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遠: 戳穿所謂的「康乾盛世」

康熙明黃緞綉平金龍雲紋大閱甲

    針對多年來對於「康乾盛世」的陣陣歌功頌德，我反覆探索思考之後，提出一些實事求是的看法，跟大家討論。所謂「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於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續115年。某些學者作家們頌揚這百年輝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歷史奇迹」。


我們必須追究：歷史真相到底如何？
滿清入關吞佔全國以後，實際上跟元代蒙古貴族入主中原類似，造成中華文明的毀壞和全面大倒退。康熙雍正乾隆等統治者對外實行閉關鎖國，中止了明代以來的西學東漸；對內大興文字獄，扼殺了科技文藝事業的進步。因此，所謂「康乾盛世」時期中國逐步落後於西方，並不值得自吹自擂、引以為光榮和「民族驕傲」，而必須深入清算，總結歷史教訓。
直到如今，它的後遺症仍然阻礙著我國現代化的發展。
始終存在著血腥的民族衝突幾乎沒有文化（甚至剛剛開始使用文字）的滿族統治者從入關開始的「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血淋淋殘酷暴行，到覆滅前夕「寧與友邦、不予家奴」的切齒詛咒，從始到終，哪裡有什麼「清朝政權的利益代表了包括漢族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洗城，江浙一帶（包括崑山平湖乍浦海鹽海寧金華）、江西全境、還有廣州都遭受屠城之災，竟將四川全省屠凈。歷史上哪一次改朝換代給中華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的劫難？那些令人髮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紀中葉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殺才可與之相比。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清廷下詔的「永不加賦」是在經歷近百年的屠殺、投充、圈地等野蠻政策后迫不得已的所謂「仁政」。
清朝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的很長時間內，一直把它征服的中華各民族看作奴隸，實行野蠻血腥的民族高壓政策。強調滿漢不通婚；築起種族隔離牆，不準漢族去東北，不準蒙族平民入漢地。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民族歧視。
從清初此伏此彼起的「反清復明」到清末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中華人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滿清皇朝的鬥爭。

「康乾」社會比明代大倒退滿清入主中原，造成社會大倒退。游牧民族的陋習、農奴制的烙印，隨處可見。野蠻的「圈地運動」更嚴重地破壞了中華全國的生產力。社會上一片「主子、奴才」的令人厭惡的喳喳聲。推行愚民政策、灌輸奴才意識，馴養卑劣怯懦、蠅營狗苟的國民性。
關於當時社會經濟狀況，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攤丁入畝」的稅制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扼殺了產業化的苗頭。
旁觀者清。英國特使馬戛尼在乾隆後期的出使日記中指出：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第四章第一節所引）

在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善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英使馬戛尼當時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滿清政權看作「一艘破爛不堪的巨大船艦」，預言它將「不再有紀律和安全」。他形容滿清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中國人」退化到了「半野蠻人」時代（見英使馬戛尼的中國行記）。

　　乾隆大閱甲胄

「康乾」工商業遠遜前朝、落後西方我國宋代工商業早已非常發達。經過蒙古元朝的大破壞而逐步復甦，明代工商業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一半（一說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重還要高。而所謂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品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國工業產量僅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所謂「康乾盛世」都遠遜明代。

不但要在國內比較，還要到國際上比較。歐洲復興以來，啟蒙運動、體制改革、產業革命蓬勃發展，蒸汽機、紡織機、火車輪船、機械製造、現代工廠林立，就連相對落後的俄國也在彼得大帝時期向英法德學習，走向進步。而老朽的滿清帝國卻妄自尊大、閉關自守；在這「康乾盛世」幾乎沒有什麼發明創造和技術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艦前來敲開「滿大人」鏽蝕腐爛不堪的國關大門。
人口劇增並非「好事」康乾時期之所以被吹噓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為人口劇增。明代全國人口穩定在六千萬左右（據王世貞記載，明代人口最高數字6330餘萬 ）；經過戰亂后的恢復，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一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億。有人將此歸結為清朝統治者勤政的結果；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進番薯、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在全國農村推廣，導致「人口膨脹」。
滿清起初徵稅的原則是按人頭收稅。這後果，是地方官吏不願據實上報人口，因報得愈多，則地方上繳的稅就愈多。康熙「永不加賦」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積上繳固定的稅金，與人口數無關，藉以鼓勵地方據實上報人口——人丁興旺是所謂太平盛世的表徵。以這種方式來彰顯「盛世」不過是穩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賦稅不均，富者營私舞弊，雖坐擁千畝田產而少繳稅；貧者無立錐之地，卻仍盡勞動之責。
歷史證明：人口劇增並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個社會的負擔，使得中國後來的工業化時期就業人口的比例失調，緊縮了優質勞動力的增長空間（餘地），從而嚴重製約了現代化進程。
日益腐敗的八旗體制滿清入關侵佔全國，主要依靠八旗體制。每年旗祿幾千萬兩白銀，滿蒙漢八旗成了滿清政權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視下的滿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缺德少才的滿蒙王公、貴族官僚，長期竊居高位；朝廷執掌大權的達官貴人和各省巡撫總督，大多數為滿蒙世襲，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亂」的戰鬥中，八旗兵軍紀已散，軍力已大不如前。此後，八旗兵和八旗子弟更加驕怠，他們憑藉權勢，橫行無忌，無惡不作；不僅軍紀敗壞，訓練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賭，包伶嫖娼，敲詐勒索，蹂躪百姓。曾經剽悍英武的八旗兵，變成不能打仗、只會擾民的老爺兵，八旗子弟成了遊手好閒的紈絝兒、坐吃山空的敗家子；他們的形象就是提鳥籠、逛妓院、趕飯局、玩金魚兒、斗蛐蛐兒、唱小曲兒……的一群「無知、無恥、無畏」的寄生蟲。
後來，清廷但凡有戰事，主要依靠綠營兵（八旗以外招募漢人組成的軍隊，因用綠色軍旗而得名）。但60萬綠營兵在衰敗的社會大環境下也很快腐化：剋扣軍餉，兵匪勾結，貪污中飽，弊端叢叢，也淪為徒有其表，只能嚇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隊。嘉慶皇帝還是皇太子的時候，曾經隨乾隆皇帝閱兵，所見到的卻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的鬧劇（《嘉慶朝東華錄》，卷7，嘉慶4年正月）。
以至於鴉片戰爭中，八旗、綠營、鄉勇、團練都不管用，數十萬清軍被萬餘名英國遠征軍打敗。中國從此陷入挨打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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