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民變》的啟示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詩經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1944年，中國歷史又走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這一年，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與此同時，李文治完成了《晚明民變：底層暴動與明朝的崩潰》。作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專家，李文治的姿態更加細微和客觀，他通過對大量歷史史料的耙梳，試圖從底層農民的角度復原300年前的歷史場景。

明朝末年，正值小冰河期，天災不斷，特別是進入崇禎時代之後，幾乎每年都是大災之年，「人相食」不絕於書。如果說剛開始還是由荒致盜，後來則變成了由盜致荒。各種稅賦軍餉加派一步步將更多的底層民眾推上絕境。進入萬曆之後，歷經200多年的大明帝國顯出末日景象，政治敗壞，經濟破產，社會秩序崩潰，帝國上下徹底淪為暴力為王的叢林社會。

當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經下令，各地遭災，地方官一定要如實上報，否則問罪。收到災情報告后，政府要減免當地的錢糧，同時適當發放救濟。但不幸的是，在災難深重的帝國晚期，吏治恰恰到了最腐敗的程度。神宗幾十年不上朝聽政，官吏出缺也不遞補，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州縣，實已陷入癱瘓。

從很多方面，明朝與宋朝頗為相似，但明帝國的結局不同於宋帝國，它並不是亡於異族，而是亡於饑民暴亂。饑民之所以暴亂，又源自體制的腐敗。這種腐敗不是局部的腐敗，而是普遍的腐敗。作為一個成功的底層暴亂者，朱元璋曾經深有體會地說：「百姓暴動，根系貧窮；民窮之故，在於官貪。」

在農業時代，財富極其有限，商業處於邊緣狀態，權力是攫取財富的主要手段。古語說「陞官發財」，陞官的目的就是為了發；官升得越大，財也就發得越大。對一個擁有壟斷權的官吏來說，敲詐、勒索、搜刮、受賄都是發財的手段。在任何時代，權力越腐敗，想當官的人就越多，官職和權力便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在明朝官場，貪官分為三個層次：低層次的腐敗是雁過拔毛，是赤裸裸的；中層次的腐敗是權力尋租，具有很強的隱匿性；高層次的腐敗是出售委託權，那是一種體制或機制的腐敗。

有明一代，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買官賣官，錢財是唯一的進身階梯。「隆、萬以下，無缺不鑽，無官不賣。縉紳家高甍大廈，良田美池，並一切金寶珍玉，歌舞宴戲，皆以非分非法得之。」帝國體制下，不僅大權力是用錢買來的，小權力同樣如此。即使縣衙里負責司捕收糧的小吏，也利用手中的合法傷害權四處敲詐勒索。「小民竭脂膏，胥吏飽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事實上，皇帝不僅是最大的官，也是最大的貪污犯。萬曆皇帝更是一個「愛錢勝過愛民的皇帝」——

他要增殖私產，到處派太監榷稅採礦，大璫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經供進俸。有的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有的發掘歷代陵寢。豪奪民產，所至肆虐，民不聊生。大小臣工上疏諫止的一概不理，稅監有所糾劾的卻朝上夕報，立得重譴。結果，內庫雖然金銀山積，民間卻被逼得到處發生農民起義，所遺稅監高淮激變於遼東，梁永激變於陝西，陳奉激變於江夏，李奉激變於新會，孫隆激變於蘇州，楊榮激變於雲南，劉成激變於常鎮，潘相激變於江西，鬧得瓦解土崩，民流政散；甚至遺使到菲律賓採金，引起誤會，僑民被殺的至二萬五千人。國庫被挪用空乏，到了外患和農民起義外內交逼，無可應付時，朝臣請發內庫存金，卻靳靳不肯，再三催討，才勉強發出一點敷衍面子。（吳晗《論貪污》）

對稅賦沉重的窮人來說，即使豐收之年也僅能自給，一旦遭遇荒年便不免凍餒；為了活命，只好向富豪借高利貸，一步步將土地賣光，乃至賣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背井離鄉地逃亡。傳統中國以家為天下，而流民完全是家庭破產的結果。流民的增多，一方面使政府喪失大量的財稅來源，另一方面成為暴力犯罪的淵藪。家庭的大量破產也必然導致社會的崩潰。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明朝亡於萬曆時期。晚明帝國無疑人們提供了一個最典型的歷史鏡像，農民「死亡流離，四野蕭條之象，不堪見聞」。鄉村的崩潰，抽空了帝國的根基，既招不到兵，也收不到餉。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此後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募召名數日增，實用日減。積此數蠹，民窮財盡。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

官吏群體可以依靠手中的權力對民眾進行盤剝勒索掠奪，軍人只好用自己的暴力豐衣足食，軍人就變成了賊寇，成為帝國的敵人。正如秦帝國亡於陳勝吳廣的叛亂，如今這些饑寒交迫的底層叛兵潰卒再次成為帝國的掘墓人，在西北邊鎮當兵的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就是其中的代表。

軍人一旦背叛帝國，便將目標對準之前需要保衛的縉紳富豪，從而迅速獲得給養。相反，負責鎮壓叛軍的帝國軍隊仍然饑寒交迫。在戰爭情況下給養匱乏，軍隊很輕易就發生劫掠，從而淪為叛軍，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悖論。一個致力於維穩的帝國如同四處冒煙的木屋，只能暫時延緩災難的蔓延，但末日結局已經註定。每當叛軍兵臨城下，那些素日作威作福的縉紳豪右就如同遭到末日審判，城內賤民趁機叛亂，城池往往不攻自破。發展到最後，隨著「免征免糧」的迅速傳播，叛軍未至，各地方民眾就已經群起響應，朝廷官吏要麼棄城逃跑，要麼被民眾擒獲以待叛軍。甚至出現了不少假冒張獻忠的叛軍，攻州克縣，勢如破竹。前來鎮壓的官軍反倒屢屢被民眾拒之城外。如此，張獻忠在南中國一度兵不血刃，如入無人之境。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在檄文中曆數帝國之罪：「公侯皆食肉紈絝，而倚為心腹；宦者皆齕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叛軍兵出潼關，從山西到北京，一路之上的各個城市，所有官吏非降即逃。李自成攻至宣化府，宣府巡撫朱之馮誓死守城，親自督戰。他下令發炮，卻無人應命。他大怒，只得自己去點炮，卻發現炮孔已被鐵釘塞死。朱之馮長嘆道：「不意人心至此！」

叛軍兵臨城下，京師僅有8000軍人守衛，且久不發餉。當時國庫只有「銀二千三百餘兩，又錢作八百，國家之貧至此，可發一笑」。崇禎諭令百官捐助，很多官員都哭窮求免，最後只籌得兩萬餉銀。這筆銀子還沒有來得及發出去，崇禎最信任的太監曹化淳就已經打開彰儀門，把李自成接進城。

崇禎最後召集百官，無一人前來；李自成進了北京，這些百官趨之若鶩，由成國公朱純臣和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率領，集體朝賀勸進：「我皇上救人水火，自秦入晉，歷恆、代抵燕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可謂神武不殺，比隆堯舜，若湯武不足道也。」

中國歷史始終在帝國這個螺螄殼裡做道場，一破一立，往複輪迴，政治只能在暴力和權力之間來回切換，從來沒有找到一種控制權力和暴力的方法。中國的悲劇不僅在於精英的腐敗，也在於底層的殘暴。無論腐敗還是殘暴，都是自我失控導致的任性。與同一時期的英國革命相比較，就會發現這種理性的缺失。從根本上來說，相信暴力跟相信權力並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它們都會激發人性中的所有惡。

打倒皇帝做皇帝，北京被這些勝利者視為最大的戰利品，從金銀珠寶到酒肉美色。通過嚴刑拷打，李自成在北京掠得7000萬兩白銀；崇禎十年加派，不過2000萬兩。上至將軍，下至士卒，很快就在這場財富與暴力的盛宴中沉淪，接下來，便被縉紳聯合外族一起驅逐出北京。從豪邁進城，到狼狽出逃，前後不過42天。對那些「天生」的官吏們來說，他們在李自成這裡沒有得到的，終於在愛新覺羅·福臨身上得到了：「前朝鄖臣及子弟，有倡先投順仍立功績者，與本朝一體敘用，應給封誥照例頒給，其見有官職已經來朝者，准仍原職。」

一個多世紀后，大清帝國的乾隆皇帝這樣評論明朝：「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事實上，這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如果說明帝國亡於萬曆，則清帝國亡於乾隆。「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將權力經濟學發展到驚天地泣鬼神的境界，他不僅為官吏群體設置了「養廉銀」，還給自己開設了「議罪銀」，權力市場日臻完美。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中寫道：「當權力與金錢一樣上市流通之後 ，即刻產生威力無比的社會腐蝕劑，當軍隊將財神像奉為戰旗時，腐敗已不可逆轉。世界上可以有一萬種罪惡而安然無事，唯有一種足以致命：執法犯法。」對口銜天憲的權力來說，不存在任何「合法」與「非法」，金錢就是權力的唯一目的，離開腐敗的權力就不能稱其為權力。乾隆之後，大清帝國重新跌入大明帝國的滑落曲線，一切都無可挽回地從腐敗走向失敗，暴力與權力，民變與維穩，歷史開始了又一個輪迴。

本文發表於《挖歷史》第二輯。

《晚明民變：底層暴動與明朝的崩潰》李文治著 中國電影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