說共產黨的好話，《人民日報》則說泱泱大國不能看網路臉色行事，國防部的一位將軍甚至說網路媒體成了和平演變的工具 。
    尊敬的總書記先生，如何對待網路批評或者說網路的言論自由，對貴黨的執政確乎是個嚴峻的考驗。
    我注意到，總書記先生關於思想宣傳工作的819講話明確強調要正面宣傳為主。這個要求當然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正面的形象和事迹對於鼓舞人心、提振民氣、穩定政權十分重要。但是我也同樣注意到，總書記先生在一次黨校講話中引了《古文輯要》中的一個故事：裴矩在隋為官拍隋煬帝馬屁，入唐為官則敢和唐太宗爭論，司馬光就此評論云：「裴矩佞於隋而諍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諍化為佞；君樂聞其過，則佞化為諍」。
我還同樣注意到，總書記先生今年2月6日下午與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公開指出，要繼續加強民主監督。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黨外人士而言，要敢於講真話，敢於講逆耳之言，真實反映群眾心聲，做到知無不言。
    怎樣把握正面宣傳和負面報道的關係，怎樣把握肯定成就和指出問題的關係，怎樣把握歌功頌德和尖銳批評的關係，已經成了思想宣傳領域亟待釐清的問題。貴黨關於這個問題的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說法，往往令人大惑不解。
    回顧一下貴黨建國以來的思想宣傳工作歷史，不能不正視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毛澤東時代，我們的思想宣傳工作一直是一種密不透風的正面宣傳，民間輿論空間為零。文革都十年浩劫了，不還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風景這邊獨好嗎？在那個時代，哪一天不是貴黨怎麼說，百姓就必須跟著怎麼動？貴黨說反右，百姓就跟著喊反右，所謂「工人階級說了話」；貴黨說大躍進，百姓就跟著砸鍋砍樹「大鍊鋼鐵」，唱「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貴黨說人民公社好，百姓就跟著唱「人民公社是金橋」；貴黨說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百姓就跟著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改革開放以來，輿論空間有所鬆動，但貴黨一直沒有放鬆思想輿論工作的管理。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數次運動嚴厲整肅了批評言論和不同政見。從黨的歷史錯誤到現實問題，均在禁言之列。總書記先生一定十分清楚，建國以來，歷次大小運動且不論運動自身的對錯，都存在著嚴重的擴大化問題，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一直到文革，無數無辜百姓甚至毫無瓜葛者均被牽連，輕則大好年華甚至一輩子被葬送，重則家破人亡（其中也包括令尊受到的長期無端迫害）。貴黨不僅從來沒有向被傷害者道一聲歉，反而要求被傷害者、要求民眾不斷地唱讚歌，總之，只能「正面宣傳」。直到今天，所有主要媒體仍在貴黨嚴密掌控之下，每天按照貴黨宣傳機構的指示正面宣傳，即便腐敗已非常嚴重，以至於貴黨都發出亡黨亡國的警告，但是主流媒體的宣傳卻一概是貪官微乎其微，我們黨有決心反腐敗，至於貴黨為什麼會出現大量貪官，貴黨是否應為黨內不斷出現的大大小小的貪官承擔責任、是否應為腐敗承擔責任，卻一直諱莫如深。哪一家黨刊曾就嚴重的腐敗問題哪怕做過一次「自我批評」？
    不揣冒昧地請教總書記先生，貪腐遍地的現實中，正面宣傳清正廉政典型的同時，是否也應揭露和抨擊貪官污吏？窩案串案大量出現的現實中，正面宣傳先進集體的同時，是否也不應以「孤立事件」搪塞民眾？特權泛濫的現實中，正面宣傳人民當家做主的同時，是否也應揭露和批評權貴的肆無忌憚？以權代法的現實中，正面宣傳我們是法治國家的同時，是否也應揭露和批評貪贓枉法？強征強拆的現實中，正面宣傳以人為本的同時，是否也應揭露和批評官商勾結欺凌百姓？此外，紅腫之處，是否一定要正面宣傳為艷若桃花？流膿之所，是否一定要正面宣傳為美如乳酪？這樣的正面宣傳，真的能產生正面效果嗎？看洶洶民意對央視新聞的評價，看《人民日報》《求是》雜誌到了指令性訂閱單位的遭遇，看大學中思想政治課教師和學生的雙重尷尬（這種尷尬恐怕不能僅僅歸結為修辭問題、技巧問題、表達形式問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思想理論和生活實踐的背離），難道還不值得貴黨反思嗎？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網際網路技術取得突破性發展的時代條件下，網路由於其民間性和技術特徵，確乎出現了不同聲音、發出了尖銳批評，特別是在反腐敗中、在揭露官員失職瀆職、特權泛濫中、在社會惡性事件的報道中承擔了輿論監督主力軍的作用。這本來應該是彌足珍貴，應該加以鼓勵和保護的媒體功能，但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竟對網路批評和輿論監督如臨大敵，開動包括國家武裝力量在內的全部國家機器，必欲剿之而後快，這該多麼對不起總書記講的「三個自信」呢？
    請問一個執政黨天天只允許正面宣傳，容不得批評，真是好事嗎？
    尊敬的總書記先生，不避冒昧地請您明示：究竟要求我們做隋朝的裴矩呢，還是做唐朝的裴矩？
    之所以出現上述令人痛心的局面，從意識形態根源說，還是傳統的簡單的僵化的階級鬥爭觀念作怪。這種階級鬥爭觀念人為地製造了嚴重的社會分裂，並且從分裂走向對立、衝突，導致社會動蕩，甚至形成爆炸性的局面，僅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也極不可取，可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官方不應動輒就把思想界、網路、民間的批評者妖魔化。貴黨可能完全對，批評者可能完全錯，那麼就需要對批評者「亮劍」甚至打「上甘嶺戰役」嗎？不是有句話叫「真理越辯越明」嗎！貴黨既然擁有真理，甚至擁有宇宙真理，為什麼「擁有真理怕辯論」，這麼忌諱辯論，打壓辯論、仇視不同聲音呢？總書記已明確要求貴黨「要容得下尖銳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那麼思想宣傳工作的管理者就不應視思想界、網路、民間的不同意見如洪水猛獸。應該相信，思想界知識分子、網路發聲者、民間批評家都是為了推進改革開放，都是為了這個國家好。就我的了解，知識界包括我本人在內，基本的政治態度都是一句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進改革開放。當代中國，兩個關鍵詞缺一不可：一是共產黨，一是改革。
    但是，意識形態高壓以來，網路大V噤若寒蟬，網路反腐銷聲匿跡，專家學者人人自危，社會空氣風聲鶴唳。目下的網路整治打壓所造成的緊張恐怖已經嚴重地毒化了改革開放的時代氛圍。我想這不應是貴黨願意看到的局面吧？
    在改革的關鍵時刻，在改革的深水區，意識形態不是為改革提供精神動力和思想支援，反而倒行逆施，完全違背鄧小平先生和他的同仁開拓的改革大業，大問＂姓社姓資＂，打改革橫炮，這股逆流居然獲得中央主要媒體的支持，這意味著什麼？
    尊敬的總書記先生，您最近又號召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我響應您的號召，先來批評一下當下的意識形態政策：已出現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的逆流，已出現復辟文革的逆流，已出現反法治反民主反人類現代文明底線的逆流。目前一些黨媒的一些言論已表現出強烈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傾向，對憲政、對普世價值、對公民社會的批判，完全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直至文革大批判所使用的那種陳腐不堪的階級分析，毫無說服力，毫無理論品格，棍子帽子滿天飛，完全顛覆了新時期以來的建設精神，倒退到1976年前的狀態。這是對鄧小平先生開拓的改革開放事業的嚴重背離，是干擾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部署。
    用文革否定改革，用毛時代的陳腐僵化的意識形態扼殺思想解放，從而使政改胎死腹中，最後葬送經改，就是當下極左逆流的危害所在。因此有必要重提鄧公二十多年前南巡時振聾發聵的指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尊敬的總書記先生，我曾經在貴黨慶祝建黨九十周年前夕，就貴黨建黨九十周年的宣傳問題給貴黨中央寫了一封公開信，希望貴黨「不要再把黨神聖化。貴黨九十年的經歷，有艱苦卓絕的奮鬥，偉大輝煌的勝利，也有曲折的歷程，沉重的教訓、可怕的錯誤。沒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大躍進』，也沒有『反右』，也沒有『文革』。有句話說得好：『成績不說沒不了，錯誤不說不得了』。有鑒於此，建黨九十周年的宣傳不宜只盯著成績，甚至把黨神聖化，不管黨內出現了多少貪官，總是「偉大光榮正確」不絕於耳，而應該認真深刻客觀地總結教訓，真正提高和增強貴黨的執政能力、執政品格、執政素質。」
    今天，關於貴黨如何正確面對黨內黨外批評，我還是這個看法，請總書記先生批評指正。一段時間以來，瀏覽主要黨媒有關意識形態的批判文章，還產生了一些困惑，也有一些可能錯誤的認識，一併請總書記先生批評指正。
    1 關於思想言論自由。在一個符合現代文明準則的國家，民眾是否只應服從法律，不必服從其他的權力？我只有義務遵守我國的法律，當然這法律應是體現公民意志的法律。我只有義務服膺社會的公德，當然這公德應是體現公序良俗的公德。也就是說，在一個符合現代文明準則的國家，政府是否不應要求民眾怎樣思想？我手寫我口，我口訴我心，沒有義務必須遵循什麼主義，沒有必要必須接受什麼指導。《人民日報》雲中國人享有不容爭議的言論自由。那麼怎樣解釋動輒刪帖、封號，怎樣解釋不允許民間辦電視台辦出版社辦報？貴黨有關管理機構肯定說，言論自由也要守法，我國的法律規定了四項基本原則。請問被這麼多原則限定的言論自由還是言論自由嗎？
    2 關於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是將它作為政治工具、僵化教條、意識形態大棒，還是作為一種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時代背景形成的思想智慧？這大概決定著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前者的最惡劣的表現，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化，它葬送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生命，令其聲名狼藉。這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值得深刻反思的歷史教訓嗎？任何思想智慧，一旦成為僵化教條，特別是成為政治符咒，立刻就失去了生命力，墮落成束縛思想、阻礙進步的魔障。馬克思主義在很多國家的命運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而中國改革取得的偉大成就，就意識形態來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對馬克思主義採取了創造的靈活的實用的與時俱進的態度。
    3關於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繼承毛澤東思想能不能等同於錯誤地不加分析地維護毛澤東的歷史權威？令人憂慮的是，一段時間以來，毛晚年的嚴重錯誤居然也被解讀為改革的序曲。對大躍進、文革這種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災難的瘋狂愚蠢野蠻兇殘的運動，不思總結教訓，反而曲為之辯，使歷史一下子倒退到1957年。如有人發表這樣的奇談怪論：「沒有毛澤東晚年的探索失誤，就沒有改革創新之路」，推翻黨的決議，為毛髮動文革這一嚴重錯誤平反已呼之欲出。按這種邏輯，沒有腐敗，就沒有反腐敗，我們應感謝腐敗分子了！貴黨的歷史決議曾明確指出，1957年之後，毛個人專斷導致的極左愈演愈烈，終於釀成文革十年浩劫。目下為毛晚年錯誤張目的言行是否要推翻貴黨的這個決議？
    4 關於意識形態的解釋權。馬克思主義也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好，解釋權在誰？是不是有一個「權威」說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就是馬克思主義，說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麼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關意識形態的重大問題，允不允許公民講話，允不允許公民發表意見？
    5關於網路誹謗罪。兩高司法解釋雲損害國家形象，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均為誹謗罪。這個解釋是否太寬泛？如無具體明確，是否會貽害無窮，為欲加之罪留下巨大空間，成為「口袋罪」？（最近甘肅一位16歲的初中生僅因發微博質疑了一個負面事件就被警方拘捕，依據的正是類似的口袋罪）請問抨擊腐敗、針砭時弊、批評政府、主張政改算不算「損害國家形象」「造成惡劣影響」？
    6 關於打壓網路維權反腐人士。從郭飛雄到到邊民到王功權，一些十分溫和的反腐維權人士相繼被捕，並且違法超期羈押無任何解釋，這是赤裸裸地肆無忌憚地報復網路反腐維權人士、破壞法治的惡劣事件。這些事件暴露了我們的法制是何等地脆弱。一個講話一個文件一個運動便可以將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上。從最高法院院長公然宣稱審判要配合黨的思想宣傳工作到警察欲加之罪不擇手段，形式的法制都受到挑戰。這難道有利於黨的形象?難道有利於改革？貴黨不是說過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黨也要在法律範圍內活動嗎？黨的會議精神還沒有形成法律，高法院長就要配合，這符合貴黨的承諾嗎？
    尊敬的總書記先生，您要求把「權力放在籠子里」，我曾在微博中指出這是十八大以來的政治最強音。但是非常遺憾的是，目前的做法不是公民把公權力放到了籠子里，而是公權力把公民放到了籠子里。
    7 關於國際報道。總書記剛從俄羅斯訪問回來，國內立刻就有一位叫王小石的在新華網發文章把俄羅斯罵了個狗血噴頭，斥責俄羅斯是三流國家，險些釀成中俄外交糾紛。總書記剛從美國訪問回來，「中國夢和美國夢是相通的」話音未落，國內立刻就有《求是》發文，指責美國想顛覆世界老二。這難道不是是蓄意干擾甚至顛覆貴黨中央的國際外交戰略？難道不是和總書記對著干？
    尊敬的總書記先生，毋庸諱言，這一撥意識形態管制的高潮是所謂「七不講」。坦率地說，「七不講」在坊間流傳時，我在很長時間內都一直堅信那是個謠言，黨怎麼可能發出不允許談「公民權利」的指令？但我又痛心地了解到，相關文件已經正式傳達。總書記先生，請原諒我的直言不諱，「七不講」對貴黨的形象非常不利，它顛覆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解放成果，毒化了改革開放的時代氛圍，使黨的形象一下子倒退了五十年，簡直就是匪夷所思的政治自戧。目下惡果已現：例如某個天天叫囂要回到文革、公然為江青等四人幫鳴冤叫屈的文革孽種就公開說：他們這幫文革孽種幫助黨提出了「七不講」，下一步就是幫助黨從「七不講」走向「文革」。
    尊敬的總書記先生，懇切請求您和您的同事消除「七不講」給貴黨造成的不良影響，為了改革開放事業，為了中華民族的前景，也為了貴黨的政治形象，不宜再消極地要求「七不講」，而是應該積極地呼籲「十講」：理直氣壯地講憲政，理直氣壯地講普世價值，理直氣壯地講公民權力，理直氣壯地講司法獨立，理直氣壯地講自由民主，理直氣壯地揭露腐敗，理直氣壯地針砭時弊，理直氣壯地抨擊特權，理直氣壯地揭示歷史真相，理直氣壯地推進政治改革。這樣黨才會建立起真正的自信，才會獲得中國人民心悅誠服的擁護。為此不揣淺陋和冒昧，再向總書記提出八點建議：
    1 警惕和扭轉意識形態的倒退，順乎歷史潮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清除滋生陳腐意識形態的土壤。
    2 警惕文革復辟，極左回潮，堅決依法懲治煽動文革暴力的政治流氓和社會流氓。
    3 反對動輒就問＂姓社姓資＂，揮舞階級鬥爭大棒，亂貼階級標籤的陳腐僵化野蠻做法，繼承鄧小平先生開拓的改革開放道路和思想解放精神，以十八大二十四字（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繁榮等）為治國圭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訴求。
    4 拒絕打棍子、扣帽子、上綱上線等令人深惡痛絕的粗暴做法，落實言論自由，學術獨立，思想無禁區。
    5 允許並鼓勵思想界法學界展開憲政問題乃至其他法治建設問題的討論，堅決推進法治國家建設。
    6 停止對普世價值的無端攻擊，為普世價值的實現作出中華民族的貢獻。
    7 官媒稱不能以＂反腐＂為名散布網路謠言，但更重要的是不能以＂追謠＂為名打壓網路反腐。針對中國社會愈演愈烈的貪腐泛濫、特權橫行，網路反腐的功能怎樣估價都不過分。在懲治網路犯罪的同時，一定格外注意保護和激勵網路反腐。嚴懲以追謠為名打擊網路反腐的犯罪行徑。
    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是可以也必須不斷地調適修正改革開放發展的社會工程，社會實驗，社會模式，而不應成為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文過飾非、保護特權的僵化體制，更不能成為拒絕一切文明呼籲的政治大棒。
    在這封信落筆之際，看到了《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的一段話：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熔鑄著這種理想的「現代中國」意味著什麼？它是必須始終堅持的市場化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讓發展環境更加公平，創造活力自由奔涌；它是亟待大力構築的法治化基石，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讓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深入人心；它是需要不斷推進的民主化進程，建設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潔政治，讓更多人獲得人生出彩的機會……只有在這些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中凝聚力量、攻堅克難，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才能建設一個強大而又可親的現代中國，創造一個既和諧有序而又充滿活力的現代社會。
    我完全贊同這段話，「法治」、「民主」、「廉潔」是這段話的關鍵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短短一段話300字，出現六次「法治」，我把它理解為為憲政民主背書。同時坊間傳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可能確定的改革方案，也令國人非常振奮。如反腐機構直接隸屬中央、各級法院獨立於政法委等。記得我在十八大前給十八大提出的十八條建議中，也提到這一條。若果如此，非常欣慰。
    但是，若實現這些目標，不僅在經濟改革上需要壯士斷腕，在政治改革上恐怕也需要    脫胎換骨。
    尊敬的總書記先生，國人期待著！
    即誦
    秋安！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趙士林
                                             2013年10月7日夜

附記：這封信落款之後，看到了總書記在今次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格外注意到總書記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並堅定地表示「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我完全贊同總書記的講話。那麼如何保證「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總書記自己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但目前的意識形態回潮，已經在改革開放的「根本性問題」上出現了「顛覆性錯誤」，能不慎乎！
    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