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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身邊工作人員整理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帳目。
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餘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
而支出的項目比收入的項目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
特別開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一）周恩來、鄧穎超18年總共收入16萬多元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18年間共收入工資161442.00元，平均每年8969元（筆者按：大約摺合今人民幣9萬元。）此外再沒有任何其它收入……
在這18年的全部開支裡面，周恩來用於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這兩項支出佔總收入的1/4。這說明兩位老領導對有困難的同志給予補助，體現了關愛。比如說，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鍾步雲，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周總理、鄧穎超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兒結婚，鄧穎超給她送去300元作為結婚的費用。在20世紀60年代這300元可不是小數了（筆者按：大約摺合今人民幣3千元）。鄧穎超經常這樣講，拿自己的錢補助同志，也就節約了國家的錢，這些同志就不會再向國家申請補助了。
周總理的月薪404.80元和鄧穎超的月薪342.70元，合起來是747.50元，在當時領導人的收入中，不算少。（筆者按：當時1元大約摺合今人民幣10—16元。）
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資都是一個級別，而夫人們的收入就不等了。1984年4月，鄧穎超曾對親屬們說：「定工資時，蔡大姐（蔡暢）是3級，我是5級，到他這兒就給劃到6級……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鄧穎超講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後輩。她深有感觸地說：「名人之妻難做。你們是名人的侄兒侄女，也同樣難。你們只有好好嚴格要求自己謙虛謹慎，做好本職工作。」
周總理和鄧穎超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餘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餘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周總理去世后，兩人合計積蓄5709.80元。這以後，鄧穎超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20世紀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穎超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 706.50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1992年，鄧穎超去世后，工作人員遵照她的囑託，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
（二）周恩來總理廉潔自律
衣著——
在人們在印象中，周恩來總是那樣衣冠楚楚、風度翩翩。殊不知，他僅有的幾套料子服裝，大都穿了幾十年，有的破損了，織補後繼續穿。有一次，他穿織補過的衣服接待外賓，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套「禮服」早該換換啦。他笑笑說：「穿補釘衣服照樣可以接待外賓。」「織補的那塊有點痕迹也不要緊，別人看著也沒關係。丟掉艱苦奮鬥的傳統才難看呢！」至於他穿用了幾十年破舊的睡衣，皮涼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國產手錶等已作為珍貴文物，存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
飲食——
周恩來的家常飯菜很簡單，主食經常吃些粗糧，副食一般是一葷一素一湯。
他規定的工作餐標準是四菜一湯的家常飯菜。他說：「四菜一湯既經濟又實惠。」
他在外地視察或主持會議，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不搞特殊，離開時一定付清錢和糧票。
他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要求其他領導幹部也這樣做。
一位專機機長的回憶，頗為傳神地反映了他在飲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這位機長看他吃飯，掉了個飯粒在桌上，他連夾兩次才夾住放進嘴裡，笑著吃了。
住房——
建國初期，周恩來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廳是乾隆年間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濕陰冷。身邊工作人員於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繕，但他堅決不同意。
1959年底，趁他和鄧穎超出差外地時間較長，對西花廳進行了保護性維修。他回京一進門就驚訝地問：「這是怎麼回事？誰叫人們修的？！」
他還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發、窗帘、吊燈等陳設。事後，對這次「修房風波」，他主動在國務院仁義上作了三次檢討，向到會的副總理和部長們說：「你們千萬不要重複我的這個錯誤。」
用車——
周恩來對自己乘從的轎車沒有什麼特殊要求，後來他經常乘坐的專車是紅旗轎車。
他說：「別人不坐我坐，我喜歡國產車。」
國家進口了一批國級賓士車后，有關部門想給他換一輛。他不同意，嚴肅地說：
「那個賓士車誰喜歡坐誰坐去，我不喜歡，我就坐『紅旗』車。」
在用車問題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髮，看病，探親訪友，看戲等，都算作私人用車，總要叮囑身邊工作人員照章付費，從工資中扣交。
（三）周恩來總理的請客送禮
周恩來個人請客吃飯一律自費。
他的客人很多，有來西花廳拜訪的、談話的，還有來請示工作的。每當快要吃飯時，他總說：「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我請客。」他請客吃飯，一般都是簡樸的家常飯菜，不大吃大喝。
1952年初夏，他邀請冰心夫婦倆到西花廳做客，共進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湯，而惟一些的好菜是一盤炒雞蛋。
冰心回憶說：「這使我感到驚奇的是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的簡單，高興的是總理並沒把我們當作外人。」
周恩來不收受饋贈禮物。1961年春節前夕，他收到家鄉淮安縣委託人捎來的蓮子、藕粉等土特產，當即委託辦公室回信，並寄去100元錢。信中說：
「周總理和鄧穎超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準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這樣做是不好的。」
有一次，他過去的一位老警衛員給他捎來一筐新鮮桔子。他問清值25元錢后，讓寄去50元。
他說：「多餘的錢讓他處理，不這樣做，就制止不了他，這樣以後他就不再送了。」
by 陳明遠
（本文根據《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人民公僕周恩來》、《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我們的周總理》等綜合整理）
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餘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
而支出的項目比收入的項目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
特別開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一）周恩來、鄧穎超18年總共收入16萬多元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18年間共收入工資161442.00元，平均每年8969元（筆者按：大約摺合今人民幣9萬元。）此外再沒有任何其它收入……
在這18年的全部開支裡面，周恩來用於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這兩項支出佔總收入的1/4。這說明兩位老領導對有困難的同志給予補助，體現了關愛。比如說，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鍾步雲，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周總理、鄧穎超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兒結婚，鄧穎超給她送去300元作為結婚的費用。在20世紀60年代這300元可不是小數了（筆者按：大約摺合今人民幣3千元）。鄧穎超經常這樣講，拿自己的錢補助同志，也就節約了國家的錢，這些同志就不會再向國家申請補助了。
周總理的月薪404.80元和鄧穎超的月薪342.70元，合起來是747.50元，在當時領導人的收入中，不算少。（筆者按：當時1元大約摺合今人民幣10—16元。）
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資都是一個級別，而夫人們的收入就不等了。1984年4月，鄧穎超曾對親屬們說：「定工資時，蔡大姐（蔡暢）是3級，我是5級，到他這兒就給劃到6級……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鄧穎超講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後輩。她深有感觸地說：「名人之妻難做。你們是名人的侄兒侄女，也同樣難。你們只有好好嚴格要求自己謙虛謹慎，做好本職工作。」
周總理和鄧穎超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餘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餘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周總理去世后，兩人合計積蓄5709.80元。這以後，鄧穎超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20世紀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穎超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 706.50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1992年，鄧穎超去世后，工作人員遵照她的囑託，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
（二）周恩來總理廉潔自律
衣著——
在人們在印象中，周恩來總是那樣衣冠楚楚、風度翩翩。殊不知，他僅有的幾套料子服裝，大都穿了幾十年，有的破損了，織補後繼續穿。有一次，他穿織補過的衣服接待外賓，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套「禮服」早該換換啦。他笑笑說：「穿補釘衣服照樣可以接待外賓。」「織補的那塊有點痕迹也不要緊，別人看著也沒關係。丟掉艱苦奮鬥的傳統才難看呢！」至於他穿用了幾十年破舊的睡衣，皮涼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國產手錶等已作為珍貴文物，存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
飲食——
周恩來的家常飯菜很簡單，主食經常吃些粗糧，副食一般是一葷一素一湯。
他規定的工作餐標準是四菜一湯的家常飯菜。他說：「四菜一湯既經濟又實惠。」
他在外地視察或主持會議，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不搞特殊，離開時一定付清錢和糧票。
他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要求其他領導幹部也這樣做。
一位專機機長的回憶，頗為傳神地反映了他在飲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這位機長看他吃飯，掉了個飯粒在桌上，他連夾兩次才夾住放進嘴裡，笑著吃了。
住房——
建國初期，周恩來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廳是乾隆年間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濕陰冷。身邊工作人員於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繕，但他堅決不同意。
1959年底，趁他和鄧穎超出差外地時間較長，對西花廳進行了保護性維修。他回京一進門就驚訝地問：「這是怎麼回事？誰叫人們修的？！」
他還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發、窗帘、吊燈等陳設。事後，對這次「修房風波」，他主動在國務院仁義上作了三次檢討，向到會的副總理和部長們說：「你們千萬不要重複我的這個錯誤。」
用車——
周恩來對自己乘從的轎車沒有什麼特殊要求，後來他經常乘坐的專車是紅旗轎車。
他說：「別人不坐我坐，我喜歡國產車。」
國家進口了一批國級賓士車后，有關部門想給他換一輛。他不同意，嚴肅地說：
「那個賓士車誰喜歡坐誰坐去，我不喜歡，我就坐『紅旗』車。」
在用車問題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髮，看病，探親訪友，看戲等，都算作私人用車，總要叮囑身邊工作人員照章付費，從工資中扣交。
（三）周恩來總理的請客送禮
周恩來個人請客吃飯一律自費。
他的客人很多，有來西花廳拜訪的、談話的，還有來請示工作的。每當快要吃飯時，他總說：「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我請客。」他請客吃飯，一般都是簡樸的家常飯菜，不大吃大喝。
1952年初夏，他邀請冰心夫婦倆到西花廳做客，共進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湯，而惟一些的好菜是一盤炒雞蛋。
冰心回憶說：「這使我感到驚奇的是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的簡單，高興的是總理並沒把我們當作外人。」
周恩來不收受饋贈禮物。1961年春節前夕，他收到家鄉淮安縣委託人捎來的蓮子、藕粉等土特產，當即委託辦公室回信，並寄去100元錢。信中說：
「周總理和鄧穎超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準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這樣做是不好的。」
有一次，他過去的一位老警衛員給他捎來一筐新鮮桔子。他問清值25元錢后，讓寄去50元。
他說：「多餘的錢讓他處理，不這樣做，就制止不了他，這樣以後他就不再送了。」
by 陳明遠
（本文根據《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人民公僕周恩來》、《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我們的周總理》等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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