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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去世后，一群美國學者聚集在哥倫比亞大學討論，誰是毛澤東的真正繼承人，而卡特政府應採取何種對策。據說是茲比格涅·布熱津斯基打斷這一討論，他認為這毫無意義，他說他這一代蘇聯專家用１０年時間來討論誰是斯大林的繼承人，莫洛托夫、馬林科夫還是布加寧，結果「赫魯曉夫掌權了，我們把所有的照片都拿出來，確鑿可靠的是，他們全禿頭，赫魯曉夫非常聰明，沒有被人注意到」。
不過，如果你身在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７年，你很難不注意到鄧小平。他在１９７５年的整頓行動令經歷過１０年劇烈動蕩的中國人印象深刻。在逝世前的最後一次大手術前，已被注射了麻醉劑的周恩來，用最後的力氣對鄧小平說：「這一年多來你幹得比我好，你比我強。」
我們常常傾向於遺忘歷史細節。３０年後的今天，我們想當然地以為，毛澤東去世，鄧小平就自然地執掌了權力。但只有身經那個時代的人才知道，到１９７８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重新執掌中國的道路是多麼艱辛。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鄧小平致信汪東興祝賀一舉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之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則表明要繼續「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因為「你辦事，我放心」和在抓捕「四人幫」中發揮的中心作用，帶有濃重的山西口音的華國鋒成為新秩序的象徵，他創紀錄地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職，還擁有實權人物葉劍英的堅定支持。
年紀超過４５歲的人直到今天，還會津津樂道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間，中國權力的戲劇性變化。「兩個凡是」是如何被打破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是怎樣曲折發表的，一些細節也令人懷念，在１９７７年紀念周恩來去世一周年的廣場有這樣一條橫幅：「要深入批鄧：小平同志，你拿這麼高的工資，不出來工作不行咧！」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２日，是鄧小平誕辰１００周年的紀念日。那些歷史的宏大篇章與意味深長的碎片，被再次記起。距離鄧小平去世剛剛７年，過短的時間妨礙了人們對他作出更為全面與客觀的論斷。到目前為止，我們未看到一本有關他的權威傳記，或是關於他的時代的深刻概括。他的女兒的作品，親切卻並非嚴格的傳記。黨史專家們編纂的作品枯燥而簡單，與鄧小平生動、戲劇性化的個人經歷相去甚遠。幾位西方作者儘管角度還算新穎，卻無疑都遠離中國語境，前英國駐華大使理查德 ·伊萬斯的傳記《鄧小平》語言通暢，卻僅僅是一部簡介式的作品，並且只記錄到１９８０年代末；一位美國學者莫里斯的《鄧小平年代》，記述了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４年的中國，並追問了鄧小平經濟改革的社會後果，卻帶有學院派的枯燥，而且帶有過分偏愛毛時代的偏見；一些記者型的通俗歷史學家們，可以記錄過去３０年中國社會的社會變遷，從牛仔褲的流行、反精神污染到１９９２年南巡和民工潮，卻無力在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與微小的歷史細節之間建立令人信服的聯繫，為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梳理出清晰的線索……黨史資料的封閉性、中國人不喜歡談論他人的特性，諸多的政治禁區，使這個耐心尋味、興緻盎然的題材一直被擱置著。
當鄧小平在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離世時，整個世界對他的評價幾近一致。用不到２０年的時間，他改變了一個國家的面貌，完成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扶貧項目，使中國重新獲得了回到世界中央的希望……比起過去１５０年的劇烈動蕩，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間中國歷史像是一個意外的插曲，它沒有全國性的混亂與精神迷狂，中國故事的主題不再是對抗侵略、軍閥混戰、階級鬥爭、暴力活動，而是經濟發展、如何提高每個普通人的物質生活水平……
但將鄧小平僅僅視作一場偉大的經濟革命的設計師，既低估了他，也誤解了中國社會。我們對於鄧小平的習慣性看法，多少帶有某種西方意義上的「政治正確」。在２０世紀的最後２０年，冷戰色彩日趨減弱乃至最後衰亡，整個西方世界推崇自由市場革命，它由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共同推動，並變成了某種新的意識形態，在這２０年裡，經濟思想的奠基人不再是凱恩斯、或是更早的馬克思，而是哈耶克與弗里德曼，國家變成了一個惡棍，而不受干涉的市場則是拯救一切的天使。於是，鄧小平立刻被想當然地視作這場運動最值得期待的力量，天哪，十億人擁抱市場是何等壯觀，中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該多麼波瀾壯闊……這是西方流行報刊（尤其是美國）最熱衷的思維方式，於是，在不到１０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兩次成為《時代》的年度人物。
一種簡單、粗暴的類比通常被運用於鄧小平與２０世紀的其他中國領導人。孫中山想移植美國的民主政體，毛澤東則探索蘇聯模式，談到鄧小平，他則進行了市場替代計劃體制的改變。人們談論中國經濟的成功，似乎總是習慣性地忘卻——改革從來都不可能存在於單一層面，只關於經濟，而不涉及政治與社會層面。
自從１９２０年代留學法國以來，鄧小平從未表現出對理論方面的任何特別的熱情，直到去世時，我們可以肯定他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１９７９年開始改革開放之旅時，他很可能甚至肯定不知道哈耶克與弗里德曼是誰。他是一名偉大的實用主義者，經驗與常識而非預先的假設支配了他的主要判斷。他決定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並非中國面臨英國與美國意義上的大政府病，而是因為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糟糕的表現。中國的歷史總是呈現鐘擺式的格局。而一切改革的開始，是從思想層面和政治層面而非經濟層面開始的。對「兩個凡是」的否定與「解放思想運動」，拉開了改革的序幕。
回顧整個８０年代，農村改革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更令人激動的領域，則是在政治與思想領域。毛澤東被重新評價，人民公社被廢除，老幹部大批離休，黨內民主被引進，輿論獲得大躍進式的開放，各種思潮吸引了年輕一代，對外開放重新塑造了中國人對整個世界的看法……「重估一切價值」成了８０年代的鮮明特徵之一。過度商業化則是９０年代的特色之一，因為１９８９年的分水嶺作用，它也很容易被視作一個馬克·吐溫所說的「鍍金時代」。人們在８０年代想象的難以克服的障礙在１９９２年之後的短短几年間幾乎全部被清除，市場經濟在１９９２年被正式確立，而在鄧小平逝世后９個月的十五大上，所有制崇拜也被清除……但是，認為所有的變化都只在經濟領域發生也並不準確。我相信，正是９０年代的經濟飛速變化，提供了今日中國人享有的極大自由。更狹窄意義上的表達自由與政治自由當然至關重要，但是人們自由遷徙、隨意地為不同的機構工作，免於經濟上的壓迫，也同樣重要，經濟自由不僅是政治自由的一個重要手段，它本身也是自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多元化是９０年代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它所孕育出的尚還脆弱的市民社會，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提供了自由空間。
在一些方面，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的確仍擁有中國傳統的鮮明印記，毛澤東是一個國家的創建者，他的能量既帶來了新秩序，也導致了巨大的混亂，而作為第二代的鄧小平則是國家的建設者，他要恢復秩序，開始更多更多非浪漫性的工作，費正清甚至作了一些不準確的類比：唐太宗、宋太宗、明朝的永樂、清朝的康熙。在某種意義上，鄧小平最重要的貢獻，是將中國變成了一個更為正常的國家，她有自己明確的利益，相對清晰的目的，不那麼誇張的雄心抱負，她的人民擁有正常的人的慾望……
對於所有偉大的改革者而言，忽視他們所處的時代，而談論他們的成就都是可笑的。１９７８年與１９９２年是鄧小平生命中的兩個關鍵年份，在各自的年份，鄧小平都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正確決定，而一切政治決策的精髓都在於如何在特定的時間、地點、特定的環境，作出適當的判斷。愛默生說，偉大的人物並非與常人不同，而是他們能夠說出千百萬人心中所想，那麼鄧小平無疑符合這一點。
我更願意將鄧小平時代，視作中國漫長演化過程中的一個最為正常的環節。２０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一種美好制度的出現，絕不能依靠複製的方式，它必須依賴自我生長，我們需要更為耐心地等待它的變化。
不過，如果你身在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７年，你很難不注意到鄧小平。他在１９７５年的整頓行動令經歷過１０年劇烈動蕩的中國人印象深刻。在逝世前的最後一次大手術前，已被注射了麻醉劑的周恩來，用最後的力氣對鄧小平說：「這一年多來你幹得比我好，你比我強。」
我們常常傾向於遺忘歷史細節。３０年後的今天，我們想當然地以為，毛澤東去世，鄧小平就自然地執掌了權力。但只有身經那個時代的人才知道，到１９７８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重新執掌中國的道路是多麼艱辛。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鄧小平致信汪東興祝賀一舉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之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則表明要繼續「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因為「你辦事，我放心」和在抓捕「四人幫」中發揮的中心作用，帶有濃重的山西口音的華國鋒成為新秩序的象徵，他創紀錄地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職，還擁有實權人物葉劍英的堅定支持。
年紀超過４５歲的人直到今天，還會津津樂道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間，中國權力的戲劇性變化。「兩個凡是」是如何被打破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是怎樣曲折發表的，一些細節也令人懷念，在１９７７年紀念周恩來去世一周年的廣場有這樣一條橫幅：「要深入批鄧：小平同志，你拿這麼高的工資，不出來工作不行咧！」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２日，是鄧小平誕辰１００周年的紀念日。那些歷史的宏大篇章與意味深長的碎片，被再次記起。距離鄧小平去世剛剛７年，過短的時間妨礙了人們對他作出更為全面與客觀的論斷。到目前為止，我們未看到一本有關他的權威傳記，或是關於他的時代的深刻概括。他的女兒的作品，親切卻並非嚴格的傳記。黨史專家們編纂的作品枯燥而簡單，與鄧小平生動、戲劇性化的個人經歷相去甚遠。幾位西方作者儘管角度還算新穎，卻無疑都遠離中國語境，前英國駐華大使理查德 ·伊萬斯的傳記《鄧小平》語言通暢，卻僅僅是一部簡介式的作品，並且只記錄到１９８０年代末；一位美國學者莫里斯的《鄧小平年代》，記述了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４年的中國，並追問了鄧小平經濟改革的社會後果，卻帶有學院派的枯燥，而且帶有過分偏愛毛時代的偏見；一些記者型的通俗歷史學家們，可以記錄過去３０年中國社會的社會變遷，從牛仔褲的流行、反精神污染到１９９２年南巡和民工潮，卻無力在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與微小的歷史細節之間建立令人信服的聯繫，為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梳理出清晰的線索……黨史資料的封閉性、中國人不喜歡談論他人的特性，諸多的政治禁區，使這個耐心尋味、興緻盎然的題材一直被擱置著。
當鄧小平在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離世時，整個世界對他的評價幾近一致。用不到２０年的時間，他改變了一個國家的面貌，完成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扶貧項目，使中國重新獲得了回到世界中央的希望……比起過去１５０年的劇烈動蕩，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間中國歷史像是一個意外的插曲，它沒有全國性的混亂與精神迷狂，中國故事的主題不再是對抗侵略、軍閥混戰、階級鬥爭、暴力活動，而是經濟發展、如何提高每個普通人的物質生活水平……
但將鄧小平僅僅視作一場偉大的經濟革命的設計師，既低估了他，也誤解了中國社會。我們對於鄧小平的習慣性看法，多少帶有某種西方意義上的「政治正確」。在２０世紀的最後２０年，冷戰色彩日趨減弱乃至最後衰亡，整個西方世界推崇自由市場革命，它由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共同推動，並變成了某種新的意識形態，在這２０年裡，經濟思想的奠基人不再是凱恩斯、或是更早的馬克思，而是哈耶克與弗里德曼，國家變成了一個惡棍，而不受干涉的市場則是拯救一切的天使。於是，鄧小平立刻被想當然地視作這場運動最值得期待的力量，天哪，十億人擁抱市場是何等壯觀，中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該多麼波瀾壯闊……這是西方流行報刊（尤其是美國）最熱衷的思維方式，於是，在不到１０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兩次成為《時代》的年度人物。
一種簡單、粗暴的類比通常被運用於鄧小平與２０世紀的其他中國領導人。孫中山想移植美國的民主政體，毛澤東則探索蘇聯模式，談到鄧小平，他則進行了市場替代計劃體制的改變。人們談論中國經濟的成功，似乎總是習慣性地忘卻——改革從來都不可能存在於單一層面，只關於經濟，而不涉及政治與社會層面。
自從１９２０年代留學法國以來，鄧小平從未表現出對理論方面的任何特別的熱情，直到去世時，我們可以肯定他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１９７９年開始改革開放之旅時，他很可能甚至肯定不知道哈耶克與弗里德曼是誰。他是一名偉大的實用主義者，經驗與常識而非預先的假設支配了他的主要判斷。他決定中國實行市場經濟，並非中國面臨英國與美國意義上的大政府病，而是因為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糟糕的表現。中國的歷史總是呈現鐘擺式的格局。而一切改革的開始，是從思想層面和政治層面而非經濟層面開始的。對「兩個凡是」的否定與「解放思想運動」，拉開了改革的序幕。
回顧整個８０年代，農村改革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更令人激動的領域，則是在政治與思想領域。毛澤東被重新評價，人民公社被廢除，老幹部大批離休，黨內民主被引進，輿論獲得大躍進式的開放，各種思潮吸引了年輕一代，對外開放重新塑造了中國人對整個世界的看法……「重估一切價值」成了８０年代的鮮明特徵之一。過度商業化則是９０年代的特色之一，因為１９８９年的分水嶺作用，它也很容易被視作一個馬克·吐溫所說的「鍍金時代」。人們在８０年代想象的難以克服的障礙在１９９２年之後的短短几年間幾乎全部被清除，市場經濟在１９９２年被正式確立，而在鄧小平逝世后９個月的十五大上，所有制崇拜也被清除……但是，認為所有的變化都只在經濟領域發生也並不準確。我相信，正是９０年代的經濟飛速變化，提供了今日中國人享有的極大自由。更狹窄意義上的表達自由與政治自由當然至關重要，但是人們自由遷徙、隨意地為不同的機構工作，免於經濟上的壓迫，也同樣重要，經濟自由不僅是政治自由的一個重要手段，它本身也是自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多元化是９０年代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它所孕育出的尚還脆弱的市民社會，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提供了自由空間。
在一些方面，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的確仍擁有中國傳統的鮮明印記，毛澤東是一個國家的創建者，他的能量既帶來了新秩序，也導致了巨大的混亂，而作為第二代的鄧小平則是國家的建設者，他要恢復秩序，開始更多更多非浪漫性的工作，費正清甚至作了一些不準確的類比：唐太宗、宋太宗、明朝的永樂、清朝的康熙。在某種意義上，鄧小平最重要的貢獻，是將中國變成了一個更為正常的國家，她有自己明確的利益，相對清晰的目的，不那麼誇張的雄心抱負，她的人民擁有正常的人的慾望……
對於所有偉大的改革者而言，忽視他們所處的時代，而談論他們的成就都是可笑的。１９７８年與１９９２年是鄧小平生命中的兩個關鍵年份，在各自的年份，鄧小平都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正確決定，而一切政治決策的精髓都在於如何在特定的時間、地點、特定的環境，作出適當的判斷。愛默生說，偉大的人物並非與常人不同，而是他們能夠說出千百萬人心中所想，那麼鄧小平無疑符合這一點。
我更願意將鄧小平時代，視作中國漫長演化過程中的一個最為正常的環節。２０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一種美好制度的出現，絕不能依靠複製的方式，它必須依賴自我生長，我們需要更為耐心地等待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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