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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文壇上，李敖和柏楊曾經是一對受讀者青睞的作家。但是，由於各種性格與立場的不同，在台灣當年的白色恐怖環境中，難免產生種種不愉快的磨擦。李敖在事過多年以後在《回憶錄》中談到了他在白色恐怖時期與作家柏楊的交往經過，孰是孰非，暫且不論，權且把它當成一段逝去的歷史來看。因為聰明的讀者會從這些往事的追思中，發現作家李敖性格中的某些特點。
李敖回憶說：「1968年時候，發生了柏楊（郭衣洞）案，冤獄發生前後，我義助柏楊，做了一些事，前後持續7年之久。我對柏楊的義助，主要乃基於同情與人權，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我與柏楊相識於1965年，並無深交，到了1967 年，偶有來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10點半，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說，無論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於是我去了。他請我到他書房裡，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機關『約談』過，經驗豐富，乃反覆問我被『約談』的細節，並說他出了一點麻煩。原來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應《中華日報》社長楚崧秋之聘，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卡通。艾玫事忙，編務有時由柏楊代辦，柏楊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選登譯文，出了紕漏—被調查局認定有『侮辱元首』之嫌。於是，1968年2月29日這天，艾玫被『約談』，一連10多個小時后，還沒消息，柏楊慌了，乃電話請我去他家，特別對被『約談』的一般情況，詳為打聽。我當時只覺得怪怪的，怪柏楊為什麼老是問這些問題，並不知道艾玫已被請去，柏楊也沒透露。到了12點，我打算告辭了，忽然樓下有汽車聲，接著艾玫開門，踉蹌而入，大哭大叫，連說：『他們審我一連15個小時啊！他們連我上廁所都要跟著看啊……』經柏楊照顧了好一陣子，艾玫情緒才稍稍平靜，最後柏楊才向我說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並問我意見。我說，看來國民黨來意不善，你要有心理準備，柏楊深以為然。我對他們加以安慰后，已是夜裡兩點，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楊也被請去『約談』了。『約談』長達27個小時，事後（3月2日）柏楊有長信給孫觀漢，備述始末，其中一段談到我：『向先生突然報告這壞消息，實在遺憾，但又怕以後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則趁此時機，且做最後一敘，想一想我真是個老天真，見識且不如李敖這個年輕人，李敖先生經常攜帶一小衣箱及洗臉漱口用具，準備隨時被捕，我常譏笑他小人之心，把台灣合法政府看成什麼了？誠如先生言，社會上多少總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無顏對祖先，且無顏對李敖……』
「柏楊是2日中午放出來的。這封信是2日下午見過我以後寫的。我在日記上說：『早為柏老辦事（向調查局抗議等），午始放出。下午見一面。』見面后柏楊問我意見，我說：『他們這次放你，只是觀察你被放后一時反應或跟什麼人聯絡，我看事情還沒過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為交代吧！』他聽了，決定採納我的意見，寫信給孫觀漢，並向艾玫交代 『身後事』。他留了一封長信給艾玫，艾玫拿來聽我意見，我也做了一些建議。柏楊信中『外務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請左煥文、李敖介紹』、『書則贈李敖 』、『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機會，為文』等話，前兩點是雜務，都由屠申虹他們料理了。柏楊的藏書我一本也沒收受，我向艾玫說：『這些藏書是柏老的心血，請給他完整保存，等他回來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後一點倒是我最關心的，但是我已被國民黨完全封鎖，實在沒有機會為文，因此，我決定向海外設法。」
「我的方式有三項：一、盡量把有關案情的一切文件偷運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楊自己的答辯書。因為我告訴過柏楊，人一入獄，要想合法傳出手寫的東西，就難難難；但是若以答辯狀等法律文書偷關漏稅，則或許能有漏網的機會。因為給律師參考的法律文書，為訴訟所必需，理應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楊會記得我的話，他下筆又勤又快，牢中無事，把自己冤獄詳細道來，必然精彩。柏楊入獄后，我請艾玫再做這一暗示給柏楊，果然柏楊就把答辯書陸續供應出來了。我主要通過我的美國朋友梅心怡等的協助，流傳海外，使柏楊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二、盡量把柏楊冤獄新聞轉達給外國記者。在這方面，我主要通過美國記者魏克曼（Fredaric Wakeman）等的協助。在他們的協助下，《紐約時報》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長篇報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1971年7月16日，也有長篇報道。這樣更使柏楊的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三、盡量展開營救行動。在這方面，我主要通過孫觀漢。孫觀漢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是用閃爍計數器測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隕石粒子測出月球自行發光的第一人，擁有在美註冊的40種以上的專利。曾任台灣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美國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所所長。我通過孫觀漢營救柏楊的事，值得特別細說一下……
李敖回憶說：「1968年時候，發生了柏楊（郭衣洞）案，冤獄發生前後，我義助柏楊，做了一些事，前後持續7年之久。我對柏楊的義助，主要乃基於同情與人權，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我與柏楊相識於1965年，並無深交，到了1967 年，偶有來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10點半，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說，無論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於是我去了。他請我到他書房裡，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機關『約談』過，經驗豐富，乃反覆問我被『約談』的細節，並說他出了一點麻煩。原來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應《中華日報》社長楚崧秋之聘，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卡通。艾玫事忙，編務有時由柏楊代辦，柏楊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選登譯文，出了紕漏—被調查局認定有『侮辱元首』之嫌。於是，1968年2月29日這天，艾玫被『約談』，一連10多個小時后，還沒消息，柏楊慌了，乃電話請我去他家，特別對被『約談』的一般情況，詳為打聽。我當時只覺得怪怪的，怪柏楊為什麼老是問這些問題，並不知道艾玫已被請去，柏楊也沒透露。到了12點，我打算告辭了，忽然樓下有汽車聲，接著艾玫開門，踉蹌而入，大哭大叫，連說：『他們審我一連15個小時啊！他們連我上廁所都要跟著看啊……』經柏楊照顧了好一陣子，艾玫情緒才稍稍平靜，最後柏楊才向我說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並問我意見。我說，看來國民黨來意不善，你要有心理準備，柏楊深以為然。我對他們加以安慰后，已是夜裡兩點，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楊也被請去『約談』了。『約談』長達27個小時，事後（3月2日）柏楊有長信給孫觀漢，備述始末，其中一段談到我：『向先生突然報告這壞消息，實在遺憾，但又怕以後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則趁此時機，且做最後一敘，想一想我真是個老天真，見識且不如李敖這個年輕人，李敖先生經常攜帶一小衣箱及洗臉漱口用具，準備隨時被捕，我常譏笑他小人之心，把台灣合法政府看成什麼了？誠如先生言，社會上多少總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無顏對祖先，且無顏對李敖……』
「柏楊是2日中午放出來的。這封信是2日下午見過我以後寫的。我在日記上說：『早為柏老辦事（向調查局抗議等），午始放出。下午見一面。』見面后柏楊問我意見，我說：『他們這次放你，只是觀察你被放后一時反應或跟什麼人聯絡，我看事情還沒過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為交代吧！』他聽了，決定採納我的意見，寫信給孫觀漢，並向艾玫交代 『身後事』。他留了一封長信給艾玫，艾玫拿來聽我意見，我也做了一些建議。柏楊信中『外務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請左煥文、李敖介紹』、『書則贈李敖 』、『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機會，為文』等話，前兩點是雜務，都由屠申虹他們料理了。柏楊的藏書我一本也沒收受，我向艾玫說：『這些藏書是柏老的心血，請給他完整保存，等他回來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後一點倒是我最關心的，但是我已被國民黨完全封鎖，實在沒有機會為文，因此，我決定向海外設法。」
「我的方式有三項：一、盡量把有關案情的一切文件偷運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楊自己的答辯書。因為我告訴過柏楊，人一入獄，要想合法傳出手寫的東西，就難難難；但是若以答辯狀等法律文書偷關漏稅，則或許能有漏網的機會。因為給律師參考的法律文書，為訴訟所必需，理應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楊會記得我的話，他下筆又勤又快，牢中無事，把自己冤獄詳細道來，必然精彩。柏楊入獄后，我請艾玫再做這一暗示給柏楊，果然柏楊就把答辯書陸續供應出來了。我主要通過我的美國朋友梅心怡等的協助，流傳海外，使柏楊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二、盡量把柏楊冤獄新聞轉達給外國記者。在這方面，我主要通過美國記者魏克曼（Fredaric Wakeman）等的協助。在他們的協助下，《紐約時報》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長篇報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1971年7月16日，也有長篇報道。這樣更使柏楊的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三、盡量展開營救行動。在這方面，我主要通過孫觀漢。孫觀漢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是用閃爍計數器測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隕石粒子測出月球自行發光的第一人，擁有在美註冊的40種以上的專利。曾任台灣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美國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所所長。我通過孫觀漢營救柏楊的事，值得特別細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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