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改革該開始了

此文有些參考價值，儘管作者腦子裡「餘毒」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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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歷史，簡單一點兒，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界，可以分成兩段。在這之前，幾千年不變，在這之後，幾十年一變。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基本上是個靜態的社會。自秦始皇統一六國，至西方列強撞開大清的國門，無論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還是文化形態，從根本上來說，變化不大。

鴉片戰爭后，中國幾十年就是一變。有時候，變化太大，以致面目全非，讓人震驚。

作家余華以小說的形式描繪了這種巨變，短短几十年，「兄弟」兩個就經歷了完全不同的兩個時代，一個是「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緊接著的，是一個「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慾和眾生萬象的時代，更甚於今天的歐洲」。

「 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四十年就經歷了」。

回顧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歷史，就會發現，從1840年到現在，一百多年間，面對西方列強，背負積弱的中國，為了自救，為了生存，為了自強，中國人民走了許多彎曲的道路。

自1840至1949年，大約一百年的時間，中國人民尋求「救亡圖存」的道路，雖然艱辛，基本上是順利的。

從1949年開始，中國歷史的進程，就走了一個很大的彎路。為此，中國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直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由鄧小平掌舵，中國這艘巨輪才慢慢駛入其應循的歷史航道。

在經過三十多年經濟改革和開放后，現在，中國到了另一個關鍵路口，也就是，社會的開放和政治的改革。中華民族面臨又一個重要抉擇，何去何從，考驗著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在其位」的領導人的智慧。

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國輸的很慘，租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顏面盡失。更慘的是，還不止於此，以後幾十年，中國像個衰朽的老人，在西方列強面前，隨時隨地的，任人欺凌，毫無招架之力。

面對列強，中國的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之慘敗，是因為技術落後，槍炮落後，西方人有堅船利炮，相比之下，我們的大刀長矛，焉能與之一爭高低。要「保種自強」，要維持大清的江山不倒，就必須船堅炮利才行。

於是，就有了「洋務運動」。一百多年後，我們稱之為「現代化」，稱之為「國防的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實際上，和「洋務運動」基本上是一回事。

回過頭看，洋務運動還是有聲有色，成績卓著的。既有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理論，也有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實踐。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工業化運動。不幾年，就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以實力來說，當時中國的海軍位列世界第八。「船堅炮利」的夢想似乎就要實現。

設立總理衙門，派遣留學生，開始和西方接觸。翻譯西方文獻，引進科技成果，打開了西學之門。無論是軍事工業，海軍建設，還是民用工業，教育，通訊，鐵路，礦山，都有長足的進步。洋務運動給中國帶來了現代銀行體系，郵政體系，新學、新軍、新思想，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現代化距離。時至今日，洋務運動的影響依然存在，當時成立的一些機構和系統，延續至今。

可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三十多年處心積慮建成的北洋海軍遭受滅頂之災，洋務運動的成果也幾乎輸得一乾二淨。甲午戰敗后，很多人認識到，中國的落後，不單是實業問題，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是政治體制的問題。

於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漸漸被擱置，人們開始談論「變法」，開始談論政治體制的變革。康有為提出了「君主立憲」學說，孫中山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

有漸進的改良，也有激進的革命，還有熱血青年的暗殺行動，目的只有一個，改變政治體制。

在各種改制的努力中，漸漸地，革命的呼聲漸居上風。具體地說，就是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中國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辛亥革命成功之易，讓正在美國旅行的領導者孫中山也大感意外。實際上，那個時候，大清王朝已是搖搖欲墜，大廈將傾。所以，「被孫文的幾個口號叫垮了」。

推翻了大清，建立了民國。「城頭變換大王旗」。政治體制變了，許多的社會問題並沒有解決。隨之而來的是軍閥割據，經濟凋零，外強橫行，租界割地，外加袁世凱「八十一天的皇帝夢」。因此，有人說，「民國不如大清」。

陳獨秀，胡適等人認為，中國的落後，不只是槍炮問題，也不只是體制問題，而是文化問題。用當今知名政治學家Joseph Nye Jnr的話說，是「軟實力」(soft power)的問題。

這樣，就發生了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反對專制和獨裁；提倡科學，反對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如陳獨秀、胡適之流，「以科學的批評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把「孔家店」里的罈罈罐罐全都拿出來，一個一個地全部丟掉。把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積澱一概否定。

以白話文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確實讓人耳目一新。積累千年的迂腐之氣，被蕩滌。民族精神為之一振。

新文化運動還請來了「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可是，這兩位遠涉重洋來華的「先生」，來到孔家店的鋪子里，站在一圈又一圈拖著辮子的Chinamen中間，很快地，就不行了，嚴重地水土不服。

無論是「德先生」，還是「賽先生」，在當時的中國，排座次還輪不到他們。

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階段，進步還是有的，也是明顯的。比如，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有個言論自由的大環境。從民國建立，到1927年國民黨開始訓政，中國有過一段言論自由時期。1927年後，國民黨以黨治國，黨辦教育，言論就不自由了。

「辛亥革命」后，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中國該往哪裡去？孫中山說：「破壞難於建設」。其實，破壞難，建設亦不易。大清垮了，中國社會脫胎了，如何換骨呢？如何建設呢？

於是乎，各種的主義，各種的學說，便蜂擁而起。大部分是從西方躉來的，個別是從歷史故紙堆里撿來的，還有散裝進口然後在國內組裝，從西方拿來又混合我們已有的文化傳統的。

「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營造了社會的、文化的，甚至組織的氛圍，作了準備。

「新文化運動」的兩個旗手，陳獨秀和胡適，就選擇了各自不同的道路。陳獨秀傾向革命，以蘇聯模式，用武裝鬥爭，建立一個新社會。他的朋友胡適，則選擇改良的模式，希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建立一個新中國。

經過幾十年的較量，馬克思主義漸居上風。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性的勝利，更為馬列主義的「正統」地位提供了政權保障。

在眾多的學說和流派中，為什麼中國會選擇馬克思主義呢？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共產國際的積極推動，包括經濟上的支持；陳獨秀的激進理想；其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相一致；其革命路線，和中國歷代農民起義的反叛精神和傳統，包括水波梁山那樣的綠林好漢，一拍即合。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大部分內容，都是從列寧那裡批發來的，是經過列寧斯大林的加工、改造和再包裝的，應該稱為「列寧斯大林主義」才對。

中國之選擇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經過列寧斯大林加工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或稱為「列寧斯大林主義」，在中國播下了暴力革命的種子，同時，也為幾十年後的「不斷革命」，做了鋪墊。

1949年後的中共政權，就是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與列寧斯大林主義相結合，產生的怪胎，其結果，讓中國走了很大的彎路，也給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損失慘重。

縱觀古今中外，新朝代建立后，首要的任務，就是「與民休息」，是「搞經濟建設」。

劉邦建立漢朝後，鑒於秦亡的教訓和當時社會凋敝荒涼，經濟蕭條，國力虛弱，遂採取道家「黃老之術」，「無為而治」的理念治理國家。

其後的各個朝代，唐、宋、明、清諸朝大多如此，經多年戰亂而立國后，將與民休息，恢復經濟，當作首要任務。

中國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始，就沒有停歇過。西方列強欺凌，國內軍閥混戰，日本人侵華，緊接著，又是國共內戰。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整個中華大地，真箇是生靈塗炭，哀鴻遍野。

「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幾年，中共也是把經濟建設作為首要任務。因此，有人稱50年代初為「黃金時期」：政治趨於穩定，社會趨於和諧，經濟日漸恢復，整個中國，充滿了希望和熱情。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國民建設有聲有色，成績斐然。

無奈，共產黨天生就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時隔不久，黨的領袖毛澤東就丟掉「經濟建設」主題，回過頭抓起了過時的「繼續革命」。

既是革命黨，就要有革命的對象。外界的對象不存在了，就要從自己的隊伍內部去尋找革命的對象了。

這一次，共產黨是要革自己的命了。

57年「反右」，讓一群嘰嘰喳喳的知識分子閉上了「鳥嘴」。58年的「大躍進」，實際上是毛澤東革命的狂熱和幻想的畸形表現。隨之而來的，是餓死幾千萬人的「三年大飢荒」。62年開始，毛澤東從「二線」返回前台，一方面，再也沒有考慮過退休問題，另一方面，以「摻沙子，挖牆腳」等手段在黨內各路出擊，折騰個不停。直到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更是將中國送上萬劫不復的地步。

政治上，高崗饒漱石，章羅聯盟，彭黃張周，劉少奇鄧小平，「林副主席」，一個個的「反黨集團」被揭發，摧毀，維護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經濟上，到了崩潰的邊緣。文化上，中華民族五千年來賴以生存的儒家文化根基，人文道德基礎，被連根拔起，倍加羞辱。

如果一定要找出歷史間有什麼聯繫的話，簡單地說，「紅衛兵」就是穿著綠軍裝帶著紅袖章的「義和拳」，「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化運動」的走火入魔。

毛澤東說，「與人斗，其樂無窮」。可是，他老人家忘了，「天子一怒，伏屍千里，血流成河」。上至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公安部長，甚至寫進《黨章》的法定接班人，一個個都無法自保，社會底層那些「命如草芥」的小民百姓，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現在，回過頭去，看看中國1957年後所走的道路，不禁讓人直冒冷汗。三年大飢荒，四千多萬人餓死，可是，中國沒有發生任何的暴動，也沒有出現農民起義。「一窮二白」的中國，雖國庫空虛，人民窮困，卻好大喜功，外強中乾，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時為敵，被兩面夾擊，竟沒有被擠垮。十年文革，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同事互相揭發，朋友競相告密，割裂了文化傳統，衝垮了道德底線，可是，中國卻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社會震蕩。

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國政治上處於一種瘋狂狀態，精神上處於一種歇斯底里的癲狂狀態。

中國沒有被撕裂，是因為中國的人民。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溫順善良。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逆來順受。也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忍受痛苦和苦難。

慶幸的是，毛澤東屍骨未寒，他的江婆娘和那幫「小左」們，就被「雙規」了，真是「天意難違」。

在走了幾十年的彎路之後，在屢遭重創幾近滅頂的時候，中國重又挺起遍體鱗傷的虛弱的身子，開始了經濟建設。

這要感謝小平！

小平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敢於把黨內的那些「七老」「八少」叫過來，對他們說，我們過去走錯了，那條路走不通，從現在起，我們要走另外的路。這條路，他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明眼人都清楚，那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許多方面，比資本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

史學家唐德剛說，革命容易，因為那是革別人的命。改革不易，因為要否定自己，從頭再來。翻翻中國史書，那些變法改革者，從商鞅到王莽，從王安石到張居正，沒有幾個有好下場的。

鄧小平這個「黑貓白貓」論者，是個務實派，他認為，首先要讓老百姓吃飽肚子，不然，就無人可治了。所以，「凡是派」的那條路是走不通的。

隨後幾年，老鄧提出了一系列的務實的主張。「黑貓白貓論」是其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其二，「發展是硬道理」是其三，「韜光養晦」是其四，「一國兩制」是其五，還有很多。

不僅如此，他還一次南巡，再次南巡，其目的，就是要讓中國這趟晚點的火車，沿著他設計的路線前進，不再走彎路，不再勞民傷財。

隨著經濟發展，隨著改革開放，各種問題也就出來了：貪污腐化，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等等。社會上就出現了不滿，就發生了抗議。從1986年的「自由化」運動，1988年的學潮，最終導致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時至今日，二十多年過去了，放在歷史的天平上，鄧大人處理「天安門事件」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許多人認為「獨裁」的蔣委員長，只是用高壓水龍頭驅散遊行的學生。再往前，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面對無辜被槍殺的抗議學生，長跪不起，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鄧小平竟以軍車坦克沖向學生，以致死傷人數至今不知。

鄧大人你可以採取別的辦法嘛！比如，用高壓水龍頭，把學生沖回學校去。

可是，有一點，需要承認，「天安門事件」過後，中國並沒有陷入混亂。這裡，除了共產黨一以貫之的高壓政策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當時的中國，剛剛從動亂年代過來，人心怕亂，人心思穩，是社會的大趨勢，再說，對於官倒，對於腐敗，對於貧富懸殊，雖然不滿，還在能夠忍耐的限度之內。

所以說，「天安門事件」的處理，給中國換來的是至少二十年的穩定和發展。（這點作者自相矛盾。作者既然說「中國沒有被撕裂，是因為中國的人民。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溫順善良。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逆來順受。也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忍受痛苦和苦難。」既然中國人民不是「中東人民」，那麼為什麼就認定如果當時鄧小平退休，趙紫陽掌權，就會導致動亂呢？）

看看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會明白，無論什麼時候，中國一旦亂起來，沒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是平靜不下來的。剛從「文革」噩夢中過來的人們，怕「亂」之心尤甚。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時光到了今天，中國到了又一個十字路口 -- 政治改革的路口。

現在的中國，問題成堆：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社會不靖，道德滑坡，國富民窮，官僚壟斷資本，國家資本主義，等等。對這許多的問題，普通大眾的忍耐程度已達極限。

舉國民怨沸騰的一個例子，就是因拆遷導致的自焚。從前，人們是上訪，要「討個說法」。後來，人們是請律師，要「對簿公堂」。現在，走投無路了，只有一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治下的老百姓連死都不怕的時候，這個社會的矛盾就要激化了，就快到沸點了。

另一方面，政治和經濟，原是一對難兄難弟。縱觀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是政治上封閉，而經濟持續發展的。也沒有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了，政治上還持續封閉的。

政治改革是鄧小平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是單憑發展經濟無法解決的問題，現在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鄧小平可以等，可以拖，現在，再拖下去，可能會發生社會動蕩。

許多的社會事件都說明，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改革之路，已經到頭了。

同時，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吃飯問題。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實力明顯增加。政府手中的資源，包括政府的抗震能力，都有所增強。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說明了這一點。

檢討一下最近發生的幾件事，更說明，政治改革的迫在眉睫。

第一件，薄熙來事件。無論在黨內，還是在黨外，無論對黨內大大小小各級官僚，還是對黨外普普通通各界群眾，這次薄熙來事件所產生的震蕩，所帶來的衝擊，都不亞於1971年的那個「林彪叛逃事件」。

被《黨章》確定為接班人的林彪，突然叛逃，給全國人民的打擊可想而知。人們開始懷疑「文化大革命」，也開始懷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當然，受打擊最大的，還是毛澤東，以致身體每況愈下。

這次發生的薄熙來事件，如果放在三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活躍這個大環境下，影響就更大。對黨外群眾，會讓他們聯想起過去幾十年來，共產黨的一貫表現，對「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對共產黨的本質、合法性和代表性，產生懷疑。對黨內各級官僚來說，他們對「我黨」領導層的思想和行為，對「我黨」的內部運作程序，對「我黨」與群眾和社會的距離，也會重新定位，再三思考。總之，這次事件會大大削弱共產黨存在的社會和法理基礎，也會使「我黨」更加孤立。

近年來，普通民眾對自己的公民權利的維護，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各地因拆遷引發的抗爭事件外，烏坎村是另外一個突出的例子。連老實巴交的農民，也開始要人權了，也開始要保護自己的權利了。還有陳光誠事件的餘波。這個陳瞎子，對於許多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竟然比我們「明眼人」看的還清楚。雖然是瞎子，卻能夠從山東跑到北京，而且，還能跑進美國大使館，又進一步跑到美國。這個事件說明，黨和人民，政府與民眾的對立，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

隨著「我黨」 -- 還有「人民政府」 -- 與老百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維穩」的費用也就不斷增加。在很多地方，「嚴防死守」的「剛性維穩」成了對付百姓的主要手段。結果，「手段」越來越多，越來越流氓化，卻越「維」越不「穩」。按下葫蘆起來瓢，各地官民衝突事件層出不窮。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各種信息的傳播會更快。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台灣的選舉，這些「不利」的消息，很快就會傳到中國。「微博」也讓很多的草根一呼百應。雖然有網路封鎖，有「五毛黨」，信息時代的大趨勢，是無法阻擋的。

胡錦濤和溫家寶上台時，許多人對他們寄予厚望，稱之為「胡溫新政」。不久，他們就失望了，因為在許多方面，胡溫均無所作為。

現在，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在中共領導層換屆之際，整個中國大地，凝固的政治氣候，與1992年鄧小平二次南巡前無異。

就在這時，發生了王立軍事件，繼而帶出薄熙來和他的妻子谷開來。這些事件，在引發國內外震驚的同時，也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契機。

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要選哪條路？如何利用這一契機，推動政治改革？對中國的領導人，是一重大考驗。

借三十年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成果，把中國社會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新的高度，此其時也。

也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決這些棘手的社會問題，也才能推動經濟改革繼續前進。

政治改革，最好的選擇，是漸進式的改革，或稱為「改良」。

前面談到，縱觀中國歷史，無論是社會還是政治問題，一旦出現大的動作，一旦亂起來，往往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才能安定下來。

回顧過去一百多年，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動蕩之中，人民也因此受盡苦難。

既要改革，又要保持某種程度的社會穩定，唯一的選擇，就是杜導正所說的「碎步式的改革」了。

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同樣的，政治改革也是一個過程，而且，很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會有反覆，也會遇到各種阻力。

換句話說，同任何形式的改革一樣，政治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就要朝著那個目標前進。在改革的同時，修正自己前進的路線。

許多的社會問題，在激化之前，採取疏導的方法，將之化解，對於維持社會的穩定，會有好處。不然，各種各樣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越積越多，任其糾纏一起，最後總體爆發，結局會難以收拾，就會引發社會動蕩。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同樣重要的是，英雄要能抓住「時勢」，會利用「時勢」，才能成為英雄。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就是抓住了日本侵華這個有利時機，「七分發展，兩分宣傳，一分抗日」，在後方不斷地擴大地盤。慢慢坐大。接著，就可以和蔣介石舉行「重慶談判」，並進而建立「新中國」了。

英諺說，「制度是智慧和機遇的產物」(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有智慧，沒機遇，屬生不逢時，懷才不遇。有機遇，沒智慧，則錯失良機，誤國誤民。

是走在時代的前頭，抓住時機，引領時代潮流呢？還是被動地跟著潮流打轉，結果，問題越積越多，被潮流吞沒呢？

這就考驗一個領導人的智慧了。

簡單地說，政治改革，就是個制度建設的問題。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這樣，社會的運轉，不因為一二領導人的更替，不因為政府的變動，而發生動蕩。這種制度的範圍很廣：官員的選拔和任免，權力的行使和監督，等等。

必須承認，這些年，中國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

以接班人的選擇為例。毛澤東選了幾個接班人 -- 劉少奇，林彪，江青 -- 結果，都沒能接成班。鄧小平先是選定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又將他們一個個踢走，臨時選擇了江澤民，又隔代選定了胡錦濤。

現在，到了胡錦濤選擇接班人的時候，遇到的困難和制肘就比任何的前任都多。胡既不能像毛澤東那樣想選誰就是誰，也不能像鄧小平那樣隔代指定。他要在黨內的各個派別，各種力量之間尋得平衡，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即使自己不喜歡的人物，也必須接受。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從他們選擇接班人的方式和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力平衡，可以看出，中國還是有進步的。

只是，這種進步，還很不夠，還沒有到制度化的地步。所謂「制度化」，就是像日本那樣，首相一年換一個，一年換幾個，走馬燈似地，可是，他們的政治，他們的政府，乃至整個的社會，並沒有任何的動蕩。所謂「制度化」，就是像西方國家那樣，無論是總統，總理，還是首相，幾年就要一換，不能終身制。更重要的，換的過程，要透明，要讓大多數人說了算。不能搞黑箱作業，不能幾個人決定大多數人的命運。所謂「制度化」，就是，官員的權力要有監督，百姓的權利得到保護，

實現這個目標的途徑和手段，就是民主。

中國歷史上，沒有民主的傳統。錢穆說，「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並不取決於多數，如西方所謂之民主精神。而中國人傳統，則常取決於賢人。春秋時即有『賢均從眾』之說。賢屬質，眾屬量，中國傳統重質不重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不賢而僅憑數量，是無足輕重的。」

這也就是中國歷史一直原地打轉的原因。許多的問題，歷經千年，仍無法解決。

如何才能保證所選的那幾個人是賢人呢？如何能保證這幾個賢人一直賢下去呢？怎樣對他們進行監督呢？任何時候，少數賢者的意見都能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嗎？大多數人的發言權在哪裡呢？

解決這些問題，增加社會的開放度，增加政治的透明度，是個民主的問題，也只有通過民主。

這些年，在中國，有些人，特別是一些「在其位」的人，談民主而色變。他們認為，民主不適合中國，民主等於西化，等於美國化。

這讓人想到老和尚與小和尚的故事。小和尚要下山化緣，老和尚對他說，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待小和尚下得山來，卻發現，山下的這些老虎女人不僅不吃人，還挺可愛。

這些年，中國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和尚」湧出國門，來到西方，從美國，到歐洲，到澳洲，到日本。學成后，不管回國與否，多數人發現，西方的「民主」，雖不十全十美，絕對不是老虎。很多的時候，還很可愛。

除了這些留學生「小和尚」以外，這些年，還有中年和尚，老和尚，有權的和尚，沒權的和尚，紛紛下山，走出國門，親眼看過西方的民主，很多人的結論大體相似：挺好！挺可愛！

很多有錢有勢的「和尚」，把老婆孩子送下山去，移居國外，自己則回到國內，躲在山上，繼續當和尚，繼續「撞鐘」，成了「裸官」。

就連體制內的學者，如俞可平之類，也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

胡適先生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性的行為」。這種「生活方式」的養成，這種「習慣性行為」的訓練，都需要長期的努力。不是說，我們今天改了選舉制度，明天就民主了。

對於我們這些「天朝遺老」，「東亞病夫」，困難會更加地多。沒有幾十年，上百年的努力，民主是不會成功的，是不成熟的，是會出問題的。

很多人說，民主不適合中國。這是無稽之談。不是民主不適合中國，而是中國不適合民主。需要改變的，是中國的現狀，而不是民主的理念。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就像尊重長者，關心婦女，保護兒童一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會，都會尊重這些普世的價值觀念。

民主這種普世價值，就像奴隸制要消滅，婦女要有選舉權一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都會達到這一步，雖然時間有早晚，路徑有不同。

民主化不等於西化，更不等於美國化。試看，從西方到東方，那些實現了民主的國家，每個國家都是不一樣的，沒有一個國家和別人相同，更沒有一個國家是全部照搬美國的民主。

我們中國的民主，也不會照搬任何一個國家。將來，中國大地上出現的民主，肯定是中國式的，穿著中山裝的民主。

但是，不管其表現形式如何，民主的實質，都是一樣的。

唐德剛認為，中國這條萬噸巨輪，自1840年後，就進入了「歷史的三峽」。在三峽中行駛，一會兒激流險灘，一會兒暗礁密布；時而「左行」，時而「右傾」。

要到這個世紀的中葉，我們這條巨輪才會駛出三峽，完成歷史的蛻變。然後，就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了。

倘如此，則中國幸甚，中華民族幸甚！

 

華夏文摘 路新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