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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文壇上還是產生了一些具有較高精神價值的長篇小說，其主要特點是，一些作家在不同視角下，冷靜地關注真實的中國的人生景觀，把關懷人的問題看得比關懷哪些人的問題更為重要，使得它們在較為普遍和較為深刻的層面上觸及到了關懷人的大主題。
比如，王安憶的《長恨歌》關注的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是男權社會裡都市女性囚籠般的人生和夢想折翅的哀怨；張潔的《無字》以90萬言篇幅書寫三代女性命運，她所傾訴的既是女性特有的痛苦，也是民族的精神悲劇，以個人化方式楔入，達到群體化的反思；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關注了一種政治行為下對以知識分子群體為核心的一代中國人身心的折磨和摧毀；熊召政的《張居正》固然是寫歷史，但試圖改革的人始終逃不出人治體系的可怕制約，實乃人的無助的悲劇；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關注的是普通人的巨大苦難和苦難人生的簡單和偶然；雪漠的《大漠祭》關注生存本身的艱辛、頑強和蒼涼；阿來的《塵埃落定》自由舒展地審視土司家族及其相關人群的人性焦慮。不管這些作品關注的是一些什麼人，不管這些作品具體以哪個階層哪種身份的人作為對象，無論他們高貴還是卑微，笨拙還是聰慧，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作品都在深切地關注著真實中國的真實人生和不安靈魂。
然而，對關懷人的問題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觀念。有一種聲音強調，要充分認識豐裕年代的寫作現實，不能總是靠描寫無告的小人物，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弱勢群體，市場時代的落伍者來體現人文關懷，不要總是搞苦難崇拜，把貧窮神聖化和道德化，例如，是否應該正視已然形成的中產階級，他們也在打拚，他們更多地表現出自信、智慧、財富、成功，和一套全新的生活價值觀，體現出我們這個時代新的時代精神。難道表現這樣的人就不是直面現實，就不是人文關懷了嗎？還有，對都市中生活優越的青年一代，對他們所表現的小資情調，我們不該表示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嗎？可是，另一種更為強大的聲音卻認為，人文關懷怎麼能不通過對底層人物命運的關懷來體現呢？這是現實主義的根本。自批判現實主義以來，一個最深刻的傳統，就是對小人物，無告的人，平民，普通人，尤其是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的關懷；如果離開或者拋棄了這一點，不再為他們的疾苦吶喊，那還能叫現實主義嗎，那還是富於良知的文學嗎？前年，《那兒》——一部比較直露的意念化傾向明顯的小說，卻引起強烈的反映，它的形態被認為是一種久違了的「工人階級寫作」，它痛切地為被遺忘和被冷落的人群呼喊，為國有資產的流失痛心疾首，說明這種傳統的根子很深，具有廣泛的人心基礎。事實上，像《國家幹部》一類小說，雖然不及《那兒》那樣的激烈，所表現的是一種基本相近的價值取向：關注現實，關注政治，關注底層，願做弱者的代言人。所以，問題是如此的尖銳，甚至涉及到了誰是主角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表現哪些人的問題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為什麼呢？誠然，我也認為，應該對「沉默的大多數」投注更多的關切目光，文學應有充分的底層意識，因為他們是大多數。但是，決不能說，只有寫了底層，平民，弱者，農民，無告的人，才叫現實主義，別的都不是。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的涵義也發生了變化，現實主義文學也在變化，我更主張一種開放的、吸納了多元方法和某些後現代元素的新現實主義。所以，關懷人的問題不需要總是附加外在條件。毫無疑問，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中，「階級性」在淡化「人類性」在上升。這裡不妨舉例來說。世界反法西斯戰爭60周年紀念時，在虛構性文學方面（紀實類創作有所不同），我們幾乎拿不出具有國際影響的像樣的作品。恕我直言，有些作家沒有對人類大痛苦、大創傷的基本感覺，好像忘了給人類造成深重災難的這個永久的痛。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我們的作品，太看重具體條件下的派別和集團的復仇與勝負，很少上升到人類關懷的層面，於是很難寫出讓全人類共同感動，表達了共同的痛苦、共同的屈辱和共同的承擔的作品。而那樣的作品，比如俄蘇的，歐美的一些作品，會讓人真實地感到人類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認為，關懷人的問題始終是先於關懷哪些人的問題的。曾有一種提法：對弱者，關懷他們的生存；對強者，關懷他們的靈魂（周介人）。我是贊成的。當然，生存和靈魂其實是分不開的。這裡只是強調，究竟關懷下層貧困者還是關懷中層的財富擁有者或者關懷高層的權力掌控者，對文學而言，都沒有什麼不可以，關鍵在於，你是不是真正在關懷人本身。加繆的《西西弗的神話》、《局外人》、《鼠疫》，薩特的《噁心》、《自畫像》、《蒼蠅》，卡夫卡的《變形記》、《城堡》、《審判》，格拉斯的《鐵皮鼓》以及《辛德勒名單》《這裡黎明靜悄悄》等等，首先不是由於它們描寫和審視的對象是哪些人，而是由於它們誠實而深刻地面對了無論什麼人的真實處境，關注了無論什麼人的心靈所遭受來自政治、科技、商品、金錢、權力、話語暴力等等的逼壓、摧殘與異化，以致使人自身的真實處境在這些作品中顯得那樣的觸目驚心，作品才變得偉大。我想，不繞開問題，不把問題簡單化，能看到問題的真相，能揭示問題的根本癥結，真切地關懷人本身，正是這些作品獲得世界性影響的真正原因。
比如，王安憶的《長恨歌》關注的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是男權社會裡都市女性囚籠般的人生和夢想折翅的哀怨；張潔的《無字》以90萬言篇幅書寫三代女性命運，她所傾訴的既是女性特有的痛苦，也是民族的精神悲劇，以個人化方式楔入，達到群體化的反思；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關注了一種政治行為下對以知識分子群體為核心的一代中國人身心的折磨和摧毀；熊召政的《張居正》固然是寫歷史，但試圖改革的人始終逃不出人治體系的可怕制約，實乃人的無助的悲劇；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關注的是普通人的巨大苦難和苦難人生的簡單和偶然；雪漠的《大漠祭》關注生存本身的艱辛、頑強和蒼涼；阿來的《塵埃落定》自由舒展地審視土司家族及其相關人群的人性焦慮。不管這些作品關注的是一些什麼人，不管這些作品具體以哪個階層哪種身份的人作為對象，無論他們高貴還是卑微，笨拙還是聰慧，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作品都在深切地關注著真實中國的真實人生和不安靈魂。
然而，對關懷人的問題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觀念。有一種聲音強調，要充分認識豐裕年代的寫作現實，不能總是靠描寫無告的小人物，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弱勢群體，市場時代的落伍者來體現人文關懷，不要總是搞苦難崇拜，把貧窮神聖化和道德化，例如，是否應該正視已然形成的中產階級，他們也在打拚，他們更多地表現出自信、智慧、財富、成功，和一套全新的生活價值觀，體現出我們這個時代新的時代精神。難道表現這樣的人就不是直面現實，就不是人文關懷了嗎？還有，對都市中生活優越的青年一代，對他們所表現的小資情調，我們不該表示更多的理解和認同嗎？可是，另一種更為強大的聲音卻認為，人文關懷怎麼能不通過對底層人物命運的關懷來體現呢？這是現實主義的根本。自批判現實主義以來，一個最深刻的傳統，就是對小人物，無告的人，平民，普通人，尤其是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的關懷；如果離開或者拋棄了這一點，不再為他們的疾苦吶喊，那還能叫現實主義嗎，那還是富於良知的文學嗎？前年，《那兒》——一部比較直露的意念化傾向明顯的小說，卻引起強烈的反映，它的形態被認為是一種久違了的「工人階級寫作」，它痛切地為被遺忘和被冷落的人群呼喊，為國有資產的流失痛心疾首，說明這種傳統的根子很深，具有廣泛的人心基礎。事實上，像《國家幹部》一類小說，雖然不及《那兒》那樣的激烈，所表現的是一種基本相近的價值取向：關注現實，關注政治，關注底層，願做弱者的代言人。所以，問題是如此的尖銳，甚至涉及到了誰是主角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表現哪些人的問題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情或者首先重要的事情。為什麼呢？誠然，我也認為，應該對「沉默的大多數」投注更多的關切目光，文學應有充分的底層意識，因為他們是大多數。但是，決不能說，只有寫了底層，平民，弱者，農民，無告的人，才叫現實主義，別的都不是。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的涵義也發生了變化，現實主義文學也在變化，我更主張一種開放的、吸納了多元方法和某些後現代元素的新現實主義。所以，關懷人的問題不需要總是附加外在條件。毫無疑問，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中，「階級性」在淡化「人類性」在上升。這裡不妨舉例來說。世界反法西斯戰爭60周年紀念時，在虛構性文學方面（紀實類創作有所不同），我們幾乎拿不出具有國際影響的像樣的作品。恕我直言，有些作家沒有對人類大痛苦、大創傷的基本感覺，好像忘了給人類造成深重災難的這個永久的痛。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我們的作品，太看重具體條件下的派別和集團的復仇與勝負，很少上升到人類關懷的層面，於是很難寫出讓全人類共同感動，表達了共同的痛苦、共同的屈辱和共同的承擔的作品。而那樣的作品，比如俄蘇的，歐美的一些作品，會讓人真實地感到人類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認為，關懷人的問題始終是先於關懷哪些人的問題的。曾有一種提法：對弱者，關懷他們的生存；對強者，關懷他們的靈魂（周介人）。我是贊成的。當然，生存和靈魂其實是分不開的。這裡只是強調，究竟關懷下層貧困者還是關懷中層的財富擁有者或者關懷高層的權力掌控者，對文學而言，都沒有什麼不可以，關鍵在於，你是不是真正在關懷人本身。加繆的《西西弗的神話》、《局外人》、《鼠疫》，薩特的《噁心》、《自畫像》、《蒼蠅》，卡夫卡的《變形記》、《城堡》、《審判》，格拉斯的《鐵皮鼓》以及《辛德勒名單》《這裡黎明靜悄悄》等等，首先不是由於它們描寫和審視的對象是哪些人，而是由於它們誠實而深刻地面對了無論什麼人的真實處境，關注了無論什麼人的心靈所遭受來自政治、科技、商品、金錢、權力、話語暴力等等的逼壓、摧殘與異化，以致使人自身的真實處境在這些作品中顯得那樣的觸目驚心，作品才變得偉大。我想，不繞開問題，不把問題簡單化，能看到問題的真相，能揭示問題的根本癥結，真切地關懷人本身，正是這些作品獲得世界性影響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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