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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奧運會的臨近，奧運會政治化的味道越來越濃厚了。西方世界的一些對華不友好和反華力量決計利用奧運會圍堵中國。各種勢力全力動員任何可以加以動員的力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中國作對。先是利用緬甸和達爾富爾問題，現在是西藏問題。
其實這些勢力利用什麼問題和議題已經不再重要，因為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把奧運會和一切可以用來批評和攻擊中國的事情結合起來。如果沒有西藏這樣的問題，他們照樣可以找出其他的問題來。
然而，很顯然，西藏事件可以起到其他任何事件所不能比擬的作用。無論是利用像達爾富爾那樣的外部事件還是利用像中國國內一些民間異議人士所關注的政治人權問題，都不能產生像西藏問題那樣的巨大效應來。
在西藏問題上，海內外的力量可以有機結合起來。這種形式和西方這些年在各地製造的顏色革命有很大的雷同之處。
西藏事件一發生，西方各國媒體無一例外地站在達賴喇嘛一邊，譴責中國，甚至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媒體的如何不擇手段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力。
西方媒體本來就扮演一個比較獨立的力量。媒體一旦動員起來圍堵中國，其他各種組織就找到了有效的動員手段，對各國政府施加壓力。於是，抵制或者部分抵制奧運會成為西方的一個政治議題。少數幾個西方政治人物已經表示不再參加奧運開幕式。
甚至有西方大國的政府首腦出來說要協調歐洲各國對中國的抵制。儘管西方政府不是鐵板一塊，在這個重要問題上很難達成共識，但這表明這個議題一直會被操作下去，把奧運政治化推到一個極端。可以想見，奧運火炬走到哪裡，抗議就會跟到哪裡。達賴在5月份訪問英國，在6月份訪問德國。對這些勢力來說，所有這些都是好機會。
西方政客對中國有成見
奧運會政治化的種種議題把中國和西方關係的實質赤裸裸地表現了出來。儘管這些年隨著中國融合進世界體系，中國和西方的衝突在不同的領域也在不斷表現出來，如貿易、人權、民主、環保等等，但所有這些衝突都不及這次在西藏事件上表現得充分。
這次事件不僅表明了西方的一些勢力為了圍堵中國可以不擇手段，更重要的是表明西方不能接受一個崛起中的中國。只要崛起中的中國和西方所想象的中國有差異，那麼，這個中國就是西方難以接受的，這個中國也是西方會竭力圍堵的。
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為什麼西方的不擇手段在西方有那麼大的市場？在海內外中國人強烈抗議西方媒體的時候，西方社會對此好像並沒有很大的反應。這絕對不是因為西方社會對媒體的不擇手段已經習以為常那樣簡單。
西方社會對此冷漠背後的主要根源在於整個西方自認為在和中國的交往中，自己處於一個道德優越的位置。「道德優越」證明了西方「不擇手段」的合理性。
實際上，這是西方長期以來對其他國家的做法。從早期在第三世界搞殖民主義到伊拉克佔領，西方都是用道德優越來論證其合理性的。但問題是，西方的這種「道德優越」感只不過是一種「自以為」的感覺罷了。往往為了論證其行為的合理性，西方訴諸於把對方「妖魔化」的手段。
西藏問題就是這樣。西藏獨立話語的確立本來就是西方力量而非西藏人本身創造出來的。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西方的一些勢力不斷把中國中央政府的各種西藏政策妖魔化。
一旦中央政策被妖魔化，那麼少數藏人無論怎樣的行為，只要是反中央政府的和反漢人的，就是合理的。很自然，一旦放到西方的西藏話語里，中央政府所採取的恢復法律與秩序的努力就成為了「鎮壓」，而少數藏人的打砸搶就成為了「反抗」。
這種話語不僅主導著西方媒體，而且也主導著西方的政界。實際上，西方大多數的公共並不認同並且反對把奧運會政治化。把奧運會政治化的是很小一部分人。但為什麼這一小部分人能有這麼大的能量？除了這些人具有高度組織性外，西方一些政客對中國的成見和偏見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麻煩的製造並非全是壞事
一些政客本來就不想看到中國的崛起，對中國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有很多話要說。類似西藏騷亂那樣的事件就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們開始鼓噪，支持對華不友好和反華的力量。這在一些前政府官員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中的一些人公開親自出來反對中國，或者支持和動員其他力量來反對中國。
不管中國怎樣做，這次奧運會已經被政治化。但中國必須也只能直面西方的這些反華力量。中國和西方在道德價值上的衝突遲早會公開化。
現在既然在奧運會的事件上公開了，中國儘管不想看到，但必須坦然處之。中國既然不能完全阻止奧運會被政治化，那麼只好作最大的努力把政治化減到最低程度。
實際上，既然西方的這些少數人的目標已經表露無遺，中國也就應當能夠找到有效的應對措施。
從眼前來說，中國要預防的是這些勢力可能製造的各種各樣的危機。如何理性和有效地處理可能的危機，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崛起的標誌。在種種外在力量製造危機中舉辦一個高水平的奧運會，更顯中國的崛起。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可以自以為是。中國應當聽取國際善言。從危機中尋找機會，不僅從各方面改進和提高奧運水平，而且也促進國家文明的提升。
從長遠來看，西方少數人為中國製造的那麼多的麻煩對中國來說具有正面的意義。在這次中國和西方道德價值上的衝突上，也有很多西方人士包括政治人物開始自覺到西方這種道德優越的虛偽性，並不認為可以隨意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中國。隨著中國和西方的相關性越來越大，他們開始認真努力來理解中國。
而對中國來說，至少可以使很多人認識到國家崛起的困難性。更重要的是，這一系列的危機讓人思考中國應當崛起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既然中國是全球社會的一部分，那麼中國的國家建設就應當被放置在全球環境內。
中國要走自己的路，要把自己的包括民族制度的國家制度建設好，但中國不能閉門造車，國家制度建設必須考慮到全球背景。一個既基於中國本身社會又符合國際大趨勢的國家制度才是中國真正崛起的基礎。
原題: 奧運會：中國直面西方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網》
其實這些勢力利用什麼問題和議題已經不再重要，因為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把奧運會和一切可以用來批評和攻擊中國的事情結合起來。如果沒有西藏這樣的問題，他們照樣可以找出其他的問題來。
然而，很顯然，西藏事件可以起到其他任何事件所不能比擬的作用。無論是利用像達爾富爾那樣的外部事件還是利用像中國國內一些民間異議人士所關注的政治人權問題，都不能產生像西藏問題那樣的巨大效應來。
在西藏問題上，海內外的力量可以有機結合起來。這種形式和西方這些年在各地製造的顏色革命有很大的雷同之處。
西藏事件一發生，西方各國媒體無一例外地站在達賴喇嘛一邊，譴責中國，甚至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媒體的如何不擇手段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力。
西方媒體本來就扮演一個比較獨立的力量。媒體一旦動員起來圍堵中國，其他各種組織就找到了有效的動員手段，對各國政府施加壓力。於是，抵制或者部分抵制奧運會成為西方的一個政治議題。少數幾個西方政治人物已經表示不再參加奧運開幕式。
甚至有西方大國的政府首腦出來說要協調歐洲各國對中國的抵制。儘管西方政府不是鐵板一塊，在這個重要問題上很難達成共識，但這表明這個議題一直會被操作下去，把奧運政治化推到一個極端。可以想見，奧運火炬走到哪裡，抗議就會跟到哪裡。達賴在5月份訪問英國，在6月份訪問德國。對這些勢力來說，所有這些都是好機會。
西方政客對中國有成見
奧運會政治化的種種議題把中國和西方關係的實質赤裸裸地表現了出來。儘管這些年隨著中國融合進世界體系，中國和西方的衝突在不同的領域也在不斷表現出來，如貿易、人權、民主、環保等等，但所有這些衝突都不及這次在西藏事件上表現得充分。
這次事件不僅表明了西方的一些勢力為了圍堵中國可以不擇手段，更重要的是表明西方不能接受一個崛起中的中國。只要崛起中的中國和西方所想象的中國有差異，那麼，這個中國就是西方難以接受的，這個中國也是西方會竭力圍堵的。
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為什麼西方的不擇手段在西方有那麼大的市場？在海內外中國人強烈抗議西方媒體的時候，西方社會對此好像並沒有很大的反應。這絕對不是因為西方社會對媒體的不擇手段已經習以為常那樣簡單。
西方社會對此冷漠背後的主要根源在於整個西方自認為在和中國的交往中，自己處於一個道德優越的位置。「道德優越」證明了西方「不擇手段」的合理性。
實際上，這是西方長期以來對其他國家的做法。從早期在第三世界搞殖民主義到伊拉克佔領，西方都是用道德優越來論證其合理性的。但問題是，西方的這種「道德優越」感只不過是一種「自以為」的感覺罷了。往往為了論證其行為的合理性，西方訴諸於把對方「妖魔化」的手段。
西藏問題就是這樣。西藏獨立話語的確立本來就是西方力量而非西藏人本身創造出來的。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西方的一些勢力不斷把中國中央政府的各種西藏政策妖魔化。
一旦中央政策被妖魔化，那麼少數藏人無論怎樣的行為，只要是反中央政府的和反漢人的，就是合理的。很自然，一旦放到西方的西藏話語里，中央政府所採取的恢復法律與秩序的努力就成為了「鎮壓」，而少數藏人的打砸搶就成為了「反抗」。
這種話語不僅主導著西方媒體，而且也主導著西方的政界。實際上，西方大多數的公共並不認同並且反對把奧運會政治化。把奧運會政治化的是很小一部分人。但為什麼這一小部分人能有這麼大的能量？除了這些人具有高度組織性外，西方一些政客對中國的成見和偏見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麻煩的製造並非全是壞事
一些政客本來就不想看到中國的崛起，對中國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有很多話要說。類似西藏騷亂那樣的事件就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們開始鼓噪，支持對華不友好和反華的力量。這在一些前政府官員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中的一些人公開親自出來反對中國，或者支持和動員其他力量來反對中國。
不管中國怎樣做，這次奧運會已經被政治化。但中國必須也只能直面西方的這些反華力量。中國和西方在道德價值上的衝突遲早會公開化。
現在既然在奧運會的事件上公開了，中國儘管不想看到，但必須坦然處之。中國既然不能完全阻止奧運會被政治化，那麼只好作最大的努力把政治化減到最低程度。
實際上，既然西方的這些少數人的目標已經表露無遺，中國也就應當能夠找到有效的應對措施。
從眼前來說，中國要預防的是這些勢力可能製造的各種各樣的危機。如何理性和有效地處理可能的危機，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崛起的標誌。在種種外在力量製造危機中舉辦一個高水平的奧運會，更顯中國的崛起。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可以自以為是。中國應當聽取國際善言。從危機中尋找機會，不僅從各方面改進和提高奧運水平，而且也促進國家文明的提升。
從長遠來看，西方少數人為中國製造的那麼多的麻煩對中國來說具有正面的意義。在這次中國和西方道德價值上的衝突上，也有很多西方人士包括政治人物開始自覺到西方這種道德優越的虛偽性，並不認為可以隨意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中國。隨著中國和西方的相關性越來越大，他們開始認真努力來理解中國。
而對中國來說，至少可以使很多人認識到國家崛起的困難性。更重要的是，這一系列的危機讓人思考中國應當崛起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既然中國是全球社會的一部分，那麼中國的國家建設就應當被放置在全球環境內。
中國要走自己的路，要把自己的包括民族制度的國家制度建設好，但中國不能閉門造車，國家制度建設必須考慮到全球背景。一個既基於中國本身社會又符合國際大趨勢的國家制度才是中國真正崛起的基礎。
原題: 奧運會：中國直面西方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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