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領袖」好不好——毛澤東去世35年隨想

這是一篇鞭撻當代奴才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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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文革時期，僅就這個題目，僅是如此提問，即有可能要了閔某人小命。

　　如此說來，中國社會畢竟還是進步了。讓我先浮一大白再說。

　　1

　　孟子只說民貴君輕，絕不敢去想若是無君後會如何？

　　轉眼毛澤東去世35年了，也不知哪根神經又撩起我想到自從「主席」去世后，我們就沒有了「主席」，沒有了「偉大領袖」。

　　後來的「總設計師」已經算不上，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用說了。總之，毛澤東沒了之後，中華民族的「主席」和「偉大領袖」也就沒了。

　　沒了就沒了。沒了誰，地球都照樣轉。只要不是昧著良心說話，毛澤東沒了之後，中國人民不僅照樣生活，在物質生活上顯然比有「偉大領袖」的時代還要滋潤一些。

　　2

　　就人類發展史而言，把一個人稱作「偉大領袖」，其實是一個進步了。而在稱「偉大領袖」之前，我們更普遍的稱呼而現在又知道的，大約還是先叫王，後來又 改叫皇上，叫萬歲爺，而皇上萬歲爺又稱天子，即天的兒子，是「上天」派其來治理臣民的，因此，大家都只能匍匐在天子腳下，然後山呼萬歲。

　　在天子時代，普天之下，只有奴隸，只有奴才。難怪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那篇《中國人民是什麼時候站起來的》在雜誌上發表后又在網上發表時，有網友跟帖就這樣說道：「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皇帝一個人站起來了，其他人全趴下喊萬歲。」

　　這樣說，雖嫌極端，卻也並不誣衊。毛澤東在中國人的心裡，除了被稱作「偉大領袖」外，確實也還給人以「王」以「皇上」以「萬歲爺」的感覺——他老人家活著時也不知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

　　3

　　可人類文明總是在不停地進步，這樣一來，比「天子」稱呼要進步得多的「偉大領袖」也落後了。我們尤其看到，凡有「偉大領袖」的國家，人民其實並不幸福，也不覺得有什麼好玩。有些國家甚至還與王與皇上時代庶幾相同，嚴重的，更是等而下之。

　　這可不是信口開河。

　　二十世紀能稱得起「偉大領袖」的很有幾個，而最最著名的非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莫屬。前不久讀到崔衛平教授一篇文章，題為《迷人的謊言》，說的是一位活了很長的女藝術家的「故事」。讀其中提到有關希特勒的某些細節，讓我有茅塞頓開或叫醍醐灌頂之感。

　　比如說，納粹分子當時見到希特勒的那個著名的行禮姿勢（估計也就是我們在影視中看到的，兩腿啪的一併，右手胳膊抬起往前一伸，同時整個身子略向前 傾），「它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們遇到對方、互相問候的意義，而是一種效忠的象徵，是要表明『我是服從的』或者『我是屬於元首的』諸如此類的含義。而且它需要 人們一再表明這一點，需要一再公開自己的效忠，讓所有的人得以看見、得以聽見，這同時也在呼喚別人同樣的忠誠。在這種互相展示和賣弄當中，形成那樣一種廣 泛的氣氛背景，於其中任何人也別想有別的想法和舉動，不存在一絲一毫的縫隙。因此，僅僅是舉手之間，指向全部納粹統治和鎮壓的體系。」

　　其實，中國有那麼幾十年，單說在中共高層內，見到「偉大領袖」后雖沒規定一定要有某種行禮，可一個「主席」的稱呼已盡顯效忠了，也更是表明「我是服從 的」或者「我是屬於主席的」。讓人悲哀的是，在這一點上，「主席」不僅並不比那個「元首」仁慈，相反還更加殘忍，對那些即使表示效忠也確實效忠的人們也沒 有放過，甚至還置不少在他面前「主席」長「主席」短的老戰友於死地而後快，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就都是大家張口就來的例子。

　　不用說，蘇聯也是有「偉大領袖」的國家。可在有「偉大領袖」的七十年裡，蘇聯人民吃夠了苦頭。又因斯大林連自然科學家都不放過，以至於有些自然科學家 聽到斯大林這個名字都會顫抖。僅就我所看到的荒唐到近乎笑話的蘇聯歷史，包括一些「段子」，就讓人有點不寒而慄，這裡不說也罷。

　　再有，就是被政府稱作「用鮮血凝成戰鬥友誼」的那個近鄰，至今也還有「偉大領袖」，被中國民間稱作「金二」。然而，也不知那個「偉大領袖」和他已經去 世的爹——也就是那個老「偉大領袖」是如何領導的，說起來也獨立大半個世紀了，其人民卻仍要依靠國際上的不斷援助才能勉強活下去。前不久還從電視報道中看 到，他們民族的另一半，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因「跟著美國跑」而發展得欣欣向榮的南韓，以人道主義的精神又給不僅一直有「偉大領袖」領導且還與他們「摩擦 不斷」的一半運送去多少多少噸麵粉。我想不出，這有「偉大領袖」領導的一半居然也還好意思接受。

　　這大約正應了中國過去故事書上所說的「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想想，與我們「用鮮血凝成戰鬥友誼」的這個鄰邦，現在，或說幾十年來，不都一直處在「飢不擇食」的情形之下嗎？真是悲哀！

　　4

　　幾年前，自己寫過一則短評，題為《有些話是不能不說的》（網上可以搜到拙文），其中就一位作者在談有關「毛主席專用陶瓷」時說的有些話，很讓人不安，甚至感覺就是在歪曲歷史。現容本人將其中一些段落移至此文中，算是又抄一回自己。

　　比如那作者文中有段話是這麼說的：「毛主席生前生活極其節儉，連睡衣打了補丁也捨不得換件新的。一日三餐，基本上以吃素為主，偶爾吃幾塊紅燒肉，老人家都詼諧地笑稱是『打牙祭』。」

　　依作者這段話來看，毛澤東過的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只是我實在不知道作者說的是什麼年代——是毛澤東1949年後在北京還是他「老人家」當年在延 安住窯洞時？毛澤東在生活上並不奢侈，睡衣上打有補丁，好像這都是事實。但說他老人家「基本上以吃素為主，偶爾吃幾塊紅燒肉」還要認為是「打牙祭」，那就 是天真得不可愛了。這裡我不想搬出過多的資料乃至早就公開的他老人家的食譜，只拿已經去世的河南雜文家王大海先生髮表的題為《白頭宮女說玄宗》這篇雜文中 徵引的史實，來證明這個作者到底說的是真實還是謊言。

　　王大海先生在文章中告訴我們，他先是從一家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目很炫人耳目，叫《和中央首長跳舞的日子》。大約又因還配有作者——面目姣好的一位 少女的照片，於是，王大海不經意間將文章讀了一遍。那麼這篇文章說了什麼呢？通過王大海的轉述，我們知道文章說的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位本 來是海軍療養院護士後為文工團員，從杭州到首都近十年間執行「重大政治任務」，即陪伴各位中央首長跳舞的回憶。回憶的主人當時還是一位女孩子，說她開始 「執行任務」是在杭州「汪庄」（王大海先生插了一句，說：「這地方我僅聞而已，只知道這是西子湖畔一座最高級的園林式別墅，普通人即使是世世代代杭州人， 是一輩子也難以踏進這座園子的」），後來從杭州調到北京，進了「海政歌舞團」。她經常去執行光榮偉大的任務：參加中南海、紫光閣等舉行的舞會，多次為偉大 領袖伴舞——時間是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

　　因這篇回憶文章寫得很生動，有些細節更是耐人尋味，王大海做文章時忍不住原文引述了一些。這裡為節省篇幅，容自己只引其中一部分。回憶錄的主人寫道： 「那時天天有舞會，我們沒覺得膩而是很想去，因為每場下來，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快樂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覺得光榮自豪；物質方面呢，舞會中間有一盤盤的炒杏 仁兒、大香蕉和其他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到的東西，十一二點舞會散場。首長們都走了，我們留下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是很豐富的，有魚有肉，這一切，對我 們這些女孩子來說，都非常美好。有時候吃完夜宵還招待看參考電影，都是香港的。」看「參考電影」而且還「都是香港的」，我們現在完全能理解。只是我實在不 知道，是否這些伴舞的女孩子比國家領導人尤其是比「毛主席」的身體還金貴，讓毛「以吃素為主」，而讓這些女孩子伴舞后倒是「有魚有肉」？

　　我們說話寫文章，尤其說到歷史，都不能不拿出證據來。王大海這篇文章被選入多種版本，這裡是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華雜文百年精 華》，在第624～625頁。還要說的是，王大海這篇文章幾乎都是在引用或轉述，自己很少說話。只在結尾處，他說了這麼幾句：「這位當年的美麗少女寫得明 白：時間是在1957年後的那幾年，那是怎樣的『歲月』？！」又說，「在全國，特別是本人所在的河南省，不正是大躍進！餓死人！吹破天的時代嗎？僅僅是在 中原這塊沃土上，餓死的農民數以百萬計……聯想到這兒，我的心為之顫慄了！」

　　再容筆者接著說幾句：還是「困難時期」，而且連伴舞的女孩子尚且能吃到「大魚大肉」，那麼，不是「困難時期」，又還是國家領導人，尤其還是「偉大領 袖」還是「毛主席呢」？就算毛主席想「基本上以吃素為主」，中南海里那些負責領袖們飲食起居的「管理人員」會答應、敢答應嗎？

　　5

　　南都周刊前不久有一期刊出一篇《李庄說李庄案（轉自楊金柱律師博客）》的報道，也就是說有關律師李庄案的庭上庭下，我們終於可以聽到當事人的訴說了——儘管此時的訴說因可以想見的原因依然有很大的保留。

　　這不能怪。在一個有16萬律師的國家，司法高官依然敢於說「凡律師代理敏感案件，必須『講政治，顧大局』」，你叫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包括律師們，說話時又怎敢不有所保留呢？只是那高官不懂，眾目睽睽之下的「歷史」是包不住的，猶如紙包不住火一般。

　　這裡當然不是要探討這個話題，只是其中一個細節更引起我的興趣。這篇文字中李庄律師告訴採訪他的記者，出獄后，他「有些無所適從的感覺。確實不習 慣」。當南都周刊記者問他這句話的所指時，李庄是這樣說的：「失去了自由548天，剛一出來呼吸到突然到來的自由的空氣，確實有些不習慣，所謂慣性就是不 自由成為習慣，自由反而成為不習慣了。」

　　好一個「慣性」！短短548天，就讓一個身份屬於律師的國民居然也習慣了「不自由」，或說反而對自由「不習慣」起來。這種情形，恰恰印證了中華民族的 民族性即奴性，也表明我們就是容易產生「偉大領袖」的國度。難怪到了二十世紀，在魯迅在胡適在郁達夫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眼裡，中國仍是一奴隸之邦！

　　想一想，現在已進入信息時代，堂堂一律師，僅僅是受些精神壓迫（好像沒有肉體虐待）而不自由五百多天，從牢獄出來就對自由已經「不習慣」了，那麼在幾千年特別是在始皇帝之後兩千多年的專制集權壓迫下，你叫中國人又還如何堅持「自由的習慣」？

　　所以說，時至今日，只要有什麼人哪怕像變魔術一般又製造出一個「偉大領袖」來，我有理由相信，無數的中國人肯定還會頂禮膜拜，儘管中華民族的許多災難也正緣此而生。

　　遺憾的是，天大一群奴隸們至今不覺悟。

　　難怪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在閔某人看來，也不知比孔子要偉大多少倍）就認為歐洲蠻族比希臘民族富於奴性，而亞洲蠻族又比歐洲蠻族更富於奴 性，而我們知道，中國在五千年來是完全有資格代表亞洲的。「所以他們常常忍受專制統治而不起來叛亂」（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62頁，參見商務印書館 1965年版）。在亞氏看來，「亞細亞的人民多擅長機巧，深於理解，但精神卑弱，熱忱不足；因此，他們常常屈從於人而為臣民，甚至淪為奴隸。」（同上，第 367頁）。、

　　這些意思，我們在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也能讀到。當然，說不定孟德斯鳩也正是沿襲了亞氏之說。

　　6

　　如此說來，把造成中國人的奴性全都記在秦始皇頭上，或認為就是始皇帝實行專制集權后中國人才生長出奴性，顯然也有失公平。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推理，中華民族的奴性近乎「與生俱來」。也不知是否真的與我們的地理有關。

　　不是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嘛。二十多年前，有個叫蘇曉康的先生在一部名叫《河殤》的電視劇中就特彆強調了「黃河文明」與「藍色文明」的不同，這裡不說了吧。

　　前不久偶爾看一次百家講壇，從中國古史中又得一例證。早在春秋五霸時代，從齊襄王之死時發生的一個細節也能證明中國人的奴性在那時就已浸入骨髓了。

　　被後世史學家認為性格屬於「無常」的齊襄王，外出狩獵時因受到驚嚇（依現代人觀點，估計是齊襄王發生幻覺）腳受了傷。回到宮中，躺在床上，不僅腳受了 傷，疼得很，發現自己的鞋也不見了，於是氣不打一處來，非要身邊的人去把他的鞋給找回來不可。被派的這個人相當於後來的太監（那時叫寺人），名字叫費。這 個費在宮中的院子里沒找著齊襄王的鞋，被齊襄王用鞭子抽打得遍體鱗傷，並命其繼續去找鞋。

　　既然在宮中找不到，費也就只好準備出宮去找，哪怕到齊襄王狩獵的場地也要把鞋給找回來。哪知道，費一出宮門，就撞上已經包圍了宮廷的叛臣。叛臣將其捆了起來。

　　一見這陣勢，這個太監全明白了，並且暗中拿定主意，先是讓叛臣解開他的衣服，又對叛臣說，你看給我打成這樣，我還會抵抗你們，還會不幫你們嗎？緊接著 這個寺人又編了個謊，讓叛臣先放了他，說讓他進去直接把齊襄王給結果了不就得了。叛臣一聽，覺得合情合理，於是就讓費返回宮裡去了。

　　誰知，這個費進宮后，趕緊將齊襄王從床上扶起來，並將其藏好后，又安排另外一個人假裝齊襄王躺到床上，迷惑叛臣。然後，自己站在宮門口與叛臣殊死搏鬥。費自然不是叛臣對手，很快被殺死（而齊襄王更不用說，也很快被搜出，自然也是難逃一死）。

　　事情至此，原本沒什麼可說的。讓人殊堪玩味的是，北師大教授李山，在百家講壇講到此處時忍不住大發感嘆：「看歷史看到這個地方，也讓人感慨：多忠義的 奴才，打成那樣，還那麼忠心耿耿。所以這就是人格。人格不分地位高低。高地位的人不一定高。齊襄公地位高，一點人格也沒有。」

　　嘖嘖。兩千五百年前的一個太監，一個奴才，竟還能受到已是信息時代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如此高度讚美。難怪約兩千五百年後，中國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右 派分子」、作家劉紹棠先生，在恢復了正常人身份后拋出了「娘打兒子論」，認為自己被錯劃為「右派」，不過是自己這個「兒子」被「娘」誤打了。在這一點上， 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兩千五百年裡竟沒有一點改善，沒有一點進步。在本人看來，若要感嘆，這才真是值得感嘆的。

　　可讓人搞不懂的是，一個人格如此之高的奴才，為何卻要去保護一個「一點人格也沒有」的東西呢？難道就因為他是王是自己的主子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這 與只知道效忠主子的一條狗又有何區別！再說，一個人，一做到奴才的份上，再不要侈談什麼人格。奴才何來人格？用魯迅先生的話說，這種人早已萬劫不復了。而 列寧在《紀念葛伊甸伯爵》中有段話說得更達意：

　　「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與之作鬥爭的奴隸，是革命家。不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過著默默無言、渾渾噩噩的奴隸生活的奴隸，是十足的奴隸。津津樂道地讚賞美妙的奴隸生活並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是奴才，是無恥之徒。」

　　關於列寧這段話，早在十幾年前，就在廣東《隨筆》雜誌的一篇文章中讀到過，近來在網上又看到有人引用，感覺對中國而言，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如果認可列寧此說並允許再接著列寧的話說下去：被打得遍體鱗傷或是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冊」20年之久，還要拚死捍衛主子或認為不過是「娘打了兒子」的奴隸，顯然就比奴才甚至比「無恥之徒」還要等而下之了。

　　相比較而言，自己倒是特別欣賞那個叫太監之後的有些人們。比如，看著秦始皇出巡，項羽就覺得「彼可取而代之」；而民間說得就更令人神往：皇帝輪流坐，來年到俺家。

　　多有氣勢！

　　7

　　當然，也不只一個劉紹棠，讀一讀趙忠祥的《歲月隨想》（本人最近從互聯網上讀到一篇摘錄），你就會明白，在中國，即使在當代，像奴才那樣萬劫不復的東 西多的是。由此可知，為何魯迅要說在中國，即使搬動一張桌子的改革，也要流血？為何中國能在專制集權下生活兩千多年？為何中國人都是見了狼是羊，見了羊又 成了狼？

　　趙的專業是頂尖的，這不用說。可就是這麼一個業務頂尖的人，奴才（而不是奴隸）意識極為濃厚。他在書中說道：「儘管我並不是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但 卻總像一直在他身邊工作。十多年來，在屏幕前我離得他那樣近，看著他黑髮轉蒼，紅光消失，逐漸衰老。在他晚年接見外賓的那段日子，我更覺得是日夜陪伴，朝 夕為他服務。毛主席晚年接見外賓，並沒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說是根據他不規則的作息時間與他的高興，無論白天、黑夜，想什麼時候接見，就見上一面。於是，當 年只要電台一宣布某位外國領導人到達北京的消息，我們的前期記者與後期錄製人員就照例會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現在我有點明白了，那其實是由於健康原 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氣足時，才有可能接見外賓。」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趙除了忠於毛忠於自己所謂的「職守」，作為一個人最應該具有的獨立意識完全喪失了，甚至可以說與上面提到的齊襄王的太監毫無二致。

　　費是被打得遍體鱗傷，卻還要誓死保衛王；而趙就因老人不肯退位，要把「主席」把「偉大領袖」一直坐到死，於是，為了保證「偉大領袖」在接見外國領導人 時能「神完氣足」，他們工作人員就得「往往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並且心甘情願。你說這與費的奴才意識在本質上又有什麼區別？

　　更重要的是，即使幾十年後，在回憶這段「光榮歲月」時，趙仍沒有絲毫覺悟，仍沉浸在奴才的享受之中，帶著一種甜蜜的回憶：「我已記不清值過多少次這樣 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興奮，感到很神秘，也很神聖。大家期待著『出發啦』這一聲信息。」而這一切，又都緣於「偉大領袖」晚年接見外賓，不僅沒有 既定的日程，還要根據他不規則的作息時間與看他是否高興，甚至不論白天、黑夜，主要是看他有沒有興緻，「想什麼時候接見，就見上一面」。不想見，也就拉 倒。

　　現在想來，趙先生不說，真是可憐了當年那些來中國要等待這位「偉大領袖」接見的外國領導人！你們要來見這個二十世紀下半頁中國的「皇帝」干甚！

　　8

　　據最近有網民截圖，影星湯唯在微博中寫道：

　　「一個強盛的國家，開放槍枝都不會顛覆，一個虛弱的政體，賣把菜刀都需要實名；一個人性的國家，總統會逐一念出遇難者的名字致以哀悼，一個冰冷的政 府，遇難人數出來都是高度秘密；一個自由的國家，記者將內閣大臣追問到滿頭大汗，一個禁錮的體制，官員則告訴記者，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的。」

作者閔良臣 來源: 共識網 201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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