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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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自由市場經濟，還是官家市場經濟？

作者：廣南子於 2008-1-23 14:2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經濟觀察|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兼論「窮富之爭」.

笑蜀.

貧富差距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一個正常現象。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消滅貧富差距，而只能致力於機會均等，使窮人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同時對那些由於先天後天原因，已無力改變自己命運的窮人，由國家給予基本保障。窮而無困，貧富共處，這種前提下的貧富差距，就不可能發展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而當下中國的貧富差距，無疑已超出了公眾的承受底線，發展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不是因為公眾不能正確對待貧富差距，而要求什麼平均主義。從根本上說，這是致富機制出了問題。貧不當貧，富不當富，不可能不引起社會心理的失衡，不可能激起公眾的普遍憤怒和抗議。

　　這種背景下，應該反思的是致富機制亦即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鼓勵仇富。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都應該存在四通八達的致富機制，最大限度地釋放公民創造財富的能力。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權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機制或者說不成功的市場經濟體制。

　　一

　　當下中國的致富機制不公正或者說市場經濟體制不成功。但這不等於說，市場經濟就是錯的。

　　市場經濟要能成功，不是像我們通常想象的那樣，單有市場體制就足夠。市場經濟要能成功，必須有一個社會條件，那就是自由，至少是經濟自由。有人說，市場經濟主要就是一個效率問題，而無關權利。這是大錯。市場經濟有強烈的外部性，它需要通過公共治理，來確保公民的經濟自由。只是在擁有充分的經濟自由時，公民才會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也才會在此基礎上發展出自由的和公平的競爭。所以，全世界的市場經濟，從來都叫做「自由市場經濟」。

　　這就是說，自由是市場經濟成功的先決條件。如果把市場體制比作種子，那麼自由的社會條件就是空氣，就是陽光雨露。光有種子撒進土壤是不夠的，必須有適宜的空氣和陽光雨露，才會長出參天大樹。光有市場體制是不夠的，還要具備自由的社會條件，自由市場經濟才能茁壯成長。固然，沒有自由的空氣和自由的陽光雨露，也會有別的空氣和別的陽光雨露，但淮橘為枳，別的空氣和別的陽光雨露孕育出來的就不叫自由市場經濟了，那就是別的市場經濟，套用吳思的話，那就叫官家市場經濟了。

　　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官家市場經濟，歷史的邏輯就是這樣的無情，沒有中間選項。道理很簡單，沒有公民經濟上的普遍自由，沒有公民權利上的普遍平等，那麼自由、平等的交易就無從說起，以自由、平等的交易為前提的互利互惠也就無從說起。如果一方強權，一方無權；一方絕對自由，一方匱乏自由，那麼這兩個人群之間的經濟關係無論以什麼形式出現，本質上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易關係，本質上都只能是零和遊戲。這麼一來，權利上的兩極分化最終就必然導致財富上的兩極分化。

　　不幸，權利上的兩極分化，正就是中國一切社會問題的癥結，也是市場經濟難於成功的根本原因。當下中國財富上的兩極分化其實只是表象，隱藏在這個表象背後的，是權利上的兩極分化。在全世界範圍，只有中國的市場經濟從來不叫做「自由市場經濟」，為什麼？因為自由這個元素，正就是中國社會最短缺的元素。

　　這裡強調的權利是普遍的權利，這裡強調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而普遍權利跟絕對權力，普遍自由跟絕對自由是不可以並立的。普遍權利增一分，則絕對權力損一分，普遍自由增一分，則絕對自由損一分。普遍自由、普遍權利是制約權力最常規也最有效的武器，沒有了普遍自由、普遍權利的制約，強權就會入無人之境，無堅不摧。不自由的市場經濟，即不以普遍自由、普遍權利為前提的市場經濟，必然蛻變成封建莊園式的市場經濟，即權力切割、權力宰制的所謂市場經濟，即官家市場經濟。

　　問題至此就很清楚了。我們曾經天真地認為，經濟決定政治，只要能確立市場體制，那麼上層建築問題就不難解決。但事與願違。在我們努力推進市場體制以顛覆計劃體制時，哪知道官家主義正在背後張網以待呢？人家接過市場經濟的軀體，卻悄悄扔掉了市場經濟的靈魂即普遍的權利、普遍的自由。整個一個變性手術，市場經濟不能不面目全非。

　　自由市場經濟既然以普遍的自由、普遍的權利為前提，那麼機會就對所有人都是同等的，上升的通道就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因此天然具有平民性，民主性。換句話說，自由市場經濟屬於民間，是老百姓的市場經濟。官家市場經濟卻截然相反，它只屬於權力，它最大的秘訣就是用權力置換利益，權力紅利是其暴利的總根源。權利的普遍均等意味著利益的普遍均等，意味著權力紅利的終結，所以，權利的普遍均等是官家市場經濟的噩夢。官家市場經濟最抗拒分權和均權，而以壟斷為本能。壟斷的另一面就是歧視，就是排斥，就是隔離，註定了多數人要遭到制度性的淘汰，要成為失敗者，受害者。

　　全部要害就在這裡。當下所謂市場經濟，主要是官家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老百姓的市場經濟。教育有什麼自由競爭可言？醫療有什麼自由競爭可言？沒有自由競爭的教育和醫療，其市場化不過是收費化的同義詞，不過是官家變著法子高收費。住房在市場的下游倒有一些自由競爭，但其上游何談自由競爭？不能自建房，不能合作建房，也沒什麼廉租房，幾乎所有老百姓都被驅趕到房地產市場，唯有買房一途，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造成房地產市場的空前火爆。而最根本的供給，即土地供給則被捏得死死的，房地產市場的命脈完全卡在權力手中，人為造成巨大的供求矛盾，造成房地產市場的暴利，而暴利的主要得主就是權力。

　　通常所說的新三座大山就是這樣形成的，它們全拜官家之賜，與自由市場何干？又何止這三座大山。幾乎每個部門、每個利益集團都成了天價收費站，橫亘在老百姓的生命通道上，老百姓生命通道上的每個關頭，實際上都有一座大山。它們統統是權力之山，而決非自由競爭之山。其最終結果，都是最大限度地抬升老百姓的生命成本，使他們不堪負荷。

　　歷史的進程就是這樣的殘酷。我們本來想用經濟改革、用市場體制倒逼政治改革。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們戰勝了計劃體制，官家主義卻最終戰勝了我們。更大的悲劇在於，儘管我們並沒有多少機會實踐自由市場經濟，但人家幹什麼都打著市場經濟的旗號，普通人對複雜的市場經濟是不辨雌雄的，反正壞事都是你市場經濟乾的，我才不管什麼好市場經濟壞市場經濟，只要是市場經濟，都混球。這麼一來，自由市場經濟還沒有真正登上歷史舞台，市場經濟的名聲先就臭了大街。

　　這真是一種戲劇性的轉折。當初宣布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時，一些虔誠的老左派深感絕望，極端者竟不惜以命相殉。但是今天，他們中的多數應該喜出望外吧。今天炮轟市場經濟體制的大合唱中，領唱者不乏老左派的健將。他們才不管什麼自由市場經濟和官家市場經濟的分野，他們固然不喜歡官家市場經濟，但他們更仇恨自由市場經濟，對他們來說，自由市場經濟才是他們惟一的天敵，你死我活。官家市場經濟跟他們至少在官家這個層面上，是有天然的親緣關係的。所以他們對官家市場經濟無論如何不喜歡，但還是能共處一個屋檐下。他們反倒樂得張冠李戴，把官家市場經濟的一切禍害，以及產生這一切禍害的終極根源，一股腦兒全潑到自由市場經濟身上，以此來印證市場經濟乃萬惡之源，印證他們當初反對市場經濟之英明。這時的老左派已不同當年，當年全民一心奔市場，老左派雖往往位高卻形單影隻，是公眾嘲弄的對象。現在，老左派確實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礎，而且在野狀態、相對弱勢的狀態也使他們容易博得社會同情。現在老左派雖然在重返過去時代這點上仍孤掌難鳴，但在反對市場經濟這點上，他們卻頗得底層民眾的共鳴。

　　與老左派這種一定程度的返老還童相比，市場改革派學者則每況愈下。民眾的憤怒需要有一個出口，需要有一個發泄對象。換句話說，需要有人為市場經濟的不成功負責，需要有人對弱勢群體的苦難負責。市場改革派學者不免首當其衝。這對他們來說，當然是很冤枉的。相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推崇的都是自由市場經濟。相信他們並不曾預見市場經濟會下出今天這樣古怪的蛋。而且整個過程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非當權者。那麼今天把一切問題推到他們頭上，又如何說得過去？

　　但換一個角度講，公眾把憤怒集中於他們，也不是全無道理。如果說事態的發展超出了他們當初的意料，那麼當事態發展的軌跡已十分清楚，現實已不容迴避時，如果說公眾未必有能力判斷，市場改革派學者則是完全有能力判斷的。但他們有多少人曾經給公眾提個醒？曾經與官家市場經濟劃清界線？這點上他們不僅往往明哲保身，個別大佬甚至墮落為官家市場經濟的同謀，樂得趁火打劫。

　　知識分子是整個民族的思想哨兵。明明狼來了居然知情不報，已然是瀆職；如果趁火打劫，更是罪上加罪。深受其害的公眾因之遷怒整個市場改革派學者群體，實在情有可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市場改革派旗手的吳敬璉、茅於軾才遭到萬炮齊轟。就此來說，他們不是為他們個人受難，他們是在為整個市場改革派群體受難。

　　二

　　但是，無論如何情有可原，對吳敬璉、茅於軾的炮轟都於理不合。

　　吳敬璉一方面固然是市場改革派的領軍人物，另一方面，卻因其深厚的人文情結和公共關懷，而成為市場改革派最大的另類——他是官家市場經濟這一趨勢最早的預言者，也是官家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抗議者和批判者。只不過他沒有明確使用「官家市場經濟」這個詞，而是叫做「壞的市場經濟」或「權貴資本主義」。

　　遠在1980年代末，吳敬璉已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他和另一個經濟學家錢穎一長期合作，主題就是市場時代的公共治理。因為吳敬璉最早意識到，沒有公共治理，權力不受制約，市場化就必然被扭曲，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就是必然結局。如果說，吳敬璉和錢穎一的這些早期研究，主要影響沒有超出學術界和政治高層，主要是給精英掃盲；那麼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的問世，則是市場時代的公共治理問題第一次上升為公共話題，而進入大眾視野。吳敬璉和他的學生石小敏等，是這本書的重要推手。沒有他們的奔走呼籲，這本書的公開出版及後來的巨大震蕩，將是難以想象的。吳敬璉之所以對這本書情有獨鍾，顯然是因為他與何清漣在公共治理問題上，尤其在民主與法治問題、在社會公正問題上，有太多共識。

　　何清漣和《現代化的陷阱》很快陷入困境，這對吳敬璉不是好兆頭。但吳敬璉是個固執的人，當年圍剿市場經濟理論，黑雲壓城城欲摧之時，譬如劉國光等原來主張市場經濟的大腕這時都退縮了，檢討了。吳敬璉偏不認輸，而當著最高決策者的面舌戰群雄，成為傳奇。在市場經濟體制終於確立之後，因為強調公共治理，強調民主、法治和社會公正，吳敬璉漸趨邊緣。但這時的吳敬璉更不可能回頭。早在2002年，他已跟江平聯手，組建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主攻市場經濟與法治的關係，試圖從法治入手給權力的野馬套上籠頭。

　　吳敬璉因此不同於他的許多同行。在市場經濟被視作洪水猛獸之時，他堅持為市場經濟請命，而被稱作「吳市場」。當市場體制的合法性問題得以解決，市場經濟成為顯學之時，他沒有盲目跟風叫好，而是開始了新的思考——思考「娜拉出走之後」的問題，即市場經濟將在中國遭遇何種困厄的問題。從前的「吳市場」變成了「吳法治」。

　　中國必須走向自由市場經濟，而官家市場經濟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天敵。吳敬璉對此深懷憂懼。如何通過公共治理，通過推進民主與法治，來避開官家市場經濟的陷阱，走向好的市場經濟即自由市場經濟，這是1990年代以來吳敬璉思考的核心命題。他到處談論官家市場經濟的危險，毫不掩飾他的憂懼。那些只想聽讚歌的人，不免愈來愈討嫌他，甚至在當年並肩作戰的許多同行眼裡，他也成了異端。

　　這就是說，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之後，形勢反而更為複雜。從過去計劃派與市場派的簡單二元對立，發展到傳統計劃派、官家市場派、自由市場派三足鼎立。這麼一來，吳敬璉的處境就不能不非常微妙。

　　吳敬璉的直接對頭是官家市場派。

　　如果說1980年代中期以後，即改革推進到縱深以後，官員群體成了改革的抵制力量；那麼1990年代以來，官員群體不僅不再抵制改革，反而成了改革的生力軍。兩個歷史時期的官員群體對改革的態度何以會有如此驚人的落差？原因無它，端在1990年代以來的改革，徹底打通了權力跟市場的通道。官員們驚喜地發現，原來改革於他們非但無損，反而給他們開闢了在市場上跑馬圈地，將權力直接兌現而且無限增值的廣闊空間。我們的某些「主流經濟學家」那時曾天真地幻想，權力尋租可能是贖買權力、離間管制，置換一定的經濟自由的必要代價。此即所謂「腐敗有益論」。但事實恰恰相反，人家既要笑納財富，但權力和管制一點也不放鬆，你要的自由一點也不給你。贖買反倒鼓勵了人家的貪慾，既然每給市場套上一根繩索，就多了一條生財之道，那麼何不將市場五花大綁？結果愈贖買，離自由愈遠，幾乎整個市場都被權力綁票。發展到今天，已經沒有多少公共部門不以營利為目的，部門利益、集團利益簡直就成了天經地義。

　　1990年代以來，吳敬璉批判的鋒芒一直都指向官家市場經濟。批壟斷，批腐敗，本質上都是批官家市場經濟。但是，他回天無力，徒遭嫉恨。他跟江平聯手主辦的上海法學與經濟學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治理而知名，本應是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腦庫，卻備嘗風雨，能不關門已屬萬幸。

　　吳敬璉的宿敵則是老左派。老左派對吳敬璉簡直有殺父之恨，他們把顛覆計劃體制這筆賬主要就記到了吳敬璉的頭上，為此展開持續十多年的輿論追殺。官家市場經濟之愈演愈烈，則給他們的輿論追殺提供了最好的歷史機遇，他們當然要利用到極致。2006年3月8日發佈於著名網站「烏有之鄉」的一個左派綱領，總結對所謂「資改派學者」的鬥爭策略，其中一條就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逐一圍殲。」這其實就是所謂「狂蜂戰術」：一個時期鎖定一個目標，一旦鎖定就傾巢而出，咬住不放，直到「揭透批臭」。據他們聲稱，運用這樣的戰術，他們「先後集中力量圍殲了張五常、張維迎、厲以寧、吳敬璉、高尚全等資改派經濟學家，並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他們故意把吳敬璉跟「張五常、張維迎、厲以寧」完全混同，抹殺他們之間的重大分歧，把「主流經濟學家」所有的錯誤主張都跟吳敬璉掛鉤；他們根本無視吳敬璉對官家市場經濟的一貫批判立場，儘可能以官家市場經濟之害嫁禍自由市場經濟，嫁禍自由市場理論領軍人物吳敬璉。基於這樣的前提來批判吳敬璉，當然無往不勝。吳敬璉就成了官家市場經濟的代表人物，不僅遭到不明真相的網友的口誅筆伐，就連以自由派自居的某海外鬥士，也趁亂對吳敬璉拳打腳踢，甚至斥吳敬璉為自由派、市場派的恥辱，要為自由派、市場派清理門戶。

　　既有來自特殊利益集團的壓力，又有來自老左派的報復，還有來自民眾的誤解和誤傷，甚至不乏右翼紅衛兵的明槍暗箭。自由市場理論領軍人物的這種尷尬，實際上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尷尬。官家市場經濟一日不休，自由市場經濟的清白之身就一日不能澄清。而如果官家市場經濟發展到極致，最終的結果將是民眾將髒水和嬰兒一起潑掉，市場化被民眾一概否定，一概拋棄。那時，歷史車輪的倒轉將並不是沒有可能。這正是老左派夢寐以求的。自由市場經濟要想不做官家市場經濟的殉葬品，就必須遏止官家市場經濟，這點上，我們已別無選擇。

　　三

　　吳敬璉們的尷尬，主要是大背景小氣候造成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吳敬璉們自己就沒有責任。坦白地說，吳敬璉們的失誤也是明顯的，這些失誤往往加劇了民眾的誤解，惡化了他們自己的生存環境。

　　茅於軾最近引爆的窮富之爭就是這方面的一個範例。

　　本來，普通勞動者屬於生產集團，作為生產的組織者、管理者，私營中小企業主也屬於生產集團。在這個意義上，私營中小企業主跟普通勞動者相輔相成，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如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已經指出的，大量的私營中小企業才是民族經濟的主力，是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但恰恰是這個生產集團，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中所佔比例很小很小。作為普通勞動者的窮人固然收入微薄，私營中小企業主所得其實也很有限。通常認為私營企業主就是那些揮金如土的人。但如保育鈞先生所說，這不過是輿論誤導的結果，「私營企業主沒幾個大款，億萬富翁撐死了不到總人數的1%。」但成本卻很高，「他們在苦苦掙扎」。而他們之苦苦掙扎，就是因為權力對市場的恣意侵犯，極大地壓縮了他們的生存空間，他們不能不在權力的夾縫中求生存。

　　如果說富人就是這樣的私營中小企業主，那麼無論他們有著怎樣的道德缺陷，他們所分得的社會財富，跟作為普通勞動者的窮人的微薄收入一樣，都是打拚所得，而非不當得利。這點上，他們跟作為普通勞動者的窮人，並無根本的利害衝突。

　　如果說，富人主要不是這批私營中小企業主，而是私企上層，那麼他們多數已步入特殊利益集團，往往因權致富。私企上層尚且如是，至於作為特殊利益集團主體的權貴，當然更如是。社會財富的分配權，或者說社會財富的分配規則往往被他們壟斷，他們就成了當下中國最富有的群體。

　　生產集團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但他們得到的社會財富最少；非生產性的特殊利益集團並不創造社會財富，他們瓜分的社會財富反而最多。這才是最大的兩極分化，這才是最大的社會不公正。而這種最大的兩極分化，根源則在於生產集團不能制約非生產性的特殊利益集團，根源在於非生產性的特殊利益集團對於生產集團的盤剝和掠奪，根源在於權利上過度的兩極分化。就此來說，官家市場經濟跟傳統的計劃經濟性質上其實是一樣的，它們都是非生產性的特殊利益集團支配生產集團，都是以權力作為分配社會財富的決定性要素。

　　正是在這點上，自由市場經濟有著本質的不同。自由市場經濟是生產集團的經濟主權得到充分尊重的經濟制度。而生產集團的經濟主權就是非生產集團活動的邊界，非生產集團絕不敢越界。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生產集團的主導權。權力被權利所扼制，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中不起決定作用。既沒有權力紅利可言，要致富就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誠實勞動。這種情況下，人們都儘可能地去做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社會財富自不難最大限度地涌流。

　　茅於軾要為之說話的富人，如他所聲明的，是將特殊利益集團排除在外，而主要指中產階層和中小企業主。這些中產階層和中小企業主，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主要依靠力量。他們的命運，就代表著自由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命運。而他們受盡了權力的壓制，需要有人為他們代言。「為富人說話」如果是在這樣的語境之下，何錯之有？這其實主要是對權力說話，是對整個非生產性的特殊利益集團說話，是抗議他們對生產集團的壓制和盤剝，而為生產集團爭取一個公平公正的營商環境。本質上為自由市場經濟說話，為整個生產集團說話，其中就包括了為窮人說話。這哪裡是什麼窮富之爭，這原本是自由跟管制之爭，權利跟權力之爭，生產集團跟非生產集團之爭。這不過是自由市場經濟與官家市場經濟博弈這個歷史長劇的一個分鏡頭而已。

　　茅於軾有著這種代言的衝動，是毫不足怪的。茅於軾是自由派經濟學家，他創辦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更是國內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堡壘，為此歷經磨難。而他出於研究需要，接觸了大量私營中小企業主，深知他們的處境和苦衷。但遺憾的是，茅於軾並沒有對自己這方面的理念和邏輯，做精細的整理和恰如其分的表述，而是不適當地遷就了大眾話語，套用「富人」、「窮人」這些已經符號化、意識形態化的辭彙，不僅不能完整地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圖，反而令公眾錯愕，不適當地加劇原本已經尖銳的窮富之爭。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來就不是誰錢多誰錢少的矛盾，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來只是生產集團跟非生產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矛盾，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從來只是一個自由問題，或者說權利問題。加劇窮富之爭，客觀上很容易刺激仇富情緒，從而轉移社會矛盾，用偽問題掩蓋真問題。用心雖好，效果卻可能適得其反。

　　茅於軾為什麼會犯這種不該犯的錯誤？或許是因為書生氣。學者就應該堅持自己獨立的立場，不應屈從輿論的壓力，不應媚眾。茅於軾大概有這樣的倔勁。學者當然要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聲音。但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不意味著一定要與大眾情緒對著干。大眾情緒可能是錯的，但即便是錯的，也只能在尊重的前提下對話，而不能針尖對麥芒，你們那麼說錯了，我就偏要朝相反的方向說去。你們一邊倒地罵富人，我偏要特彆強調為富人說話。

　　「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面對強權堅持這樣的姿態是一種大義，但面對大眾也這樣，卻未免不智，至少缺乏與大眾溝通的能力。在媒體時代，這個缺陷顯得尤其致命。這個問題，當然不只是茅於軾一人的問題，吳敬璉同樣有這個問題。你們說春運不該漲價，我偏要說該漲價。這個漲價說實在天真得可愛。如果說鐵路可以讓民間資本自由進入，而非國家壟斷，相信鐵路漲價不至於激起公眾的強烈反彈，吳敬璉那麼說也沒啥錯。但吳敬璉忘記了，中國鐵路完全是官家壟斷的，這種情況下，鐵路漲價哪是什麼市場行為？再比如吳敬璉認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城市拆遷補償的利益因此不能完全給房主，一部分應用於社會再分配。這在一般的經濟學邏輯來說確實沒錯。但問題是吳敬璉不了解拆遷戶的辛酸，不知道拆遷戶往往是盤剝對象，拆遷換來的往往是居住質量和整體生活質量的急劇下降。這種情況下，說房主得利豈非不食人間煙火之談？

　　過於書生氣，以至於迂腐，是吳敬璉茅於軾共有的缺陷。這可能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決定的。他們不僅主要生活在書齋，而且他們交往的主要是中上層人士，他們跟底層民眾沒有日常交往，不清楚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情況。說他們有一定的精英心態，大概不算誇張。因此他們雖然願意為底層民眾代言，比如吳敬璉就多次為下崗職工代言，近年更旗幟鮮明地主張全民低保。但對底層民眾的真實心態，他們並不能給以應有的理解。底層民眾對社會不公的一些正當情緒，就難免偶爾被他們看作民粹主義。他們有時跟輿論唱唱反調，這也許是部分原因，即故意要給所謂民粹主義潑點冷水？

　　但是無論他們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他們都是知識界的翹楚。他們有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有不畏強暴追求真理的勇氣，有從容淡定的氣度，有包容異見的胸懷。他們頑強抵制官家市場經濟，而堅守自由市場經濟，更是代表了我們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不僅不承認他們的自由人格和歷史貢獻，不向他們虛心學習，反而為了博出位，為了媚眾，不惜跟用心險惡的老左派遙相呼應，而對兩位可敬的老人大打出手，如果是普通人這麼做，還可以理解為無知。但如果自命自由派學者而出此下策，那就不止是輕浮和放浪，而純粹屬於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