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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關於老一代領導人的回憶錄中，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毛澤東刻苦自學英語，甚至還有好幾個人都自稱當過毛澤東的英語老師。然而，我至今沒有看到任何一篇會議文章談到周恩來自學英語，當然也沒有任何人自稱當過周恩來的英語老師。我曾經考證過毛澤東的英語水平（和Chairman Mao學英語），今天就來探討一下周恩來的英語水平。
1913年春，周恩來隨伯父周貽賡搬到天津，在大澤英文補習學校學習了三個多月的英文，此後考取南開學校。南開學校是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開辦的，學制四年，相當於中等學校。主科有國文、英文、數學（包括代數、幾何、三角）三門，每年都有，英文課每周都有十小時。從二年級起，除國文和中國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課本；三年級起，就要求學生閱讀英文原著小說。1917年周恩來自南開學校畢業，獲國文最佳獎，並代表畢業同學致答辭。以平均分數八十九點七二的成績畢業。《畢業同學錄》中對評價周恩來：「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善演說，能文章，工行書」，「長於數學」， 「畢業成績仍屬最優」。雖然評語中沒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畢業成績「最優」，可以說周恩來的英文底子是相當紮實的。後來周恩來留日期間1918年4月 3日的日記寫道：「閱英文報，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條於中國矣！」在日本不閱讀日本報紙，卻閱讀英文報紙，可見其英語水平高於日語（關於周恩來的日語水平，陳明遠先生已經考過——關於周恩來的法語水平我另文考證）。1921年底周恩來抵達法國以後，卻一度專門跑到英國打算報考英國學校，也證明他對自己的英語水平相當自信。周恩來閱讀英文報紙的習慣一直到解放以後，《百年恩來》這部紀錄片中就有周恩來在工作之餘閱讀英文報紙的鏡頭（圖）。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陝北第一次見到了已經是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周恩來。斯諾在《西行漫記》第二篇「去紅都的道路」這樣記述了他與周恩來的會面：
……這時突然出現了一個清瘦的青年軍官，他長著一臉黑色大鬍子。他走上前來，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麼人嗎？」他是用英語講的！我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來…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儘管鬍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周恩來為什麼說自己「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呢？周恩來1928年周恩來在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以後，回國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在這個當年遠東最國際化的大城市還是有許多機會說英語的，直到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到1936年見到美國記者斯諾，周恩來的確五年沒有機會說英語。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鐵摩爾受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委派，前往戰時中國首都重慶，被任命為蔣介石的私人顧問。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國共兩黨的許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來。拉鐵摩爾在《中國回憶錄》一書中也談到了周恩來的英語。他這樣寫道：
……周恩來第一次到我這裡來，是隻身一人，連個翻譯都沒帶。而由官方派給我的翻譯兼秘書薛保橋（音）先生也很得體地離開客廳，留下我們兩人單獨談話。我們憶起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的會面。當時，周給我留下與眾不同的印象，他對外部世界的理解相當透徹。忽然間我想起周一直在學習英語，並且我還知道他年輕的時候曾在法國住過一段時間。於是我問：「我們能用英語或法語交談嗎？」「噢，對不起」，他說，「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語也差不多忘光了，還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講的也不怎麼好，有些困難的地方請給幫助。」他說那沒有問題。於是我們一直用中文交談……
1936年周恩來與斯諾交談時還是使用的英語，到了1941年卻因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與美國人交談，說明周恩來的英語確實有所退步，但還沒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國著名作家、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記述了他1954年親眼目睹的一件軼事。那是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之後經過莫斯科，參加蘇聯人舉辦的一個酒會。參加酒會的有赫魯曉夫、米高揚、莫洛托夫等蘇共政治局成員，以及當時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外國使節，包括英國和印度。當周恩來致辭時，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語。他這樣做是很不尋常的，因為除了那幾個國家的外交官，酒會上的蘇聯權貴完全不懂英語，所以還要翻譯把他的英語致辭翻譯為俄語。索爾茲伯里親眼看到，當周恩來用英語向米高揚祝酒時，米高揚以不滿的口氣對周恩來說：「周，你為什麼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流利嘛！」周恩來的回答是：「你怎麼不說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訪華又給了美國記者近距離觀察周恩來的機會。在隨同尼克松訪華的記者中有一位西奧多·H·懷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個世紀30-40年代美國《時代》雜誌駐華記者，與周恩來相識。在周恩來總理為尼克松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當尼克松離席祝酒致辭時，白修德試圖接近周恩來，卻被中美雙方的保安人員攔下。當時周恩來看見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讓白修德靠近，在周恩來身邊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幾分鐘，但是周恩來的英語口語已經很有限，只是一再說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儘管周恩來的英語口語水平不彰，但是聽力水平相當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宮歲月》這本回憶錄這樣描寫周恩來：
……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詳，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聽英語時，不必等到翻譯，臉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聽的懂英語的；他警覺性極高，令人一見到就感覺得到……
周恩來的英語聽力和警覺性在1972年1月美國總統特使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將軍為尼克松訪華打前站時表現的淋漓盡致。當時黑格在會談中提到蘇聯威脅的時候說「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譯為「美國政府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過去后，周恩來沒說話，但顯然皺了下眉頭。黑格走了以後，周恩來立即要求章含之找來各種版本的韋伯斯特、牛津大辭典查viability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查了之後確實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來再次會見黑格時，周恩來就當面指黑格上次用詞不當，用這種詞中國不能接受，因為中國不需要別人關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儘管發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松總統順利訪華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在公報簽字后尼克松舉行答謝宴會，最後特別讚揚中方的翻譯，並且拿出美國人的幽默感對當章含之說她很出色，「翻譯我全聽到了，一個字也沒錯過」。尼克松當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會上，章含之在翻譯尼克松的致辭時翻譯錯了一個詞，尼克松當時說中美之間的距離很近，才1。7萬英里，當時他說的1。7萬英文表達就是17個千，當時章含之翻譯成1700英里。在場沒有一個中方人員聽得出來，因為那時沒有中國人去過美國，也沒有一個美方人員聽得出來，因為他們也搞不清中國到美國有多遠，只有周恩來聽出來了。他抬起頭來說：「含之，太近了點吧。」
[ 本帖最後由 廣南子 於 2008-1-11 17:31 編輯 ]
1913年春，周恩來隨伯父周貽賡搬到天津，在大澤英文補習學校學習了三個多月的英文，此後考取南開學校。南開學校是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開辦的，學制四年，相當於中等學校。主科有國文、英文、數學（包括代數、幾何、三角）三門，每年都有，英文課每周都有十小時。從二年級起，除國文和中國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課本；三年級起，就要求學生閱讀英文原著小說。1917年周恩來自南開學校畢業，獲國文最佳獎，並代表畢業同學致答辭。以平均分數八十九點七二的成績畢業。《畢業同學錄》中對評價周恩來：「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善演說，能文章，工行書」，「長於數學」， 「畢業成績仍屬最優」。雖然評語中沒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畢業成績「最優」，可以說周恩來的英文底子是相當紮實的。後來周恩來留日期間1918年4月 3日的日記寫道：「閱英文報，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條於中國矣！」在日本不閱讀日本報紙，卻閱讀英文報紙，可見其英語水平高於日語（關於周恩來的日語水平，陳明遠先生已經考過——關於周恩來的法語水平我另文考證）。1921年底周恩來抵達法國以後，卻一度專門跑到英國打算報考英國學校，也證明他對自己的英語水平相當自信。周恩來閱讀英文報紙的習慣一直到解放以後，《百年恩來》這部紀錄片中就有周恩來在工作之餘閱讀英文報紙的鏡頭（圖）。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陝北第一次見到了已經是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周恩來。斯諾在《西行漫記》第二篇「去紅都的道路」這樣記述了他與周恩來的會面：
……這時突然出現了一個清瘦的青年軍官，他長著一臉黑色大鬍子。他走上前來，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麼人嗎？」他是用英語講的！我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來…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儘管鬍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周恩來為什麼說自己「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呢？周恩來1928年周恩來在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以後，回國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在這個當年遠東最國際化的大城市還是有許多機會說英語的，直到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到1936年見到美國記者斯諾，周恩來的確五年沒有機會說英語。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鐵摩爾受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委派，前往戰時中國首都重慶，被任命為蔣介石的私人顧問。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國共兩黨的許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來。拉鐵摩爾在《中國回憶錄》一書中也談到了周恩來的英語。他這樣寫道：
……周恩來第一次到我這裡來，是隻身一人，連個翻譯都沒帶。而由官方派給我的翻譯兼秘書薛保橋（音）先生也很得體地離開客廳，留下我們兩人單獨談話。我們憶起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的會面。當時，周給我留下與眾不同的印象，他對外部世界的理解相當透徹。忽然間我想起周一直在學習英語，並且我還知道他年輕的時候曾在法國住過一段時間。於是我問：「我們能用英語或法語交談嗎？」「噢，對不起」，他說，「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語也差不多忘光了，還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講的也不怎麼好，有些困難的地方請給幫助。」他說那沒有問題。於是我們一直用中文交談……
1936年周恩來與斯諾交談時還是使用的英語，到了1941年卻因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與美國人交談，說明周恩來的英語確實有所退步，但還沒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國著名作家、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記述了他1954年親眼目睹的一件軼事。那是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之後經過莫斯科，參加蘇聯人舉辦的一個酒會。參加酒會的有赫魯曉夫、米高揚、莫洛托夫等蘇共政治局成員，以及當時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外國使節，包括英國和印度。當周恩來致辭時，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語。他這樣做是很不尋常的，因為除了那幾個國家的外交官，酒會上的蘇聯權貴完全不懂英語，所以還要翻譯把他的英語致辭翻譯為俄語。索爾茲伯里親眼看到，當周恩來用英語向米高揚祝酒時，米高揚以不滿的口氣對周恩來說：「周，你為什麼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流利嘛！」周恩來的回答是：「你怎麼不說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訪華又給了美國記者近距離觀察周恩來的機會。在隨同尼克松訪華的記者中有一位西奧多·H·懷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個世紀30-40年代美國《時代》雜誌駐華記者，與周恩來相識。在周恩來總理為尼克松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當尼克松離席祝酒致辭時，白修德試圖接近周恩來，卻被中美雙方的保安人員攔下。當時周恩來看見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讓白修德靠近，在周恩來身邊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幾分鐘，但是周恩來的英語口語已經很有限，只是一再說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儘管周恩來的英語口語水平不彰，但是聽力水平相當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宮歲月》這本回憶錄這樣描寫周恩來：
……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詳，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聽英語時，不必等到翻譯，臉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聽的懂英語的；他警覺性極高，令人一見到就感覺得到……
周恩來的英語聽力和警覺性在1972年1月美國總統特使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將軍為尼克松訪華打前站時表現的淋漓盡致。當時黑格在會談中提到蘇聯威脅的時候說「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譯為「美國政府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過去后，周恩來沒說話，但顯然皺了下眉頭。黑格走了以後，周恩來立即要求章含之找來各種版本的韋伯斯特、牛津大辭典查viability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查了之後確實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來再次會見黑格時，周恩來就當面指黑格上次用詞不當，用這種詞中國不能接受，因為中國不需要別人關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儘管發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松總統順利訪華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在公報簽字后尼克松舉行答謝宴會，最後特別讚揚中方的翻譯，並且拿出美國人的幽默感對當章含之說她很出色，「翻譯我全聽到了，一個字也沒錯過」。尼克松當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會上，章含之在翻譯尼克松的致辭時翻譯錯了一個詞，尼克松當時說中美之間的距離很近，才1。7萬英里，當時他說的1。7萬英文表達就是17個千，當時章含之翻譯成1700英里。在場沒有一個中方人員聽得出來，因為那時沒有中國人去過美國，也沒有一個美方人員聽得出來，因為他們也搞不清中國到美國有多遠，只有周恩來聽出來了。他抬起頭來說：「含之，太近了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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