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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在工業革命早期的時候，曾經出現過巨大的社會分裂，法國連續出現多次工人武裝鬥爭，但這些暴力和流血的階級間衝突與矛盾後來都化解了。是什麼原因使歐洲國家擺脫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裝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道路？下面這篇文章給出了原因，那就是大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相互妥協，實現和解，化流血衝突為和諧共存，最終使歐洲美國等西方國家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和民主資本主義的和平道路。
但是，在歐洲社會實行階級和解的同時，東方國家卻引進了馬克思、列寧的階級鬥爭和武裝革命的理論，並展開了一場殊死的、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這場鬥爭進行得是這樣徹底，不僅徹底揚棄了溫情脈脈的儒家文化傳統，國共兩黨最終也未能實現聯合政府，奪取政權的共產黨又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發展到一個新的極至----文化大革命，使社會的對立和分裂更加嚴重。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仍然處在這場革命和分裂的後遺症之中。革命理論和理想主義的強大慣性長久地影響著幾代人的頭腦，譬如當前社會的老左派、新左派群體。這一群體始終依據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對抗正在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傾向的經濟改革。
並且，由於這場殘酷的階級鬥爭的影響，中國社會的階層對立、階層仇視十分嚴重，甚至根深蒂固，這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少見的，西方國家很難看到如此敵對的兩個社會群體。
因此，在向資本主義轉向的過程中，政府不得不過多地向資本傾斜，扶植資本。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統的封建官僚政治慢慢壯大起來，權力與資本形成了新的同盟，工人與平民受到了過多地壓制，利益受到了損害，社會力量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因此，社會間資與無這一對老矛盾重新誕生和加劇。這種狀態是歐洲國家19 世紀后所沒有過的。
為什麼當年英法國家的大資產階級能夠實現與工人階級的和解？為什麼19世紀以後歐美國家基本實現了和諧社會？這要從歐洲國家的政治體制中找原因。這種事實說明，歐洲國家的政治體制存在著社會階層和解與和諧共存的因素。國家政治是調和國家矛盾的重要工具。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具備這種功能，這個國家的各個社會階層便可以和平共處，和諧共存。
中國目前的全能權威政治體制是否也具備這一功能？這是考驗當前中國政治和政府的最大任務。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可以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矛盾衝突？已經成為我國越來越迫切、越現實的改革問題。
中國國內目前不僅存在著不同階層和階級的矛盾，還存在著政府與反對派和不同政見者的矛盾。這一矛盾也需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來加以解決。但由於缺少一種解決矛盾的機制，使政府至今仍然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
特別是，政府如果解決不好社會矛盾，就必然成為社會矛盾的對象。所有社會矛盾的一方都會把矛頭對準政府。如果政府最終解決不了社會衝突，並在衝突中解體，那麼社會矛盾衝突的各方會在新的衝突中選擇新的政治體制----使社會能和諧共存的政治體制。
總起來看，目前中國的新左派和新右派其特徵都屬於單向派，都想以一派的主張壓倒另一派，甚至消滅另一派。但中國真正需要的是雙向派，即容納社會各個群體共存共榮的政治體制。中國的社會群體如果不糾正革命年代形成的思維定勢，仍然有可能使社會倒退回過去。而中國的政治模式從來就是單向模式。這是造成中國社會從一種傾向歪向另一種傾向、一種力量反過來管制另一種力量的根本原因。
中國已經不能再延續單向政治了。這就是《歐洲大資產階級與工人運動是如何實現握手的？》一文的啟示。
參考文章：歐洲大資產階級與工人運動是如何實現握手的？
——西方國家實現和諧共存的曲折經歷
朱傳文
內容提要：1880 年，即巴黎公社運動九年之後，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主動與工人階級和解！它發出大赦令，釋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運動的參加者。逃亡國外的公社參加者都可以無顧慮地回國。暴力革命理論家、實踐家、巴黎公社的軍事領導人之一布朗基聞訊立即回國並在巴黎受到工人階級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他到處舉行群眾集會，發表演說。在興奮激動和疲勞中渡過了一年，1881年，76歲的布朗基溘然去世。二十萬巴黎工人為之送葬，場面極為壯觀。對於這一切，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一點都不干擾阻攔。於是，這一場葬禮就成為一個時代——暴力革命——以暴力革除資本主義社會時代的終結。
馬克思主義其實在歐洲工人階級運動中並不佔統治地位。馬克思在倫敦生活多年、資本論也撰寫於斯，可是英國工人階級運動所信奉的是「工聯主義」和「費邊社」的觀點。法國工人黨佔主導地位的 「可能派」則完全排斥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有聯繫的法國「蓋德派」也搖曳不定，令恩格斯大為不滿。
「工人黨」的後繼者「法國社會黨」佔主導地位的「饒勒斯派」根本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曾被人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嫡系」，而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先是受「拉薩爾主義」影響，后則在「伯恩斯坦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籠罩之中。
1875年，人數較少的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愛森納赫派」與人多勢眾，信奉拉薩爾主義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合併，而且發表了《哥達綱領》。這個「綱領」充滿拉薩爾主義的色彩。使得馬、恩疾首痛心。雖然馬克思當即寫了《哥達綱領的批判》，可是這篇文章卻被威廉.李卜克內西壓下來不讓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刊發表。他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他們就是社會民主黨人」。
即使約一百年後，歷史的糾葛早已散去，人們能夠冷靜下來回顧往昔的腳步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1989年的「柏林綱領」中列出德國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淵源是「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哲學、啟蒙運動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社會學說、工人運動的經驗」。馬克思主義也不過只是五項中的一項。在此之前，作為歐洲社會民主黨共同綱領的《法蘭克福聲明》則把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淵源明確為「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古典哲學」，而強調「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完全不被提及。
歷史其實是：以恩格斯思想為代表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在向社會民主主義靠攏，向民主的軌道靠攏，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支。社會民主主義發源於歐洲。其核心思想是以和平漸進、和平演變的方式改革資本主義社會。
十九世紀早、中期，歐洲工人階級曾與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發生激烈的流血衝突。但是為什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卻愈來愈盛行呢？
以法國為例，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里昂工人兩度武裝起義。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大起義和1971年巴黎公社運動，都是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可是僅僅事隔10年，法國工人運動就走上了非暴力的軌道。難道巴黎工人階級如此健忘？難道遇難巴黎公社社員的鮮血白流了不成？
世紀情況是這樣。1880年，即巴黎公社運動九年之後，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主動與工人階級和解！它發出大赦令，釋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運動的參加者。逃亡國外的公社參加者都可以無顧慮地回國。暴力革命理論家、實踐家、巴黎公社的軍事領導人之一布朗基聞訊立即回國並在巴黎受到工人階級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他到處舉行群眾集會，發表演說。在興奮激動和疲勞中渡過了一年，1881年，76歲的布朗基溘然去世。二十萬巴黎工人為之送葬，場面極為壯觀。對於這一切，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一點都不干擾阻攔。於是，這一場葬禮就成為一個時代——暴力革命——以暴力革除資本主義社會時代的終結。
1881年大資產階級主導的國會通過《保障集會和出版自由法案》，1883年制定《工廠法》，1884年頒布《結社法》等。這就是說，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完全放棄了以強權暴力鎮壓政治異己的手段，這就使得政治異己能夠存在和發展。至此，幾經復辟的法國社會從此步入了新的領域。布魯斯和馬隆的巨變就是標誌。這兩位都是巴黎公社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馬龍還曾任巴黎公社委員和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倖存下來逃亡國外。大赦令頒布后回到巴黎。他倆在參加法國工人黨后，不但沒有去向資產階級尋仇，而且成為工人黨中「可能派」的核心人物。即使是傾向馬克思主義的蓋德和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當時的氣氛中也跟著唱起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曲調。
1892年拉法格在市鎮選舉中獲勝后對集會慶祝的工人群眾說：「再過幾年，工人黨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為政權的主人！」1893年，蓋德在當選為眾議員後向選民說：「通過使你們的意志變成法律，社會改造就將合法地實現。」
在英國，政權執掌者比法國更早放棄以強權暴力對待政治異己勢力的做法。1848年英國工人階級舉行第三次憲章運動。那時法國剛剛爆發革命，消息傳來，氣氛十分緊張。但是，內閣仍然允許請願集會照常舉行。中央政府還警告地方當局「不要干涉群眾集會」。
首相羅素說：「我相信他們（指警力——筆者注）能輕而易舉地戰勝倫敦的暴民。但是傷害任何一條人命都會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憤怒。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會安靜地、順利地成為過去。」英國政權當局這種理性的作法，不但使英國始終沒有爆發工人階級的武裝革命，而且使「和平演變」成為可能。
但是，在歐洲社會實行階級和解的同時，東方國家卻引進了馬克思、列寧的階級鬥爭和武裝革命的理論，並展開了一場殊死的、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這場鬥爭進行得是這樣徹底，不僅徹底揚棄了溫情脈脈的儒家文化傳統，國共兩黨最終也未能實現聯合政府，奪取政權的共產黨又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發展到一個新的極至----文化大革命，使社會的對立和分裂更加嚴重。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仍然處在這場革命和分裂的後遺症之中。革命理論和理想主義的強大慣性長久地影響著幾代人的頭腦，譬如當前社會的老左派、新左派群體。這一群體始終依據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對抗正在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傾向的經濟改革。
並且，由於這場殘酷的階級鬥爭的影響，中國社會的階層對立、階層仇視十分嚴重，甚至根深蒂固，這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少見的，西方國家很難看到如此敵對的兩個社會群體。
因此，在向資本主義轉向的過程中，政府不得不過多地向資本傾斜，扶植資本。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統的封建官僚政治慢慢壯大起來，權力與資本形成了新的同盟，工人與平民受到了過多地壓制，利益受到了損害，社會力量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因此，社會間資與無這一對老矛盾重新誕生和加劇。這種狀態是歐洲國家19 世紀后所沒有過的。
為什麼當年英法國家的大資產階級能夠實現與工人階級的和解？為什麼19世紀以後歐美國家基本實現了和諧社會？這要從歐洲國家的政治體制中找原因。這種事實說明，歐洲國家的政治體制存在著社會階層和解與和諧共存的因素。國家政治是調和國家矛盾的重要工具。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具備這種功能，這個國家的各個社會階層便可以和平共處，和諧共存。
中國目前的全能權威政治體制是否也具備這一功能？這是考驗當前中國政治和政府的最大任務。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可以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矛盾衝突？已經成為我國越來越迫切、越現實的改革問題。
中國國內目前不僅存在著不同階層和階級的矛盾，還存在著政府與反對派和不同政見者的矛盾。這一矛盾也需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來加以解決。但由於缺少一種解決矛盾的機制，使政府至今仍然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
特別是，政府如果解決不好社會矛盾，就必然成為社會矛盾的對象。所有社會矛盾的一方都會把矛頭對準政府。如果政府最終解決不了社會衝突，並在衝突中解體，那麼社會矛盾衝突的各方會在新的衝突中選擇新的政治體制----使社會能和諧共存的政治體制。
總起來看，目前中國的新左派和新右派其特徵都屬於單向派，都想以一派的主張壓倒另一派，甚至消滅另一派。但中國真正需要的是雙向派，即容納社會各個群體共存共榮的政治體制。中國的社會群體如果不糾正革命年代形成的思維定勢，仍然有可能使社會倒退回過去。而中國的政治模式從來就是單向模式。這是造成中國社會從一種傾向歪向另一種傾向、一種力量反過來管制另一種力量的根本原因。
中國已經不能再延續單向政治了。這就是《歐洲大資產階級與工人運動是如何實現握手的？》一文的啟示。
參考文章：歐洲大資產階級與工人運動是如何實現握手的？
——西方國家實現和諧共存的曲折經歷
朱傳文
內容提要：1880 年，即巴黎公社運動九年之後，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主動與工人階級和解！它發出大赦令，釋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運動的參加者。逃亡國外的公社參加者都可以無顧慮地回國。暴力革命理論家、實踐家、巴黎公社的軍事領導人之一布朗基聞訊立即回國並在巴黎受到工人階級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他到處舉行群眾集會，發表演說。在興奮激動和疲勞中渡過了一年，1881年，76歲的布朗基溘然去世。二十萬巴黎工人為之送葬，場面極為壯觀。對於這一切，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一點都不干擾阻攔。於是，這一場葬禮就成為一個時代——暴力革命——以暴力革除資本主義社會時代的終結。
馬克思主義其實在歐洲工人階級運動中並不佔統治地位。馬克思在倫敦生活多年、資本論也撰寫於斯，可是英國工人階級運動所信奉的是「工聯主義」和「費邊社」的觀點。法國工人黨佔主導地位的 「可能派」則完全排斥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有聯繫的法國「蓋德派」也搖曳不定，令恩格斯大為不滿。
「工人黨」的後繼者「法國社會黨」佔主導地位的「饒勒斯派」根本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曾被人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嫡系」，而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先是受「拉薩爾主義」影響，后則在「伯恩斯坦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籠罩之中。
1875年，人數較少的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愛森納赫派」與人多勢眾，信奉拉薩爾主義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合併，而且發表了《哥達綱領》。這個「綱領」充滿拉薩爾主義的色彩。使得馬、恩疾首痛心。雖然馬克思當即寫了《哥達綱領的批判》，可是這篇文章卻被威廉.李卜克內西壓下來不讓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刊發表。他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他們就是社會民主黨人」。
即使約一百年後，歷史的糾葛早已散去，人們能夠冷靜下來回顧往昔的腳步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1989年的「柏林綱領」中列出德國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淵源是「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哲學、啟蒙運動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社會學說、工人運動的經驗」。馬克思主義也不過只是五項中的一項。在此之前，作為歐洲社會民主黨共同綱領的《法蘭克福聲明》則把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淵源明確為「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古典哲學」，而強調「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完全不被提及。
歷史其實是：以恩格斯思想為代表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在向社會民主主義靠攏，向民主的軌道靠攏，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支。社會民主主義發源於歐洲。其核心思想是以和平漸進、和平演變的方式改革資本主義社會。
十九世紀早、中期，歐洲工人階級曾與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發生激烈的流血衝突。但是為什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卻愈來愈盛行呢？
以法國為例，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里昂工人兩度武裝起義。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大起義和1971年巴黎公社運動，都是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可是僅僅事隔10年，法國工人運動就走上了非暴力的軌道。難道巴黎工人階級如此健忘？難道遇難巴黎公社社員的鮮血白流了不成？
世紀情況是這樣。1880年，即巴黎公社運動九年之後，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主動與工人階級和解！它發出大赦令，釋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運動的參加者。逃亡國外的公社參加者都可以無顧慮地回國。暴力革命理論家、實踐家、巴黎公社的軍事領導人之一布朗基聞訊立即回國並在巴黎受到工人階級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他到處舉行群眾集會，發表演說。在興奮激動和疲勞中渡過了一年，1881年，76歲的布朗基溘然去世。二十萬巴黎工人為之送葬，場面極為壯觀。對於這一切，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一點都不干擾阻攔。於是，這一場葬禮就成為一個時代——暴力革命——以暴力革除資本主義社會時代的終結。
1881年大資產階級主導的國會通過《保障集會和出版自由法案》，1883年制定《工廠法》，1884年頒布《結社法》等。這就是說，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完全放棄了以強權暴力鎮壓政治異己的手段，這就使得政治異己能夠存在和發展。至此，幾經復辟的法國社會從此步入了新的領域。布魯斯和馬隆的巨變就是標誌。這兩位都是巴黎公社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馬龍還曾任巴黎公社委員和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倖存下來逃亡國外。大赦令頒布后回到巴黎。他倆在參加法國工人黨后，不但沒有去向資產階級尋仇，而且成為工人黨中「可能派」的核心人物。即使是傾向馬克思主義的蓋德和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當時的氣氛中也跟著唱起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曲調。
1892年拉法格在市鎮選舉中獲勝后對集會慶祝的工人群眾說：「再過幾年，工人黨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為政權的主人！」1893年，蓋德在當選為眾議員後向選民說：「通過使你們的意志變成法律，社會改造就將合法地實現。」
在英國，政權執掌者比法國更早放棄以強權暴力對待政治異己勢力的做法。1848年英國工人階級舉行第三次憲章運動。那時法國剛剛爆發革命，消息傳來，氣氛十分緊張。但是，內閣仍然允許請願集會照常舉行。中央政府還警告地方當局「不要干涉群眾集會」。
首相羅素說：「我相信他們（指警力——筆者注）能輕而易舉地戰勝倫敦的暴民。但是傷害任何一條人命都會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憤怒。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會安靜地、順利地成為過去。」英國政權當局這種理性的作法，不但使英國始終沒有爆發工人階級的武裝革命，而且使「和平演變」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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