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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本身充滿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滿了活力和魅力。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哲學家的思考就像大漠中的跋涉，當他看到前面有一片綠洲的時候，心裡的愉悅之情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實際上，對於真正的思想者來說，一門學問越是深刻，越是難以把握，就越能激起他的經久不衰的興趣和研究的熱情。反過來說，哲學需要的也是普羅米修斯式的殉道者，而不是三心兩意的同路人！
講到哲學，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過一句名言：哲學起源於對外部世界的驚奇。這句名言為以後的許多哲學家所引證，用以解釋哲學的起源。但在我看來，這句名言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我們也可以說，所有科學都起源於對外部世界的驚奇。
按照我的看法，哲學應該起源於驚奇的驚奇，就是whyofwhy。如果說，單個的why主要是對實證科學而言的，那麼，兩個why則表明，哲學的起源具有更深含義，它對實證科學的驚奇再表示驚奇。實證科學為什麼會把外部世界的某些現象，而不是另一些現象作為自己驚奇的對象呢？這裡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麼？實證科學本身是無法回答的，必須由哲學來解答。哲學是為實證科學澄明思想前提的。像試管嬰兒和人體克隆問題，引起生命科學和醫學的巨大興趣；而哲學不僅對這類重大問題發生興趣，更對生命科學和醫學為什麼對這類問題產生巨大興趣而發生興趣。哲學通過自己的刨根究底式的思維方式，目的是澄清生命科學和醫學的價值基礎。
在普通人心目中，哲學是高高在上、十分抽象的學問。其實，在我看來，哲學不但不在高處，而是在最低處，也就是說，它是最具基礎性的學科，為所有實證學科澄明思想和價值的基礎。
如果說，實證科學詢問的是事實，那麼，哲學詢問的則是價值。哲學並不以實證科學的方式進行研究，它關注的是實證科學的價值基礎。文藝復興義大利畫家拉斐爾在其名畫《雅典學院》中，畫了一個大廳，大廳中央站著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周圍有好多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們或者三五成群討論著問題，或者獨自一人陷入深思。這幅畫表明，包括哲學在內的所有學科都起源於我們對外部世界的困惑與驚奇。正是這種懸而未決的困惑引起了人們對哲學和其他實證科學經久不衰的興趣。後來，德國哲學家狄爾泰寫了一篇散文《夢》，在他夢中出現的正是拉斐爾的雅典學院中的情景。狄爾泰寫道：「永不熄滅的形而上學的動力是想解決世界和生活之謎。」雅典學院這幅畫的畫面也表明，哲學家實際上也就是問題家，即善於因驚奇而發問的人，而哲學史實際上也就是問題史。科學發展的歷史也是科學家們對問題不斷進行探討的歷史。當然，有的問題是新冒出來的，也有
的問題正像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說：如果改變一下它們的提法，那麼原來的問題也就消失掉了。哲學史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思想體系，但其核心則無例外地是人們對各種問題的思索。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研究哲學首先需要一種問題意識。如果一個人在閱讀文本時從來沒有產生過疑問，那麼他就不可能在哲學研究的任何一個領域提出原創性思想。羅素在《哲學問題》一書中說過，哲學家思考的都是一些深奧問題，如果你要解決他們的問題，那就要用比他們更荒謬的方式來思考和解答問題。所有這些都表明，哲學探索與問題之間，或哲學探索與我們的困惑之間，始終存在著十分密切的聯繫。
以往一些文學作品總是對哲學家的沉思，施以懷疑和譏笑。比如，古希臘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劇作品《雲》中無情地嘲笑了蘇格拉底，在莫里哀的喜劇、甚至錢鍾書的《圍城》中，也同樣能遭遇到哲學家的尷尬。事實上，哲學家們的沉思看起來是滑稽可笑的，但也是十分可愛的。比如說，據古代學者記載，蘇格拉底經常站在屋檐下思考哲學問題，有時候竟一動不動地在那裡站了一天一夜！笛卡兒說過一句名言，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哲學家，它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地位的。另一位哲學家金岳霖完成了《知識論》后，正好遇到空襲，他抱著書稿逃了出去。空襲過後，他還未從哲學沉思中完全擺脫出來，竟站起身來走了，忘記了坐在屁股下的那部書稿！當他想起來再去找時，這部書稿早就沒了。後來，他又根據回憶，重新把這部70多萬字的書稿撰寫出來。這是何等偉大的毅力！在哲學家的生活中總是充斥著一些古怪故事，然而，他們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類生活中的重大問題。
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浮躁和浮誇的時代來說，這種哲學的沉思既難能可貴，也十分必要。湯因比曾經提出過「退隱與復出」的思想。在他看來，任何一種偉大、原創性思想的提出，都要經歷一個退隱與復出的過程。任何偉大的思想都是在長期思考的過程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在學術上，任何浮躁的做法都只可能葬送學術。馬克思寫《資本論》花了40年，歌德寫《浮士德》前後花了60年。康德寫《純粹理性批判》前後沉默了12年，撰寫書稿則只花了4、5個月。所有這些表明，解決哲學中的困惑需要靜下心來認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態來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浮誇的風氣都於事無補。現在不少年輕學者熱衷於「炒作」自己，一開口就講自己出版了多少部著作，發表了多少篇論文。我們倒要問，這些論著都是有質量的嗎？它們對我們的學術生活有真正意義上的推進嗎？講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了英國哲學家休謨的名言：「我們如果在手裡拿起一本書來，例如神學書或經院哲學書，那我們就可以問，其中包含著數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論么？沒有。其中包含著關於實在事實和存在的任何經驗的推論么？沒有。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為它所包含的沒有別的，只有詭辯和幻想。」
在學術上真正有推進的東西並不單純取決於數量，而人們則總是片面強調數量，所謂「著作等身」在今天就帶有諷刺味。我經常開玩笑說：「著作等身」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性是一個人的個子長得特別矮小，所以比較容易著作等身；另一種可能性是一個人的論著的字都寫得特別大，這些論著壘起來大概也比較容易等身。真正說來，學術論著的價值要從其質地上得到規定。比如說，有的自然科學家撰寫的論文，不過幾百個字，一個公式，就獲得了諾貝爾獎。文字不在於多少，關鍵在於這些文字是否體現出作者的原創性。在哲學研究中，不應該去追逐名利，而應該對哲學有敬畏之心，並自覺地把哲學研究作為一項嚴肅事業來對待。
講到哲學，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過一句名言：哲學起源於對外部世界的驚奇。這句名言為以後的許多哲學家所引證，用以解釋哲學的起源。但在我看來，這句名言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我們也可以說，所有科學都起源於對外部世界的驚奇。
按照我的看法，哲學應該起源於驚奇的驚奇，就是whyofwhy。如果說，單個的why主要是對實證科學而言的，那麼，兩個why則表明，哲學的起源具有更深含義，它對實證科學的驚奇再表示驚奇。實證科學為什麼會把外部世界的某些現象，而不是另一些現象作為自己驚奇的對象呢？這裡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麼？實證科學本身是無法回答的，必須由哲學來解答。哲學是為實證科學澄明思想前提的。像試管嬰兒和人體克隆問題，引起生命科學和醫學的巨大興趣；而哲學不僅對這類重大問題發生興趣，更對生命科學和醫學為什麼對這類問題產生巨大興趣而發生興趣。哲學通過自己的刨根究底式的思維方式，目的是澄清生命科學和醫學的價值基礎。
在普通人心目中，哲學是高高在上、十分抽象的學問。其實，在我看來，哲學不但不在高處，而是在最低處，也就是說，它是最具基礎性的學科，為所有實證學科澄明思想和價值的基礎。
如果說，實證科學詢問的是事實，那麼，哲學詢問的則是價值。哲學並不以實證科學的方式進行研究，它關注的是實證科學的價值基礎。文藝復興義大利畫家拉斐爾在其名畫《雅典學院》中，畫了一個大廳，大廳中央站著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周圍有好多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他們或者三五成群討論著問題，或者獨自一人陷入深思。這幅畫表明，包括哲學在內的所有學科都起源於我們對外部世界的困惑與驚奇。正是這種懸而未決的困惑引起了人們對哲學和其他實證科學經久不衰的興趣。後來，德國哲學家狄爾泰寫了一篇散文《夢》，在他夢中出現的正是拉斐爾的雅典學院中的情景。狄爾泰寫道：「永不熄滅的形而上學的動力是想解決世界和生活之謎。」雅典學院這幅畫的畫面也表明，哲學家實際上也就是問題家，即善於因驚奇而發問的人，而哲學史實際上也就是問題史。科學發展的歷史也是科學家們對問題不斷進行探討的歷史。當然，有的問題是新冒出來的，也有
的問題正像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說：如果改變一下它們的提法，那麼原來的問題也就消失掉了。哲學史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思想體系，但其核心則無例外地是人們對各種問題的思索。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研究哲學首先需要一種問題意識。如果一個人在閱讀文本時從來沒有產生過疑問，那麼他就不可能在哲學研究的任何一個領域提出原創性思想。羅素在《哲學問題》一書中說過，哲學家思考的都是一些深奧問題，如果你要解決他們的問題，那就要用比他們更荒謬的方式來思考和解答問題。所有這些都表明，哲學探索與問題之間，或哲學探索與我們的困惑之間，始終存在著十分密切的聯繫。
以往一些文學作品總是對哲學家的沉思，施以懷疑和譏笑。比如，古希臘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劇作品《雲》中無情地嘲笑了蘇格拉底，在莫里哀的喜劇、甚至錢鍾書的《圍城》中，也同樣能遭遇到哲學家的尷尬。事實上，哲學家們的沉思看起來是滑稽可笑的，但也是十分可愛的。比如說，據古代學者記載，蘇格拉底經常站在屋檐下思考哲學問題，有時候竟一動不動地在那裡站了一天一夜！笛卡兒說過一句名言，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哲學家，它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地位的。另一位哲學家金岳霖完成了《知識論》后，正好遇到空襲，他抱著書稿逃了出去。空襲過後，他還未從哲學沉思中完全擺脫出來，竟站起身來走了，忘記了坐在屁股下的那部書稿！當他想起來再去找時，這部書稿早就沒了。後來，他又根據回憶，重新把這部70多萬字的書稿撰寫出來。這是何等偉大的毅力！在哲學家的生活中總是充斥著一些古怪故事，然而，他們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類生活中的重大問題。
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浮躁和浮誇的時代來說，這種哲學的沉思既難能可貴，也十分必要。湯因比曾經提出過「退隱與復出」的思想。在他看來，任何一種偉大、原創性思想的提出，都要經歷一個退隱與復出的過程。任何偉大的思想都是在長期思考的過程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在學術上，任何浮躁的做法都只可能葬送學術。馬克思寫《資本論》花了40年，歌德寫《浮士德》前後花了60年。康德寫《純粹理性批判》前後沉默了12年，撰寫書稿則只花了4、5個月。所有這些表明，解決哲學中的困惑需要靜下心來認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態來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浮誇的風氣都於事無補。現在不少年輕學者熱衷於「炒作」自己，一開口就講自己出版了多少部著作，發表了多少篇論文。我們倒要問，這些論著都是有質量的嗎？它們對我們的學術生活有真正意義上的推進嗎？講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了英國哲學家休謨的名言：「我們如果在手裡拿起一本書來，例如神學書或經院哲學書，那我們就可以問，其中包含著數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論么？沒有。其中包含著關於實在事實和存在的任何經驗的推論么？沒有。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為它所包含的沒有別的，只有詭辯和幻想。」
在學術上真正有推進的東西並不單純取決於數量，而人們則總是片面強調數量，所謂「著作等身」在今天就帶有諷刺味。我經常開玩笑說：「著作等身」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性是一個人的個子長得特別矮小，所以比較容易著作等身；另一種可能性是一個人的論著的字都寫得特別大，這些論著壘起來大概也比較容易等身。真正說來，學術論著的價值要從其質地上得到規定。比如說，有的自然科學家撰寫的論文，不過幾百個字，一個公式，就獲得了諾貝爾獎。文字不在於多少，關鍵在於這些文字是否體現出作者的原創性。在哲學研究中，不應該去追逐名利，而應該對哲學有敬畏之心，並自覺地把哲學研究作為一項嚴肅事業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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