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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未來希望不在國有企業，而在民營企業。這話聽起來似乎難以置信，因為如果翻開2006年中國企業500強的細節，你會發現私營企業所佔比重小得可憐，其營業收入只佔500強企業全部收入的8%，資產總額才佔500強企業資產總值的1.73%！僅中國企業500強中資產排名前10位國有企業的總資產就達32萬億有餘，是民企500強前10名的資產總額的近91倍！面對這種一邊倒的國企優勢，民企怎麼可能跟它們競爭並最終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角？
國企的實際優勢還不只如此，還在於國家政策、行業准入、銀行貸款、上市融資機會對國企的絕對傾斜，讓國企完全壟斷石油、能源、電力、通信、金融、交通、郵電等行業，它們有著國資委作為最直接代理，還有全國人大、國務院和法院體系，也就是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私有企業和個人創業者難道還有生存、壯大的空間？
儘管目前對民企的歧視還繼續如此，從人類更長的歷史趨勢和人的本性看，私有經濟必然是中國未來的希望，這一點不含糊。
第一，從人類的進程看，通過公有來彙集資源、共享收入以達到人類共同生存概率最大化的目的，這種安排隨著人類物質生產能力的空前提高已變得無比要。試想，在原始社會靠打獵動物、摘取自然植物謀生的時期，人的生存能力的確低下，如果數天打不到動物，一家人或一群人可能要集體餓死，在那種情況下，部落公有制是一種最理想的安排，因為雖然那樣會犧牲個人、各家的自由空間，但通過大家共享，讓部落每個成員活下去的概率最大化；否則，單個個人或家庭會容易餓死。到農業社會，通過在家裡重複養家禽、在同一塊地重複種植莊家，人的物質生產能力當然大大提高，但那隻能解決一般情況下的溫飽，還談不上在各種特殊情況下各家都能自保，收入的保障會隨著自然災害而泡湯，所以，在那種社會裡，雖然並沒有什麼國家通過全社會辦國有經濟來達到全社會的資源彙集、收入共享的效果，但可以想象，如果能解決國有企業所必然帶來的道德風險和貪污腐敗的問題，國有制或許還能起到增加全社會生存概率的作用。在沒有完全走出溫飽挑戰的社會裡，通過公有將社會所有資源強行彙集到一起，也許有它的價值。
但是，到今天，由於全球化把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技術帶到中國、印度，還有眾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從糧食生產到衣、住、行都可以大規模，而且能很便宜地提供，溫飽已經遠不是問題。現在更頭痛的是產能過剩，而不是產能不夠滿足人類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辦國有經濟、公有企業來達到彙集資源、分攤風險的效果已變得不再必要。一方面隨著生產能力的提升，使全社會範圍內的「大鍋飯」安排所能帶來的好處越來越少，另一方面，這種「大鍋飯」所要支付的貪污腐敗成本卻越來越大，使這種安排越來越不合算。生產性資產、土地和其它資源的所有權應該要明晰到私人個人，世界沒有哪個富有的國家還維繫大規模的國有經濟，也沒有哪個國家真正靠國有制而富起來的。
為什麼我說當代的全球化從根本上讓人類生產能力出現「大躍進」？按照Angus Maddison的估算，公元元年時，世界人均GDP相當於今天的444美元，花了大約1880年，到1880年左右，全球的人均GDP才翻一倍，上升到 880美元。但是，隨著工業技術的成熟發展，120年後，到1998年，世界人均GDP是5709美元，比1880年的水平高了5.4倍，物質產出能力的增長速度的確猛增！就以中國來說，今天北京的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收入大約50元，相當於一天能賺32斤米，41斤麵粉，9斤肉，11.3斤魚，18斤豆角，9米棉布，或113隻雞蛋，分別是乾隆中期1750年時北京一個普通工匠一天收入所能換取的同類收入的5.9倍、7.3倍、3.2倍、4倍、2.5 倍、14.3倍和14倍！—— 有了這麼高的物質收入后，通過全國範圍內的公有所能帶來的額外好處，跟所要付的代價比，還值得嗎？
第二，正因為全球範圍內的物質商品生產能力已大大過剩，不再有滿足不了人類生存需求的問題。那麼，在中國的出口商品已擠滿世界之後，人們所需要的已不再是大眾化的「粗製商品」，而未來的需求更在於個性化的「細制商品」，產品創新、個性化設計和服務更是決定未來製造業的關鍵，而這些恰恰是民營企業的特長，不是國有經濟的特長。正如我們熟悉的，國有企業注重形象工程、粗製商品，重化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歷來是國有經濟的特長。當年蘇聯的計劃經濟從 1930年代到1970年代快速增長，但它的國有經濟幾乎只能從事軍工和重型工業的發展，完全忽視、也不可能發展服務業，連跟人們日常生活聯繫很緊的輕工業也忽視掉，這些疏忽不是那些蘇聯經濟計劃者的無能，而是國有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今天，中國經濟的第三產業仍然發展艱難，還只佔GDP的33%，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有經濟的比重太高、國有企業佔用了太多中國社會的資本，擠掉私營經濟的機會和空間。為了應對未來個性化製造業發展的挑戰，為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中國民營經濟必然會首當其衝。
第三，中國的就業壓力也需要民營經濟的發展，或者說，私營經濟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真正希望。以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中工業企業的數據為例，全國有28178家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總計6.5萬億元，所僱用的從業人數為1273萬，也就是，為支持一個國有企業從業者，國家需要投入50.9萬元資產。相比之下，全國民營工業企業有124萬家，資產總值11.6萬億元，不到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的兩倍，但僱用的人數為6040萬，每個就業機會只用了 19.2萬元的資產。那就是說，國有企業為創造一個就業機會所要投入的資本是民營企業的2.6倍！未來中國就業機會該從哪裡產生，不言自明。
第四，中國經濟內需的增加也必須靠民營經濟的擴大。一方面，民營企業收入的增長會直接轉換成民間收入的增加，轉換成家庭收入的增加，成為消費增長的動力，而國有企業這些年的確靠壟斷地位使收入猛增，但這些收入並沒變成民間的收入，也沒幫助減輕老百姓的稅負、沒有改變老百姓的養老壓力、沒有減少人們的醫療和教育費用壓力，國有經濟收入的猛增沒有直接推動內需的增長。另一方面，民營企業的資產增值也會立即轉換成民間的財富效應，推動內需增長，而國有企業、國有資源以及國有土地的增值，都對個人的財富和消費無影響。目前，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的總價值大約為78萬億元。按13億人口算，人均國有資產財富是6萬元。假如這些資產的價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長，那麼每個中國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也就是說，假如每戶五人，那麼每個家庭年收入就多了3萬元！而如果再將這些資產全部均分到個人，並讓其全部資本化流動起來，按照美國在2002-2007年間產權價值的增速大約是GDP增速的3倍來計算，那麼每個中國家庭僅財富收入就能年增9萬元。—— 但是，這些國有資產的增值跟中國老百姓無關，因為這屬於那抽象的「國家」的，不是個人的，只可以看到，個人甚至也可以想象、計算這筆財富，但沒有老百姓能將其轉化成消費的基礎。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營經濟的發展能帶來根本性的創業、創新動力，給中國經濟帶來全新的活力。通過百度、無錫尚德、分眾傳媒、阿里巴巴、Soho中國等等這些私營企業的上市，一個個像李彥宏、施正榮、江南春、馬雲、潘石屹這樣的30幾歲、40歲億萬富翁誕生，每個成功的民營企業的背後都有一個、甚至幾個個人化的創業故事，這些財富故事離我們那麼近，因為他們的個人家庭背景就像我們中間多數人那麼普通，不靠權力家庭背景，而是靠自己的創業、創新，這讓我們千千萬萬個年輕人和中年人都能感到「雖然我沒有家庭背景，但我也能」。這些年民營企業通過上市所實現的財富故事對年輕人所產生的啟示作用，對整個中國社會創業文化與創新精神的推動作用，怎麼高估都不過分！我衷心感謝這些創業者的努力，也為年輕一代中國人有這麼多好的案例做模範而高興。
相比之下，國有企業的上市再成功、再轟動，等靜下來，在其背後看到的只是政府權力、行政特權和行業壟斷，看不到任何啟發人的個人創業故事。上市再成功、融資再多，也就僅此而已，對社會、對千千萬萬個年輕人沒有任何啟發作用，不會因為工行、中石油、中石化的上市而激勵任何張三、李四去創業，反倒是激勵更多有才華的年輕人想去進入體制內做官。
不過，這些來自私有經濟的創業故事勢不可擋，他們已經啟動了千千萬年輕人、中年人的創業動能。不管政府願意不願意，中國的民營經濟環境必然要改善，因為這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國經濟的未來活力所在。
國企的實際優勢還不只如此，還在於國家政策、行業准入、銀行貸款、上市融資機會對國企的絕對傾斜，讓國企完全壟斷石油、能源、電力、通信、金融、交通、郵電等行業，它們有著國資委作為最直接代理，還有全國人大、國務院和法院體系，也就是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私有企業和個人創業者難道還有生存、壯大的空間？
儘管目前對民企的歧視還繼續如此，從人類更長的歷史趨勢和人的本性看，私有經濟必然是中國未來的希望，這一點不含糊。
第一，從人類的進程看，通過公有來彙集資源、共享收入以達到人類共同生存概率最大化的目的，這種安排隨著人類物質生產能力的空前提高已變得無比要。試想，在原始社會靠打獵動物、摘取自然植物謀生的時期，人的生存能力的確低下，如果數天打不到動物，一家人或一群人可能要集體餓死，在那種情況下，部落公有制是一種最理想的安排，因為雖然那樣會犧牲個人、各家的自由空間，但通過大家共享，讓部落每個成員活下去的概率最大化；否則，單個個人或家庭會容易餓死。到農業社會，通過在家裡重複養家禽、在同一塊地重複種植莊家，人的物質生產能力當然大大提高，但那隻能解決一般情況下的溫飽，還談不上在各種特殊情況下各家都能自保，收入的保障會隨著自然災害而泡湯，所以，在那種社會裡，雖然並沒有什麼國家通過全社會辦國有經濟來達到全社會的資源彙集、收入共享的效果，但可以想象，如果能解決國有企業所必然帶來的道德風險和貪污腐敗的問題，國有制或許還能起到增加全社會生存概率的作用。在沒有完全走出溫飽挑戰的社會裡，通過公有將社會所有資源強行彙集到一起，也許有它的價值。
但是，到今天，由於全球化把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技術帶到中國、印度，還有眾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從糧食生產到衣、住、行都可以大規模，而且能很便宜地提供，溫飽已經遠不是問題。現在更頭痛的是產能過剩，而不是產能不夠滿足人類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辦國有經濟、公有企業來達到彙集資源、分攤風險的效果已變得不再必要。一方面隨著生產能力的提升，使全社會範圍內的「大鍋飯」安排所能帶來的好處越來越少，另一方面，這種「大鍋飯」所要支付的貪污腐敗成本卻越來越大，使這種安排越來越不合算。生產性資產、土地和其它資源的所有權應該要明晰到私人個人，世界沒有哪個富有的國家還維繫大規模的國有經濟，也沒有哪個國家真正靠國有制而富起來的。
為什麼我說當代的全球化從根本上讓人類生產能力出現「大躍進」？按照Angus Maddison的估算，公元元年時，世界人均GDP相當於今天的444美元，花了大約1880年，到1880年左右，全球的人均GDP才翻一倍，上升到 880美元。但是，隨著工業技術的成熟發展，120年後，到1998年，世界人均GDP是5709美元，比1880年的水平高了5.4倍，物質產出能力的增長速度的確猛增！就以中國來說，今天北京的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收入大約50元，相當於一天能賺32斤米，41斤麵粉，9斤肉，11.3斤魚，18斤豆角，9米棉布，或113隻雞蛋，分別是乾隆中期1750年時北京一個普通工匠一天收入所能換取的同類收入的5.9倍、7.3倍、3.2倍、4倍、2.5 倍、14.3倍和14倍！—— 有了這麼高的物質收入后，通過全國範圍內的公有所能帶來的額外好處，跟所要付的代價比，還值得嗎？
第二，正因為全球範圍內的物質商品生產能力已大大過剩，不再有滿足不了人類生存需求的問題。那麼，在中國的出口商品已擠滿世界之後，人們所需要的已不再是大眾化的「粗製商品」，而未來的需求更在於個性化的「細制商品」，產品創新、個性化設計和服務更是決定未來製造業的關鍵，而這些恰恰是民營企業的特長，不是國有經濟的特長。正如我們熟悉的，國有企業注重形象工程、粗製商品，重化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歷來是國有經濟的特長。當年蘇聯的計劃經濟從 1930年代到1970年代快速增長，但它的國有經濟幾乎只能從事軍工和重型工業的發展，完全忽視、也不可能發展服務業，連跟人們日常生活聯繫很緊的輕工業也忽視掉，這些疏忽不是那些蘇聯經濟計劃者的無能，而是國有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今天，中國經濟的第三產業仍然發展艱難，還只佔GDP的33%，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有經濟的比重太高、國有企業佔用了太多中國社會的資本，擠掉私營經濟的機會和空間。為了應對未來個性化製造業發展的挑戰，為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中國民營經濟必然會首當其衝。
第三，中國的就業壓力也需要民營經濟的發展，或者說，私營經濟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真正希望。以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中工業企業的數據為例，全國有28178家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總計6.5萬億元，所僱用的從業人數為1273萬，也就是，為支持一個國有企業從業者，國家需要投入50.9萬元資產。相比之下，全國民營工業企業有124萬家，資產總值11.6萬億元，不到國有工業企業資產的兩倍，但僱用的人數為6040萬，每個就業機會只用了 19.2萬元的資產。那就是說，國有企業為創造一個就業機會所要投入的資本是民營企業的2.6倍！未來中國就業機會該從哪裡產生，不言自明。
第四，中國經濟內需的增加也必須靠民營經濟的擴大。一方面，民營企業收入的增長會直接轉換成民間收入的增加，轉換成家庭收入的增加，成為消費增長的動力，而國有企業這些年的確靠壟斷地位使收入猛增，但這些收入並沒變成民間的收入，也沒幫助減輕老百姓的稅負、沒有改變老百姓的養老壓力、沒有減少人們的醫療和教育費用壓力，國有經濟收入的猛增沒有直接推動內需的增長。另一方面，民營企業的資產增值也會立即轉換成民間的財富效應，推動內需增長，而國有企業、國有資源以及國有土地的增值，都對個人的財富和消費無影響。目前，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的總價值大約為78萬億元。按13億人口算，人均國有資產財富是6萬元。假如這些資產的價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長，那麼每個中國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也就是說，假如每戶五人，那麼每個家庭年收入就多了3萬元！而如果再將這些資產全部均分到個人，並讓其全部資本化流動起來，按照美國在2002-2007年間產權價值的增速大約是GDP增速的3倍來計算，那麼每個中國家庭僅財富收入就能年增9萬元。—— 但是，這些國有資產的增值跟中國老百姓無關，因為這屬於那抽象的「國家」的，不是個人的，只可以看到，個人甚至也可以想象、計算這筆財富，但沒有老百姓能將其轉化成消費的基礎。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營經濟的發展能帶來根本性的創業、創新動力，給中國經濟帶來全新的活力。通過百度、無錫尚德、分眾傳媒、阿里巴巴、Soho中國等等這些私營企業的上市，一個個像李彥宏、施正榮、江南春、馬雲、潘石屹這樣的30幾歲、40歲億萬富翁誕生，每個成功的民營企業的背後都有一個、甚至幾個個人化的創業故事，這些財富故事離我們那麼近，因為他們的個人家庭背景就像我們中間多數人那麼普通，不靠權力家庭背景，而是靠自己的創業、創新，這讓我們千千萬萬個年輕人和中年人都能感到「雖然我沒有家庭背景，但我也能」。這些年民營企業通過上市所實現的財富故事對年輕人所產生的啟示作用，對整個中國社會創業文化與創新精神的推動作用，怎麼高估都不過分！我衷心感謝這些創業者的努力，也為年輕一代中國人有這麼多好的案例做模範而高興。
相比之下，國有企業的上市再成功、再轟動，等靜下來，在其背後看到的只是政府權力、行政特權和行業壟斷，看不到任何啟發人的個人創業故事。上市再成功、融資再多，也就僅此而已，對社會、對千千萬萬個年輕人沒有任何啟發作用，不會因為工行、中石油、中石化的上市而激勵任何張三、李四去創業，反倒是激勵更多有才華的年輕人想去進入體制內做官。
不過，這些來自私有經濟的創業故事勢不可擋，他們已經啟動了千千萬年輕人、中年人的創業動能。不管政府願意不願意，中國的民營經濟環境必然要改善，因為這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國經濟的未來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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