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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絕大多數國人，春節是一定要全家團圓的，這是一種關乎親情的信念，這當然很好。遺憾的是，現在的春節，不客氣地說，精神含量還是偏低。
除了全家團圓之外，春節在社會性含義上往往是這麼過的：家庭團圓、拜親訪友。由於歷史原因，同時還有當代的各種生活轉型問題，使絕大多數國人日常為生存疲於奔命，缺乏藝術性的生活方式，各級學校的文學、繪畫、舞蹈、音樂等各類美育教育的極度匱乏，使得人們日常生活難有藝術性，所以一到節日，精神的貧困就顯得異常突出。
「民以食為天」，這是一句沿用千古的中國名言，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中沒有見過類似的諺語。這句諺語對人的震撼來自一種隱約的歷史憂傷：中國人是否過於容易食不果腹？以至於到了把這句最基本生存底線的話作為一個口號對待？
無論這句話是歷代統治者所倡導，還是民間的自我指陳。這句話都隱含了另一個重要含義，就是歷史上中國普羅大眾的生存方式是相當形而下的。從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三言兩拍」里，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某些歷史時期市井生活的全景，哪怕有錢人也只是過著物質豐富、精神貧乏、靈魂墮落的生活。只有從《紅樓夢》里，我們才能看到古代豪門巨族的家眷們琴棋書畫的藝術生活，以及在家族宗法制背景下奢華繁盛、繁文縟節的春節生活。
法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的文明進程論揭示了一個基於西方的普遍歷史現象：所謂文明的進程無非是，貴族精緻典雅的藝術化生活方式逐漸向民間滲透的過程。由於制度的革新尤其此背景下教育的普及，西方世界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解決得比較好，宗教及其藝術以及藝術本身都比較深入地滲透到民間，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藝術性、精神性大大提升。
但是中國前現代的歷史卻表明，韋伯意義上的家產官僚制所造就的流動貴族階層，在制度層面上，他們缺乏長期持續性，理論上皇權的無遠弗屆使得流動貴族階層總是處於較為頻繁的更迭之中。這種生命、自由和財產缺乏穩定性的社會結構，使得藝術化生活的傳遞和向民間的滲透變得艱難，再加上時有發生的社會動蕩更使這種傳承的難度加大。再者，中國歷代過於重視倫理性生活取向，使得審美精神屈從於倫理需求，藝術被意識形態化，諾獎作家布羅茨基所謂的「美學是倫理學之母」，在中國歷史的社會生活意義上恰恰被倒了個——所謂「文以載道」。「文以載道」，以其原意，「文」包括一切藝術，而道本應當是真理、大道的意思。然而，無論是官方倡導，還是歷朝歷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這「道」無疑更多的是被理解為道德之道，而非宇宙真理之道。正是這種「道」的萎縮、降格，導致了中國藝術作品過度的倫理化取向。非主流藝術家們的努力，例如歷代文人畫，欣賞的也多是讀書人、士紳官宦而已，至於山水、人物、花鳥這三家藝術作品也更多的只是被上流社會所欣賞。民間藝術則更多地表達妻財福祿這些基本生活層面的內容，缺乏形而上的性靈追求。
上流社會與民間生活之間的缺乏交流，精緻典雅的藝術性、靈性生活難以有效、普遍地滲透到大眾生活中，本非中國獨有，西方在前現代也是如此。而當前中國與西方在人民精神性生活層面的差異，則更多的是20世紀的產物。以中國本土而言，甚至與古代中國相比都差了一大截。
當1927年林風眠先生提出「實行整個的藝術運動，促進社會藝術化！」口號時，這位27歲的年輕人比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國人早生了100年，至今，林先生的倡導對於大量國人而言，依然是痴人說夢的囈語，1927年至今的歷史，總體上都表明了與這一理念背道而馳。尤其是以「文革」為時代軸心的前後20年，中國傳統中的藝術化生活方式和藝術作品都差不多被徹底摧毀，粗鄙無文的生活方式壓倒性地戰勝了一切精緻典雅、藝術、禮儀的生活方式。愚民審美用暴力和血腥，不可一世地徹底擊敗了貴族審美。
當我們看到無數官員用歪七扭八的蛤蟆文給馬屁精題字的時候，當我們聽說現在的小姐警告嫖客說：「客官請自重，小女子只賣身不賣藝。」的時候，我們只能說，斯文早已隨風而逝，藝術化的生存就是在達官貴人中也成稀世珍品。
好在這幾十年的改革，政治運動基本退出日常生活，生活的日益正常化使得中國人在情感方面已經越來越接近正常狀態，這是十分可喜可賀的，雖然還有不少不盡如人意處，但總體上，還是正常起來了，春節以及其他節日中表現出來種種人際溫暖，便是社會改革與親情生活互動的產物。
貼春聯、包餃子、放鞭炮、吃團圓飯、串門、搓麻將、喝酒、賭博、說閑話……，其中包含著親情、愛情、友情的情感內容。如果這就是絕大多數國人節日生活的全部，那麼這依然只是一種粗劣的倫理化群體生活的方式，至於精神性、藝術性，我看大抵是含量極低的，由於多年的累積性破壞，要一蹴而就地改變它也不可能。
不過，不必哀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它與錢的關係疏遠，與心靈的關係密切。只要有心，自然會精神起來，藝術起來——除非你覺得精神化也好、藝術性也罷，都不重要，那就沒啥可說的了。
2008年2月4日於追遠堂
除了全家團圓之外，春節在社會性含義上往往是這麼過的：家庭團圓、拜親訪友。由於歷史原因，同時還有當代的各種生活轉型問題，使絕大多數國人日常為生存疲於奔命，缺乏藝術性的生活方式，各級學校的文學、繪畫、舞蹈、音樂等各類美育教育的極度匱乏，使得人們日常生活難有藝術性，所以一到節日，精神的貧困就顯得異常突出。
「民以食為天」，這是一句沿用千古的中國名言，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在世界上其他民族中沒有見過類似的諺語。這句諺語對人的震撼來自一種隱約的歷史憂傷：中國人是否過於容易食不果腹？以至於到了把這句最基本生存底線的話作為一個口號對待？
無論這句話是歷代統治者所倡導，還是民間的自我指陳。這句話都隱含了另一個重要含義，就是歷史上中國普羅大眾的生存方式是相當形而下的。從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三言兩拍」里，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某些歷史時期市井生活的全景，哪怕有錢人也只是過著物質豐富、精神貧乏、靈魂墮落的生活。只有從《紅樓夢》里，我們才能看到古代豪門巨族的家眷們琴棋書畫的藝術生活，以及在家族宗法制背景下奢華繁盛、繁文縟節的春節生活。
法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的文明進程論揭示了一個基於西方的普遍歷史現象：所謂文明的進程無非是，貴族精緻典雅的藝術化生活方式逐漸向民間滲透的過程。由於制度的革新尤其此背景下教育的普及，西方世界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解決得比較好，宗教及其藝術以及藝術本身都比較深入地滲透到民間，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藝術性、精神性大大提升。
但是中國前現代的歷史卻表明，韋伯意義上的家產官僚制所造就的流動貴族階層，在制度層面上，他們缺乏長期持續性，理論上皇權的無遠弗屆使得流動貴族階層總是處於較為頻繁的更迭之中。這種生命、自由和財產缺乏穩定性的社會結構，使得藝術化生活的傳遞和向民間的滲透變得艱難，再加上時有發生的社會動蕩更使這種傳承的難度加大。再者，中國歷代過於重視倫理性生活取向，使得審美精神屈從於倫理需求，藝術被意識形態化，諾獎作家布羅茨基所謂的「美學是倫理學之母」，在中國歷史的社會生活意義上恰恰被倒了個——所謂「文以載道」。「文以載道」，以其原意，「文」包括一切藝術，而道本應當是真理、大道的意思。然而，無論是官方倡導，還是歷朝歷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這「道」無疑更多的是被理解為道德之道，而非宇宙真理之道。正是這種「道」的萎縮、降格，導致了中國藝術作品過度的倫理化取向。非主流藝術家們的努力，例如歷代文人畫，欣賞的也多是讀書人、士紳官宦而已，至於山水、人物、花鳥這三家藝術作品也更多的只是被上流社會所欣賞。民間藝術則更多地表達妻財福祿這些基本生活層面的內容，缺乏形而上的性靈追求。
上流社會與民間生活之間的缺乏交流，精緻典雅的藝術性、靈性生活難以有效、普遍地滲透到大眾生活中，本非中國獨有，西方在前現代也是如此。而當前中國與西方在人民精神性生活層面的差異，則更多的是20世紀的產物。以中國本土而言，甚至與古代中國相比都差了一大截。
當1927年林風眠先生提出「實行整個的藝術運動，促進社會藝術化！」口號時，這位27歲的年輕人比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國人早生了100年，至今，林先生的倡導對於大量國人而言，依然是痴人說夢的囈語，1927年至今的歷史，總體上都表明了與這一理念背道而馳。尤其是以「文革」為時代軸心的前後20年，中國傳統中的藝術化生活方式和藝術作品都差不多被徹底摧毀，粗鄙無文的生活方式壓倒性地戰勝了一切精緻典雅、藝術、禮儀的生活方式。愚民審美用暴力和血腥，不可一世地徹底擊敗了貴族審美。
當我們看到無數官員用歪七扭八的蛤蟆文給馬屁精題字的時候，當我們聽說現在的小姐警告嫖客說：「客官請自重，小女子只賣身不賣藝。」的時候，我們只能說，斯文早已隨風而逝，藝術化的生存就是在達官貴人中也成稀世珍品。
好在這幾十年的改革，政治運動基本退出日常生活，生活的日益正常化使得中國人在情感方面已經越來越接近正常狀態，這是十分可喜可賀的，雖然還有不少不盡如人意處，但總體上，還是正常起來了，春節以及其他節日中表現出來種種人際溫暖，便是社會改革與親情生活互動的產物。
貼春聯、包餃子、放鞭炮、吃團圓飯、串門、搓麻將、喝酒、賭博、說閑話……，其中包含著親情、愛情、友情的情感內容。如果這就是絕大多數國人節日生活的全部，那麼這依然只是一種粗劣的倫理化群體生活的方式，至於精神性、藝術性，我看大抵是含量極低的，由於多年的累積性破壞，要一蹴而就地改變它也不可能。
不過，不必哀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它與錢的關係疏遠，與心靈的關係密切。只要有心，自然會精神起來，藝術起來——除非你覺得精神化也好、藝術性也罷，都不重要，那就沒啥可說的了。
2008年2月4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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