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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給雜誌編稿子的時候，看到了共和國歷史上正反兩個有意思的故事。一個是《安徽日報》前副總編黎洪寫的《我也批過彭德懷》，一個是《林彪與個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讀來有一種痛徹肺腑的力量。他說，當年他仔細研讀廬山會議文件，對批判彭德懷的決定怎麼也想不通。他認為彭德懷說的都是實情，根本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安徽日報》的四個編委也找他發牢騷，很憤慨地質問憑什麼說彭德懷裡通外國。黎洪說，他和他們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卻嚴肅地警告他們，這話不能到外邊說。黎洪說他不敢表達不同意見，還違心地批發了許多批判彭德懷的稿子，違心地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四十年過去，黎洪已經是七十歲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責備自己，話也說得很重。他說：我在總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從謬誤的，沒有一次按照黨性原則去堅持真理，反對錯誤。他說，當時在黨員幹部中，像他這樣的至少要佔到90%以上。黎洪設想，如果情況反過來，90%以上的人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中國的歷史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懺悔誠意和懺悔深度。但是我有一個疑問：當年他真錯了么？他的設想真有可能出現么？黎洪講得很清楚：個人甚至整個編委會的反對言論將給個人和報社引來滅頂之災。實際上他也寫道，有一個編委不聽他的勸告，忍不住在外邊說了些話，對批判彭德懷錶示懷疑，結果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想，那90%的人與他的處境相似，即使他們有不同意見，也不敢有任何公開的表示。他們是沒有組織的，他們的不滿只不過是個人的不滿。沒有組織的千百萬不滿，其力量與一個人的微小不滿沒有多少差別，難以對實際狀況形成有效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之下，違心的表態，違心的擁護甚至參與，難道不應該看作人們合情合理的選擇么？彭德懷在廬山的遭遇是一種標誌。這個標誌表明：響應公開的號召，按照黨性原則說真話，講出億萬人正在因政策失誤陷入飢荒的真相，已經遭到了嚴厲的禁止。違背禁令的結果，就是被宣判為人民的敵人、黨的叛徒、國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勞像彭德懷那麼高，也逃脫不了身敗名裂的厄運。與此相反，違背黨性原則去奉承最高領導，說他是正確的，將他的胡作非為吹捧為英明偉大，不僅毫無危險，還有升遷的希望。當然，這個標誌的這種含義是得不到公開正式的表達的，這只是一種潛規則。但這種真實的規則是如此清楚，真實的獎懲是如此分明，實際情形又表明這個潛規則在《安徽日報》社的周圍已經生效，在這種情況下，黎洪還應該拿自己的腦袋往花崗岩上撞么？當然，為了紙上寫的漂亮原則敢於以死相拼，敢於將自己的腦袋磕碎在巨石上，這樣的人是了不起的，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聖人，是我們每個人學習的榜樣。不過人們似乎不應該為了自己不是聖人而責備自己甚至痛罵自己。真正應該責備的倒是那些要求每個人都成為聖人的人。
在1999年第10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上，刊登了馮建輝先生寫的《林彪與個人崇拜》。文章很長，分析得也很透徹。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寫下的幾句話。林彪寫道：「黨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從——紀律。」「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意義，不然是書獃子。」
文章責備林彪，說他是兩面派，為了個人得失不講原則。這種責備當然是正確的。以道德的是非標準評判，林彪的這些話很沒有廉恥。但是按照真假的標準判斷，林彪是否說出了一種真相呢？我認為他所說的正是一種制度運作的真相，他描述了專制制度下的官場潛規則，以及適應這種潛規則的最佳策略。潛規則是這樣一種不明說的東西：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說，它是一種納什均衡，在這種均衡之中，每個參與者都採用了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選擇了最有利於自己的策略。從個人生存發展的角度看，每一方都找不出比這更好的選擇了。所以這是一種最穩定的格局，儘管它未必是合乎理想的格局。無論任何人入局，從長遠的觀點看，他必然要採用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將被淘汰出局。
1959年夏天，在廬山會議上收拾彭德懷的時候，最高領袖決心已定。他要踢開前進道路上的一切絆腳石，在個人專制的體制下，他也完全具備這個能力。這時候，無論是黎洪還是比他的地位高得多的中央委員們，合理的應對策略是不當絆腳石，因為絆腳石將被踢入監獄或勞改場。林彪的對策更進一步，他積極主動地幫助最高領袖清除駕前的絆腳石。他在廬山上當面對彭德懷說：「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但沒有這個野心。」林彪的策略深得最高權力的歡心，他本人也因此取代彭德懷，於廬山會議之後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並主持軍委工作。從個人的角度看，林彪的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如果我們跳出道德評判的圈子，把這當作一局棋來評論，顯然各方的應對都是有道理的，但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林彪的選擇比黎洪的選擇更積極主動，因此也更勝一籌。相反，永遠堅持真理的要求，以人民利益為唯一宗旨的黨性原則，則是一種註定被淘汰的自殺策略。當年宋襄公不肯向正在渡江的敵軍發動進攻，渡江完成之後又不肯向沒有列好陣勢的敵軍發動進攻，以為這樣的策略不道德，毛澤東對這種以道德操守為核心的策略嗤之以鼻，說那是蠢豬的道德。林彪用「書獃子」這個詞代替了「蠢豬」，不愧為毛澤東的愛將。不喜歡林彪是可以理解的，把林彪看成一個傻蛋則萬萬不可。正統黨史一直希望人們把林彪當成一個反面教員，的確，在這位反面教員身上，我們可以學到許多出乎意料的東西。
by 吳思 1999年8月23日
黎洪的短文讀來有一種痛徹肺腑的力量。他說，當年他仔細研讀廬山會議文件，對批判彭德懷的決定怎麼也想不通。他認為彭德懷說的都是實情，根本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安徽日報》的四個編委也找他發牢騷，很憤慨地質問憑什麼說彭德懷裡通外國。黎洪說，他和他們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卻嚴肅地警告他們，這話不能到外邊說。黎洪說他不敢表達不同意見，還違心地批發了許多批判彭德懷的稿子，違心地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四十年過去，黎洪已經是七十歲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責備自己，話也說得很重。他說：我在總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從謬誤的，沒有一次按照黨性原則去堅持真理，反對錯誤。他說，當時在黨員幹部中，像他這樣的至少要佔到90%以上。黎洪設想，如果情況反過來，90%以上的人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中國的歷史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懺悔誠意和懺悔深度。但是我有一個疑問：當年他真錯了么？他的設想真有可能出現么？黎洪講得很清楚：個人甚至整個編委會的反對言論將給個人和報社引來滅頂之災。實際上他也寫道，有一個編委不聽他的勸告，忍不住在外邊說了些話，對批判彭德懷錶示懷疑，結果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想，那90%的人與他的處境相似，即使他們有不同意見，也不敢有任何公開的表示。他們是沒有組織的，他們的不滿只不過是個人的不滿。沒有組織的千百萬不滿，其力量與一個人的微小不滿沒有多少差別，難以對實際狀況形成有效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之下，違心的表態，違心的擁護甚至參與，難道不應該看作人們合情合理的選擇么？彭德懷在廬山的遭遇是一種標誌。這個標誌表明：響應公開的號召，按照黨性原則說真話，講出億萬人正在因政策失誤陷入飢荒的真相，已經遭到了嚴厲的禁止。違背禁令的結果，就是被宣判為人民的敵人、黨的叛徒、國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勞像彭德懷那麼高，也逃脫不了身敗名裂的厄運。與此相反，違背黨性原則去奉承最高領導，說他是正確的，將他的胡作非為吹捧為英明偉大，不僅毫無危險，還有升遷的希望。當然，這個標誌的這種含義是得不到公開正式的表達的，這只是一種潛規則。但這種真實的規則是如此清楚，真實的獎懲是如此分明，實際情形又表明這個潛規則在《安徽日報》社的周圍已經生效，在這種情況下，黎洪還應該拿自己的腦袋往花崗岩上撞么？當然，為了紙上寫的漂亮原則敢於以死相拼，敢於將自己的腦袋磕碎在巨石上，這樣的人是了不起的，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聖人，是我們每個人學習的榜樣。不過人們似乎不應該為了自己不是聖人而責備自己甚至痛罵自己。真正應該責備的倒是那些要求每個人都成為聖人的人。
在1999年第10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上，刊登了馮建輝先生寫的《林彪與個人崇拜》。文章很長，分析得也很透徹。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寫下的幾句話。林彪寫道：「黨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從——紀律。」「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意義，不然是書獃子。」
文章責備林彪，說他是兩面派，為了個人得失不講原則。這種責備當然是正確的。以道德的是非標準評判，林彪的這些話很沒有廉恥。但是按照真假的標準判斷，林彪是否說出了一種真相呢？我認為他所說的正是一種制度運作的真相，他描述了專制制度下的官場潛規則，以及適應這種潛規則的最佳策略。潛規則是這樣一種不明說的東西：用博弈論的語言來說，它是一種納什均衡，在這種均衡之中，每個參與者都採用了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選擇了最有利於自己的策略。從個人生存發展的角度看，每一方都找不出比這更好的選擇了。所以這是一種最穩定的格局，儘管它未必是合乎理想的格局。無論任何人入局，從長遠的觀點看，他必然要採用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將被淘汰出局。
1959年夏天，在廬山會議上收拾彭德懷的時候，最高領袖決心已定。他要踢開前進道路上的一切絆腳石，在個人專制的體制下，他也完全具備這個能力。這時候，無論是黎洪還是比他的地位高得多的中央委員們，合理的應對策略是不當絆腳石，因為絆腳石將被踢入監獄或勞改場。林彪的對策更進一步，他積極主動地幫助最高領袖清除駕前的絆腳石。他在廬山上當面對彭德懷說：「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但沒有這個野心。」林彪的策略深得最高權力的歡心，他本人也因此取代彭德懷，於廬山會議之後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並主持軍委工作。從個人的角度看，林彪的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如果我們跳出道德評判的圈子，把這當作一局棋來評論，顯然各方的應對都是有道理的，但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林彪的選擇比黎洪的選擇更積極主動，因此也更勝一籌。相反，永遠堅持真理的要求，以人民利益為唯一宗旨的黨性原則，則是一種註定被淘汰的自殺策略。當年宋襄公不肯向正在渡江的敵軍發動進攻，渡江完成之後又不肯向沒有列好陣勢的敵軍發動進攻，以為這樣的策略不道德，毛澤東對這種以道德操守為核心的策略嗤之以鼻，說那是蠢豬的道德。林彪用「書獃子」這個詞代替了「蠢豬」，不愧為毛澤東的愛將。不喜歡林彪是可以理解的，把林彪看成一個傻蛋則萬萬不可。正統黨史一直希望人們把林彪當成一個反面教員，的確，在這位反面教員身上，我們可以學到許多出乎意料的東西。
by 吳思 199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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