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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論家南方朔受本報之邀，周六來新，與《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以「華人社會的軟實力及台灣民主化的反思」為題，聯合發表演講。南方朔接受本報專訪時說，台灣還在民主道路上匍匐行走，一切讚譽其實都言之過早。台灣民主也付出一個很大的代價，今天還沒有付完。這包括：言論缺乏自律。
台灣經歷政黨二次輪替，讓全球華人社會再次對台灣的民主制度刮目相看。然而，台灣政論家南方朔（62歲）卻態度保留，因為台灣還在民主道路上匍匐行走，在這段路走完之前，一切關於台灣民主「成熟」和「進步」的讚譽，其實都言之過早。
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這些都是宣傳話語。（台灣民主）路還沒有走完，很多東西我們就要用不具價值判斷的語詞來形容它，所以我說台灣選民這次只是做了一次『調整』。」
「因為路還沒有走完，所以我會特彆強調民主的經驗和反省，一般人把台灣的民主歌頌成多偉大、華人社會第一，坦白說不一定說得通。應看一個社會的民主化過程，我向來反對把民主這個東西當成一個神聖的符號來談。」
來臨周六到新加坡演講，他希望能「老老實實地談台灣民主化的經驗、過程、代價，未來該怎麼走、會出什麼問題」，更要從全球的民主經驗出發，理解台灣的民主發展。
《聯合早報》慶祝創刊85周年，配合新加坡華文新聞業基金、通商中國在6月7日（星期六）於新達城會議中心，聯合呈獻「名人演說系列」。這次演說系列的主題為「華人社會的軟實力及台灣民主化的反思」，由《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與南方朔分別主講。
學識豐富的南方朔談話既抽象又富有哲理，往往從歷史的縱深和全球的角度解讀台灣當前的現象。在訪談的過程中，只見他煙不離手吞雲吐霧，說著威權和民主的辯證關係，展現了不斷省思的姿態。
言語中，南方朔對「除了不民主以外」的威權時代，其負責任的行政官僚系統、不貪污的官吏和沒有政治壓力的專業政府，透露出些許的讚賞，難免讓記者有些困惑。畢竟他也曾是那個鐵腕高壓的統治時代，參與並領導黨外批判論述的代表性人物，如今他反過來願意肯定威權體制的能力，似乎有種否定自己的弔詭。
台灣為民主付出很大代價
無論是勇於反思或立場搖擺，見仁見智，南方朔深刻的見解依舊讓人無法忽略。他說：「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有一個很大的代價，今天還沒有付完。我們反抗威權，民主化的第一步出現很多黨外雜誌。1980年代的黨外雜誌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反正罵就對了，這種雜誌很好賣，也出現很多靠這種雜誌賺錢的人。這造成不負責任的言論開始出現。」
「每個人都認為只要是針對邪惡的威權，亂罵造謠都沒關係。這是反抗威權時代所留下的文化，這種文化後來就滲透到政治和媒體裡面。」
台灣民主要發展到什麼形態才能算走完民主之路？南方朔說：「必須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整個社會的穩定度更穩，政權輪替也沒有什麼問題，那路就大概走完了。西方已經走完，但它經過很長的時間。台灣還在摸索之中。」
台灣社會「亂七八糟」
南方朔形容，解嚴至今超過20年的台灣社會民主化后，「是亂七八糟的，有一個很好的民主口號，但整個內容一塌糊塗」。今天的台灣公務人員沒有地位，也常被民意代表任意批判；政府無法制定長遠政策，只能短線操作；官員為了選票不再比能力而比「作秀」。
他直言：「打倒威權的時候，（台灣）有些專業的東西守不住，發生倒退。台灣很多的自由缺乏了自律，缺乏了行政的規範，而司法也沒有辦法扮演有效的角色，這是台灣的三大麻煩。」
「社會有不同的領域，如行政、司法、教育和經濟，（民主化后）每個領域都要堅持自己的規範和獨立性，每個領域都要有尊嚴，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運作是民主社會穩定的最主要原因。」
新加坡是標準「國家主義」社會
對南方朔來說，台灣和新加坡是「兩個不同的社會」，因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而有了迥異的發展路徑，以致台新的政府和民間各有特點。
他說：「台灣政府沒有什麼本領，多年的民間發展出現很多厲害的企業家，可以控制政府。而新加坡就是整個政府大得不得了，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什麼民間企業領袖。」
南方朔認為，「民主是一個選擇」。新加坡重視經濟發展的模式，已經是一種穩定且難以扭轉的國家治理形態。
他說：「用政治學術語，新加坡就是一個標準的『國家主義'╯tatism）社會。新加坡就是一間很典型的公司，而且把自己定位成一個跨國公司，永遠為了現實的需要調整自己。」
「所以新加坡在經濟競爭力上面是ok的，但在經濟以外的競爭力是有問題的。但這是新加坡自己的選擇，從獨立建國以來就是這樣，也很難轉得過來。」
比較台灣和新加坡，南方朔認真地告訴記者：「台灣有一個特性是新加坡沒有的，就是『無法無天'的特性。台灣社會比較『無法無天'，每個人都有意見，每個人都敢講，意見不通、很不專業也敢講，媒體也不負責任。『無法無天'表面上很自由，很多元，但自由多元是假象，有力量的人才佔到便宜。」
從南方朔的語氣，記者分辨不出那種態度是一種諷刺、無奈，還是不屑。但最清楚不過的是，走過威權歲月，進入民主轉型的時代，自許為「永遠的批判知識分子」的他，再次把最嚴苛的批評，留給自己生活的社會。
聯合早報網
台灣經歷政黨二次輪替，讓全球華人社會再次對台灣的民主制度刮目相看。然而，台灣政論家南方朔（62歲）卻態度保留，因為台灣還在民主道路上匍匐行走，在這段路走完之前，一切關於台灣民主「成熟」和「進步」的讚譽，其實都言之過早。
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這些都是宣傳話語。（台灣民主）路還沒有走完，很多東西我們就要用不具價值判斷的語詞來形容它，所以我說台灣選民這次只是做了一次『調整』。」
「因為路還沒有走完，所以我會特彆強調民主的經驗和反省，一般人把台灣的民主歌頌成多偉大、華人社會第一，坦白說不一定說得通。應看一個社會的民主化過程，我向來反對把民主這個東西當成一個神聖的符號來談。」
來臨周六到新加坡演講，他希望能「老老實實地談台灣民主化的經驗、過程、代價，未來該怎麼走、會出什麼問題」，更要從全球的民主經驗出發，理解台灣的民主發展。
《聯合早報》慶祝創刊85周年，配合新加坡華文新聞業基金、通商中國在6月7日（星期六）於新達城會議中心，聯合呈獻「名人演說系列」。這次演說系列的主題為「華人社會的軟實力及台灣民主化的反思」，由《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與南方朔分別主講。
學識豐富的南方朔談話既抽象又富有哲理，往往從歷史的縱深和全球的角度解讀台灣當前的現象。在訪談的過程中，只見他煙不離手吞雲吐霧，說著威權和民主的辯證關係，展現了不斷省思的姿態。
言語中，南方朔對「除了不民主以外」的威權時代，其負責任的行政官僚系統、不貪污的官吏和沒有政治壓力的專業政府，透露出些許的讚賞，難免讓記者有些困惑。畢竟他也曾是那個鐵腕高壓的統治時代，參與並領導黨外批判論述的代表性人物，如今他反過來願意肯定威權體制的能力，似乎有種否定自己的弔詭。
台灣為民主付出很大代價
無論是勇於反思或立場搖擺，見仁見智，南方朔深刻的見解依舊讓人無法忽略。他說：「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有一個很大的代價，今天還沒有付完。我們反抗威權，民主化的第一步出現很多黨外雜誌。1980年代的黨外雜誌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反正罵就對了，這種雜誌很好賣，也出現很多靠這種雜誌賺錢的人。這造成不負責任的言論開始出現。」
「每個人都認為只要是針對邪惡的威權，亂罵造謠都沒關係。這是反抗威權時代所留下的文化，這種文化後來就滲透到政治和媒體裡面。」
台灣民主要發展到什麼形態才能算走完民主之路？南方朔說：「必須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整個社會的穩定度更穩，政權輪替也沒有什麼問題，那路就大概走完了。西方已經走完，但它經過很長的時間。台灣還在摸索之中。」
台灣社會「亂七八糟」
南方朔形容，解嚴至今超過20年的台灣社會民主化后，「是亂七八糟的，有一個很好的民主口號，但整個內容一塌糊塗」。今天的台灣公務人員沒有地位，也常被民意代表任意批判；政府無法制定長遠政策，只能短線操作；官員為了選票不再比能力而比「作秀」。
他直言：「打倒威權的時候，（台灣）有些專業的東西守不住，發生倒退。台灣很多的自由缺乏了自律，缺乏了行政的規範，而司法也沒有辦法扮演有效的角色，這是台灣的三大麻煩。」
「社會有不同的領域，如行政、司法、教育和經濟，（民主化后）每個領域都要堅持自己的規範和獨立性，每個領域都要有尊嚴，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運作是民主社會穩定的最主要原因。」
新加坡是標準「國家主義」社會
對南方朔來說，台灣和新加坡是「兩個不同的社會」，因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而有了迥異的發展路徑，以致台新的政府和民間各有特點。
他說：「台灣政府沒有什麼本領，多年的民間發展出現很多厲害的企業家，可以控制政府。而新加坡就是整個政府大得不得了，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什麼民間企業領袖。」
南方朔認為，「民主是一個選擇」。新加坡重視經濟發展的模式，已經是一種穩定且難以扭轉的國家治理形態。
他說：「用政治學術語，新加坡就是一個標準的『國家主義'╯tatism）社會。新加坡就是一間很典型的公司，而且把自己定位成一個跨國公司，永遠為了現實的需要調整自己。」
「所以新加坡在經濟競爭力上面是ok的，但在經濟以外的競爭力是有問題的。但這是新加坡自己的選擇，從獨立建國以來就是這樣，也很難轉得過來。」
比較台灣和新加坡，南方朔認真地告訴記者：「台灣有一個特性是新加坡沒有的，就是『無法無天'的特性。台灣社會比較『無法無天'，每個人都有意見，每個人都敢講，意見不通、很不專業也敢講，媒體也不負責任。『無法無天'表面上很自由，很多元，但自由多元是假象，有力量的人才佔到便宜。」
從南方朔的語氣，記者分辨不出那種態度是一種諷刺、無奈，還是不屑。但最清楚不過的是，走過威權歲月，進入民主轉型的時代，自許為「永遠的批判知識分子」的他，再次把最嚴苛的批評，留給自己生活的社會。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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