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毫不含糊地反對通貨膨脹

作者:廣南子  於 2007-12-22 05:3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經濟觀察|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作者:周其仁

  經濟大勢正在變化。當前要面對的問題,首推通貨膨脹。超過5%的通脹率絕不是小事,當然也不好說已經是很了不得的大事。問題是,小事也可能轉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響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斷、措施和發出的信號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誤事,這是本文題目的由來。

  話說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為6.5%,高於9月的6.2%,與8月創下的十年最高點持平。眾多解讀中,很流行的一個說法是「結構性通貨膨脹」。我的感受,在通脹指數不高的情況下,此說聽聽也無大礙;通脹指數超過了5%,還說什麼結構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點公開的批評意見。

  「結構性通脹」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過含糊了。粗粗看去,這個提法似乎不過只是對市場現象的一種描述——林林總總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還下跌。比如今年以來我國物價指數的變動中,食品價格升得急,一般工業品價格升得緩,其中一些商品服務的價格還下跌(比如北京市公交車和地鐵車票大幅度降價)。

  為什麼說這樣一種描述是含糊之詞呢?首先,世界上還有沒有「非結構性的」通貨膨脹?這是問,有沒有那麼一種通脹,是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市價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漲的?教科書上說的「貨幣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意思是一個經濟一旦多發了一倍貨幣,所有商品服務的名義價格上漲一倍,但真實變數如總產品並不會上漲一倍。那樣的通脹指數再高也沒關係,無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購買和出售的價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貨幣中性」至少有一個理論前提,就是交易費用或信息成本為零。真實世界里沒有這回事,所以真實的通脹,各種商品服務的價格上楊不是齊頭並進,而總是參差不齊的。特別是通脹壓力開始顯現的時候,差不多都是從一些熱門貨開始,然後擴散、蔓延。比如我這個年齡的都經歷過的1988年那次嚴重通脹,開始是名煙名酒提價,後來中央的一個公報宣布價格闖關,接下來就是市場搶購、銀行擠兌。當時可觀察到,消費量對價格變化彈性小的商品(比如糧食、手紙、鹽)搶購就凶,而越搶購,價格越漲得越快。反之,雨傘、手電筒這些彈性小的商品,賣量就沒有那樣多,漲價幅度也較低——都是「結構性的」,只不過當時人沒有今天聰明,尚沒有發明「結構性通脹」之說。

  當然,惡性通脹到了頂點,情況或許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國報紙賣價0.3馬克,兩年後的賣價達到7000萬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觀經濟教科書里接著補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們無從考察當年細節,不過那時候德國流通中的紙幣從1918年11月的292億馬克到1923 年的49700兆億(497後面加18個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開始發毛的時候,我相信各種物價的上漲也不會整齊劃一。曼昆說的「大致相同」,應該是結果——貨架上來什麼搶光什麼,均衡點就是什麼商品服務都開出了天價,既然都是天價,誰比誰多幾個零也就沒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說,「貨幣中性」從長期來看對得多一點,但也不完全對*。

  既然天下沒有「非結構性通脹」這回事,為什麼要說「結構性通脹」呢?聽起來好像通貨膨脹還有很多類別,而「結構性通脹」似乎只是其中一個不是那麼嚴重的類別,似乎是比較可控的一個類別,甚至「結構性通脹」根本就算不得通脹。要說明一下,我不肯定這個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這個想法,但是從聽的角度來體會,「結構性通脹」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豐富的意味。

  本來,「通貨膨脹指數」 已經是處理了結構信息以後的一個總量指標。「2007年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6.5%」的含義,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務的物價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務種類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過程中,結構信息是先被統計部門處理過了的,比如肉價、菜價、米價、衣價、交通費用、房價(目前是房租)各自的變動,然後才是加權平均,得出一個反應物價總水平的指數來。很明顯,沒有哪個CPI是沒有結構的。可是,結構加權平均的結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總體平均為零,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現在國家統計局報告我國CPI為6.5%,就是報告經過結構性加權平均以後,消費者物價的總水平上漲了6.5%。

  「結構性通脹」的提法,恰恰混淆了總量信息與結構信息。當下我國的通脹,當然是各種物價有升有降情況下的通脹,不過既然CPI數值超過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種物價的變動正負相抵之後,物價總水平還是上漲了。本來明明白白的通脹,非要加一個「結構性」的定語,實際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脹有結構性,通縮也有結構性,不漲不縮還有結構性,究竟物價總水平是怎麼樣的一個變動趨勢呢?

  物價總水平這個總量指標有一個無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價總水平出現上升勢頭,就一定要到「貨幣」里去尋找原因以及解決問題的辦法。這裡,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為自從金本位結束以來,只有政府控制著貨幣;一旦貨幣供應量出現問題,個人、家庭、企業、地方對此都無能為力,所有「微觀行為者」都校正不了貨幣出錯,而且在物價總水平不對頭的約束下,無數人在預期混亂條件下行為的總結果,可能增加經濟的振蕩和混亂。

  在知識上,經驗和理論比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貨膨脹(物價總水平上升)」看作是一個貨幣現象。這裡的因果關係很可靠:政府多發貨幣,一定引發物價總水平的上漲。經濟學從古典的修謨(David 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大家之間少有分歧的共識就是這一點。20世紀各國的經驗也充分證明,要把經濟搞上去不容易,因為要滿足很多條件;但要把經濟搞下來,只要一條就足夠,那就是濫發貨幣、大搞通脹。產權經濟學對此的解釋很簡單,通脹在無形之中剝奪全體人民的財產,引起預期的普遍混亂,加劇交易費用。惡性通脹,萬事皆休,什麼也不要談了。

  如果說作為物價總水平的「通貨膨脹」指標,直指問題的根本(貨幣)是一個優點,那麼含糊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卻很容易把決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結構性解決方案」。什麼是結構性對策?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最終產品追到中間產品再追到資源產品,深入到所有漲價品的市場供求。結構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結構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貨幣總量的控制。中國傳統智慧說「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貨幣就是物價總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結構性通脹」就轉來轉去,摁下葫蘆浮起瓢,永無寧日就是了。

  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誤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說什麼結構性牙痛。就算滿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問題——是結構性問題——也不要說。因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問題,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發揮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說結構性牙痛不能減輕痛苦,卻可能動搖治療的決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滿口好牙敲來敲去,就是怕那粒有問題的病牙,耽誤功夫還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於某些價格管制的存在,當前通脹的實際狀況並沒有在 CPI里完全反映出來。舉一個例子,個把月前和幾位同學在校區餐廳吃飯,他們全部點了豬排。過去也一起吃飯,為什麼沒有發現有此偏好呢?同學說,最近食堂里沒有豬肉供應。懂了,這是保障食堂飯菜價格不上漲的一個代價,豬肉漲得貴,乾脆不供應豬肉,無價無市。還好,同學們說飯沒漲價,菜、雞、魚、蛋還有供應。但是,這裡肯定有一點信息沒有進入 CPI。舉一反三,排長龍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隊搖不到買房的號碼,肉包子的餡變小了之類,CPI里都沒有完全反映。房價目前沒有算入CPI,過去也沒有,但當物價總水平上漲的時候,房價漲得可比過去凶。這也是CPI沒有完全反映出來的信息,但是市場中人的通脹預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專家說,當前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裡面就是食品價格漲得厲害,其他部分還不那麼厲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緊。我不同意這個分析。食品價格上漲不是不要緊,而是很要緊。倒不是要在這裡重彈「民以食為天」的老調,而是食品價格上漲已經、並將繼續嚴重惡化收入分配。先不看複雜的統計,隨便在身邊找兩戶人家,一家2003年買了房的,對照另一家一直買不起房的,看這兩家的收入差距,這兩年怎麼樣了?從統計上看,問題更大:恩格爾係數超過40%的,在全部城鎮居民家庭中佔40%,在農村居民家庭中佔80%以上(2005年)。食品價格漲了17%,直接影響全國62%家庭高達40%的消費開支,這還是小事情?恩格爾係數40%的家庭,近年當然也有買房的,但肯定比恩格爾係數在20%以內的家庭,少買很多。裡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幾何!

  我一直不贊成拿收入差距(吉尼係數)來說事,也從不籠統地反對收入差距擴大。因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奮、機緣造成。不作區分地亂反一氣,可能傷及生產力。這個立場從來不變。問題是,通脹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帶來的收入分配惡化。試想這幾年房價漲得遠比食品快,對於買得起房的家庭,至少還可以「享受」帳面家庭財產迅速增加的好處;買不起房子的呢?總還要吃飯吧,可食品價格上漲怎麼也帶不來帳面財產的增加。買不起房子的,這幾年工資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過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沒有漲那麼多。

  相關聯的還有一種分析也錯,就是說食品價格上漲對農民有利,比如豬肉價格上楊,養豬的農民就多得錢了。此說錯在似是而非。因為物價上漲對所有的賣家都有好處,豈止養豬的農民而已哉?但是,當物價上漲不是個別相對價格的調整,而是整體物價總水平的提升即通脹發生時,上述「好處」就要大打折扣了,因為所有賣給農民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也上漲了。農民賣豬的收入是增加了,但養豬的成本也增加——舉凡場地、飼料、人工、運費等等,全部要加價。更重要的是,今天養豬的農民也買肉吃,種糧的農民也買米吃——沒有看到報道嗎,重慶家樂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3人之中,兩個是農村居民!更一般地講,天下哪一個賣家不同時又是買家呢?當物價指數環比上漲(一月高過一月)時,賣時貴,買時更貴,再賣非再貴不可——輪番漲價就是這樣練成的。

  所以,通貨膨脹開始很像一味甜絲絲的毒藥。因為物價總水平的提升,開始總是「結構性的」,總有一些賣家先得到甜頭。政府最不容易對通脹敏感,因為通脹是一道隱形的稅收,可以給庫房帶來大把白花花的銀子。市場中人包括商人和企業家,思維定式是把多賺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為例,教一些商學院課程,這兩年商學院的學費升得驚人,莫非是我教書的本事進步那麼多嗎?自己當然心知肚明,就是不會告訴你(一笑)。股市的贏家們就更不得了了,你說那是水分?他數錢給你看時那可是真的。「颱風大的時候,牛都飛到天上去了」,這句話不是拿來說笑的。

  但是,只要貨幣量過多,在市場相對價格調整的表象背後,或早或遲總會露出物價總水平上漲的猙獰面目。其間,偶發事件扮演著異乎尋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無關的消息、故事、傳聞和突發事件,無端端影響到人群的心理,然後就轉化為行動。這就是為什麼對通脹指數過了5%不能掉以輕心,對食品價格急升不能馬虎大意,因為涉及的人口面太廣,通脹的心理預期比較容易傳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對通貨膨脹,在思維上就要到貨幣里去尋找物價總水平上漲的根源。這裡的關鍵詞是「貨幣」,不是「物價」。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總是用「物價管理」來對付通脹。「物價管理」就是上文說到的結構性對策,無非分兵把口,見肉價漲抓肉,見房價漲抓房。麻煩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適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給的價格管制,抓來抓去是火上澆油。打通供給障礙的「抓」法(如發改委最近處理成品油的供給),大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給總有極限。需求管理要從總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個行當的需求都是其他行當的供給,管了等於還是抑供給。貨幣總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漲價壓力會轉移的。這幾年我認為看得清楚,鋼鐵、水泥、電解鋁、土地、汽車、房地產一路抓過來,政府很辛苦,但CPI還是上來了。樊綱說得對,要是不抓,問題可能更嚴重。不過也讓我補一句,這不代表宏觀調控已經到位,再沒有改善的餘地。

  關鍵還是貨幣。1990年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訪問,知道那裡的學科設置與眾不同:沒有宏觀經濟學,但有 money即貨幣;也沒有微觀經濟學,有price 即價格。這是貨幣主義大本營的風範,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還守得住。宏觀經濟學問很多,但最重要是貨幣,也只是貨幣。宏觀調控的事務多得不得了,唯有貨幣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戰後的法國總理講過一句話,「戰爭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所以要委託給軍隊」。弗里德曼拿過來改了兩個詞,化出一個貨幣主義的警句——「貨幣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所以要交給中央銀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脹,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綱獨斷,履行貨幣管理職責。

  最近一次見到吳敬璉教授的時候,得到他簽字贈送的新書《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三聯書店2007年版)。吳老師在書中提到一件往事,當初設計論證宏觀調控部門的時候,幾位中外專家對設置四個宏調部門(央行、財政部、計委、經委)提出過異議,認為宏觀調控既然是間接調控、總量調控,就應該只設央行和財政部,不能有其他。不過這個意見沒有被採納(第111頁)。這幾年的實際情況是宏調部門越來越多,多部委聯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國土部長講國土部門也要參加宏觀調控,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從批出到建成總要二、三年時間,這麼一個「慢變數」,怎麼可以拿來當宏觀調控的工具?當時和北大幾位同事受委託到幾個地方調研,報告里特地寫到,「銀根」、「土根」並舉不是好辦法,因為「土根」實在太笨拙。更嚴重的問題,是多龍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樣政策工具發生了哪樣效果,誰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確,職責就不清楚,譬如當下CPI高了,人們總不好問責國土部吧?

  我以為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調控經濟,講到底就是通過增加制度運行的摩擦力來使經濟減速。這套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對法治、政商關係、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無一利。近期代價也不小,因為一旦經濟「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剎車裝置,揮之不去。1997年中國經濟突然轉向通縮,「保八」任務之艱難,歷歷在目。我們當然相信中國經濟還有很長時期的高速增長機會,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說從此經濟就有起無落,只熱不冷。比較起來,利率、匯率等經濟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調控經濟,用交易費用低的辦法是上選。否則景氣一旦有變,「反應滯后症」就難免——對付「過熱」時捆到經濟身上的繩索,到底有多少、在哪裡,一時搞不清楚。

  不要誤解,以為明明白白說通脹,就是給中國經濟抹黑。講過了,物價總水平上漲是一個貨幣現象,但是貨幣過多的具體成因卻各個不同。中國過去發生過的嚴重通脹,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是老蔣為打內戰濫印鈔票;八十年代是原先貨幣超經濟發行的慣性還在,又被用來作為價格開放的利益補償辦法;九十年代早期高達27%的通脹,主要是權力貸款,幾乎等於每一間商業銀行都敞著口子發鈔票。成因不同,只有結果同:只要貨幣量過多,一定有通脹的後果。

  這一波中國的通脹,直接原因當然還是貨幣。但是此次貨幣過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經濟大規模融入全球市場。3萬億美元GDP的經濟,進出口佔了60%以上,這樣的事情經濟史上少見。當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具體講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國人的學習曲線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不過,也正是這個偉大的成就,使「人民幣盯住美元」這件原來穿著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進去了。

  2003年9月宋國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討論的匯率研究報告,系統分析了人民幣匯率為什麼意味日益嚴重的風險和社會福利損失,以及主動升值的選擇和機會**。我在實體經濟里東看西看比較多一點,覺得國青的邏輯沒有絲毫難懂的地方。講到底,是中國人生產率的提升惹來的「禍」。這當然不是說中國工人生產率的絕對水平已經超過了美國工人,但是比生產率的進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國人明顯佔了上風。如果匯率真的由市場決定,早就反映相對生產率的變動了。這就是說人民幣升值有實體經濟的基礎。不是誰喜歡不喜歡的事情。非不喜歡,那就要有兩個本事:要麼讓美國人生產率的進步速度提上來,要麼讓中國人的進步速度降下去。實際上,誰也沒有這兩個本事,人民幣盯住美元的體制怎麼守得住?非死守,國內通脹壓力就無可避免。

  很奇怪,這樣邏輯井然的分析,聽得進去的人不多。主流的聲音是當時的人民幣不能升值。後來又說可以緩緩地、漸進地升——難道不知道,人民幣緩升的宣示等於是「快快向中國搬錢」的邀請函和動員令?果不其然,貿易順差、外資直投、以及應邀來華分享人民幣漸進增值好處的熱錢,三股潮流合併,使中國的貨幣流動性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

  這裡要插一句,匯率的影響是全面的。別的不提,近年那麼多農民轉向城市,可是今年中國的穀物居然還是凈出口。細節問題很多,但匯率影響是根本的:因為所有出口看起來很合算,進口卻很不合算,那還不是穀物凈出口?幾億農民進了城,穀物還搞凈出口,同時無數專家天天擔心「糧食安全」,這個日子還怎麼過?反正從短期看,今年我國穀物的凈出口,對豬肉和食品價格的急升,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今年2月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中國經濟觀察」,請易綱作宏觀經濟報告。我仔細聽完講解,才明白近幾年央行哪裡是在「發」貨幣,根本就是「收流動性」都收不贏!當然人民幣還是中國人發的,可是發多少並不完全由中國人決定。因為每一塊進入中國結匯的美元,都換出一定數量的人民幣去。究竟可換多少,那是由「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決定的。這個票子非發不可,天天發、月月發、年年發。央行當然不能容許這筆驚人龐大的高能貨幣全部留在市場上,於是不斷發央票「對沖」,也就是 「回收流動性」。收不幹凈的呢?就是「結構性通貨膨脹」的貨幣基礎。

  結論是,當下中國的通脹不是政府濫發鈔票的結果,而是現有匯率形成機制容納不下中國國際競爭力的表現。這說明,上好的經濟形勢也會帶來嚴重的挑戰。因為,即便是「好」帶來的貨幣總量偏多,也一樣引發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壓力。在開放條件下,經濟圖像更為複雜,但物價總水平上漲依然還是一個貨幣現象。這條鐵律不變,分析家和決策者就還是不能含糊,物價問題一定要到貨幣里才能找到答案。

(作者系北京大學和長江商學院教授)

註釋:

* 曼昆,《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分冊》,梁小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0章。

** 宋國青,「走出通貨緊縮與人民幣匯率,總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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