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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蕭延中
《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政治系齊錫生教授於1976年完成的一部學術專著。1 在我們看來，這部專著是中國近代軍閥史研究領域裡的一家之言，因為直到目前為止，在這一領域內還沒有形成一種為大多數學者共同接受的統一見解。當然，這在人文學科範圍內是再自然、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了。在這個意義上講，所謂「一家之言」實際上就與「具有特色」幾乎成了同義語。我們的任務不是對這部自成體系的著作進行全面的學術評價，而僅僅想就給我們印象較深的幾個主要論點，向讀者作一簡要介紹。
一
任何一項專題研究都有其明確的對象，軍閥史研究當然也不例外。因此，首先在學理上對「軍閥」作一界定，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軍閥」一詞基本上是一個現代漢語辭彙。據陳志讓先生考證，它大概最早見於梁啟超的著述之中，當時使用的是「部落」一詞，胡適在20年代初直接使用了「軍閥」一詞，後來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文獻中也沿襲了這一提法。目前，關於「軍閥」的一般詮釋，是指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並以軍隊控制政權，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2 這一解釋大體上是正確的，但仍有失之籠統之嫌。站在政治學的視角上，齊錫生教授認為，「軍閥」不僅是一個概念，而且是一種體制或體系。它可以指某個持有兵權的獨立政治角色（Militarists）；也可以指一個製造戰爭的罪魁（Warlord）。前者是中性詞，「只是在某種體系中行使權力的角色」，而後者則帶有貶意，它「表示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時期」。作者如此地區分「軍閥」概念，其用意是試圖解釋該書的研究方法。因為，對逐個軍閥人物進行考察的研究角度，固然也可以稱作「軍閥史」，但關於軍閥的歷史研究不能只是單個軍閥行為與觀念的簡單相加，而應當是對中國近代一段歷史時期的概括。這樣，所謂政治學視角的「軍閥史」，本質上就不僅僅是軍事史，而是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甚至社會心理等因素在內的全方位的社會透視。顯然，這樣的一種考察視角，只能採取系統分析的方法，個別軍閥的個案研究將成為系統歷史分析不可缺少的條件、要素和基礎，但這不能取代最終的整體分析。為此，齊錫生教授強調指出：「要了解中國這個『國家的』（National）的政治，軍閥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範式比他們內部統治的特殊方面更加重要。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不偏不倚的，政治角色常常根據自己的意志指導其政治行為，然而他們的行為又常常是受到超出其控制的某種制度的約束。……專門集中研究軍閥個人或單純研究政府的危險傾向之一，就是將太深地陷於瑣事之中，對於中國政治產生一系列雜亂且支離破碎的感覺」。
基於這一認識，作者又引出了「軍閥主義」（Militarism）的概念，並沿用了C.M.威爾伯關於「軍閥主義」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治體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權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決定因素」的定義。這樣，軍閥政治統治時期的社會關係，以及由這種關係所形成的政治系統，就成為作者主要關注的對象了。換言之，對個別具體的軍閥的政治行為進行描述，並不是（或並不僅僅是）該書的研究要旨，而是通過「角色」的分類，然後加以系統分析的方式，從而凸顯歷史描述與政治分析的最佳結合點。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該書的研究路徑是「避免對角色作出評價」，而重大在於對體制進行分析。
通觀全書的總體結構，應當說作者基本上實現了這一意圖。第一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論框架，論證其理論體系的依據；第二章從歷史實證的角度，簡單敘述了中國軍閥派系的起源；第三章至第七章從關係、兵源、訓練、武器及其經濟等諸多側面，對中國軍閥政治系統的各項要素做出了較詳細的分類研究；第八章則在上述各章的基礎之上，簡要概括出軍閥政治行為的基本準則；最後，在第九章中，作者又運用國際政治理論的「權力均勢」範式，試圖從中進一步抽象出中國軍閥政治發展的一般性歷史模式。很顯然，作者對全書的這種總體安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已初步構成了別具一格的分析框架和認識格局。正如美國政治學者G·吉勒卡（Donald G·Gillcia）評價的那樣：「這是一本特別有價值的書，該書引用了幾乎所有的中文和英文的第二手資料，同時也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對1916- 1928年間的中國軍閥時期的政治，進行了動態的、有根據的、有思想的，並引人入勝的探討」。3 當然，如前所述，本書概括方式的合理性並不都為學者們所認可，例如加拿大籍華裔著名歷史學家陳志讓教授，就曾間接地對本書的方法論框架給予了批評，認為 「以1916年袁世凱死後和1928年蔣介石執政之間為軍閥的統治時期，這樣的分期不能說明中國近代軍――紳政權的形成，也不能解釋它的衰落」，「最不適當的是，……把中國的分崩離析看成一個國際體系」。4
綜上所述，本書作為「一家之言」，無疑是透視中國近代軍閥政治的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二
任何一個社會團體或集體組織的形成，都需要某種外部刺激條件和內部凝聚向心力，人體和部分之間的聯繫要靠某種共同接受的力量相互牽引，利益、價值和組織被整合為一個整體，從而維繫著這一系統的運轉。眾所周知，清未民初，延續數千年的中國政治制度突然解體，作為權威象徵的王權體制遭到了空前的懷疑和衝擊，在更深刻的層面上，被學者稱為「東方符號系統」的「宇宙論王權」開始動搖，意義危機隨之而起。5 中國陷入了一種制度斷裂、價值混亂和意義迷惘的多重困惑之中。無獨有偶，中國軍閥主義的興起，恰恰處於這一特殊的歷史情境之中。換言之，「舊有的」已不完全起作用了，而「嶄新的」又無從談起。軍閥主義的興起正處於這一歷史階段的「盲點」之上，同時也是這一歷史「盲點」的必然結果。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如果說，「傳統斷裂」和「制度失范」是軍閥派系得以產生的外部條件，那麼，維繫其系統關係的內部向心力又是什麼呢
與作者著重分析「軍閥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範式」的意願相同，我們認為，該書第三章「軍閥派系的組成」最有特色，也最引人入勝。作者在分析這些關係時，把它們劃分為「個人關係的結合」、「自身利益的考慮」和「思想方面的聯繫」的三個層面，最後再進一步做出綜合性考察。作者的研究視角在這裡明顯地側重於政治文化層面，從一些細微、瑣碎的史實中抽象和提煉出若干發人深思的理論原則，可以說是頗具匠心。作者承認，「在中國傳統的社會觀念中，家庭是社會的主要基石。它是人們相互交往的基本單位，它也規定了每個人在這個社會網路中的權利和義務，每個人在道義上要盡最大的能力去照顧自己的子孫和親戚」，「血親原則」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特徵。但作者並沒不滿足於這樣的一般性描述。作者指出軍閥派系行為的實際運作要必這複雜得多。出於利益整合的需要，表面上的權力分配和人事安排可能違背血親政治原理，但實際上這樣的安排卻又恰恰是這一原理隱蔽表現形式。例如，常有某個大軍閥寧可讓其家庭成員「閑著」，而把重要的職務交給有才能的人去干。顯然，這並不符合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之「情理」。作者指出，對這些現象應做進一步考察，要對當時軍閥所面臨的具體政治情境進行分析。 「當政治作為一種有限制的，並且具有解僱和冒險可能性之職業時」，在多數情況下，軍閥首領就可以給其親屬較次要的位置，但同時卻要保證他們具有良好的榮譽和經濟待遇。這樣，其親屬就可以既不冒風險，又可以不負責任，但確可以獲得高於其他非親屬部下的享樂權利。「但是一旦當政治活動具有戰略意義時，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政治前程不再取決於明確規定的制度準則，而取決於人們在失去行為準則且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的生存能力之時，其家庭和家族，才像最具凝聚力的社會集團一樣，發揮巨大的政治作用」。這就是說，「家庭主義」社會模式固然是影響政治狀態的重要因素，但在具體的運用中仍有一些值得深究的「道理」。正是這些明顯具有「實用」功能的要素，構成了軍閥政治的「骨髓」。
作者的精到之處還不限於此。他還認為，家族主義的復活是中國政治失態的表徵之一。特別是廢除「科舉制」和「迴避制」（避親）之後，家族主義得不制度約束的前提下，血緣體系立即就會肆無忌憚，變本加厲，空前泛濫，從而嚴重侵害社會有機體。這樣，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本身的規則及其潛規則之社會整合功能做出概括，就顯得十分必要了。誠如作者指出的，中國傳統政治系統是一個「血親」、「利益」和「觀念」三個要素所構成的有機體，把握它們之間的均衡運動將成為分析軍閥之間相互關係的關鍵。所以用單純的「家庭類推法」（The family analogy）去概括軍閥之間的政治關係，往往會以偏概全。「例如，『大元老』這個名詞（意指長者、老前輩，通常指家族組織中的長者），也曾用來稱呼某些資深個人。在軍閥派系中，依據年齡和在軍隊中的資歷，可以把某些人看成老前輩，他們由此得到聲望，但他們不一定同時擁有權力。在社會上他們得到適當的尊重，但是如果手中沒有軍隊，他們在政治上就極少或根本沒有權威。在政治鬥爭中，『有槍就有權』，而不是賃資歷。這與家庭中既有聲望又有權力的『大元老』的作用很不相同」。把榮譽與權力區分開來，並構成二者的制約和均衡，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已成為中國政治遊戲的重要規則。如果說所謂「調虎離山」、「明升暗降」、「厚禮釋權」實際上是自先秦法家就運用自如的轁晦策略，那麼，在現代軍閥手中，這些計量就則已上升到內部關係的戰略層次上了，陰謀與投機已成為其政治生活的基本準則。我們認為這些評論是有說服力的。
最後，作者根據自己的分類法，將軍閥的內部關係大致劃分為三大類十二種形式，第一類離血緣關係最近，第三類則離血緣最遠，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類：1、父－子；2、兄－弟；
第二類：3、師－生；4、恩人－－被保護人；5、家族親人；6、姻親；7、結義兄弟；
第三類：8、直接的上下級；9、同鄉或同縣；10、同事；11、來自同省；12、同學。
作者根據「皖系」、「直系」和「奉系」師以上幹部的檔案資料，對三大軍閥集團的內部人際關係進行了詳細的分類，概括出了三種具體的政治關係模型。從作者所給出的示意圖來看，從關係的複雜程度講，「直系」最為複雜，「皖系」其次，而「奉系」最為簡單。而在戰爭的實踐中，越是簡單的內部關係，其專製程度就越高，相對而言其軍事效率也就越強。正如作者所說：「懂得了這些道理，我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國派系政治中的個人屬性和人治特徵。一支隊伍的特性應該歸於其領導人的屬性，政治效忠的焦點是首領，而不是政治觀念或政治制度」。這無疑一語道破了傳統中國政治的核心機制和基本精神。
三
《中國的軍閥政治》的價值不僅在於建立了獨特的分析模式，而且還以紮實的史料為依據，糾正了一些前人似乎已成定局的結論。在意識形態宣傳的影響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在舊中國，當兵彷彿是一種具有強烈被動色彩的強制性行為，所謂幾丁抽一，人是在逼迫下當「壯丁」被拉走的。上升到政治層次，則甚至把它看成是「階級壓迫」的表徵之一。經由系統的研究，作者認為這一理解具有明顯的片面性，甚至是脫離歷史語境的某種想象或誤解。因為，近代中國本質上處於農耕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渡階段，遍及全國（包括城市和農村）的極端的貪困狀況，大量的失業和半失業是諸多社會矛盾最集中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當兵」雖然具有充當「炮灰」的巨大風險，但對於掙扎在赤貧狀態之中的階層來說，與其餓死，不如冒險。所以「無家可歸的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一般都樂於當兵，因為這不需要特殊的技能」。而且，貧困不僅是吸引人們當兵的一種動力，它也是使農民繼續留在軍隊里的重要因素。因為，當兵不僅能夠「吃糧」，有時還能存點零花錢，甚至還存有一線「升遷」的希望，而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的。作者同意社會學家費里德·H·默頓的著名見解：「在中國社會中，軍隊的主要職能，是為企圖改進自己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人，提供選擇的機會。雖然他們懂值得，低下的地位、職業的能力，並不能經常性地給他們帶來成功」。只是當經濟條件較好時，「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觀念才發生傳統的束縛作用，但是在當連生存都無法保障時，當兵就常常成了赤貧階層求生的唯一出路。所以， 「在20年代的經濟和社會的現實生活中，中國農民沒有理由輕視軍隊；事實上，當兵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
《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政治系齊錫生教授於1976年完成的一部學術專著。1 在我們看來，這部專著是中國近代軍閥史研究領域裡的一家之言，因為直到目前為止，在這一領域內還沒有形成一種為大多數學者共同接受的統一見解。當然，這在人文學科範圍內是再自然、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了。在這個意義上講，所謂「一家之言」實際上就與「具有特色」幾乎成了同義語。我們的任務不是對這部自成體系的著作進行全面的學術評價，而僅僅想就給我們印象較深的幾個主要論點，向讀者作一簡要介紹。
一
任何一項專題研究都有其明確的對象，軍閥史研究當然也不例外。因此，首先在學理上對「軍閥」作一界定，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軍閥」一詞基本上是一個現代漢語辭彙。據陳志讓先生考證，它大概最早見於梁啟超的著述之中，當時使用的是「部落」一詞，胡適在20年代初直接使用了「軍閥」一詞，後來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文獻中也沿襲了這一提法。目前，關於「軍閥」的一般詮釋，是指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並以軍隊控制政權，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2 這一解釋大體上是正確的，但仍有失之籠統之嫌。站在政治學的視角上，齊錫生教授認為，「軍閥」不僅是一個概念，而且是一種體制或體系。它可以指某個持有兵權的獨立政治角色（Militarists）；也可以指一個製造戰爭的罪魁（Warlord）。前者是中性詞，「只是在某種體系中行使權力的角色」，而後者則帶有貶意，它「表示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時期」。作者如此地區分「軍閥」概念，其用意是試圖解釋該書的研究方法。因為，對逐個軍閥人物進行考察的研究角度，固然也可以稱作「軍閥史」，但關於軍閥的歷史研究不能只是單個軍閥行為與觀念的簡單相加，而應當是對中國近代一段歷史時期的概括。這樣，所謂政治學視角的「軍閥史」，本質上就不僅僅是軍事史，而是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甚至社會心理等因素在內的全方位的社會透視。顯然，這樣的一種考察視角，只能採取系統分析的方法，個別軍閥的個案研究將成為系統歷史分析不可缺少的條件、要素和基礎，但這不能取代最終的整體分析。為此，齊錫生教授強調指出：「要了解中國這個『國家的』（National）的政治，軍閥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範式比他們內部統治的特殊方面更加重要。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不偏不倚的，政治角色常常根據自己的意志指導其政治行為，然而他們的行為又常常是受到超出其控制的某種制度的約束。……專門集中研究軍閥個人或單純研究政府的危險傾向之一，就是將太深地陷於瑣事之中，對於中國政治產生一系列雜亂且支離破碎的感覺」。
基於這一認識，作者又引出了「軍閥主義」（Militarism）的概念，並沿用了C.M.威爾伯關於「軍閥主義」是「一種有組織的政治體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權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決定因素」的定義。這樣，軍閥政治統治時期的社會關係，以及由這種關係所形成的政治系統，就成為作者主要關注的對象了。換言之，對個別具體的軍閥的政治行為進行描述，並不是（或並不僅僅是）該書的研究要旨，而是通過「角色」的分類，然後加以系統分析的方式，從而凸顯歷史描述與政治分析的最佳結合點。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該書的研究路徑是「避免對角色作出評價」，而重大在於對體制進行分析。
通觀全書的總體結構，應當說作者基本上實現了這一意圖。第一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論框架，論證其理論體系的依據；第二章從歷史實證的角度，簡單敘述了中國軍閥派系的起源；第三章至第七章從關係、兵源、訓練、武器及其經濟等諸多側面，對中國軍閥政治系統的各項要素做出了較詳細的分類研究；第八章則在上述各章的基礎之上，簡要概括出軍閥政治行為的基本準則；最後，在第九章中，作者又運用國際政治理論的「權力均勢」範式，試圖從中進一步抽象出中國軍閥政治發展的一般性歷史模式。很顯然，作者對全書的這種總體安排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已初步構成了別具一格的分析框架和認識格局。正如美國政治學者G·吉勒卡（Donald G·Gillcia）評價的那樣：「這是一本特別有價值的書，該書引用了幾乎所有的中文和英文的第二手資料，同時也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對1916- 1928年間的中國軍閥時期的政治，進行了動態的、有根據的、有思想的，並引人入勝的探討」。3 當然，如前所述，本書概括方式的合理性並不都為學者們所認可，例如加拿大籍華裔著名歷史學家陳志讓教授，就曾間接地對本書的方法論框架給予了批評，認為 「以1916年袁世凱死後和1928年蔣介石執政之間為軍閥的統治時期，這樣的分期不能說明中國近代軍――紳政權的形成，也不能解釋它的衰落」，「最不適當的是，……把中國的分崩離析看成一個國際體系」。4
綜上所述，本書作為「一家之言」，無疑是透視中國近代軍閥政治的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二
任何一個社會團體或集體組織的形成，都需要某種外部刺激條件和內部凝聚向心力，人體和部分之間的聯繫要靠某種共同接受的力量相互牽引，利益、價值和組織被整合為一個整體，從而維繫著這一系統的運轉。眾所周知，清未民初，延續數千年的中國政治制度突然解體，作為權威象徵的王權體制遭到了空前的懷疑和衝擊，在更深刻的層面上，被學者稱為「東方符號系統」的「宇宙論王權」開始動搖，意義危機隨之而起。5 中國陷入了一種制度斷裂、價值混亂和意義迷惘的多重困惑之中。無獨有偶，中國軍閥主義的興起，恰恰處於這一特殊的歷史情境之中。換言之，「舊有的」已不完全起作用了，而「嶄新的」又無從談起。軍閥主義的興起正處於這一歷史階段的「盲點」之上，同時也是這一歷史「盲點」的必然結果。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如果說，「傳統斷裂」和「制度失范」是軍閥派系得以產生的外部條件，那麼，維繫其系統關係的內部向心力又是什麼呢
與作者著重分析「軍閥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範式」的意願相同，我們認為，該書第三章「軍閥派系的組成」最有特色，也最引人入勝。作者在分析這些關係時，把它們劃分為「個人關係的結合」、「自身利益的考慮」和「思想方面的聯繫」的三個層面，最後再進一步做出綜合性考察。作者的研究視角在這裡明顯地側重於政治文化層面，從一些細微、瑣碎的史實中抽象和提煉出若干發人深思的理論原則，可以說是頗具匠心。作者承認，「在中國傳統的社會觀念中，家庭是社會的主要基石。它是人們相互交往的基本單位，它也規定了每個人在這個社會網路中的權利和義務，每個人在道義上要盡最大的能力去照顧自己的子孫和親戚」，「血親原則」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特徵。但作者並沒不滿足於這樣的一般性描述。作者指出軍閥派系行為的實際運作要必這複雜得多。出於利益整合的需要，表面上的權力分配和人事安排可能違背血親政治原理，但實際上這樣的安排卻又恰恰是這一原理隱蔽表現形式。例如，常有某個大軍閥寧可讓其家庭成員「閑著」，而把重要的職務交給有才能的人去干。顯然，這並不符合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之「情理」。作者指出，對這些現象應做進一步考察，要對當時軍閥所面臨的具體政治情境進行分析。 「當政治作為一種有限制的，並且具有解僱和冒險可能性之職業時」，在多數情況下，軍閥首領就可以給其親屬較次要的位置，但同時卻要保證他們具有良好的榮譽和經濟待遇。這樣，其親屬就可以既不冒風險，又可以不負責任，但確可以獲得高於其他非親屬部下的享樂權利。「但是一旦當政治活動具有戰略意義時，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政治前程不再取決於明確規定的制度準則，而取決於人們在失去行為準則且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的生存能力之時，其家庭和家族，才像最具凝聚力的社會集團一樣，發揮巨大的政治作用」。這就是說，「家庭主義」社會模式固然是影響政治狀態的重要因素，但在具體的運用中仍有一些值得深究的「道理」。正是這些明顯具有「實用」功能的要素，構成了軍閥政治的「骨髓」。
作者的精到之處還不限於此。他還認為，家族主義的復活是中國政治失態的表徵之一。特別是廢除「科舉制」和「迴避制」（避親）之後，家族主義得不制度約束的前提下，血緣體系立即就會肆無忌憚，變本加厲，空前泛濫，從而嚴重侵害社會有機體。這樣，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本身的規則及其潛規則之社會整合功能做出概括，就顯得十分必要了。誠如作者指出的，中國傳統政治系統是一個「血親」、「利益」和「觀念」三個要素所構成的有機體，把握它們之間的均衡運動將成為分析軍閥之間相互關係的關鍵。所以用單純的「家庭類推法」（The family analogy）去概括軍閥之間的政治關係，往往會以偏概全。「例如，『大元老』這個名詞（意指長者、老前輩，通常指家族組織中的長者），也曾用來稱呼某些資深個人。在軍閥派系中，依據年齡和在軍隊中的資歷，可以把某些人看成老前輩，他們由此得到聲望，但他們不一定同時擁有權力。在社會上他們得到適當的尊重，但是如果手中沒有軍隊，他們在政治上就極少或根本沒有權威。在政治鬥爭中，『有槍就有權』，而不是賃資歷。這與家庭中既有聲望又有權力的『大元老』的作用很不相同」。把榮譽與權力區分開來，並構成二者的制約和均衡，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已成為中國政治遊戲的重要規則。如果說所謂「調虎離山」、「明升暗降」、「厚禮釋權」實際上是自先秦法家就運用自如的轁晦策略，那麼，在現代軍閥手中，這些計量就則已上升到內部關係的戰略層次上了，陰謀與投機已成為其政治生活的基本準則。我們認為這些評論是有說服力的。
最後，作者根據自己的分類法，將軍閥的內部關係大致劃分為三大類十二種形式，第一類離血緣關係最近，第三類則離血緣最遠，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類：1、父－子；2、兄－弟；
第二類：3、師－生；4、恩人－－被保護人；5、家族親人；6、姻親；7、結義兄弟；
第三類：8、直接的上下級；9、同鄉或同縣；10、同事；11、來自同省；12、同學。
作者根據「皖系」、「直系」和「奉系」師以上幹部的檔案資料，對三大軍閥集團的內部人際關係進行了詳細的分類，概括出了三種具體的政治關係模型。從作者所給出的示意圖來看，從關係的複雜程度講，「直系」最為複雜，「皖系」其次，而「奉系」最為簡單。而在戰爭的實踐中，越是簡單的內部關係，其專製程度就越高，相對而言其軍事效率也就越強。正如作者所說：「懂得了這些道理，我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國派系政治中的個人屬性和人治特徵。一支隊伍的特性應該歸於其領導人的屬性，政治效忠的焦點是首領，而不是政治觀念或政治制度」。這無疑一語道破了傳統中國政治的核心機制和基本精神。
三
《中國的軍閥政治》的價值不僅在於建立了獨特的分析模式，而且還以紮實的史料為依據，糾正了一些前人似乎已成定局的結論。在意識形態宣傳的影響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在舊中國，當兵彷彿是一種具有強烈被動色彩的強制性行為，所謂幾丁抽一，人是在逼迫下當「壯丁」被拉走的。上升到政治層次，則甚至把它看成是「階級壓迫」的表徵之一。經由系統的研究，作者認為這一理解具有明顯的片面性，甚至是脫離歷史語境的某種想象或誤解。因為，近代中國本質上處於農耕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渡階段，遍及全國（包括城市和農村）的極端的貪困狀況，大量的失業和半失業是諸多社會矛盾最集中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當兵」雖然具有充當「炮灰」的巨大風險，但對於掙扎在赤貧狀態之中的階層來說，與其餓死，不如冒險。所以「無家可歸的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一般都樂於當兵，因為這不需要特殊的技能」。而且，貧困不僅是吸引人們當兵的一種動力，它也是使農民繼續留在軍隊里的重要因素。因為，當兵不僅能夠「吃糧」，有時還能存點零花錢，甚至還存有一線「升遷」的希望，而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的。作者同意社會學家費里德·H·默頓的著名見解：「在中國社會中，軍隊的主要職能，是為企圖改進自己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人，提供選擇的機會。雖然他們懂值得，低下的地位、職業的能力，並不能經常性地給他們帶來成功」。只是當經濟條件較好時，「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觀念才發生傳統的束縛作用，但是在當連生存都無法保障時，當兵就常常成了赤貧階層求生的唯一出路。所以， 「在20年代的經濟和社會的現實生活中，中國農民沒有理由輕視軍隊；事實上，當兵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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