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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無論如何要面對的，是中華文化在世界上別的古文化都中斷和滅亡的情況下，它能夠惟一存在並「活」到了今天，其原因何在？這是我們每個中華文化的參與者都應該關注的大問題。
中華文化「長壽」的三個「智慧」
我在年紀已經不輕的時候到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考察，就是想弄明白他們的古文明是怎樣走向滅亡的。伊拉克的巴比倫王朝、幼發拉底河文明不得了，為什麼淪亡了？還有埃及，比中華文明都早，為什麼就滅亡了？要好好找找原因，這是文化的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活到今天的原因，有沒有可能支撐我們繼續「活」下去，並活得比人家好？我們的中華文化是「真活」，不是「假活」。別的古代文明所有的古文字都看不到了，而我們孔子、孟子的書你隨便翻開看，現在還琅琅上口。中華文化真的活著，這是我們研究的重要「入口點」。在我看來，中華文明之所以代代相繼，有三個「智慧」：
一是中華文化不喜歡遠征。這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區別。中國人知道熟土可依，遠土不親；知道家人思聚，故鄉難離；知道勝敗無常，禍福不永——這一些，都出自於文化心理。相比較之下，古巴比倫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遠征中湮滅，甚至亞里士多德的學生、希臘文明的嫡傳者亞歷山大的遠征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的不遠征思維，使中華文化避免了這種災難，保證了「長壽」。
二是中華文化不喜歡極端。不喜歡極端，最早是從農耕生態四季輪迴中產生的共識。這種農耕共識，提煉、升華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中庸之道」在所有的極端中找到了一個交集點、合適點和恰當點，在這個交集點上，處在極端狀態的人都在我們的關愛之下。「中庸之道」也就產生了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延續至今。
三是中華文化不喜歡失控。中國自從秦漢帝國時確立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規範，又實行了郡縣制和戶籍制，保證了兩千年的秩序。更有趣的是創造了哪個國家都沒有的科舉制度。中國實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使得有效管理，有了人才儲備，每3年一次大考，出了大量的人才參加國家管理。而且，由於考試內容是儒家學說，考生們長年累月準備的也是「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這真是一個驚人的創舉：以文化來選拔社會管理人才，又以選拔來保證文化的延續，兩全其美。
中華文化的三大主幹精神
在中華文化貫穿幾千年的過程中，有哪些主幹精神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我找到了幾個供大家參考：
首先是大同小康的理想論。《禮記》里所說的大同理想，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天下為公」。大同和小康是非常對仗的詞，大同是我們的終極理想，就是天下為公，在暫時不可能做到的時候，先把每一個家庭打理好，把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解決好，這就是小康。
其次是「中庸之道」的方法論。「中庸之道」不是庸人哲學，非常了不起。它是在一個非常容易走向極端的世界當中，避免思想走向極端的平衡器，是彈性哲學中避免脆裂的彈簧。孔子說「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只有「中庸之道」能夠關注到一切極端的人。季羨林先生就認為「中庸之道」是中國文明送給世界的「大禮」。
最後是「君子之道」的人格論。這點也很重要，儒家思想包括部分道家思想，它不一定在某個人身上充分體現過，但它作為一個人格典範，隱約在所有人的頭上。不管你做了皇帝，不管你做了學士，不管你是秀才，都想做一個君子。君子是什麼，孔子、孟子沒有告訴我們，但是孔子告訴了我們君子的對立面是什麼，那就是小人。這雖然不像西方哲學劃分得那樣清楚，但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這是中華文明很有優勢的精神。
中華文化最美是「善」和「愛」
現在我們的文化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全球都在眼前，建設生態文明已成為我們重大的文化問題。我們的文化人對生態文化有發言權的不多。生態文明最初提出者是老子和莊子，他們提出人如何與自然和諧共存，這個文化問題後來離開我們很久了。
中華文化如何在世界遇到不可知的危機，包括恐怖主義、自然災害時，來平定當代人的心境，溝通當代人互相援助的願望？這好像關係到人的道德品質，其實還是文化課題。
中華文化中最缺少的是什麼？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到中國訪學，他在中國呆了九個月，發表了很多很好的演說，他對中國非常友好，因此我們對他的批評也很重視。他離開中國時，擔任翻譯的趙元任先生問他，中國文化的問題在哪裡。羅素講了幾點，其中最大的一點是他覺得中國人缺少人道主義的衝動，對別人的災難往往不太關注，有時甚至還暗暗自喜。
確實，我們的文化過多強調知識技能，對於善良的呼喚，對於愛的呼喚，對於人道主義的呼喚，這些最本質的東西卻擱置了，我們的文化缺少「善和愛」這面主要的旗幟。我們現在在各種各樣的媒體，各種各樣的書店裡看到的，永遠是「致勝術」，如何贏，怎麼戰勝別人，這些在某種程度上也需要，但是在這上面一定還需要飄拂著「善和愛」這面旗幟。如果缺少這個，我們的生活將多麼讓人寒心。與之相比，任何零敲碎打的文化細節真不是那麼重要。
如果沒有「善」的火花，「愛」的暖流的話，我們民族的文化再發達也不行。我作為在上海舉辦的2007世界夏季特奧會開幕式的藝術總顧問，美方總導演老是問：中國56個民族是不是必須一個不落地全部出現？最能代表中國歷史文化的象徵符號究竟是什麼？上海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特徵是不是又要用那首《茉莉花》來表現？京劇、功夫和旗袍是必須的嗎？……我說全部都不用出現，要出現也是「順便」的，希望把開幕式變成我們中國人參與全球人道主義的溫暖的對話，參與「善與愛」這個崇高的事業。結果出現這樣的場面：一群少林弟子手持長長的少林棍，百般瀟灑、川流不息，無數棍棒齊整拍地的聲音清脆動人，響徹全場。突然，他們發現了兩位試圖艱難攀越高度的殘障人士。於是，就像接到了至高無上的命令，所有的操練者立即放棄各自的瀟灑，給殘障人讓道，並自動組接成了一道扶持和救助的長城。攀越者沒有扶手，卻發現眾人手上的少林棍此刻全都豎立起來，成了他們的拐杖！「我們的肩膀一定是別人的道路，而我們的腳下一定有別人的肩膀。」這就是人類。我每次看到這裡，總會凝神屏息、熱淚盈眶。環視四周的觀者，也是同樣。
毫無疑問，這是極其罕見的有關崇高和聖潔的「人類場面」。天下沒有一個人是充分健全的，人人都是摸著眾人提供的拐杖、攀援在眾人的肩膀上。而眾人，也因為向別人提供了援助而走向健全。由此可見，觀眾的注意力，由貫通天地人心的人道暖流所維繫。這就是我們的「善與愛」，人類文化的主幹。我們能夠把這個主幹發揚與繼承下去，中華文化的尊嚴與驕傲也全部能夠體現出來。
中華文化「長壽」的三個「智慧」
我在年紀已經不輕的時候到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考察，就是想弄明白他們的古文明是怎樣走向滅亡的。伊拉克的巴比倫王朝、幼發拉底河文明不得了，為什麼淪亡了？還有埃及，比中華文明都早，為什麼就滅亡了？要好好找找原因，這是文化的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活到今天的原因，有沒有可能支撐我們繼續「活」下去，並活得比人家好？我們的中華文化是「真活」，不是「假活」。別的古代文明所有的古文字都看不到了，而我們孔子、孟子的書你隨便翻開看，現在還琅琅上口。中華文化真的活著，這是我們研究的重要「入口點」。在我看來，中華文明之所以代代相繼，有三個「智慧」：
一是中華文化不喜歡遠征。這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區別。中國人知道熟土可依，遠土不親；知道家人思聚，故鄉難離；知道勝敗無常，禍福不永——這一些，都出自於文化心理。相比較之下，古巴比倫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遠征中湮滅，甚至亞里士多德的學生、希臘文明的嫡傳者亞歷山大的遠征也是如此。中國古代的不遠征思維，使中華文化避免了這種災難，保證了「長壽」。
二是中華文化不喜歡極端。不喜歡極端，最早是從農耕生態四季輪迴中產生的共識。這種農耕共識，提煉、升華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中庸之道」在所有的極端中找到了一個交集點、合適點和恰當點，在這個交集點上，處在極端狀態的人都在我們的關愛之下。「中庸之道」也就產生了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延續至今。
三是中華文化不喜歡失控。中國自從秦漢帝國時確立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的規範，又實行了郡縣制和戶籍制，保證了兩千年的秩序。更有趣的是創造了哪個國家都沒有的科舉制度。中國實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使得有效管理，有了人才儲備，每3年一次大考，出了大量的人才參加國家管理。而且，由於考試內容是儒家學說，考生們長年累月準備的也是「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這真是一個驚人的創舉：以文化來選拔社會管理人才，又以選拔來保證文化的延續，兩全其美。
中華文化的三大主幹精神
在中華文化貫穿幾千年的過程中，有哪些主幹精神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我找到了幾個供大家參考：
首先是大同小康的理想論。《禮記》里所說的大同理想，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天下為公」。大同和小康是非常對仗的詞，大同是我們的終極理想，就是天下為公，在暫時不可能做到的時候，先把每一個家庭打理好，把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解決好，這就是小康。
其次是「中庸之道」的方法論。「中庸之道」不是庸人哲學，非常了不起。它是在一個非常容易走向極端的世界當中，避免思想走向極端的平衡器，是彈性哲學中避免脆裂的彈簧。孔子說「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只有「中庸之道」能夠關注到一切極端的人。季羨林先生就認為「中庸之道」是中國文明送給世界的「大禮」。
最後是「君子之道」的人格論。這點也很重要，儒家思想包括部分道家思想，它不一定在某個人身上充分體現過，但它作為一個人格典範，隱約在所有人的頭上。不管你做了皇帝，不管你做了學士，不管你是秀才，都想做一個君子。君子是什麼，孔子、孟子沒有告訴我們，但是孔子告訴了我們君子的對立面是什麼，那就是小人。這雖然不像西方哲學劃分得那樣清楚，但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這是中華文明很有優勢的精神。
中華文化最美是「善」和「愛」
現在我們的文化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全球都在眼前，建設生態文明已成為我們重大的文化問題。我們的文化人對生態文化有發言權的不多。生態文明最初提出者是老子和莊子，他們提出人如何與自然和諧共存，這個文化問題後來離開我們很久了。
中華文化如何在世界遇到不可知的危機，包括恐怖主義、自然災害時，來平定當代人的心境，溝通當代人互相援助的願望？這好像關係到人的道德品質，其實還是文化課題。
中華文化中最缺少的是什麼？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到中國訪學，他在中國呆了九個月，發表了很多很好的演說，他對中國非常友好，因此我們對他的批評也很重視。他離開中國時，擔任翻譯的趙元任先生問他，中國文化的問題在哪裡。羅素講了幾點，其中最大的一點是他覺得中國人缺少人道主義的衝動，對別人的災難往往不太關注，有時甚至還暗暗自喜。
確實，我們的文化過多強調知識技能，對於善良的呼喚，對於愛的呼喚，對於人道主義的呼喚，這些最本質的東西卻擱置了，我們的文化缺少「善和愛」這面主要的旗幟。我們現在在各種各樣的媒體，各種各樣的書店裡看到的，永遠是「致勝術」，如何贏，怎麼戰勝別人，這些在某種程度上也需要，但是在這上面一定還需要飄拂著「善和愛」這面旗幟。如果缺少這個，我們的生活將多麼讓人寒心。與之相比，任何零敲碎打的文化細節真不是那麼重要。
如果沒有「善」的火花，「愛」的暖流的話，我們民族的文化再發達也不行。我作為在上海舉辦的2007世界夏季特奧會開幕式的藝術總顧問，美方總導演老是問：中國56個民族是不是必須一個不落地全部出現？最能代表中國歷史文化的象徵符號究竟是什麼？上海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特徵是不是又要用那首《茉莉花》來表現？京劇、功夫和旗袍是必須的嗎？……我說全部都不用出現，要出現也是「順便」的，希望把開幕式變成我們中國人參與全球人道主義的溫暖的對話，參與「善與愛」這個崇高的事業。結果出現這樣的場面：一群少林弟子手持長長的少林棍，百般瀟灑、川流不息，無數棍棒齊整拍地的聲音清脆動人，響徹全場。突然，他們發現了兩位試圖艱難攀越高度的殘障人士。於是，就像接到了至高無上的命令，所有的操練者立即放棄各自的瀟灑，給殘障人讓道，並自動組接成了一道扶持和救助的長城。攀越者沒有扶手，卻發現眾人手上的少林棍此刻全都豎立起來，成了他們的拐杖！「我們的肩膀一定是別人的道路，而我們的腳下一定有別人的肩膀。」這就是人類。我每次看到這裡，總會凝神屏息、熱淚盈眶。環視四周的觀者，也是同樣。
毫無疑問，這是極其罕見的有關崇高和聖潔的「人類場面」。天下沒有一個人是充分健全的，人人都是摸著眾人提供的拐杖、攀援在眾人的肩膀上。而眾人，也因為向別人提供了援助而走向健全。由此可見，觀眾的注意力，由貫通天地人心的人道暖流所維繫。這就是我們的「善與愛」，人類文化的主幹。我們能夠把這個主幹發揚與繼承下去，中華文化的尊嚴與驕傲也全部能夠體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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