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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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會已經把利益分配光，平民子弟再努力也是為他們打工的

作者：華夏之聲於 2008-2-23 02:4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雜議|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作者：非龍在天

　　中青報報道說，一位大學同窗回國做了「海歸」，歡迎宴會上，他當著同學們的面大發牢騷，抱怨命運對他的不公。該同學抱怨的內容司空見慣，無非是家庭出身貧寒、父母不是達官貴人云雲。他說：「上流社會已經把利益分配光了，我們再努力也是為他們服務的！」這名同學在拿到MBA學位后，志得意滿地去華爾街找工作，他滿以為憑名校的文憑，加上自己多年的商業經驗，能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可是，到幾家世界著名的銀行和投資公司面試后，他發現，精明的美國人現在很懂中國的「路數」了。他所應聘的與中國業務相關的職位，均要求「在中國有廣泛的關係網路」。而這種職位，經常被一些留學在外的幹部子弟把持著，他擠不進去。
　　聽了這段經歷，我覺得「於我心有戚戚焉」。
　　我來自一個山區小鎮，父親行醫，母親經商，在本鎮也算有頭有面，可是考到一中就大不一樣了。在這個陌生的城市，不管我的成績如何優秀，我的土話，我的笨拙，我的大一號的衣衫，總會讓我得到敬而遠之的待遇。剛好我的同桌是一縣委書記的公子，這位貴鄰將我襯得愈加寒酸。他最喜歡在睡前大談其性理論，最討厭考試放榜，因為他沒有一次不亮紅燈。可是這並不妨礙一幫同學圍著他轉，每個禮拜班主任都叫他到家裡喝湯。我並不討厭同桌，他性格中有著豪爽的一面，有幾次我彈盡糧絕，是他大方地借錢給我，才免於餓肚子的。不過愈是這樣，我愈是表現出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淡――有時人們築起一道圍牆來，只是不想自己受到傷害而已。而我之所以拚命念書，潛意識裡大概也有證明自己的用心吧。只是出身這東西並不像衣服那樣可以更換，哪怕我考上大學、跳出龍門后，我還能感覺到它緊緊的套在我身上。記得我畢業後到機關報到的時候，人事局一個科長拿著我的檔案看了又看，然後說：哦，農村來的。他的口氣是那樣的輕蔑，就好像他們的祖宗八代沒有一個是農民，就好像黨當初不是一群腳上的泥巴還未洗乾淨的莊稼漢。
　　我一個大學同窗就說過：「中國有兩種人，一種是先富的，一種是不想富的，他們懶，所以受窮。」他本人當然屬於先富一族，其父貴為某重點中學的校長，早就為愛子預備了一份穩定而多金的工作。他不須像我一般，騎著一輛除了車鈴不響哪兒都響的自行車，迎著撲面的水泥塵，在市政府同事的豪華摩托車甚至小汽車中躲躲閃閃。
　　一位朋友來信說，他在一個大型國有煤礦公司，作為一名普通員工，一年收入在1萬多點，他的部門經理是副處級，一年可拿20萬，在往上，正處級，一直到董事長，越來越高，對他們普通員工來說已是天文數字。集團公司下面的一個鋁電公司，總經理來了不到一年，年底發獎金時，發了二百萬，而一線車間的普通員工，發了二百元，當時的感覺可以說是痛徹不已，欲哭無淚。而這些還都是帳面上的數字，而其它收入更不用提了，而廣大的普通員工只能是能吃上飯而已。
　　我想：社會是不是越來越不公平了？
　　經常聽有孩子的朋友說，一定要讓孩子上重點小學，甚至重點幼兒園，「絕不能讓孩子輸在起點上」。為此，他們不惜動用所有的人脈關係和經濟實力。孩子上什麼學校，似乎已經成為衡量其家長社會活動能力和是否作為成功人士的標桿。由此可見，社會的分層在幼兒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從總設計師提倡重點學校到現在，在各類學校之間的等級界限已經是頗為分明的。一個人在未來社會中可能佔據的位置，特別是將來作為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的分野，從這裡，從初中時代所進入的學校級別中，已經基本劃定了。一部分人從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名牌大學、大公司、高薪職位，甚至還可以出國留學，回國以後再拍一部電影講述這時差七小時或者八九小時的故事。而另一部分人則是普通小學、普通中學、職高、技校、成人大專、車間、工廠、商鋪。
　　在斯湯達的不朽名著《紅與黑》中，出身木匠家庭的孩子於連，在19世紀之初的法國貴族社會中也受到歧視。按照當時法國社會的不成文法，儘管於連很有才能，但是他由於沒有貴族出身的背景，因此社會絕不允許他成為穿紅袍的政治權貴，卻至多只允許他這種人成為穿黑袍的教士，以此才能跳出他所屬的下層社會。我們的社會，雖然身上打著意識形態的特殊印跡，實際上也正是等級社會，而且各等級間越來越涇渭分明，留給平民子弟的渠道越來越窄。於連尚且可以通過當教士出人頭地，中國古代的寒士也可以在考場上一舉成為人上人。而現在，我們無論如何努力，即使獲得了一定數量的財富，卻終究面臨一個瓶頸：我們永遠與上流社會隔絕，能夠打破階層分割的人並不多。這樣說可能有點偏激，不過，大家應該都能感覺到，我們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甚至，我們連成為中產階級的夢想也要落空了。以前我們相信，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會產生一個新生的中產階級。所謂中產階級，不是權勢階級，但他們從所在社會獲得好處——教育良好、收入可靠，生活穩定，生老病死有保障，因此對社會秩序認同，是社會的穩定因素。如今，下崗、失業、喪失社會保障成為國有企事業職工相當一部分人的命運，原本的穩定不再，飯碗朝不保夕，醫療失去保障，社會地位淪落，他們對當前社會也不再認同。而我們這些白骨精，雖然收入普遍增加，但是把購買住房、子女教育、養老和醫療考慮進去，收入增加的幅度要打很大折扣。尤其是在養老、醫療兩方面有保障的人為數很小。病一場傾家蕩產是多數人面對的現實。
　　有人會問：在中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存在一個人數可觀的高消費群體，他們不是中產階級又是什麼呢？那其中確有一部分市場經濟的成功者和工薪階層的金領貴族、高級專業人士，包括一部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輕人。但是從整個中國看，高消費階層主要是由權勢集團及其親屬構成的。中國官員眾多，遍布整個社會，尤其集中在城市。如果有條件對中國的高消費狀況進行具體分析和追蹤，會發現高檔消費要麼是直接的公款支付（如中國400萬輛公車每年耗費3000億元，超過國防費用），要麼是有求於權力的請客送禮，或者是來自當權者的貪污受賄，總之大多會與權力有直接間接的關係。無疑，這個具有特權的集團是從當前社會秩序得到最大好處的，也是最為認同這個社會的。然而特權集團不是中產階級，也不會發揮中產階級的作用。
　　正因為這種殘酷的現實，我的一位朋友甚至直言不諱地說，他如今的所有奮鬥，都是為了給自己的孩子鋪路。可是，放眼儘是別墅的高牆電網、學費以萬計的貴族學校、幾百萬一張的高爾夫會員證、私人會所的保安系統，我們的路在哪裡？
　　一個社會，最可怕的不是貧富分化、社會對立，而是各階層間缺乏流動。如果下層失去了公平上升的機會，總有一天會掀翻這象牙床的。（風之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