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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精神自傳出版，再度接受本報專訪——
與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錢理群最近非常繁忙。他剛剛推出醞釀五年的重量級論著《我的精神自傳》，一本思想學術人生自傳。接著他就忙不迭地接受各地媒體採訪。當了一輩子教師的錢理群口才極好，分析問題清晰深刻、滔滔不絕。「但我很恐懼，不停地接受媒體採訪，我害怕成為一種炒作。」錢理群不掩飾他對媒體報道的擔憂，「這本書帶有很強的個人性，也有它的複雜性和矛盾性。我不止一次和青年讀者們說過，我姑且說之，你們姑且聽之。我希望年輕後輩們提出批評和討論。」因為，錢理群害怕被當成一個真理的掌握者。』
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報：這本書是你的一本精神自傳，而不是單純生平故事的自傳。如何想到寫這麼一本書？
錢理群：這本書一個是對自己的回顧，另一個是關注二十世紀精神史，討論八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的問題。這本書整體帶有很強的自我反省、反思性，都是自我追問、自我假設，也充滿了困惑。但是我覺得這些問題也是今天年青一代所面臨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反省。把這些問題都提出來，希望和年輕的讀者，也和我們自己這一代人重新直面這些問題，探索這些問題。這本書所討論的所有問題都是沒有結論的，可能彼此還充滿各種矛盾。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報：這本書回顧了你年輕時候的事情，包括在貴州的18年。那段時期給你的影響是什麼？
錢理群：當然是美好的。但話說回來，歷史回憶在一定程度上會淘汰一些不愉快的東西，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憶。但實際上當時是非常艱難的，真實情況可能比今天回顧要更複雜一些，也不是一直都很樂觀，充滿了鬱悶、苦惱和徨惑，但最後還是走出來。今天回顧，那段日子對我的生命是特別重要的。我可能明年還會出一本書，談貴州的。在這本書的後記裡面談到了貴州對我的意義，我曾經總結為四個方面。第一是貴州的真山真水，因為貴州是自然風景很好的地方，鼓勵了我的赤子之心。第二，我和很多貴州「真人」接觸過，養成了我堂吉訶德的氣質。第三，「文革」時我在貴州底層的經歷，培養了我對社會的關懷，底層的性情，民間的立場。另外，貴州的18年，某種程度上我沉潛下來，讀了18年的書，這為我以後的學術發展奠立了根基，打了底氣。所以我是非常感激貴州的，可能是貴州塑造了我。
南方都市報：在貴州你度過了十年「文革」，三次被打成「反革命」，兩次逃亡，經歷了血雨腥風。「文革」十年留下的可能是另一種影響吧？
錢理群：其實是留下一種恐怖感，這種恐怖感與我今天的很多立場、觀點有直接關係。一種是對專政的恐怖，實際上與我今天反對意識形態的專政主義立場有直接關係。第二種是對無辜者死亡的恐懼，這也是我今天的立場，以任何名義、理由出現的對無辜者生命的剝奪，都是我所反對的。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悲劇，就是反抗的意志被利用了，一種精神的迷惘，這是一種更內在的恐怖，精神被利用的恐怖。這也決定我今天的立場，絕對不能夠放棄自己獨立思考的權利。
我們那代人關心政治，也對政治有點厭惡
南方都市報：你當時確立了兩個目標，低層次的是當一個稱職的老師，高層次的是回到北大當老師。但你考上北大研究生時還在「當學者」和「當戰士」間彷徨，你覺得回到北大就喪失了「當戰士」的可能嗎？
錢理群：「當戰士」是有具體所指的。因為「文革」的後期有些人是民間思想者，我自己就屬於民間思想者。後來在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開始，民間有個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當時參加不參加這個運動，是不是投身到民間的政治型自治運動中去，我是猶豫的，也是我作為知識分子內心的內在矛盾。我們那代人的特點是關心政治，但同時對實際政治有點厭倦，有點害怕，也有點厭惡，這是非常複雜的，這可能是很多知識分子共同的矛盾。
南方都市報：你並不迴避講這個弱點。
錢理群：這可以說是弱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當時是把政治看得更高，有一個理念是它是可以質疑的。我們當時對政治的理解是比較狹窄的，而且民間運動使其複雜了。知識分子缺乏行動能力，行動猶豫不決。
南方都市報：你考上北大之後，相對來說遠離了政治，更接近學者的道路。
錢理群：但這也給我帶來很多痛苦，覺得自己在鄉野培養起來的野氣，會被學院的東西給悶死、規範掉。這背後是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實際上包含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知識分子行動和思想的關係問題，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問題，這背後有一系列問題。
南方都市報：你怎麼處理政治與學術的關係？
錢理群：我找到一個方式，就是「精神界戰士」這個概念，魯迅也說過，精神界戰士的特點是「立意在反抗、指歸在行動」。首先「立意在反抗」，真正的知識階級永遠地不滿足現狀，是永遠的批判者，因為他懷有更高的彼岸的理想，對此岸是永遠不滿足的。「指歸在行動」，強調實踐性，不僅堅守理想，而且身體力行。這是精神界戰士兩個特點的含義。精神界戰士關心的是人的精神問題，他反抗的是精神奴役，從精神方面去改變精神奴役。精神界戰士不同於一般的直接參加社會實踐或政治實踐的戰士，他的實踐、行動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這樣的選擇與學者有內在的統一。因為學者也關注精神現象。但學者是學理的討論，而精神界戰士把學理的討論轉化為思想文化的啟蒙活動。這在某種活動上是把學術普及化。這兩者之間是可以互相補充、互相轉化的，但同時也是互相矛盾的，用魯迅的話說，一個學者要冷，也要熱，一個學者忽冷忽熱，也很有衝突。(笑)所以我在這裡討論我自己的感悟，一方面是堅持學術研究，同時參加一定的社會生活實踐。我出入於兩者之間，用比較形象的說法是，我有兩個精神基地，一個是北大，一個是貴州。這是中心和邊緣、高層和底層、學院和民間、城市和農村、精英和草根的兩極。這兩者互相補充、互相吸收，但又相互衝突和制約。這種出入兩者間的選擇也會帶來很大的痛苦，在我看來這是豐富的痛苦，(笑)是有一定張力的。
南方都市報：出入於兩者之間，有時候遊刃有餘，但有時候可能會面臨一些跟現實矛盾的地方。
錢理群：不僅是這些外在的矛盾。比如我剛才說的一定的社會實踐，作為思想啟蒙是以學術研究為背景，但這也容易把學理簡單化。其實我們骨子裡是更迷戀學院的，喜歡一群朋友高談闊論，生活在書本里，按本性來說是這樣一個學院知識分子。一旦參加社會實踐，你就成為公眾人物，而公眾人物有很多很多你不願遇到的事情，很多你想不到的東西。但是另一方面，有時會覺得自己空虛，因為講得太多，就覺得講空了。完全在學院里呆著，又覺得學院的空氣會把自己窒息了。這是充滿矛盾的。
如果我們連青年都不相信了，那就絕望到底了
南方都市報：現在年青一代的學者，有你這樣經歷的不多，學院派的氛圍會越來越重。
錢理群：我們這一代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們是在革命時代培養出來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在貴州那個地方，中國最偏遠的地方，本來和歷史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都是些歷史之外的小人物。但「文化大革命」把我們這些小人物卷進了歷史潮流。如果沒有「文革」，我一直在那裡呆下去，可能就只是一個普通的老師。這使我們這一代跟歷史形成一種血肉般的聯繫。對於我來說，我研究歷史，實際上也在研究自己，有生命的累積，對我有生命和學術體系的意義。這種研究有很強烈的存在意識，有強烈的情感在裡頭。這種東西當然有它的優勢，就是有比較豐富的生命內容，它的歷史就不是一個時代的東西了，在某一時期你是歷史的參與者，你對歷史的一些理解、感受，別人很難理解的，你更能把握。這樣的研究會有一定的理性意義。但是與歷史糾纏得過緊，可能遮蔽一些東西。所以各代人有各代人的問題。年青一代的優勢可能在於他們比較客觀、冷靜，還可能會比較缺少歷史感，缺少某種激情，因為歷史是與他們無關的事情，就可能會有冷漠和隔膜。在我看來各有優長，很難說哪一種是最好的。我覺得應該互相吸取，發揮自己的特點，同時對另一方有所吸取。
南方都市報：你覺得你是同代知識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嗎？
錢理群：我的同代人不都是像我這樣的。因為我始終捲入歷史潮流中，是主動投入的，同時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就是歷史與個人的關係如此緊密，會導致歷史對個人空間的擠壓。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可能對這種問題比較敏感。而我的敏感點不在此，在於我的歷史參與意識和外在歷史條件壓抑我參與，我想參與它不准我參與。像我的書，總是過於緊張，別人讀起來會有一種壓迫感。缺乏從容，這是我的毛病。
南方都市報：現在的學者離現場、離社會、離民眾太遠了嗎？
錢理群：歷史是不能重複的。這是具體條件造成的，他們不可能像我們一樣去生活一遍，他們是旁觀者。但有一些內在精神是需要的，需要繼承和發展。我覺得首先是對學術本身的承擔，另一個是對整個社會、民族、國家的承擔，這兩者可能是現在的學者比較缺的。同時我覺得，還有一個是自我的承擔。這三種承擔也包含了我們這一代的內在經驗。承擔的方式可以不一樣。
南方都市報：你對年輕人非常關心，在全國各地講課，給無數陌生的年輕人寫信。你為什麼一直對年輕人充滿希望？
錢理群：有很多人批評我，說我有青年崇拜。我承認，我反問一句，你不相信青年相信誰？與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青年這一群體是「五四」啟蒙主義所創造出來的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這是賀桂梅的分析，很有道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繼承「五四」的傳統的，這是我們這一代的特點。相信青年，在某種程度上青年被象徵化、符號化了。青年其實是代表一種人性，對青年的信任就是對人性的信任，是對希望的追求，或者說是一種反抗絕望的努力。如果我們連青年都不相信了，那我們就絕望到底了。我曾經說過，作為教育者，當一切都絕望了，唯一不絕望，或者說不敢絕望、不能絕望的是青年。下一代都絕望了，你還能有什麼指望？你也知道青年是有問題的，但你還是要相信他們。
南方都市報：關於青年的問題，你也表達過很多的擔憂，包括「調侃的一代」、「自由主義」、「快樂為上」。
錢理群：80后這一代有兩億零四百萬，是不小的數字，而且他們已經被世界看成是中國的代表了，比如姚明、劉翔、韓寒。怎麼看待這一代人和這一代人怎麼看待自己，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現在大家對80后很不滿意，我不是太認同，我的研究是，每一代人都對下一代人不滿。我總結了幾條。第一，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問題，不僅80后，我們也有問題。第二，每代人的問題都只能靠每代人自己來解決。第三，每代人最終都能解決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之後，就獲得一種為更下一代所羨慕的一種價值。同時，每一代人都會有一些問題解決不了，又被下一代繼續解決。我為什麼反覆強調我們這一代，其實是對我們這一代的一個剖析，我們還有什麼問題沒解決，需要下一代來解決。每代都這樣。這樣我們就能更加客觀地看待80后的一些問題了，我覺得不應該忽視他們的問題，但也不必誇大、不必緊張、杞人憂天，他們會承擔起來的。我相信時間。
南方都市報：你那一代留下的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錢理群：其實我書里提出的問題都沒有完全解決，還需要下一代繼續來思考。我們那一代最大的教訓是，我們曾經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放棄了思考的權利。
南方都市報：你不會覺得80后剛好相反，太過於強調獨立思考嗎？
錢理群：對，這走到另一個極端。我前面講的80后的問題，這些問題其實在八十年代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在九十年代也是當代青年的一個問題。我覺得現在必須回到中間來。這本書是我們這一代留給下一代的遺言，帶有反思性、個人性，也帶有有限性，留下我們這一代沒有解決的問題，讓下一代重新面對。
《我的精神自傳》，錢理群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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