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
37歲的胡紫薇意外卻鎮定地走到台上。這是2007年12月28日的下午3點的一場新聞發布會的現場,中央電視台正宣稱要將原有的體育頻道更名為奧運頻道。4天後,2008年即將到來。這一年召開的北京奧運會,是世界體育史上最事先張揚、最席捲一切的盛會,這個13億的國家似乎所有人、所有事都與此相關。作為中國最有權勢、最具官方色彩的媒體機構,中央電視台認定有義務用「奧運」來取代「體育」,以表示將傾力報道這一觀眾量最巨的賽事。擔任新聞發布會主持人的張斌,以足球評論著稱,他也是中央台龐大的奧運報道計劃的主要建構人之一。
發布會正在進行中,張斌正準備介紹乒乓球運動員王楠上台,胡紫薇卻突然出現在麥克風前。她是張斌的妻子,同樣是一位公眾人物,過去十年中,她在北京台以一名家常里短、關心民生的主持人聞名,她喜歡說 「天邊的事兒再大也是小事,身邊的事兒再小也是大事兒。」她上一次引起廣泛注意,是因她在節目中引用了「紙包子」事件的新聞,而被嚴厲批評。
在2分30秒的時間裡,胡紫薇的談話斷斷續續。「今天對於奧運頻道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對於張斌先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但是對於我來講也是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因為在兩個小時之前,我知道除了我之外,張斌先生還和另一個女人保持著不正當的關係。」她語調平靜的開場,內容卻驚心動魄。
在台下來自不同的國家的記者們的注視下,上去阻攔的人沒有足夠的勇氣將她一把推開,終止這場眾目睽睽的私人事件。多年的媒體訓練,使得她也有能力將卧室與國家聯繫起來,藉由這場普通的家庭外遇,她質疑了中國崩潰的價值系統,質疑了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就像她對前來推開她的人所說出的:「……你們到底有沒有一點兒良知啊?!你放開!離一個大國還差得太遠了。」
我記得之後的幾天中,在一家餃子館里,在健身房裡,在咖啡桌邊,我都聽到了對這事件的談論,它是人們亢奮、疲倦、而又單調生活的調味劑。2008年終於要到來了,矗立在全國各處的奧運會倒計時牌上的數字越來越小,但是,整個社會卻像是個賽前過度鍛煉的運動員,在發令槍響起之前,它已倍感疲倦。處於精神疲倦中的人們渴望各種刺激,股票、房價、一隻老虎,對《色•戒》中性愛的關注和激起的淺薄民族主義憤怒,還有胡紫薇……
「我覺得她很勇敢」,一天夜晚,坐在我身邊的一位陌生朋友說,他是個有點謝頂的年輕男士。比起那些譴責她「給整個國家丟人」的老式看法,他的觀點顯得誠實。他說的似乎也對,除去這種方式,這個37歲、正在走向衰老的女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在那些流行的手機簡訊上,在餐桌上層出不窮的色情笑話中,還有在你所見的男女關係中,忠誠似乎變成了即將滅絕的物種,身體與情感經常作為交易的手段,而在這場交易中,男人總是佔據著先天的優勢,女人不得不藉助別的力量。舊時,她們要在婆婆面前哭訴,然後她們要求單位領導主持正義,而現在她們則需要藉助公眾輿論——女演員們對媒體哭訴她們遭遇的性侵犯,女主持人對著全世界說自己的丈夫不忠,而最新的一則消息是,一名31歲普通北京女子為了報復丈夫的出軌,不僅從24樓跳下,還驚心動魄地撰寫博客,並在自殺前公布了丈夫與第三者的照片……
這些事件,有著廣闊的探討空間。或許,我們以後可以談到現代社會的「公共空間的私有化」,胡紫薇在2007年末的2分30秒,讓我想起了法國女人薇薇安妮,在1983年10月的一個星期三的夜晚,她對著法國電視台的鏡頭前談到了自己的丈夫米歇爾,「我丈夫深受早泄之苦」,她還抱怨與他一起「從未體驗過快樂」。這一表演標誌著一個共同體社會的解體,個人不再期待從昔日的公共組織中尋求幫助,不再將私人事件僅限於私人領域,轉而將她個人的焦慮與困境釋放給公眾,但公眾不是一個有機群體,而只是不同個體的聚合,他們所能做的僅僅是鼓掌、吹口哨、讚揚或謾罵、羨慕或嘲弄,但最終當事人卻發現所有的困境只能依靠自己來解決。她/他將困境展示在公眾面前,但當表達之後,發現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短短的三十年中,中國社會從一個個體缺乏基本自由、一切都處於計劃與保護之中的社會,變成了一個人人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各自為戰的社會,這其中的變化令人瞠目結舌,有待更長和更耐心的分析。
而這一次,我想說的則是「受害者心態」。在面對台下的聽眾時,胡紫薇認定既然在兩個小時前得知了「驚人的事實」,就有理由表達憤怒,並理所當然地佔據了道德上的置高點——婚外情定是不可饒恕的。為了賦予自己的憤怒合法性,她還下意識的將整個國家扯了進來——人們不是都在抱怨「世風日下」嗎?在普遍的共鳴中,公眾立刻開始選擇立場——支持或者反對。對於這場婚姻破滅的真正的、更複雜的原因則沒人關心,更沒人表示理解。任何有過戀愛經歷的人都知道,男女間的事,哪裡有道理可以說清,又哪裡是可以依靠簡單的道德框架來裁定的。一個局外人根本沒有資格介入其中。更重要的是,在愛情與婚姻這場遊戲中,每個人都是成年的參與者,都應分享其喜悅,承擔其責任,並準備迎接其失敗——人生總是變化難測。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總比另一個人受到更多的痛苦,但這件事本來就很難公正的。
胡紫薇將將公眾制裁引入私人關係時,道德判斷立刻淹沒了其本來的複雜性。在屢見不鮮的「受害者」案例中,我們總是發現當「受害者」迅速將自己置於一個弱者地位時,就順理成章地逃脫了其本來的責任——一個37歲的、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獨立女性,難道不應該同樣為失敗的婚姻負責嗎?
很有可能,胡紫薇的言行只是下意識的結果,一個女人被憤怒沖昏了頭腦的所為。但是,其「下意識」卻的確反應了我們國家的某種性格。我們的國家難道不正深深地被一種受害者情結所困嗎?
2008年到來時,整個世界上談論的是中國的崛起,一個勢不可擋的新的全球領導者。我們自己也喜歡類比,就像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確立了戰後日本的興起,2008年的北京則是一個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新中國的誕生,或一個古老國家的復興。但是,與這些金壁輝煌的措詞不同,我們的內心卻仍被一種深深的「受害者」心態所左右。當我們越來越竭力想證明自己時,我們其實也越來越顯露出那種深深的不自信。
一群受過最好教育的人認定一部電影中有強烈的「漢姦情結」,對此念念不忘、大加討伐;人們對於西班牙一張報紙上一幅含有毛澤東形象的廣告義憤填膺,認定它就是歧視華人……壓抑不住的「受害者心態」使我們難以誠實與平衡地面對問題,情緒總是取代邏輯分析。如果你耐心觀察今天的社會,你會發現左右搖擺的極端化興趣,正成為很多人、很多事件的最重要的特徵。人們可以輕易從怯懦搖擺到狂躁,從自卑滑向自大。
在「受害者」心態的背後,是一種強烈的依賴心理。我們的個人價值不是依靠自身、而是依靠別人的態度來衡量的。所以,這個沸騰的2008年的北京,我們看到了「自傲」和「取悅他人」這雙重情緒,它們彼此疊加,此起彼伏。
在被誤解之前,我暫時的停止。我討厭那種喜歡站在道德至高點上,義正詞嚴、又空洞無誤做出「中國人這樣」,或「中國人那樣」的無謂指責的人。我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並註定和這個國家一起成長。而且看起來,我為胡紫薇這一事件做出了過度的闡釋。但我相信,後世的歷史學家必將饒有興趣地回憶起這一意外的插曲,它折射出一個劇烈轉折的社會中所蘊涵的太多情緒。
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不管我們成為世界第幾大經濟體,made in china如何震撼了世界,我們建立了多少匪夷所思的建築,或是我們舉辦了多麼盛大的體育比賽,但就社會心理而言,我們仍然是一個極端不成熟的國家,表面的輝煌無法掩飾她內心的焦灼與脆弱。所有迅速成長的國家都會面臨類似的問題,但關鍵是,一個社會要有勇氣誠實地面對自身的問題,而不是用華章來掩飾缺陷。
2008年對於中國真正的考驗,不是體育,也不是政治動員能力,而是這個國家對於自身的態度。一個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獨立的、剋制的社會態度,才是中國未來的真正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