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捷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駁對毛澤東的醜化》一文。文中指責我「像位徇私枉法的歷史判官」醜化毛,給我扣了一堆帽子,諸如「多處罔顧歷史事實」,「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用個人想象代替客觀描述」等等,不一而足。李文發表后,國內各大網站紛紛轉載,官方網路水軍也一擁而上,對我進行謾罵和人身攻擊,甚至還鼓動毛新宇「追究高某的法律責任」。
李捷這篇批判文章顯然是銜命之作。十年前,我撰寫的《晚年周恩來》出版后,把官方史學神話戳了一個大窟窿,令當局極為難堪,但又不便公開批判,只好用筆名「司馬公」在香港《廣角鏡》雜誌發表文章。我隨後在《當代中國研究》發表文章進行反駁,圍繞黨史和文革史上許多重大問題與之論戰,澄清歷史真相,駁得官方招架不住,只一個回合,就敗下陣去。
為什麼現在官方又舊話重提?這是當局為了大張旗鼓紀念毛誕辰120周年所做的統一部署。習近平上台後,為了掌握意識形態的話語權,重新拾起毛這把刀子,提出「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舉毛旗,走老路,大抓「輿論鬥爭」,四處亮劍,國內政治生態大幅左轉。作為官方毛傳的執筆人之一,李捷在這波捧毛造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些天,他發表重頭文章《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績不容抹殺》,宣稱「『非毛化』虛無掉的正是中華民族脊樑」。現在又拿《晚年周恩來》開刀,原因很簡單——這本書在大陸廣為流傳,號稱「部級幹部人手一冊」,當局視為非毛化的代表作,挖了共產黨的祖墳,「影響極其惡劣」。如果不肅清這本書的影響,就難以恢復毛已經殘破的神話偶像。這就是李捷以「權威」的身份出來批《晚年周恩來》的政治背景。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捷這篇文章與學術討論毫無關係,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的攻擊。我曾與他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同事過。通篇讀過李文,實在是為這位前同事感到汗顏,完全是在炒冷飯,根本不值一駁。該文多處抄襲當年司馬公文章的內容,有些地方甚至一字不動地大段照搬,比如:「讀至此處,我恍然大悟,所謂『鞭炮事件』不過如此,和周恩來去世毫無關係」;「周氏每每渡過難關、險關,也和毛澤東對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極大的關係……」;乃至李文最後一段中「讀了這部書,總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種思想意向拉著讀者走……」,除了把最後一句中「史德既不存,史識安在哉」的「哉」改為「耶」外,其餘兩百五十餘字全部照抄司馬公文。僅此一端,便可知李文的質量如何。這樣明顯的大段抄襲,或可免被追究剽竊之責,卻無論如何也脫不了偷工減料、粗製濫造之實。
更讓他砸自己牌子的是,李捷文中把毛除夕夜放鞭炮那件事說成是在1975年,而張玉鳳的文章里明明寫的是「1976年的春節」,李文照抄都把時間抄錯了。還有李文中「伍豪事件」那段也是完全照抄司馬公文,硬說我在《晚年周恩來》中沒有提及毛澤東1968年對此作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的批示。事實上,當年我在批駁司馬公時,就已經指出這是在捏造事實,矇騙讀者,並指明在《晚年周恩來》第244頁中不僅明確提及這一點,而且還註明了出處。結果這位李同事仍然照抄不誤,將錯就錯。一個堂堂的中國最高學術機構的負責人,學問竟然做得如此馬虎,犯如此低級的錯誤,破綻百出,怎麼還好意思以「權威」身份教訓人,真不知道他怎麼向上面交待?又怎麼對得起被他忽悠的社會大眾?國內共識網今天刊出當年司馬公長文,人們正好可以結合對照李文和我當年的反駁文章,查閱一下《晚年周恩來》第244頁,孰是孰非便可一目了然。
鑒於李文通篇不過是在重複當年司馬公文的陳詞濫調,而我的主要觀點已經在與司馬公的辯論中闡述過,對其指責也一一作過回應,這裡就不贅述了,只對幾個主要問題再申述一下。對這場爭論感興趣的讀者可前往下面的鏈接觀戰,自行判斷其中的是非曲直。
(司馬公:《我讀》http://history./news/2013-07-11/59266375-all.html;高文謙:《把歷史的知情權還給民眾——駁復司馬公》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817)
關於伍豪事件問題,這是考察毛、周關係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周至死一直念念不忘。我在《晚年周恩來》中說,這件事是周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對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之一。李文說我「沒有註明依據,是作者的主觀推斷」。事實上,這一說法出自鄧穎超之口。1989年4月她在約談《周恩來傳》時,曾專門提到「伍豪啟事」問題,說這是周對自己身後最不放心的兩件事,另一件事則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談話是有文字記錄的。李捷作為官方毛傳的執筆人,應該看過這份記錄。他之所以還要這樣說,就是想給我扣上「主觀推斷」的帽子,然後做文章。
必須指出,讓江青這條「主席的狗」為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背黑鍋是官方的一貫手法。李文在伍豪事件問題上也是這樣做的,把全部責任推給江青,而對毛則採取掐頭去尾的「障眼法」進行遮掩,只提毛1968年的批示,製造這件事已經了結的假象。但事實正好相反,周並沒有因此而從伍豪事件中解脫出來,有生之年一直被這件事糾纏。李文中還說毛1967年5月對伍豪啟事批示「存」的意思是對此「不聲張、不擴散、不追查」。果真如此的話,那麼為什麼在1972年的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毛又再度把伍豪啟事這件事翻出來,讓周專門為此向大會做報告,並要各省檔案館保存一份呢?李文顯然不能自圓其說。
不僅如此,毛還在1975年發動評水滸運動,批投降派。這顯然不是在「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影射,首當其衝的就是既背著伍豪啟事歷史包袱,又被批為對美外交投降的周恩來。正因為如此,1975年9月20日,周在最後一次大手術前,在已經使用了麻醉前的鎮靜和止痛藥物的情況下,還強撐著把「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簽上自己的名字。在進入手術室前,周又大聲喊:「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後,鄧穎超讓汪東興向毛報告這件事。凡此種種,不正說明了周一直到臨死前還在為伍豪啟事擔心嗎?證實了《晚年周恩來》所述不虛。
林彪問題也成了李文指責我的一個題目,說「照《晚年周恩來》的說法,林彪並非搞陰謀的人,倒是毛澤東在搞陰謀」,「這與其說是在史實基礎上的分析,毋寧說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為其預設的揚林貶毛的創作意圖服務。」這裡要再次指出,李文這些說法又是在大段照抄司馬公文。
不錯,林彪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在政治上對毛陽奉陰違,有許多兩面派行為,可是在中共體制內又有誰能說真話呢?若論玩弄陰謀,林彪與毛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否則就不會被逼得死於非命了。李文中曆數林彪自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種種表現,卻把這齣戲的主角毛輕輕放過。這種明顯帶有選擇性的敘述,恰恰暴露了官方史學才是在為「預設的創作意圖服務」。李文指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當年不正是毛把林彪叫上廬山,並堅持讓林接替彭擔任國防部長的嗎?又如,李文說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唱反調,吹捧毛一貫正確英明;可是在林彪講話后,不正是毛帶頭鼓掌、大加讚揚的嗎?文革發動前夕,不正是毛要羅瑞卿傳話給林彪,要他好好休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時候一樣,能夠作三個鐘頭的報告」的嗎?
如同評周一樣,評價林彪也涉及到批毛的問題。只有還毛的歷史本來面目,才能廓清事實真相,把林彪問題說清楚。比如,在文革醞釀和發動的問題上,林彪負有重要責任,但始作俑者是毛,而不是林,林彪的罪過再大,也大不過毛。至於說毛翻雲覆雨,慣於玩弄陰謀,一點也沒有冤枉他。甚至毛本人對此也不諱言,辯稱自己搞的是「陽謀」。別的不說,毛在廬山會議上就是出爾反爾,欲擒故縱,先是同意林彪在開幕會上講話,事後又不認賬,這不是搞陰謀又是什麼?更不用說為了倒林,毛違背中共組織原則,背著林彪這個已經寫入黨章的接班人,跑到各地「煽風點火」,一面說「三要三不要」,一面又大講「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要「抓黑手」,這種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還是「搞陰謀詭計」呢?
在周恩來治病問題上,李文指我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濃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大概是看到我當年一一駁倒司馬公文中的各種辯解后,不再糾纏其中細節,以免自尋尷尬,轉而拿我在八十年代說過的話做文章,似乎這樣一來就抓住了把柄,指我「判若兩人、前後矛盾」。真實情況是,我在八十年代編寫官方《周恩來年譜》文革部分時,就對當時周治病被一再延誤感到蹊蹺,特別是得知毛對周治病下達的「四條指示」后更是感到震驚。(其內容是: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我在採訪一些曾在周身邊工作過的人員時,他們對此也很不理解,認為其中有鬼。不過由於當時人在體制內,無法暢所欲言,所以我在寫《在最後的日子裡》一文時迴避了這方面的內容。六四后,人到了海外,不再受拘束,可以說自己想說的話。其實,李捷應該對當一個御用學者在夾縫中做文章的苦衷比我更清楚。在這種體制裡面呆長了,會喪失自我,人格扭曲乃至嚴重分裂——當面做鬼,背後是人。這也是我決心離開這種體制的原因之一。
我在《晚年周恩來》和駁司馬公一文中,根據所掌握的檔案材料,詳述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毫無疑問,毛澤東是阻撓延誤周恩來治病的禍首。周發現患癌症后,根據毛的四條指示,整整拖了9個月,其間未採取任何有效的治療措施,直到大量尿血后才不得不做第一次膀胱鏡檢查。而毛又通過汪東興下令醫療組只准做膀胱鏡檢查,不許做電灼手術,要他們「服從大局」。最後還是醫療組的專家暗中抗命,在手術時悄悄把癌變部分燒掉了,但已錯失早期發現治療的寶貴時機,導致周體內癌細胞已經轉移,一切都已無可挽回。我在批駁司馬公的文章里,逐條批駁了該文中為毛四條指示所進行的各種辯解。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晚年周恩來》和我駁司馬公的文章找來看一下,就會看出究竟是誰在歪曲歷史。
十年前《晚年周恩來》出版后,我在接受媒體採訪談到毛時代時曾經表示:那是一個貧窮和飢餓,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現代中國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毛為了一己之私——發動「大躍進」闖下大禍后,唯恐身後被「黨內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清算,不惜把整個國家民族推入文革十年浩劫之中。毛時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也超過希特勒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大清洗。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我至今仍然堅持這樣的看法。
中國當前正在大變的前夜,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毛澤東雖已死多年,但幽靈至今仍在四處遊盪,不肯退出歷史舞台,時局或有重演文革慘劇的趨勢。海內外有識之士莫不對此憂心忡忡。因此如何評價毛事關國家未來走向。既然李捷這位毛家灣的老同事找上門來,我只有應戰,來而不往非禮也。鑒於他現在正賣力扮演官方撻伐「非毛化」的重要角色,我這個貨真價實的「非毛化」分子願藉此機會向李捷下戰書,公開辯論毛的功罪是非,各抒己見,題目由他來定。希望當局開放網禁,允許大陸民眾觀戰。不知李捷有沒有勇氣應戰?
2013-10-21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