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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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面

作者：廣南子於 2008-5-29 18:3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文史博覽|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王學泰雷天

　　雷天：王學泰先生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１９９９年初版時，李慎之先生根據該書的研究，提出了一個問題：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大傳統（士大夫、知識精英們的文化傳統）和以關王爺為代表的小傳統（遊民文化傳統），究竟哪個影響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更多一些？由此引申出來的問題是：孔夫子和關
王爺是兩種完全不同、並且正相對立的文化還是彼此有很深的交織？中國歷史上的遊民文化和生活準則對理解如今的中國社會是否仍有幫助？今天的「遊民」和以往的「遊民」有何不同？中國曆朝歷代如何解決遊民問題？如果把視野再拓寬，中國傳統的遊民文化和西方一些國家的遊民文化有何不同？西方國家的遊民如何被重新納入秩序之內？

　　首先想請您具體解釋一下遊民的定義。

　　王學泰：首先說一下，我們談遊民問題是有一個歷史前提的。這個歷史前提就是我們中國古代傳統的組織方式是宗法社會。從經濟、經營角度來說是小農社會。而宗法社會中，人一生基本上就生活在某地、某個宗法之中，生活在他的家族、宗族之中。這些人我稱之為宗法人。

　　另外古代傳統社會的行政控制也是非常嚴厲的，由於行政和宗法的雙重控制，正常生活的人們基本上是不流動的，我指的是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他們終身都生活在一個地方。這種社會中，人們必然產生獨特的思考方式。

　　從儒家來說，理想的社會是無曠土，無遊民。但因為人口增長而土地沒有增長，使得一些人占的土地越來越少，逐漸到了臨界點，在那塊土地不能生存了，他就很自然的被排斥出去了，這就是所謂遊民。遊民就是脫離了宗族和行政管制的那些人。

　　遊民這個群體在宋代以前是旋生旋滅的，一部分遊民找到有多餘土地的地方，就在那裡耕種下去，娶妻生子，建立新的宗法。而大多遊民會死在道路上。

　　雷天：您所說的遊民，包括各色人等，具體都有些什麼人？是什麼樣的人在創造通俗文學？

　　王學泰：宋代的文化有幾大變化：第一有了印刷術，印書很方便了，人們得到書很容易，在唐代還比較難得；第二宋代的科舉制度與唐代不同，宋代的科舉制度採取一系列的政策，就是要在各個階層當中選拔官員，科舉招的人也比唐代多多了。於是，有文化的人多了，但科舉取士的數目相對還是很少。那麼，有些人有點文化，但對做官絕望了，就會尋求另外一種謀生方法——可能去為貴族服務，也可能去做幫閑，也可能去創作通俗文學作品。

　　另外，藝人也是這樣。宋代產生了第一代江湖藝人。那時候江湖藝人很多都有外號。比如說有人叫酒李一郎，因為他是賣酒的出身；尹常賣，「常賣」就是走街串巷賣小商品的。這些人本來是小買賣人，後來發現自己有演藝方面的才能，轉行做了藝人。此前他從事過的行當遂成為其綽號。宋代不僅產生了遊民群體，而且還產生了理解並能夠表達遊民意識的江湖藝人。因為這一代江湖藝人與遊民有差不多的生活道路和經歷，所以他們創作的通俗文藝作品中描寫遊民生活和滲透遊民意識是毫不奇怪的。

　　雷天：我在閱讀您這本書的時候注意到，書中一開始對「遊民」和「流民」有所區分。流民是天災人禍導致的群體性遷徙，雖然他們也是在「游」，但是對於群體的每一個體而言，並沒有脫離宗法秩序，因為他們還是在一個群體當中。今天的中國社會中，流民可以說已經沒有了，但是遊民很多，不僅是鄉村人向外游，小城鎮的人也在向大城市游。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您的研究，中國歷史上遊民數量最龐大的時期是什麼時候，當時的統治精英採取了什麼樣的辦法來解決遊民問題？

　　王學泰：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因為對於遊民我們很難有確切的統計。如果要從人口統計的絕對數字來說，肯定是清代末年遊民最多，因為這時候面臨著宗法解體，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侵入，使中國傳統小農經濟很難維持。依託於小農經濟的宗法制度隨小農制度的衰落而瓦解，導致大批的宗法人的流動——包括上層社會的一些年輕人也不願意遵守宗法老舊的統治，他們也要流動起來，像巴金的《家》《春》《秋》裡面寫的那些，他們游的方向一般是上海、日本。

　　底層的遊民活躍地區主要是小城鎮，他們到這些小城鎮出賣勞動力。也有到大城市的，但是大城市的容量還是有限。遊民數量激增帶來許多問題，但是處理方法很少。有些好的想法（如梁啟超的想法）也難付諸實施。搞革命的人，大多覺得遊民是一種最好利用的力量，想把這些人團聚起來，納入革命的圈子，推翻舊的統治，這是一些革命者的想法。

　　中華人共和國成立后，政府實施過「遊民改造」（當時的遊民主要指沒有職業、沒有收入和從事不正當職業的人——娼妓、乞丐），並在計劃經濟原則的指導下實施了社會改造，對社會基層組織重新編製。簡單來說就是農村集體化，城市單位化。把每個人都固定在一定位置上，每個人都是社會這台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這種組織形式短期內使得社會穩定、遊民絕跡。其問題是：一、這種組織形式依託的計劃經濟體制，某種程度上妨礙了生產發展。二、這種組織形式實現的是靜態穩定，三十年後，中國人口翻了一番，這種體制不變也得變。改革也正是適應了這種「變」的要求。１９７８年以來的變化逐漸把農民和城市居民從過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人的解放過程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從生產的角度來說，的確促進生產的發展，基本上解決了吃飯問題。但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擁入城市。

　　應該看到既往社會的遊民是浮遊無根的一群，他們前途無望，掙扎在生死邊緣，因而是一種反抗社會的力量。而當前的社會處於轉型當中，工商社會發展必然要吸引農村和中小城市的勞動力到各種產業中來。因此經濟越發展，社會轉型越快，社會上「多餘人員」就能越迅速地各安其位。

　　由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轉變必然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控制體系。這些控制體系總的來說就是法治社會，從個體所承擔義務和享有權利的角度來看則是公民社會。過去我們所處的是熟人社會（農村人是幾輩子相熟，城市中每個單位也是數十年相熟），而現在所處的則是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可以靠道德、輿論、單位懲罰制度來控制。陌生人社會則是靠法治。每個人都是社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現在在社會控制體系方面和相應的政治改革方面，還沒有跟經濟發展完全配套，許多應該建立的制度還沒有建立或還不完善。例如與每人相關的社保制度、醫保制度。過去，城市人可以依靠單位，農民可依賴那一小塊土地，這是當時人的根。隨著單位解體，部分農民失去土地，產生了大量「無根的人」。其補救方法就是大規模實現社保和醫保，使人們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有一根「保險帶」在維繫著他。這是與社會發展相平行而形成的根。

　　雷天：您的意思是說歷史上中國一治一亂就是因為人口問題，人口增多了，解決不了人口的吃飯問題，就要消滅一些人，然後人少了，大家再去種地去，國外是什麼樣的情況？

　　王學泰：考察歐洲的人口發展，英國是個好例子，可與中國對照。英國可供耕作土地並不多，農業生產的條件也不是太好。十五世紀中葉英國才２００萬人，五百年後增加了至少１００倍。中國那時（相當於明朝中葉）人口接近一億。英國傳統沒有安土重遷的觀念，自十七世紀以來，先是自發地向外流動，政府不管，後來得到政府的支持。應該指出，在民族國家形成（十九世紀）以前，人口密度大的地區向人口密度較低的地區流動是正常的，錯誤的是一些國家以武力支持殖民。自古漢民族安土重遷，視他鄉為畏途；另外，政府對於人口外流不僅不支持反而打壓。

　　乾隆時期，荷蘭在南洋（印度尼西亞）殺了好幾千中國人，當時清朝還很強大，荷蘭人很恐懼，向乾隆致歉。但乾隆說這些莠民，他們不顧祖宗「廬墓」，自己跑到外面去謀生，回來我們也要殺頭，你們替我們懲辦很好。這就是統治者對於老百姓因為在國內生活不下去而到海外去謀生所持的態度。不僅是乾隆持這種態度，後來的皇帝也是這樣的。當中國人口發展到四億，當時的生產力很難養活這麼多人的時候，本來有可能分流到南洋去一批人，被禁止了；向東北流動，則有柳條邊政策，連東北也去不了。遂使東北廣大疆域人口稀少，清統治者又保護不了自己的土地，讓西來的俄羅斯人佔領了很多。在西伯利亞一帶，濱海一帶，清末民初之時，這裡的中國人極多，人數遠過於俄羅斯人。

　　過密的人口不能疏散是造成遊民眾多的重要原因之一，追溯起來還是和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係。而英國這個問題就不太嚴重。

　　雷天：我想問一下有關遊民文化的問題。就影響中國人的思想行為而言，究竟是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大傳統還是以關公為代表的小傳統影響更深遠？因為孔子本人就是游士，行動上他為實現他心目中的治國理想、社會秩序周遊列國；精神上他「游於藝」。照廣義的遊民說法，孔子本人即可以歸為「遊民文化」的締造者之一。歷朝歷代的知識精英、士大夫的最高理想也是「少年遊俠，中年遊宦，晚年遊仙」，「游」的心態和文化似乎並不只是限於遊民。您能否解釋一下您書中所特指的「遊民文化」？

　　王學泰：宗法社會中「游」的人不只遊民，游士、遊宦、遊學、游商、遊俠、遊仙都是「游」，但遊民跟這些人有本質的不同。因為遊民是沒飯吃被迫流動起來的。宗法人有宗法的控制與保護，本來是個性萎縮的，可是突然要自己掙飯吃了，他們就要改變自己，爭取生存，用個帶有貶義的詞來形容，就是要有點「亡命徒」的意識。用伍子胥的話說就是「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耳」。雖然伍子胥是個「士」，但他家破親亡，日日被追捕，心態與遊民接近。因為有今天沒明天，所以不擇手段，什麼都敢幹。遊民如果不能用超常的手段奪取屬於自己或是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他們就存在不下去了。

　　而像遊民之外的那些「游」，是一種奢侈品。他本來可以老老實實的在家裡呆著，為什麼要游呢？因為他想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要遊宦、取得國君信任，做大官，實現理想，如孔子一樣。這是吃飽飯之後才會產生的意識。一個人天天挨餓的時候，個別人——像顏回即使餓著也想著「道」，但他畢竟也和遊民不一樣，他畢竟還有負郭田，有一簞食一瓢飲。

　　雷天：您剛才說的遊民文化有很多的交錯。比如說可能跟游商文化不一樣，但是遊民群體中也包括了游商、游士。

　　王學泰：是的。游商雖然不像游士、遊學、遊俠那樣是當事者的主動選擇，但他們從事商業活動的目的是維持生活與發財致富。他們一般不會成為反社會力量。但也有例外，比如《水滸傳》裡面寫到郭盛和呂方，兩個開始都是買賣人，因為賠了本，變成了佔山為王的寨主，成為社會的破壞力量。「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交通不發達，信息交流緩慢或不暢，都給遊子帶來物質上的困難和精神上的苦悶。在外的遊子要託人帶封家信，往往都要在信封上寫下「遊子在外，無不思家，家報代遞，感德無涯」或「平安家報，以慰遊子，倘蒙遞到，感德無已」。從中可見流動與身處異鄉的艱難。游商能夠生存，掙下些產業，老能歸鄉，已屬大幸，能夠發達、發財者畢竟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說游商、游士有可能變成遊民，但是在沒變之前還是不屬於遊民的範疇。比如說游士當初想求官，最後造反了，像黃巢就是這樣的，但這類人在游士中也是極少數。

　　有飯吃沒飯吃，今天過去，明天是否還能活，是遊民的根本問題。他們在社會處在常規形態時，能夠苟活，但不可能發展，遊民想要得到大的改變，就寄希望於社會的大變動。正像胡傳魁所唱的，「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水滸》開始寫的放走妖魔的故事，就是把動亂合理化。這是遊民的想法。

　　第二個，遊民有主動進擊，勇於奪取的精神。俠客、劍客也有進擊精神，但遊俠是為了幫助別人，而遊民是為了奪得自己的一口飯吃。

　　第三點是其幫派性。只講敵我（或只講利益）不講是非。遊民沒有資源，只有與相同命運的人組織起來才有力量。所以遊民把組織看的很重要。最簡單的組織形式就是結拜，更複雜的是天地會這些秘密幫會。遊民永遠把組織看得高於個人。這種意識是沒有是非觀念的。

　　第四點遊民脫離了宗法，也擺脫了儒家文化的控制。雖然孔子、孟子有很多超出宗法制度的思考，但總的說來儒家思想還是宗法制度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表現。最典型的一個故事就是劉關張的故事。劉備對張飛講，我沒有家，你們兩個人全都有家室，咱們要干大事就得把家室全都殺了。關公不忍心殺自己的家室，就把張飛一家殺了；張飛也去殺關羽的家室，但他的心比較軟，見關公的妻子胡金錠正懷著孩子，就放了她一馬，後來生下那個孩子叫做關索。關索的故事沒有傳下來，但在《水滸》里可以看到一些影子，楊雄的綽號就叫「病關索」。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遊民脫離了宗法制度，他們的思考就脫離了宗法思想對他的控制，包括儒家思想對他的控制。

　　雷天：英國新文化史學家彼得·伯克有本《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他就認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流浪藝人、遊民所創造的文化）並非割裂的兩種文化，對他而言，精英文化反而是小傳統，大眾文化倒是大傳統。當統治精英一旦發現大眾文化對社會秩序有顛覆性和危險性時，就會壓制和改造大眾文化。在這樣的權力博弈下，影響後世的大眾或遊民文化傳統是不斷被上層精英文化傳統調適改造的。您對此是怎麼理解的？

　　王學泰：本來大、小傳統問題是芝加哥學派提出來的，是台灣學者李亦園先生介紹到大陸的。大傳統指的是城市文化傳統，小傳統指的就是墨西哥鄉村古老的充滿神秘趣味的瑪雅文化和村社生活等等。後來我們國內講大傳統和小傳統就把這個搬過來了。大傳統指的是文人士大夫，小傳統就是民間社會。

　　據我考察，中國民間思想跟文人士大夫的沒有什麼太大差別，只是有點粗細、文野之分罷了。我覺得跟宗法社會的思想有點差別的反而是脫離了宗法社會的遊民文化，這些遊民文化不是根據什麼理論創造出來的，是根據其生活經歷和生活狀態自發產生的。這種想法不能稱其為理論，但是表現了一種情緒和心態，這種情緒和心態反映在通俗文學，比如說《水滸傳》和《三國志演義》中，即使經過傳統文人的修飾和改編，但是其與主流社會不同之處仍然十分突出。比如說《水滸傳》用故事形象展示「造反有理」的說法，這是主流社會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水滸傳》中的獨特的思想意識，展現在其所創造的一些話語之中，這些話語看來是個簡單的詞，實際上，它也負載著一定的思想意識在影響著受眾。如「替天行道」這個詞是「水滸」中獨創的，以前沒有。《太平經》里講「天行道」、「王者行道」之類的概念，從而成為道教傳統。朱元璋奪取天下，因為出身比較低下，他在自己尊號上加了一個「開天行道」，表明自己無所依傍。從來沒有講替天行道的，這是「水滸」故事一大創造。替天行道就把主動性放在造反者手中。它是臨界性的，進可以造反奪取天下，退可以輔佐帝王、支持帝王，幫助帝王行道。「替天行道」概念應該說是《水滸傳》告訴老百姓的，是它交給下層社會的人們反抗統治者時可資利用的武器。後來底層人起來造反，「替天行道」成為他們經常使用的一個旗號。《水滸傳》《三國志演義》創造了一系列辭彙，如「桃園三結義」、「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義氣」、「逼上梁山」、「聚義」、「仗義疏財」等等。思想更多的是通過語彙、話語告訴老百姓的。一個辭彙深入到老百姓內心，就成為了很豐富的概念，它連帶著感情、追求，甚至還有一些思想。所以說後來只要是造反者，《水滸傳》、「三國」都給他們許多支持，給他們以勇氣，告訴他們如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如何爭取更多的人支持；教給他們鬥爭的策略（包括政治與軍事的）等等。應該說中國的通俗文學作品對後來的社會運動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

　　另外戲曲和曲藝的影響更大。阿Ｑ連個圈都畫不圓，但是他會唱《龍虎鬥》這個戲。這個故事講趙匡胤和他結拜兄弟鄭子明等是怎麼奪取天下的。雖然說趙匡胤是遊民證據不那麼充足，但是他畢竟不是一個安穩的宗法人。後來的說書者和劇作家把他的成長發跡編成了一系列的故事，這些故事很接近於遊民的生活，非常受下層民眾歡迎，連阿Ｑ這樣的人也會唱。

　　清代有一個史學家叫錢大昕（《明史》的主修者），就說，小說教遠遠要比三教（儒釋道）更能影響民眾。

　　雷天：您在分析遊民群體性格時，曾列舉了遊民的幾種群體性格：其中有一種是「赤裸裸的殘暴與野蠻」。不過，在您的書中比較能體現這個論斷的一個是《水滸》中的殘暴描寫；另一個是遊民造反時的殘忍表現。但即便是《水滸》武松殺潘金蓮那麼殘忍的一段情節，也是寫了武松先找官府，官府不理，然後召集左右鄉鄰開了公審大會才處決潘金蓮，這裡面是不是傳統倫理道德對遊民的行事還有個約束機制？另外，就是因為《水滸》、「三國」對古代的秘密會社影響很深，黑社會，以前也會講忠義，但根據《中國新聞周刊》以及一些媒體的報道，現在中國也存在黑社會性質的團伙，且手段更加殘忍，以您的研究經驗，現在的黑社會與以往有何不同？

　　王學泰：應該說遊民的殘暴不是與生俱來的，中國古代的刑罰都是非常殘酷的。古代刑罰和今天的刑罰有本質不同，現在除了最重刑罰剝奪生命外，其他的刑罰主要限制犯人活動的自由，這是現代刑罰處分的基本思想。但是古代的刑罰基本上都是身體刑，很少有監獄長期關押犯人的。身體刑就是弄殘犯人的身體，死刑也非常殘酷。這種殘酷的文化教育了底層的老百姓，底層老百姓反抗時同樣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殘酷文化影響了整個社會，連罵人的話中也有「殺千刀的」等。殘酷正是在這種氛圍下養成的，不能說遊民是特別殘酷。因為他們反抗的機會多，表現出來的機會也多，所以給人們留下遊民特別殘暴的印象。

　　現代的黑社會和古代遊民組織有很大差別。因為古代遊民的組織畢竟經過了數百年的組織規範，受通俗文化的影響較深刻。另外，古代遊民社會背景還是宗法社會，他們也來自宗法社會。我們說他們脫離了宗法社會，這是從其總的傾向來說的。具體到每個人不可能完全斬斷與宗法社會的精神聯繫，純之又純的遊民是不存在的。宗法社會中的某些觀念還會有作用，比如「忠」的觀念，遊民還會有，但往往不是忠於皇帝，而是要忠於組織、忠於組織中的「大哥」。像天地會是明顯反清的，他們的宗旨就是反清復明。但「忠」的觀念還是從儒家借鑒來的。

　　遊民文化最重的還是義氣，義氣有明顯的幫派性。「義」是歧義最多的傳統道德觀念，對這個字不同學派有不同的理解。儒家講的義和利是分開的，但是遊民講的義氣就是利。所謂「義氣」本質上就是給錢。宋江初見李逵，給他二十兩銀子，李逵就覺得宋大哥義氣衝天。義氣在遊民中影響是非常大的，大多都能遵守。

　　現在的涉黑團伙，其思想和組織形式還是原始的，從武俠小說中學來的一些皮毛，這些觀念也不一定能夠深入每個幫眾的心，他們主要還是追求自己眼前的利益。要對這些涉黑團伙進行打擊，制止這種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