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學二、三年級時,老師是本生產隊的年約三十歲的男子。這個年齡的男人經過文革初期的混亂、打砸搶和惡鬥,到了七十年代心理相當變態,當然這是我後來的感覺。我的小學另外一位老師基本和他同齡,是我的堂叔,即我爺爺的侄子,教起小學生也是歇斯底里。對於我這樣班裡學習最好卻也非常調皮的孩子,這兩位是我童年的惡夢,因為我經常受到他們罰站、恐嚇、放學后被留校受批評或者寫什麼檢討。
這位從來沒有笑臉的老師,讓班上年齡最大的學生當班長。這位大概比我們大四、五歲,智力低下,不是罵他,事實上確實如此,否則也不會比我們大四、五歲,同他的另外兩位弟弟與我們同班。他雖然智力低下,但特別野蠻,加上三兄弟同班,所以其他同學都怕他。
教美術的老師姓唐,個子高,人很敦厚,大家喜歡他。一天下午下課,另外一位女教師跑來找唐老師幫忙,喊了句大唐。我好奇多嘴感到叫大唐好玩,也喊了句大唐。兩位老師無所謂,走了。我可倒大霉了。上課時,傻子班長告訴陰臉老師我罵老師了。陰臉老師也不問我罵了誰罵了什麼
(也許他會認為我罵他了),把我弄到教室前面牆邊罰站。
放學了,自然要留校交代檢討。要交代的是這樣一個嚴厲問題:你罵老師的目的是什麼。他真是變態,反反覆復嚴肅問我這個問題,也不急著回家,儘管家裡還有兩個不滿五歲的小孩。我在這樣的充滿戾氣的環境中也忘了辯解自己沒有罵老師,只是想怎樣能找到一個罵老師的動機。暝思苦想一個多小時,陰天,天要黑了,突然腦子裡想到生產隊高音喇叭里常常播的新聞里有這樣一句話:某某的目的是想搞垮社會主義。我不假思考,立即告訴陰臉老師我罵老師的目的是想搞垮社會主義。陰臉老師本領高強,馬上宣布我反革命,要在第二天到公社通知公安人員來把我抓走。
完了之後他把我放了。家裡距離學校有三里多,是山路,一個人孤獨走在夜幕初降的山路上,想到第二天公社公安人員來抓我,心中充滿了恐懼。
回到家吃飯,把這事忘了。家裡兄弟姐妹多,父母也不過問我怎麼這麼晚才回來,我也不說。第二天,什麼也沒有發生,我也把這事忘了。但當時被追問的嚴厲和無奈說了一個目的之後受到的恐嚇,卻是永生無法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