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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考: 桃園結義時劉備多大？（十題）

作者：廣南子於 2008-1-5 15:0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文史博覽|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一、「桃園結義」時劉備多大？

《三國演義》第一回寫到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爆發時，劉備「年已二十八歲矣」。在他看到幽州刺史劉焉的招軍榜文的當天，先後認識了張飛、關羽兩位豪傑；次日，三人便舉行了膾炙人口的「桃園結義」。

這裡說劉焉是「幽州刺史」，屬於藝術虛構。不僅如此，就連「桃園結義」這個情節也是虛構的。《三國志·蜀書·關羽傳》寫道：「先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同書《張飛傳》也寫道：「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這兩條記載，只是說張飛把關羽當作哥哥看待，二人忠心耿耿追隨劉備，而劉備對他們也十分親近，「恩若兄弟」；但並沒有說三人正式結拜為兄弟。宋元以來，通俗文藝對「恩若兄弟」一語加以增飾渲染，逐漸形成「桃園結義」故事。元代的《三國志平話》中已有《桃園結義》一節，元雜劇也有無名氏撰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正是在此基礎上，羅貫中在《演義》中設計了「桃園結義」這一情節。由於它是「恩若兄弟」這個史實的合理延伸與發揮，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也符合讀者的心理，因而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幾百年來，影響極大，婦孺皆知。

然而，說劉備當時「年已二十八歲」，卻有問題。據《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劉備卒於章武三年(223)夏四月，「時年六十三」。古人計算年齡都算虛歲，照此逆推，劉備生於漢桓帝延熹四年(161)。那麼，中平元年他應該是二十四歲。

二、關羽的籍貫問題

說到這個問題，很多讀者會認為簡直不成問題：關羽是「河東解良人」嘛，《三國演義》第一回寫到關羽首次出場時，就自稱「河東解良人。」其實，這個說法是有毛病的。

按照歷史小說寫作的通例，在介紹歷史上實有的人物的籍貫時，應該使用當時的地名；歷史人物自我介紹時，更是應該如此。《三國演義》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這樣做的，例如：劉焉為「江夏竟陵人」，董卓為「隴西臨洮人」，孫堅為「吳郡富春人」，樂進為「陽平衛國人」，劉表為「山陽高平人」，趙云為「常山真定人」，張遼為「雁門馬邑人」，諸葛亮為「琅琊陽都人」，龐統為「襄陽人」，等等，均系直接抄錄有關史書。對此，作者沒有必要，也不應該作任何改動，因為這與藝術虛構毫不相干，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並無任何價值，反倒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人物形象的真實性。所以，介紹關羽的籍貫，當然也應該以有關史籍為準。

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關羽是「河東解人」，也就是河東郡解縣(今山西臨猗西南)人。而《三國演義》所說的「解良」，實即「解梁」，乃是金代地名。據《金史·地理志上》記載，金代初期曾置解梁郡軍，屬河東南路(北宋的河東路，金代分為河東北路和河東南路)，后改為解州，治所在解縣。用金代地名來稱東漢人的籍貫，甚至讓東漢人自己稱說金代地名，未免顯得不倫不類。

其實，稱關羽為「河東解良人」，並非《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和《演義》的傳抄者、刊刻者有意為之，而只是沿襲前人已有的習慣說法而已。元雜劇三國戲和《三國志平話》，或稱關羽為「河東解良人」，或稱之為「蒲州解良人」(蒲州系北周始置州名)。這說明至遲到金代，三國故事已經初具輪廓，稱關羽為「解良人」的說法已經廣為流傳，使戲曲作者和說話藝人都已習以為常。作為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的作者，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時，以《三國志》、《後漢書》、《資治通鑒》等史書為參照系，對三國題材的俗文學作品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和重鑄，糾正了其中很多知識性錯誤；但是，由於自身知識和寫作條件的限制，也由於習慣力量的強大，仍有不少錯誤未被發現，被他沿襲下來。正因為如此，羅貫中或《演義》的傳抄者、刊刻者才會在不知不覺中把關羽的籍貫誤為「河東解良」。這是典型的來源於《三國演義》成書過程的「技術性錯誤」，並非出自作者的創作意圖，理應予以校正。

所以，正確的說法是：關羽是「河東解(縣)人」。

三、「張翼德」還是「張益德」？

張飛是《三國演義》中知名度極高的人物。說到他的字，很多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說：「字翼德」。其實，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習慣性錯誤，正確的說法是：「字益德」。

要辨明這個問題，最權威的依據自然是陳壽的史書《三國志》。《三國志·蜀書·張飛傳》寫得明明白白：「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此外，《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法正傳》也稱張飛的字為「益德」，《楊戲傳》收錄的《季漢輔臣贊》中有一篇就題為《贊關雲長、張益德》；《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吳書·周瑜傳》注引《吳錄》也都稱張飛的字為「益德」。這些材料互相印證，無可辯駁地說明，張飛的字就是「益德」。

照理說，文學作品描寫象張飛這樣歷史上實有的人物時，其姓、名、字都應該根據史書直錄，不能任意改動。這與為了組織情節、塑造人物所進行的藝術虛構完全是兩碼事。《三國演義》為了塑造張飛的藝術形象，設計了許多精彩情節，其中「怒鞭督郵」、「虎牢關前戰呂布」、「夜戰馬超」等膾炙人口的故事都出於虛構，這在藝術上是允許的，而且往往是成功的。而改動人物字型大小，對塑造形象並無任何幫助，只會造成不應有的錯誤。然而，自宋元以來，一些人因為張飛名「飛」，便不顧史籍的明文記載，望文生義，擅自將「益德」改為「翼德」，純系徒滋紛擾。

幾年來，我曾一再談到這個問題，把它作為《三國演義》中的「技術性錯誤」的一個典型例子，予以校正。在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劇本創作階段，我也曾鄭重提出這個問題。但有的同志卻堅持沿用「字翼德」的錯誤寫法，認為這是「忠實於原著」。這種觀點，似是而非。事實恰恰相反，說張飛「字翼德」並非羅貫中的本意，也並不「忠實於原著」。在元代的《三國志平話》中，張飛「字翼德」；羅貫中摒棄了這個錯誤，現存的幾種早期《三國》版本，如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萬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萬曆末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等，張飛的字都已改正為「益德」。到了清代初年，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三國演義》，以《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為基礎，卻又擅自把張飛的字改為「翼德」。由於毛本是三百多年來最流行的《三國》版本，加之根據它改編的戲曲、曲藝的廣泛傳唱，於是以訛傳訛，乃至家喻戶曉。今天如果仍然說張飛「字翼德」，只不過是在繼續重複毛氏父子的錯誤而已。

為了尊重歷史人物，並真正尊重羅貫中的本意，應當正確稱呼張飛的字：「益德」。

四、「楊大將」之誤

在《三國演義》中，有一些虛構的人物，如貂蟬、吳國太、周倉、卞喜等等。既是虛構，其姓名自然無所謂正誤問題。然而，《演義》寫到歷史上實有的人物，有時卻把姓名弄錯了，這就是書中「技術性錯誤」的一類――人名錯訛。「楊大將」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

《演義》第十五回寫到，袁術的長史名叫「楊大將」。其實，這個姓名是錯的，正確的姓名應該是「楊弘」。何以見得?請看《三國志·吳書·孫討逆傳》的記載：

(袁)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孫)策，廬江太守劉勛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

這裡寫得很清楚：袁術的長史名叫楊弘。但因古人著書無標點，羅貫中收集史料時，把「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句中的「弘」字看漏掉，讀成「長史楊大將、張勳等……」就為這一字之差，「楊弘」糊裡糊塗地變成了「楊大將」。應當看到，在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時，查書、核對資料的條件是比較差的，把某些人的姓名弄錯也可以諒解。但對楊弘來說，這一錯卻實在冤枉。儘管他只是一個過場人物，還是應該把這個錯誤改正過來。

像「楊大將」這樣因句讀錯誤而造成的人名錯訛，在《演義》中還是個別的。較多一點的是因形近字造成的人名錯訛。例如：

第十一回寫到糜竺向陶謙獻計，據《三國志》本傳，「糜竺」應作「麋竺」。同樣，「糜芳」應作「麋芳」，「糜夫人」應作「麋夫人」。

第二十三回寫到太醫吉平欲毒死曹操，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吉平」應作「吉本」。

第六十五回寫劉備自領益州牧以後，任用了劉璋舊部龐義等人。據《三國志·蜀書·劉二牧傳》，「龐義」應作「龐羲」。

第六十六回寫到侍中王粲、衛凱等欲尊曹操為魏王，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略》，「衛凱」應作「衛覬」。

第八十一回寫張飛被部將范疆、張達刺殺，據《三國志·蜀書·張飛傳》，「范疆」應作「范彊」(「彊」系「強」的異體字)。同回寫劉備伐吳，命傅彤為中軍護衛，據《三國志·蜀書·楊戲傳》附《季漢輔臣贊》，「傅彤」應作「傅肜」……

上述這些人名錯訛，哪些是羅貫中本人的筆誤，哪些屬於後人傳抄、刊刻之誤，已經很難辨析。但是，它們都是不應有的錯誤，都應該加以校正。

五、「幽州太守」及其他

《三國演義》第1回寫到黃巾起義爆發后，幽州太守劉焉為了對付黃巾軍，急忙出榜招兵。這裡的「幽州太守」一語，是一個典型的「技術性錯誤」。

東漢末年，地方行政區劃為州――郡――縣三級。黃巾起義爆發時，州的行政長官為刺史(後來一部分刺史升格為州牧)，郡的行政長官為太守，縣的行政長官為縣令或縣長。幽州既然是州，其行政長官自然應該是「刺史」，但《三國演義》卻用了「太守」這個郡級長官的官名，這就鬧了笑話(歷史上的劉焉並未任過幽州的行政長官)。這種現象，可以叫做「職官混稱」，是《三國演義》有關職官方面的「技術性錯誤」中的一類。類似情況還有：「青州太守龔景」(第一回)，應為「青州刺史龔景」；「西涼太守馬騰」(第五回)，應為「涼州刺史馬騰」(歷史上的馬騰未任涼州刺史)；「兗州太守劉岱」(第六回)，應為「兗州刺史劉岱」；「徐州太守陶謙」(第十回)，應為「徐州刺史陶謙」；「滎陽太守王植」(第二十七回)，應為「滎陽令王植」(滎陽系縣，其長官為令，而非太守)，等等。

《三國演義》有關職官方面的「技術性錯誤」，另一類是「誤用後代官名」或「隨意杜撰」，即給人物加上東漢三國時期沒有的官名。例如，第十回寫曹操「以(荀攸) 為行軍教授」，當時並無「行軍教授」官職(宋代始有「教授」之名，但系學官)；據《三國志·魏書·荀攸傳》，應為「以(荀攸)為軍師」。又如，第二十一回寫參與董承衣帶詔之謀的有「工部侍郎王子服」，當時並無「工部」，自然也無「工部侍郎」官職(隋代始置工部，後代沿置)；據《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應為「將軍王子服」。再如，第五十六回寫曹操「封華歆為大理少卿」，當時亦無「大理少卿」官職(北齊始設大理寺，後代沿置，其長官為大理卿，副長官為大理少卿)；據《三國志·魏書·華歆傳》，應為「拜華歆為議郎」。類似情況，還有一些。

《演義》有關職官方面的「技術性錯誤」，最常見的一類是「官爵文字錯訛」，指作者或傳抄者、刊刻者一時不察，將官爵的個別文字弄錯(多為誤用形近字、音近字)，或因漏字、增字而造成錯誤。例如：第五回寫袁紹為「祁鄉侯」，據《三國志·魏書·袁紹傳》，應為「邟鄉侯」；第十四回寫曹操封劉備為「征東將軍」，據《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當作「鎮東將軍」；第十六回寫曹操命「奉軍都尉」王則出使徐州，據《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注引《英雄記》，應為「奉車都尉」；第十八回寫李通「乃鎮威中郎將」，據《三國志·魏書·李通傳》，應為「振威中郎將」；第二十三回寫劉表謀士韓嵩為「從事中郎將」，據《三國志·魏書·劉表傳》，應為「從事中郎」；第五十九回寫張魯為「鎮南中郎將」，據《三國志·魏書·張魯傳》，應為「鎮民中郎將」；第一百十七回寫諸葛瞻為「行軍護衛將軍」，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附《諸葛瞻傳》，應為「行都護、衛將軍」，等等。

上述種種「技術性錯誤」，都不是作者有意為之，而是無心之失，甚至是被傳抄者、刊刻者強加給作品的。它們對作品敘述情節、塑造人物毫無益處，理應加以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