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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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張民權抑制官權

作者：華夏之聲於 2008-2-15 00:1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政治|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劉智峰
　　 1，苛政猛於虎
　　「苛政猛於虎」，不受限制和制約的權力就如同放出了籠子的政治老虎，不僅會導致腐
　　敗，更會發生可怕的劣變和異化，成為野蠻的權力，暴露其吃人的本性。
　　最近中國社會發生在政府部門和官員身上的種種極其野蠻的行為令人震撼，縣長、縣
　　委書記、城管隊員在行使權力時的恐怖和肆無忌憚，對法律的無知，對責任的漠視，對生命
　　的踐踏僅僅是這種行為表現突出的暴露出來的冰山之一角，是把權力的獸行一面發揮到了極
　　至。事實上，目前政府機關和我們的官員—那些所謂的「人民公僕」和「父母官」---的野蠻
　　化表現在各個方面：對底層民眾的蔑視、對高官富豪的俯首貼耳、對公務的敷衍塞責、對正
　　義的麻木冷漠、對權錢的趨之若騖、精神的空虛和靈魂的骯髒、分裂的人格和兩面的嘴臉都
　　和我們這個號稱有五千年文明的禮儀之邦、把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黨的精神和宗旨格格不
　　入。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的經濟和生活都在發生好的變化，為什麼政府和官員卻出現了如
　　此令人憂慮的現象呢？如果對這種現象熟視無睹，任其發展蔓延，不但是政府的災難，也是
　　整個社會的災難。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制約權力的機制，權力就會腐
　　爛下去---其野蠻不過是腐爛的一種表現罷了---其結果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反抗，最後被人民拋
　　棄，如同費孝通先生在四十年代指出的：政治老虎一旦出了閘門，人只好被逼上梁山了。
　　
　　 2 權力的野蠻化
　　使權力擺脫野蠻化，讓政治權力走向文明是人類社會的複雜難題，因為人性是複雜的，
　　有人性的一面，也有獸性的一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有克制的理性的一面，也有慾望的貪婪的非理性的一面，而政治權力的發生也恰恰是因為人類慾望的相互衝突需要有一個更高的機構來協調，麥迪遜說：人類不是天使，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於是，一個人類至今無法解決的矛盾出現了：人民建立政府，賦予一部分人政治權力的本來目的應該是讓他們代表公平與正義，他們應該是大公無私的，是去除了私心雜念的一群人，但實際上，國家一旦成立，普通人一旦成為政府官員，他們並沒有徹底改頭換面，成為人民希望的「無私」的「公僕」，他們仍然是人，仍然有人的慾望，有自己的私慾要滿足，於是，政府這個所謂「公器」就往往墮落為為官員個人謀取私利的「私器」了。說直白了，撕開那些籠罩在所謂官員頭上的各種光環—不論是多麼偉大的政治家---他們都是和你我一樣的有生有死、有血有肉、有家有口的平凡人，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沒有來歷的到世上來主持公道的神---以那樣的眼光看待政治家和官員是天真的浪漫的也是不切實際的。那樣去要求政府官員也是不人道不公平不合理的，他們是複雜的人不是純潔的無欲的天使，一樣有平凡人對物質利益的貪婪和各種弱點，從政和做官不過是他們的職業，是謀生的手段，既不高貴神聖，也不低賤如僕人，甚至還會因為常常受到權力帶來的誘惑而面臨著很大的危險。
　　歷史和傳統以及國情的差異，使得東方和西方在治理權力問題上的思路和途徑也不一樣。西方是通過憲政和民主，用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來約束政治權力不能躍出自己的邊界---如同費孝通所說：「西洋的政治史是加強對權力的控制，使它逐漸向民意負責，那就是憲法。」用民主的選舉和一套複雜的體現民意的機制來束縛人性中的缺陷—如美國神學家尼布所說：「人類的正義感是民主政治得以立足的原因，但人類不義的傾向才是民主政治必不可缺的理由。」其特點都是對權力進行主動的、積極的約束和控制，其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其原則是主權在民，憲政和民主都是民眾能夠參與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軌道。
　　 3，中國的儒法並用
　　如果說西方對政治權力的控制更多著眼於其「惡」的一面，則中國更多從其「善」的一面入手，其方法主要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官員自我教育，以身作則，加強自身德行的修養，以堯舜為楷模，以清官廉吏自期，如孔子在《論語》中多次強調的「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矣，於從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這裡應該看到，儒家的「以德治國」不僅是教化百姓，更包含著官員從道德倫理和人性的修養上自我約束的一面，如果官員能夠很好地約束自己的慾望，修養自己的人格，去除私心，一心為人民，整個官僚隊伍都是清潔的，那麼自然就能夠得到百姓的擁護，天下自然就得到了治理，達到無為而治的化境。這是中國政治的重要特點，就是賢人政治，「把政治道德化和倫理化」，如同蕭公權指出的：「孔子之治術傾向於擴大教化之效用，縮小政刑之範圍。其對道德之態度至為積極，而對政治之態度殆略近於消極。」進一步說，中國是以對官員良知上的自我發現和心理上的自我約束來達到限制和濫用權力的目的，它是內在的，「軟」的，如同費孝通所說：「中國的政治史是軟禁權力，使它不出亂子，以政治的無為主義來代替憲法。」
　　中國人也看到了人性中「惡」的一面需要防範，其思想以荀子為代表。如果說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內在的仁」，是要求官員從內心修養上完善自我達到「仁政」的目的，荀子思想的核心則是「外在的禮」，他看到僅有人心的向善是不可靠的，從而主張以一套倫理規範和等級秩序從外面對人性進行約束。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進一步把荀子的「禮治」發展為「法制」，其法制一方面是統治人民的工具，但更重要的則以治理官員為目的，韓非子明言「明主治吏不治民。」只要把官僚隊伍統治好了，國家自然就強大了，他是很直率地赤裸裸地給最高統治者出主意：賢人政治是不可靠的，要使用強有力的手段才能防範官員出軌和腐敗。在中國古代，韓非子是把如何治理和控制官員的權力放在最重要位置的思想家，如同張蔭麟指出的：「法家和其他一切學派有一根本異點。別家講政治總是站在人民的一邊，替全天下人打算，法家則專替君主打算，即使顧及人民也是為著君主的利益，這是無足怪的，法家的職業本來是替君主做參謀。」他的主要方法就是「術」和「勢」---前者是如何識別、操縱、使用官員的手段，後者是要把威權和威勢的運用集中於君主，形成強大的威力以震懾臣下，不使大權旁落的手腕，總之就是一套明君的「御臣之術」，是對付官員的手段，「其最要之點為明察臣下之私，削滅權門之勢。前者根本防止侵奪，後者則與權臣以直接之打擊。」因此，中國歷史上的「帝王之學」和權謀術以及宮廷鬥爭、政治陰謀都極為發達。
　　
　　 4，有權力無政治
　　比較起來，如果說西方治理政治權力的方法偏於「陽剛」，中國則更崇尚「陰柔」---西方政治權力的運作是逐步公開的，陽光之下的，受到民眾監督的；其監督和制約權力的制度是剛性的、具體的、切實的。而中國的政治權力則習慣於暗箱操作，神秘色彩濃厚，對權力的約束主要使用道德倫理的精神「柔術」和權力打擊的「陰謀」。進一步說，西方的治官不僅有自上而下的途徑，更有自下而上的渠道，自上而下是上級機關對下級的監督，而自下而上則是來自民眾的監督，其本質在「以民治官」，體現了民主的原則和主權在民的精神。而中國只有自上而下的，即上級機關對下級官員的監督，而沒有自下而上的，民眾對官員的監督，其實質是「以官治官」，體現的是官本位的原則。
　　從實際效果來看，西方國家解決的比較好，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制度逐漸完善，政府官員的權力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妥當的治理，權力的非人性一面逐漸馴服和文明化了，即便也存在貪污腐敗和濫用權力的現象，但畢竟不普遍。
　　但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好方法。歷代統治者為了達到吏治清明的目的基本上是「儒法並用」，「王霸雜用」，內外兼治，既不斷從精神上強化儒家的思想教育作用，也逐步從制度上完善對官員的監督和控制，嚴刑峻罰，殘酷打擊，但都似乎收不到預期的效果。一般來說，新王朝建立之初，吏治尚屬可觀，到了後來便漸漸鬆弛，政治老虎出了閘門，失去了束縛，野性復萌，貪婪腐化盛行了。經濟學家王亞南痛心地指出：「歷史家昌言中國二十四史是一部相砍史，但從另一視野去看，則又實是一部貪污史。廉吏循吏在歷史上之被重視與被崇敬，乃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稀少。歷代對貪污所定法律之嚴酷，更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多。」因為「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的體現為貪污生活。」而且「綜觀歷朝貪污史錄，愈接近近代，貪污現象亦愈普遍，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與懲治貪污刑典的寬嚴，似無何等重大關係。」
　　貪污腐敗不能得到有效治理的後果就是政府失去民心，喪失了政治基礎，官逼民反，王朝崩潰，政權易手。在這樣的王朝循環過程中，通過無數次雪與火的洗禮，更換的不過是最高統治者和整個官僚隊伍，而政治權力本身的野蠻性卻沒有得到有效的馴服和治理，政治始終在治亂之間徘徊，沒有走上文明發展的正軌。究其實質在於，西方對政治權力和官員的治理，是真正的「以民為本」，通過各種可行的渠道和方法，以制度和法治的方式落實民眾的民主權利，而中國治官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官僚隊伍本身的穩定，進而為了皇權的鞏固和江山的一統，而不是為了民眾，王亞南的觀察是深刻的，他說：「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其臣下，或其臣下對於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實，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願以不清廉保證忠實。」也就是說，傳統中國政治主權在皇帝，在皇帝的代理人各級官員，官員只需層層向上盡忠，而不必向下對民眾負責，反過來說，政治的主權不在民，選拔和任用官員的權力在上不在下，官員們向上盡忠的行為才是合理的。
　　可以肯定地說，民權不彰，缺少自下而上的對政府和官僚權力的抵抗和限制軌道，政治就失去了健康的基礎，失去了根基，沒有民眾實質性參與的政治不能成為完整的良性發展的政治，---是有權力無政治---這樣的政治權力也不可能被有效治理，政治文明也無從談起。
　　
　　 5 伸張民權之道
　　既然歷史已經證明，儒家的思想教育和法家的「術、勢」以及嚴厲懲罰都不能達到對政治權力有效治理的目的，就應該借鑒西方的民主政治經驗和精神為我所用，伸張民權，積極建設民眾自下而上參與和監督政治權力的軌道。
　　從中國目前的政治結構來看，權力的運行呈相對封閉狀態，權力的封建化、諸侯化比較嚴重，政治權力從上至下被層層分解，形成相對獨立的單位，造成許多大權獨攬、一手遮天的家長式官員---那些地方諸侯大吏如省委書記、省長、縣委書記、縣長和許多行政事業單位的一把手都是這樣---重要決策和人事任命方面的權力運作更加隱蔽，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的方式更加複雜和神秘，使得中央對地方，上級對下級機關的監督難以進行，相當多的違法違紀腐敗現象都不是通過正常的監督渠道可以發現的，而是通過特殊的方式—群眾舉報、另案牽連等暴露出來的，這說明我們的政治權力已經到了一種「非可治理狀態」。應該說，黨中央對這種現象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在十七大報告中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辟專章論述「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可見這一問題的緊迫性。要使我國的政治權力達到可治理的較為理想的狀態，至少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伸張民權。民權不張，官權膨脹，是中國所有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權力的根源在官不在民，官員就不可能對民眾負責，王亞南在總結英法革命時指出：「不論革命的方式如何，其結果大體總不外伸張民權或市民權，而剝奪王權，使國會成為法律的主權者，使人民或選舉團體成為政治的主權者。這一來，官僚或一般行政人員，就要完全改變他們的政治性能，他們不復對國王負責，不復把國王的言語看作命令，他們要對國會對人民負責了。」而這樣的政治結構一旦形成，「國家的政治權力，就不是全把握在官僚手裡，官僚也不可能任意侵奪普通公民的權利。」十七大報告也明確提出「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毫無疑問，民眾沒有這些權利，所謂「人民當家作主」就是一句空話，要通過這些民權的落實去分解、抑制、制約和監督官權，而要使民眾能夠掌握和行使這些權利，就需要執政黨和政府有犧牲精神，做長期、艱苦、細緻、具體的工作。
　　第二，公開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暗箱操作，個別掌權者和少數利益相關者小集團秘密運作，政治信息不公開，決策過程和程序不透明，玩弄權力，形成黑箱政治、幕後權力是中國政治的痼疾頑症，解決之道只能是徹底打破官員對政治權力的完全壟斷，使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公開化，如同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制定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原則上要公開聽取意見」，「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要使這些體現人民民主權利的原則性的政治精神具有可操作性，就應該進一步制定有法律保障的制度細則和實行程序，不使其停留在口號上和紙面上。
　　第三，推進基層民眾的自治，建設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費孝通先生在四十年代即指出：「政治絕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人民的意見是不論任何性質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軌道。」而「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在他看來，要重建這自下而上的軌道，一方面要實行憲政和民主—以憲法限制政府的權力，以代議機構表達民意，一方面要實行地方的自治，他說：「如果真的想推動老百姓向現代化生活邁進的，在我看來只有把人才滲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關的地方自治事務中去。」「我說如果真心要改革社會，只有從民間的自治機構入手。」民權觀念的缺失和官權的過度膨脹無所不在是導致中國基層民眾自治軟弱的重要原因，而沒有基層自治組織對基層民意的反映和對基層政治決策的參與，政治就變成了只有自上而下的單軌政治，公共權力就喪失了其「公共」的緯度，成為僅代表政府和官員意志的單方面「橫暴的權力」。我們說國家強於社會，政府強於民眾就是指的這種情況，面對強大的以暴力和強制性法律為後盾的國家機器，民眾個人直接面對國家，喪失了抵禦和談判的組織、能力和機制，只能接受被魚肉被侵凌壓迫的命運，所謂人權和公民權都無從談起。在經濟飛速發展，社會變動急劇的中國，這樣的事情是司空見慣的。十七大報告就此提出推進基層群眾自治「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可以說，建立民間的群眾性自治機構和社團組織，擴大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形成國家權力和民眾個人之間的緩衝地帶，一方面削弱政治權力的橫暴性，一方面提供基層和地方政治的真實信息，增強了政府和民眾的互動，修正錯誤的政治決策，是治理政治權力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