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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楊東平《中國教育公平的理想與現實》獲國家圖書館第三屆文津圖書獎，名列十種獲獎圖書的第一。本文是為為此書寫的書評。
為中國今天的教育把脈
——評楊東平《中國教育公平的理想與現實》
近十來年，中國教育領域的弊端有目共睹，引起了廣泛的質疑乃至「聲討」。變本加厲的應試教育，從小學開始的沉重升學壓力和功課負擔，激烈的擇校競爭，高收費、亂收費和嚴重的腐敗，義務教育的名存實亡，失學兒童和貧困生的大量出現，如此病象紛呈，其癥結究竟何在？如何從一團亂麻中理出一條線索，找出補救的措施，進而校正改革的方向？許多有識之士對此進行了嚴肅的討論，而楊東平的《中國教育公平的理想與現實》正是這方面的一部力作。
楊東平是一位長期關注教育問題的學者，人們經常聽見他發出清醒的聲音。在本書中，他從探討教育公平問題切入，憑藉道德良知和理性思考，在分析統計資料和進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對當今教育領域的諸多弊病及其癥結做出了清晰的、有說服力的診斷。
教育公平的缺失有一個演進的過程，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重點學校制度和「教育產業化」改革。作者指出，早在上世紀50年代，我國就建立了城鄉二元、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二元的等級化公共教育體制，形成了影響我國教育公平的最基本的制度結構。然而，學校等級化的加劇，卻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實行「教育產業化」改革的結果。這一改革被研究者稱作「單純財政視角的教育改革」，指在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的背景下，以增長和效率為主要追求的改革。作者認為，它已成為當前影響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因而對之著重做了剖析，在我看來也是全書最具現實批判力度的章節。
從政策和實踐看，「教育產業化」的具體做法，在中等教育階段主要是公辦學校轉制，「名校辦民校」，例如把名牌中學的初中部變成高收費的「改制學校」。在高等教育階段，主要方式是辦高收費的「二級學院」、「獨立學院」，近些年來更是片面追求數量和規模，用房地產開發模式興建新校區和「大學城」。大學擴招使得普通高中成為瓶頸，在中考競爭遠比高考激烈的新態勢下，中等教育進一步出現大規模的兩極分化，如同作者所說，少數豪華學校與大量貧困學校並存，已經成為基礎教育畸形化的一道荒唐、乖張的風景線。
「教育產業化」的實質不是市場化，而是混淆了市場化改革與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該改的不改，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對學校的直接微觀控制、壟斷教育資源的方式皆未變，另一方面，不該改的卻改了，公立學校用靠納稅人的錢提供的公共產品設租尋租，將其變成需要花錢購買的服務，向社會、家長強勢地攫取經濟資源，並架空了弱勢階層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務的機會和權利。教育產業的主體本應是民辦教育，在「名校辦民校」的極端不公平競爭中，真正的民校不但步履維艱，而且大面積死亡，假民辦扼殺了真民辦。同時，公辦教育本身成了腐敗的溫床，公眾對教育的評價降至20年來最低點，教育成為民怨沸騰的「暴利行業」和「腐敗重地」。教育支出成了中國民眾的沉重負擔，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每年新生入學時節，屢有貧困生或家長因繳不起學費而自殺的悲慘案例發生，聚焦了教育不公平的嚴峻現實。在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教育本應發揮社會平等制衡器的作用，現在卻蛻變成了凝固和擴大階層差距的工具。
在當今種種教育亂象之中，「擇校熱」格外令人矚目，大多數家長都身不由己地被捲入其中，為之恐慌。義務教育和基礎教育階段的擇校競爭是一個最典型的案例，讓人們看到了「教育產業化」是如何進一步擴大學校的兩極分化的。作者指出，在利益驅動下，當下「擇校熱」呈現以下特點：第一，面特別廣，已從重點中學蔓延到普通中學，從大中城市蔓延到縣城和農村地區；第二，低齡化，擇校競爭從高中下移到初中，進而下移到重點小學、重點幼兒園；第三，小學階段出現熾烈的「奧校熱」、「考證熱」，極大地損害了兒童的身心；第四，擇校生的比例越來越大，在城市重點學校占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收費越來越高，已相當於大學學費。正是依靠把所謂「民營機制」引入公立中學，在基礎教育階段用錢購買教育機會的做法得以大規模地合法化，變成了一種「市場規則」，構成了家長們不得不就範的剛性機制，並形成了少數名校、強校的巨大尋租空間。
那麼，在教育不公平的演進中，應試教育扮演了什麼角色呢？作者簡明地指出：「應試教育與重點學校互為推動，基礎教育進入了這樣的惡性循環：單一價值和培養模式的應試教育、升學競爭導致對重點學校的擇校需求，擇校熱導致學校差距繼續拉大，學校差距過大又導致擇校競爭和應試教育更為激烈，如此反覆震蕩。」其實，重點學校的優勢也是以應試教育為前提的，主要是憑藉考入重點高校的升學率而抬高了其門檻和身價。我們不妨設想，倘若改變了以統一試卷和標準答案為特徵的現行高考方式，還會不會有今天這樣擠破門庭的擇校狂熱，由此我們也可明白應試教育何以如此難以改變的緣由了。當然，應試教育在我國已存在了幾十年，只是在實行「教育產業化」的近十來年，它才發生了如此巨大的威力。由此可見，應試教育，重點學校制度，「教育產業化」，這三者在今天已形成互相支撐和促進的格局，而「教育產業化」所起的作用尤其惡劣，導致了早已有之的應試教育和學校等級制度變本加厲。
倘若要進一步探究「教育產業化」的由來，我們就不能不問責政府。作者認為，短缺和失衡是兩個制度性問題。一方面，教育投入的總量不足，低於許多比中國窮的國家，反映了政府對於教育的態度。另一方面，教育經費的分配不合理，等級化學校制度是在政府或明或暗的倡導和支持下才得以存在並發展的。事實上，「教育產業化」一直是在政府的許可下進行的。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門、重點學校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改變中國教育不公平的現狀，千難萬難，最大的困難是在這裡。
按照我的理解，本書在相當程度上是在向政府建言。作為一個純正的學者，楊東平既有正義感和責任心，又有科學的、理性的、建設性的態度。我期待本書會引起政府和教育界一切有識之士的重視與思考，對於改善我國教育不公平的狀況將發生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2007-12-19
為中國今天的教育把脈
——評楊東平《中國教育公平的理想與現實》
近十來年，中國教育領域的弊端有目共睹，引起了廣泛的質疑乃至「聲討」。變本加厲的應試教育，從小學開始的沉重升學壓力和功課負擔，激烈的擇校競爭，高收費、亂收費和嚴重的腐敗，義務教育的名存實亡，失學兒童和貧困生的大量出現，如此病象紛呈，其癥結究竟何在？如何從一團亂麻中理出一條線索，找出補救的措施，進而校正改革的方向？許多有識之士對此進行了嚴肅的討論，而楊東平的《中國教育公平的理想與現實》正是這方面的一部力作。
楊東平是一位長期關注教育問題的學者，人們經常聽見他發出清醒的聲音。在本書中，他從探討教育公平問題切入，憑藉道德良知和理性思考，在分析統計資料和進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對當今教育領域的諸多弊病及其癥結做出了清晰的、有說服力的診斷。
教育公平的缺失有一個演進的過程，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重點學校制度和「教育產業化」改革。作者指出，早在上世紀50年代，我國就建立了城鄉二元、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二元的等級化公共教育體制，形成了影響我國教育公平的最基本的制度結構。然而，學校等級化的加劇，卻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實行「教育產業化」改革的結果。這一改革被研究者稱作「單純財政視角的教育改革」，指在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的背景下，以增長和效率為主要追求的改革。作者認為，它已成為當前影響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因而對之著重做了剖析，在我看來也是全書最具現實批判力度的章節。
從政策和實踐看，「教育產業化」的具體做法，在中等教育階段主要是公辦學校轉制，「名校辦民校」，例如把名牌中學的初中部變成高收費的「改制學校」。在高等教育階段，主要方式是辦高收費的「二級學院」、「獨立學院」，近些年來更是片面追求數量和規模，用房地產開發模式興建新校區和「大學城」。大學擴招使得普通高中成為瓶頸，在中考競爭遠比高考激烈的新態勢下，中等教育進一步出現大規模的兩極分化，如同作者所說，少數豪華學校與大量貧困學校並存，已經成為基礎教育畸形化的一道荒唐、乖張的風景線。
「教育產業化」的實質不是市場化，而是混淆了市場化改革與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該改的不改，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對學校的直接微觀控制、壟斷教育資源的方式皆未變，另一方面，不該改的卻改了，公立學校用靠納稅人的錢提供的公共產品設租尋租，將其變成需要花錢購買的服務，向社會、家長強勢地攫取經濟資源，並架空了弱勢階層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務的機會和權利。教育產業的主體本應是民辦教育，在「名校辦民校」的極端不公平競爭中，真正的民校不但步履維艱，而且大面積死亡，假民辦扼殺了真民辦。同時，公辦教育本身成了腐敗的溫床，公眾對教育的評價降至20年來最低點，教育成為民怨沸騰的「暴利行業」和「腐敗重地」。教育支出成了中國民眾的沉重負擔，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每年新生入學時節，屢有貧困生或家長因繳不起學費而自殺的悲慘案例發生，聚焦了教育不公平的嚴峻現實。在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教育本應發揮社會平等制衡器的作用，現在卻蛻變成了凝固和擴大階層差距的工具。
在當今種種教育亂象之中，「擇校熱」格外令人矚目，大多數家長都身不由己地被捲入其中，為之恐慌。義務教育和基礎教育階段的擇校競爭是一個最典型的案例，讓人們看到了「教育產業化」是如何進一步擴大學校的兩極分化的。作者指出，在利益驅動下，當下「擇校熱」呈現以下特點：第一，面特別廣，已從重點中學蔓延到普通中學，從大中城市蔓延到縣城和農村地區；第二，低齡化，擇校競爭從高中下移到初中，進而下移到重點小學、重點幼兒園；第三，小學階段出現熾烈的「奧校熱」、「考證熱」，極大地損害了兒童的身心；第四，擇校生的比例越來越大，在城市重點學校占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收費越來越高，已相當於大學學費。正是依靠把所謂「民營機制」引入公立中學，在基礎教育階段用錢購買教育機會的做法得以大規模地合法化，變成了一種「市場規則」，構成了家長們不得不就範的剛性機制，並形成了少數名校、強校的巨大尋租空間。
那麼，在教育不公平的演進中，應試教育扮演了什麼角色呢？作者簡明地指出：「應試教育與重點學校互為推動，基礎教育進入了這樣的惡性循環：單一價值和培養模式的應試教育、升學競爭導致對重點學校的擇校需求，擇校熱導致學校差距繼續拉大，學校差距過大又導致擇校競爭和應試教育更為激烈，如此反覆震蕩。」其實，重點學校的優勢也是以應試教育為前提的，主要是憑藉考入重點高校的升學率而抬高了其門檻和身價。我們不妨設想，倘若改變了以統一試卷和標準答案為特徵的現行高考方式，還會不會有今天這樣擠破門庭的擇校狂熱，由此我們也可明白應試教育何以如此難以改變的緣由了。當然，應試教育在我國已存在了幾十年，只是在實行「教育產業化」的近十來年，它才發生了如此巨大的威力。由此可見，應試教育，重點學校制度，「教育產業化」，這三者在今天已形成互相支撐和促進的格局，而「教育產業化」所起的作用尤其惡劣，導致了早已有之的應試教育和學校等級制度變本加厲。
倘若要進一步探究「教育產業化」的由來，我們就不能不問責政府。作者認為，短缺和失衡是兩個制度性問題。一方面，教育投入的總量不足，低於許多比中國窮的國家，反映了政府對於教育的態度。另一方面，教育經費的分配不合理，等級化學校制度是在政府或明或暗的倡導和支持下才得以存在並發展的。事實上，「教育產業化」一直是在政府的許可下進行的。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門、重點學校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改變中國教育不公平的現狀，千難萬難，最大的困難是在這裡。
按照我的理解，本書在相當程度上是在向政府建言。作為一個純正的學者，楊東平既有正義感和責任心，又有科學的、理性的、建設性的態度。我期待本書會引起政府和教育界一切有識之士的重視與思考，對於改善我國教育不公平的狀況將發生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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