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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中國經濟轉型的困難與出路

作者：華夏之聲於 2008-2-11 03:5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政治|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作者：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觀經濟上的集中表現，是貨幣的過量供應，而貨幣的過量供應又必然導致房地產、股票、收藏品等資產泡沫的形成，通貨膨脹即消費物價指數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這個問題在2007年下半年浮出水面，變成一個人人都能感覺到的危險。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能不能夠持續，怎樣才能持續?近來已經成為一個全世界議論的熱點。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經過30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於是，中國經濟能不能夠持續發展和怎麼樣才能持續發展的問題，就成為一個不但關係中國自身的興衰，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今後走向的世界性問題。

中國經濟「兩頭冒尖」

雖然前一個時期國內有極少數人鼓吹「今不如昔」，現在不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不如「大躍進」時期之類的論調，但是從國際社會上對中國的議論看，所有尊重事實的人，不管是對於中國採取一種友好的態度或者是採取一種懷疑、敵視的態度，都一致肯定，中國的經濟在近30年來來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但是，我們在看到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就的同時，還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曾經一再引用《雙城記》開頭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紀後期19世紀初期西歐國家「兩頭冒尖」狀況的話，指出中國現在情況的類似之處。在社會大轉型期中出現了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問題是我們要認真地去對待它，去解決它。不能不承認，這個挑戰是很嚴峻的，所以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向「天堂」的反方向發展。

從經濟社會生活的現象層面上看，現在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資源短缺的程度越來越嚴重。最近幾年一些可貿易資源因為中國需求量的急劇增長，把全世界的價格都買上去了，至於一些不可貿易的資源或准不可貿易的資源，比如石油這樣的資源，就出現了供應短缺甚至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困難。環境的惡化更不用說了。水的污染、空氣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使得有些地方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這種爆發性的環境危機在全國各地不斷發生。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環境的惡化。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一個是腐敗的蔓延，另外一個是貧富差距的擴大。以上這些，是目前社會經濟生活中我們天天都能接觸到的現象。

從宏觀經濟的深層結構看，可以歸結為內外兩個方面的失衡。內部失衡的主要表現是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過度投資而消費不足。這裡說的消費不足不是說絕對量增長不足，而是相對於投資的增長不足。根據世界上許多研究機構的研究，近30年來中國人消費絕對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於前列的，但是因為投資以更高的速度增長，消費在GDP中的相對的份額不斷下降。目前，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已經大大偏離正常狀態。從國際上來說，消費和投資的比例大致上75比25，有的國家稍微高一點，有的國家稍微低一點。在有些階段，例如在工業化初期，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投資有可能高一些。比如，中國在「大躍進」期間投資率就達到30%以上。又比如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投資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也沒有超過35%。中國現在投資率越來越高，特別是21世紀以來，基本上處於45%～50%的水平，而消費比重就嚴重的偏低。這種類似於馬克思分析過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偏差，造成了一系列例如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等經濟問題，以及群眾的生活水平提高過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社會問題。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現，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外匯存底的大量增加。它會造成我們跟貿易夥伴國之間的摩擦加劇，同時使自己的貿易條件變差，出口產品賤賣，還搭上了我們的資源和環境。

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觀經濟上的集中表現，是貨幣的過量供應，而貨幣的過量供應又必然導致房地產、股票、收藏品等資產泡沫的形成，通貨膨脹即消費物價指數(CPI)的快速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這個問題在2007年下半年浮出水面，變成一個人人都能感覺到的危險。

從中長期的觀點看，這一問題的危險性還在於，它還會使我們的金融體系變得非常脆弱，當遇到外部或者內部衝擊的時候，就會出現嚴重的系統性風險。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曾經經歷過高成長的時期，成就了所謂「東亞奇迹」。但是，它們大多數都因為內外失衡的處理不當而沒有逃脫金融系統的危機，以致損失了幾年、十幾年的時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們必須儘力地防止出現這樣的問題，防止我們大好的經濟成長形勢出現逆轉。

嚴峻挑戰來自何處

為了要解決上面講的這些問題，首先要研究它們的根源何在。中國經濟學界最近幾年進行了兩次大的討論，大多數經濟學家對於這些問題的根源有了比較明確的判斷：就是內外失衡以至於它的宏觀經濟表現——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的威脅等等，最深層的根源在於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或稱經濟發展模式）。為了解決宏觀經濟中的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問題在於，轉變經濟發展的模式，並不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口號。這個正確的發展思路雖早已提出，卻長期沒有做到。且不說蘇聯早在60年代後期就提出要轉變增長方式，我們自己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也要求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10年以後，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今後五年的經濟工作的重心內容。「十一五」第一年的執行的情況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三個轉變(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為什麼早就提出了正確地解決辦法，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呢?在2003年到2007年的討論中，許多學者通過深入的觀察，提出了很深刻的意見：主要原因在於舊體制的遺產沒有得到消除，它已經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我認為最重要的體制障礙是四點：

第一點，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比如說信貸資源，因為我們銀行體系、金融體系改革沒有到位，所以各級政府依然對於信貸的發放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再比如土地資源，因為土地的產權不明確，依然是由各級政府自由裁量運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會在確定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時就已經明確，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在資源配置中由市場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就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價格起作用，因為這種價格是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但是現在一些重要資源卻不是由市場，而是由黨政領導機關按自己的意圖配置的。

第二點，把GDP的增長作為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標誌，不光在黨政機關考核幹部時如此，社會輿論也是如此。整個社會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

第三點，是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緊密相聯。從收支兩方面看都是這樣。從財政收入看，各級預算的主要收入是生產型的增值稅，生產型的增值稅跟物質生產部門的速度是直接掛鉤的，所以使得各級政府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質生產部門的擴張上。從財政支出看，在前年財政部召開的「財政體制與和諧社會建設」國際討論會上，一些學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見解，他們說中國的政府支出結構現在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政府對於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大約有70%落在縣或縣以下財政的肩上。這不但使這些公共服務提供的情況很差，而且使得各級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質生產部門的增長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則日子就過不下去。比如我記得上上屆政府卸任以前討論農村工作的一次座談會上議論的一個問題：九年義務教育在我們的內地農村基本沒有實現。為什麼會這樣呢?經濟學家們指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九年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在縣以下，而我國內地大部分縣以下單位並沒有正規的財政收入。後來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了措施，把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提到縣一級。這就使情況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現在看來，這仍然不夠。所以現在有許多人主張把義務教育的支出責任進一步上提。這裡附帶說一句，支出責任在中國通用的說法叫做事權，財政部門早就提出來了，事權過度分散，要更加集中。但是它給人的直接感覺是他們要收權，所以「支出責任往上收、由更高級的政府部門來承擔」這一主張沒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最後一條正好是前面三條的反面，就是資源配置上市場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壓制。這表現在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沒有市場化，而是由行政機關定價的或者受行政機關的影響，而行政定價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因為要素價格壓低有利於國有企業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價格的扭曲促使了以浪費資源的方式進行生產。

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

如果上面這個結論是正確的話，出路在哪裡也就很清楚了。出路在於消除舊體制遺留給我們的遺產，建立起一個規範的市場體系。也就是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樣，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讓市場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關於這個問題，在2003年年末開始的「第三次改革大辯論」中，有些人提出了一種完全相反的解決辦法。他們認為，中國目前遇到的各種問題都是由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造成的，應當摒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回到1976年以前的舊路線和舊體制去。黨中央駁斥了這種主張。我覺得胡總書記有三段話講得非常好，值得我們仔細地品味：

第一段話：「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第二段話：「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第三段話：「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現在有一種輿論認為改革過頭了，甚至改革的方向完全錯誤。以致編出了種種把問題歸罪於改革的順口溜，廣為流傳。我們應當具體分析一下，看看我們碰到的問題，到底是因為市場取向的改革造成的，還是由於改革沒有到位造成的。其實事情是很清楚的。比如說前面講到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低收入階層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其中一個問題是社會保障體系遲遲沒有建立。這應不應當歸罪於改革呢?只要舉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中國原來的社會保障體系本來就很不完善。像公費醫療費體系，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別是黨政機關幹部身上了，農民卻缺醫少葯。不是有一個「最高指示」嗎?衛生部應當改名叫做「城市老爺衛生部」。改革開放以後這一套體系不能運轉了。19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裡面，關於社會保障做出了一個很好的原則設計。可是14年過去了，由於某些行政機關從中作梗和對中共中央決定執行得不夠堅決，國企老職工「空賬戶」的補償問題解決不了，這套體系到現在還沒有建立。你說這個責任是在改革還是在沒有執行改革決定呢?

現在就留了好多這樣的問題，有的改革決定得到了推行，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沒有貫徹到底。比如國企改革。在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會和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於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革作出的決定以後，有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國有企業，這個改革似乎就停頓下來了。特別是最近幾年甚至有媒體所說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的趨勢。這種行政壟斷的做法是跟十五次代表大會、十五屆四中全會以及十六次代表大會指出的方向反著來的。還有其他一些改革，譬如說農地產權改革的問題，在2002年就開始進行過了討論，因為有不同的意見，沒有進行。但是現在看來這樣的改革不進行，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譬如我們的房地產問題，如果說農民的地權問題不落實，我想解決起來非常的困難。面對這樣的許多問題，如果我們仍是頭疼醫頭，揚湯止沸，而不是依靠改革建立有效的制度，恐怕很難解決得好。

第二個問題是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如今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門存在著行政壟斷的情況，這是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符的；與此同時，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行政干預的情況近年來也十分盛行。但是，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都牽涉到有關部門的權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來就非常的困難。當前，不打破壟斷，不消除行政部門的微觀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無從談起。

第三，從市場化改革來說，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要把我們的市場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雖然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提出來要建設法治國家，十六次代表大會又重申了這樣的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都提到日程上來了，但是十年來政治改革的進度緩慢。就建設法治國家來說，它包含兩個主要方面，一是立法，二是執法。從立法的方面來說，數量是不少的，但是從一些基本的立法看來，還存在著不少的問題。黨中央一再強調《物權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的法律，但是這個法搞了多少年?13年!如果沒有黨中央的干預和堅持，很可能就在2006年就給攪黃了。還有一個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反壟斷法》，也花了13年，而且現在仍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日前有一種說法，說是反壟斷應該只反那些不好的壟斷，對於好的壟斷(「有利於國家的壟斷」)則不能反。這樣一來，一個企業的壟斷應不應當反就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法確定的事情了。例如，中國的電信資費高得驚人，這是與行政壟斷直接有關的。難道應該以電信企業是國有企業為理由把這些企業置於《反壟斷法》的調節範圍之外嗎?

怎麼能夠做到公正執法？獨立司法，難度可能比立法還要大一些。對於一個現代市場經濟，所謂「非人格化交易」佔主要地位的市場經濟，沒有獨立的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不能得到保障的。那麼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它的辦法就只有去結交官府。為什麼這些年來買官賣官越來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公權不彰，行政官員的個人權力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能夠決定企業的成敗禍福。不受約束的權力會導致腐敗，這確實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那怎麼來約束權力呢?唯一的辦法是靠法治。

總之，我們要靠改革開放建立一個好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基礎上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能不能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取決於各方面的努力，而這裡面政府機構端正自己的行為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黨政領導機關最重要的職能應當是要努力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當然，它還有一些其他的職能，這些職能都需要完善。我不贊成政府越小越好、無所作為更好的觀點；我也不贊成認為強有力的政府、能夠處理一切社會經濟事務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觀點。我還是贊成有些經濟學家說的，對好政府有兩個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謂有限，是說它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應當給市場提供秩序，提供條件，而不應當去處理微觀經濟事務，更不應當在市場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謂有效，是說它是廉潔奉公，辦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產品。 (本文來源：中國改革作者：吳敬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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