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軍：「紅色文化」另類談

「紅色文化」另類談

錢文軍(來源：作者博客)

　　   剛下飛機回到家中，就在5月6日《文摘周報》(總第1899期)頭版讀到《如何看待紅色文化》，因為接受訪談的是兩位知名學者，蕭功秦、張木生，於是頗感興趣。讀罷得知此訪談錄系新華社旗下《國際先驅導報》的文章，行文記者梁嘉文。手頭沒有這份報紙，上網查得該報電子版，原來是《紅歌變奏曲》中一組文字中末篇。
　　　　

       讀罷這一組文字，看得出編輯組稿儘可能採取了旁觀態度：所輯錄的幾篇文字不是同一個觀點的，儘管捧場的多些。遺憾的是，作為唱著紅歌長大的我，早已對「紅歌」產生審美疲勞，甚至可以說有著極強的逆反心理，無法做到「旁觀者清」那樣的超脫境界。若說沒有「紅色文化」的影響那也不實在，例如我至今還認同老毛的話：「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
　　　　一句話：「紅歌」是按照政治需要編撰出來的，充滿阿諛奉承以及對人性的扭曲。比如那首《十送紅軍》就是張士燮、朱正本奉命創作的，可官媒一貫謊稱「收集整理」，讓人誤以為是歷史上流傳的民歌。故，「紅歌」並非人民心聲，大抵皆御用文人編撰。「紅歌」也是文革進行曲。提起它就想起當年我們唱得最響亮的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殺!殺!殺!」

 

　　一
　　正如這一組文字中所介紹的，重慶的「唱紅打黑」把「紅色文化」推至高潮：「重慶的『唱紅』並非心血來潮，而是重慶主政者『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略深思熟慮』的結果。2009年6月，重慶市委三屆五次全會專題研究了文化建設問題，制定了《中共重慶市委關於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用文件的話說，重慶『吹響了『唱讀講傳』、興起文化建設新高潮的戰鬥號角』。」儘管有報道說江西首先「唱紅」，但卻沒能象重慶那樣形成「唱讀講傳」系列。它道出一個真相：「唱紅」乃至「紅色文化」均系官府強推之「運動」，即使有一些除了「紅歌」啥也不會唱的過來人習慣性哼唱，亦非最廣大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需求。

　　　　而這一切，重慶市委書記最新的講話說是「對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傳承，是對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莫名其妙了。「紅色文化」說到底根本不是中國本色文化，恰如這組文字中也介紹的，它是蘇俄文化的衍生物，跟「中華民族偉大精神」風馬牛不相及，何來「傳承」?至於「負責任的態度」，正好說反了，或許他已經不記得權力對這種「紅色文化」的灌輸史：「紅色文化」最為甚囂塵上的時期，一是「大躍進」;二是文革。都是中國人權災難登峰造極的時期。「唱紅」本身就是不負責任的，比如那首《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國》，連最基本的常識都不顧了，談何「負責任」?純屬肉麻而已。

　　　　網路消息：「一九八三年楊秉城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黨校與薄一波聚首長談，薄一波和楊秉城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楊光：《我所經歷的歷史故事：劉少奇叛徒罪是這樣被認定的》)」

　　　　這則消息頗耐人尋味。一是「紅色文化」調教不出人性來，調教獸性則成績斐然;既然覺悟高至能躋身共和國最高領導層的市委書記當年都不能抵禦，被「紅色文化」熏得忘了人性，現在的孩子們難道不會重蹈覆轍?二則就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需要培養的正是那些「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里整」的下一代。三是鄧公「處遺」時罷黜了無數有「批鬥老幹部」劣跡之人，卻沒妨礙踹斷一位副總理三根肋骨的猛士一路青雲。

　　看來此壯舉乃家務事，從未見過薄書記為此做過任何反思更別提「懺悔」了。阿Q說：「兒子打老子」，大概那是不能算是劣跡的，否則將有「不準革命」之罪名。若打的是別人的老子就另當別論，得聯繫階級之類原則問題，就必須清算。一句「還是自己的孩子可靠些」道出這個權力的宗社本性，它不能算「人民的權力」。還有，「唱讀講傳」只能對別人的兒子，對自己的兒子就無須採取「對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當然也無所謂「對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傳承」，只應該在美國、英國接受「西方那一套」之教育，哪怕是貴族學校的教育。歸攏起來是四個字：「內外有別」，跟孔夫子那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紅色文化」究竟應該算宣傳還是算文化，得存疑。細究起來，「紅色文化」其實最沒文化，只是一種愚民之伎倆，毛澤東當年推崇的「下里巴人」即是其肇端。梁記者述說了毛在《新民主主義論》里的說道，文化、教育等都在「應該為90%以上勞苦農工服務」的名義下收入權力囊中，它也就失去了文化的本色，而只是包裝了「文化」外衣的愚民工具。

　　　　2010年11月19日《人民日報》報道稱：「兩年多來，重慶全市開展紅歌傳唱活動12.8萬場，經典誦讀展演活動2.8萬多場，舉行故事會7.01萬場，手機和QQ用戶轉發箴言1.3億多條次。」高潮可算2011年3月28日，這天是星期一，本該上班的日子。可在重慶市九龍坡區巴國城文化廣場卻有萬餘人無須工作只管揮舞紅旗高唱紅歌。且在當日，重慶市萬餘人集體學習、重溫入黨誓言、高唱紅色革命歌曲。從網路圖片看，一色的紅色外衣，外圍大批統一著裝的人員在揮舞黨旗。有細心網友將此次活動照片跟1966年「紅海洋」對照，老夫驚訝地發現：今日重慶比當年天安門前更紅，至少那時人群沒條件「紅裝一律」的。暫不論如此熱鬧經費何來，誰給他們發工資?「舉國體制」之優勢再次顯現，絕不可能是發自內心的自願行為也昭然若揭。

　　　　《重慶日報》刊載今年1月29日薄書記的講話：「我們提倡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就是要為年輕一代及所有市民提供優等的精神食糧，讓他們能更多地欣賞古今中外燦爛的文化遺產，從而使有限的生命能在更高的文化層次上更有效地發揮作用。這是我們對中華民族應盡的責任。」薄書記之所以越鬧越歡，我們知道，是因為常委層已經明確表態誇讚他的有好幾位了，這說明他獲得了強大的權力支持，有持無恐。

　　　　二
　　　　尼採在其《偶像的黃昏》里說：「一切偉大的文化時代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此語道出問題的實質，文化一旦淪為政治的僕役，比如「紅色文化」，就失去了文化的自身價值，當然也就沒有「偉大」可言。與其說是文化，不如說是噱頭，誰見過「偉大的奴才」?

　　　　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里說：「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現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什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我們從《葉子龍回憶錄》里知道毛當初多次自比太陽，「東方的太陽」，其實也就是「精神的太陽」。在它的照耀下當然也就「只准產生一種色彩」，「紅色文化」正是這種「官方的色彩」。馬克思當年尖銳抨擊的現象如今成馬克思主義者奉行的現象，無怪乎老馬要慨嘆：「如果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糟糕的是，毛已經仙逝快25年了，他老人家張羅的「紅色文化」如今又成為權力的靈丹妙藥，是否太沒出息了?《孟子.離婁章句下》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那意思如果積極些想，當理解為甭管君子還是小人，不善於創造就不可能延續。充其量不過「五世」而已。

　　執政黨都是期望著長久執政的，這不奇怪，也可以理解。但必須程序正義，也即獲得民眾的承認。在已經成為歷史的時代，「搶得天下便是王」是合法的獲得權力的手段，但也是野蠻的手段。時過境遷，當今世界較之過去更文明了，因為人權越來越為最廣大的民眾所接受，意識到自己的政治權利不能被剝奪是他們覺悟的表現。具有創造性思維的政治家們理應看得見這個世界大趨勢，就像蔣經國先生，意識到「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就是他最偉大的見地。

　　　　失去了創造性思維，就只能回到祖墳里去尋找武器。還記得《共產黨宣言》嗎?馬克思在那裡說過：「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迴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總是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今日中國式社會主義活靈活現地重演了「封建的社會主義」，應該算「我的成功可以複製」?

　　　　略有區別的是，現在版的舊紋章一律染成紅色的了。問題是，如果「紅色文化」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還犯得著留下機會讓鄧公搞改革開放么?怕是他老人家只能面壁終生，對著「翻案不得人心」條幅玩味了。歷史本來留下巨大的機會給他老人家，只可惜金水橋畔的履帶聲震跑了那次機遇。任何軍隊，當它把槍口對著自己的人民，就已經擊碎了「人民軍隊」那隻「鋼盔」，淪落成統治工具了。軍人的尊嚴源自國家軍隊之屬性，任何非國家的軍隊的尊嚴都是虛假的，無論其塗抹成「紅色」還是什麼別的顏色。

　　　　但那個機會仍然存在，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等待著真有遠見卓識的大政治智慧者去採摘。比如說重慶，那個「抗戰勝利紀功碑」被「紅色文化」改成「解放碑」了，與其說它表現了勝利者的狂傲，不如說它赤裸裸地彰顯著篡改歷史行徑之卑劣。後來的主政者若稍有些政治智慧，本該撥亂反正，理當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只可惜，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總是看不到「採花大盜」的身影。主政者寧可不惜重金立一尊據說全國最高的毛塑像，也不肯將劉鄧當年篡改歷史記錄的劣跡抹去。

　　　　我有時甚至懷疑，蔣經國先生若不是偏安孤島，迫切地意識到生存危機迫在眉睫，他也不會有那麼大的決心與魄力，採下那朵民主之花奉獻給那裡的人民的。

　　　　三
　　　　「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其現代版應該屬於「代表論」，帶著幾分霸蠻，幾分乖巧和幾分醉意，一本正經地講一個十分可笑的故事，也是需要勇氣的。我絲毫不懷疑堂.吉柯德的真誠，他一定是看走了眼，這才會行俠仗義，把風車與酒囊當作惡魔來討伐。

　　　　我們中國人不會幽默到堂.吉柯德那種地步，「假作真時真亦假」之能耐舉世無匹，「紅色文化」的內核就是假戲真唱、真戲假唱。毛先生的「光輝歷程」幾乎每一個腳印都滲透著這種造假精神，不必在這裡細細舉例說明了，就那一個「陽謀」便足以說明問題。林彪元帥還在紅得發紫時就總結道：「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那個「代表論」有一個高度抽象的「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還沒弄明白，現在具體化為「紅色文化」了。令人恍然大悟的是：「原來如此!」確實，那個「代表論」一直呆在雲里霧裡，任憑御用文人喋喋不休地說些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話。現在有「紅色文化」擺在面前，不知「代表論」是否該束之高閣。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如果注意到高調誇讚這個「紅色文化」的，皆非「代表論」、「和諧論」的主，似乎它又有成為新的「乞食袋」的成分。若果真是，就有操之過急之嫌，且了無新意，不過毛家庫房裡的陳年舊器，文革時我們都領教過了的。

    　　更糟糕的是它好像得文人捧場不多，嗤之以鼻者更多;傻乎乎跟著湊熱鬧的大抵都是「五毛」級別的老小，但凡稍有些腦汁者皆不屑此道。還不知那些披紅掛紅者中有多少「違心地」。看著那位「始作俑者」得意洋洋地高談闊論，似乎發現，他把「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改掛在胸前了，比陳佩斯歪掛駁殼槍裝扮「正面人物」還要神氣。

　　　　中國的事情，要想成勢，少不了的是文人「幫閑」。這一期(總第39期)《領導者》雜誌上刊載了帥好先生的文章《畫殤》，記述了一批著名畫家「無視悲慘的底層生活，看不見逃亡、餓斃的饑民，熱烈響應組織號召，積極創作宣傳黨史題材的作品。」捎帶著也涉及了著名詩人郭小川、文學大師巴金，他們正是在舉國飢荒餓殍盈野的時刻採風、創作的。「吃飽喝足、體力充沛的寫生團走過餓斃的衣食父母，腳步冷酷沒有片刻停留」，一批歌頌盛世的大作隨後創作出來了，當然是「紅色文化」的經典之作，不乏如今天價叫拍品。

　　　　「紅色文化」之紅，是百姓的鮮血染紅的，老實說，靠權力去掩飾這一點除了徒勞之外還顯得笨拙。以粉飾過去求得長治久安絕對靠不住。真的想有點作為，海峽那邊的蔣經國先生已經做出榜樣來了，不管他本人乃至所繼承者有多少污漬，開創性的成就才是他留名青史的根本。倘若小蔣先生只顧得粉飾既往，總之就不會是歷史記載的蔣經國先生了。甭管胡先生、習先生還是薄先生，乃至於其他人，「唱讀講傳」是不可能成就任何功名的，想在歷史上留下一點印記，那顏色絕不會是紅的。

　　　　在中國，可以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比如，把那支「黨衛軍」正名為國防軍;比如，認真落實各級人大的法定權力，而不是愈演愈烈地將其變作一場「政治秀」;比如，按照自己訂立的規矩讓人民自主選舉自己的「人民代表」;比如，認真執行自己制定的憲法，逐一查核落實每一個條款;比如，歸還所剝奪的教育權利，放手讓老師、教授們管理學校;等等。其實，做到這些也只不過「碎步走」而已，若連這也不肯做，談何「走」呢?如今，早已過了河的草根民眾坐在岸邊，「圍觀」領導們在河裡「摸石頭」，大概在尋找「和田玉」。當年紛傳冰心老人的一句話：「共產黨該管的事都沒管，不該管的事都管了。」看來說得挺實在，要不，老百姓該唱什麼歌犯得著領導們來操心么?

　　　　(2011.5.9寫畢;5.11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