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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涌
遙想「五四」當年，陳獨秀「白帽西服」，親自到北京「新世界」屋頂花園上散發傳單，何等的風采！即使入獄也是風光無比，光焰萬丈，舉世注目。他親自起草、 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無疑是一次「直接行動」，是一個北大教授、前文科學長的「直接行動」，更是一個普通公民的「直接行動」。1920年4月21日，離 轟轟烈烈的「五四」還不到一年，這位「五四運動總司令」在《時事新報》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一文，他將五四「特有的精神」概括為直接行動與犧牲 精神。「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於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這是他和無數青年身體力行所創造的 五四「特有的精神」。在不斷侏儒化的後人眼中，他們的這些舉動也許就是飛蛾撲火、以卵擊石，即便在學者專家筆下，五四精神也不再是什麼直接行動與自我犧牲 的精神。順便提一句，《北京市民宣言》是由胡適「譯成英文」的。重溫歷史就會發現，我們今天與「五四」巨人的距離首先不是時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在陳獨秀被捕之後，我們更是看到了1919年的中國，那年頭的世道人心、社會元氣。一個社會是需要幾分元氣的，這元氣首先就來自公道人心，也就是說要有一 點「人味兒」，否則與禽獸的社會何異？1919年的中國，不只有學生運動，不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傳播，1919年的中國還有一點「人味兒」。從6月11日到 9月16日，98天的牢獄沒有打倒陳獨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他實現了自己男子漢的承諾。這個社會也是愛護他的，沒有讓這位 「思想界的明星」失望。即使身在囹圄，他也不是孤立的。這是我們在1919年看到的亮色：
6月13日，北京《晨報》、《北京日報》率先報道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全國輿論一片嘩然。14日，上海《民國日報》全文發表陳獨秀的《北京市民宣言》； 15日發表《北京軍警逮捕陳獨秀黑暗勢力猖獗》的述評：「當此風潮初定，人心浮動之時，政府苟有悔過之誠心，不應對於國內最負盛名之新派學者，加以摧殘， 而惹起不幸之糾葛也。」[1]同日，《時報》刊出《陳獨秀被捕》時評。17日，老牌的《申報》刊載《北京之文字獄》雜評，尖銳指出「陳獨秀之被捕，益世報 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獄也」；「利用黑暗勢力，以摧毀學術思想之自由」，批評北京當局「樹欲靜而風又來，是誠何心耶？」[2]上海《神州日報》、《時 事新報》等各大報紙都紛紛發表消息、評論。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界、各省函電交馳。6月15日，北京學生致函警察總監，提出二點：「一、陳先生夙負學界重望，其言論思想皆見稱於國內 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動全國學界再起波瀾。當此學潮緊急之時，殊非息事寧人之計。二、陳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學現代思潮見忌於一般守舊學者，此次忽 被逮捕，誠恐國內外人士疑軍警當局有意羅（織），以為摧殘近代思潮之地步。現今各種問題已極複雜，豈可再生枝節，以滋糾紛。」同時通電上海各報各學校各 界：「陳獨秀氏為提倡近代思潮最力之人，實學界重鎮。……除設法援救外，並希國人注意。」[3]很明顯，這是在向當局施加壓力。
16日、20日，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等9所高校40人，民國大學、新華商業專門學校、私立毓英中學等7所學校29人，分別聯名 致函警察總監，稱陳獨秀「此次行動果如報紙所載誠不免有越軌之嫌，然原其用心無非激於書生愛國之愚惘」，要求「寬其既往」，「愛護士類」，予以保釋。 [4]目的無非是為陳獨秀開脫。在署名的69人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學教員；有新派人物，也有舊派人物，如因病卧床的劉師培等。
從6月17日起，國民大會上海乾事部、江蘇省教育會、北大全國校友會聯合會、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中華工業協會等團體，乃至對五 四運動持反對態度的田桐，廣東護法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等紛紛發表函電，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中華工業協會在6月25日《時報》刊出致當局的電文：「陳 君提倡新思想，著書立論，無非研究學理的關係，既不與共和國家法律相抵觸，亦適合共和國民思想自由之心理。茲值全國人民憤激甫息之時，當局豈可遽興文字之 獄，而以北京學潮遷怒陳君一人。竊恐大亂之機將從此始。」[5]
6月22日，章士釗分别致電龔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譴責這是「忽興文網，重激眾怒」，稱陳獨秀「英姿挺秀，學貫中西」，「向以講學為務，生平不含政治黨派 臭味」，自己與陳「總角舊交，同出大學，於其人品行誼知之甚深。敢保無他，願為佐證。」敦促「立予釋放」。[6]
陳獨秀是安徽人，當時掌握北京政權的就是皖系軍閥，警察總監吳炳湘也是安徽人，安徽各界紛起營救。據6月16日、24的《申報》，由旅滬皖人組成的安徽協 會幾次致電北京安徽會館，要求以同鄉關係，「速起營救」、「竭力設法營救」。[7]在為陳獨秀獲釋而奔走的同鄉中，既有他的好友，也有與他素不相識的人， 余裴山致函安徽協會，稱陳「為革新思想之先守，實吾皖最優秀之分子」[8]。他在寫給《時事新報》張東蓀的信中說：「我和陳君並靡有一面之交，但不過我覺 得他這樣的爽直敢言，是很令人可敬的。」[9]甚至還有反對白話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等，他們認為陳獨秀「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 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吾等「與陳君咸系同鄉，知之最稔」，懇請准予保釋。連安徽省長呂調元也致電吳炳湘：「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積習。然其人好學深 思，務乞俯念鄉里後進，保全省釋。」他們的政見也許不同，甚至相反，他們的學術觀點或許大相徑庭，但並未妨礙他們在那一刻站出來為這位同鄉說一句公道話。
6月29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第28號）發表兩則隨感錄，《研究室與監獄》重申了陳獨秀的那句箴言：
「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愛情與痛苦》則說：「愛國愛公理的報酬是痛苦，愛國愛公理的條件是要忍得住痛苦」。[10]
7月14日，遠在湖南的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為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聲疾呼，他說：「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 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11]
輿論的呼聲發揮了作用，這是1919年，五四浪潮洶湧澎湃，軍閥政府還不敢太肆無忌憚，逆流而行。值得一提的還有吳炳湘其人，當年7月25日的《申報》報 道：「尚幸警察總監吳炳湘，腦筋較為新穎，雖被軍閥派多方威脅，及守舊派暗中縱恿，然其對於陳氏始終毫無苛待（當陳氏初被捕時，步軍統領王懷慶即與吳爭執 許可權，斯時陳最危險，蓋一入彼之勢力圈，即無生還之望，幸吳警監堅執不肯讓步，故仍得留置警廳）。」[12]
在各方的壓力下，9月16日，陳獨秀在被迫具結「以後安心問學，……不再作越出法律範圍舉動」之後恢復了自由。李大釗、劉半農、胡適、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發表白話新詩，歡迎他的出獄。
1919年6月11日，當陳獨秀被捕之後，學界、新聞界，政治人物、故舊朋友的反應自在意料之中，最讓後人難以理解的恐怕是中華工業協會，尤其是反對白話 文的老輩人物也站出來為他呼籲、奔走。對此，胡適6年後還念念不忘，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事件」發生后寫給陳獨秀的信中說——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 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13]
【註釋】
◎[1][2][3][5][6][7][8][9][10][11][12]《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30、36、42、62、63、64、34、60、49、50、70、71、82、83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4]轉引自張寶明《陳獨秀與劉師培：秀才們演繹的傳奇人生》，《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18日。
◎[13]《胡適書信集》（上），36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此文收入《追尋失去的傳統》，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遙想「五四」當年，陳獨秀「白帽西服」，親自到北京「新世界」屋頂花園上散發傳單，何等的風采！即使入獄也是風光無比，光焰萬丈，舉世注目。他親自起草、 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無疑是一次「直接行動」，是一個北大教授、前文科學長的「直接行動」，更是一個普通公民的「直接行動」。1920年4月21日，離 轟轟烈烈的「五四」還不到一年，這位「五四運動總司令」在《時事新報》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麼？》一文，他將五四「特有的精神」概括為直接行動與犧牲 精神。「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於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這是他和無數青年身體力行所創造的 五四「特有的精神」。在不斷侏儒化的後人眼中，他們的這些舉動也許就是飛蛾撲火、以卵擊石，即便在學者專家筆下，五四精神也不再是什麼直接行動與自我犧牲 的精神。順便提一句，《北京市民宣言》是由胡適「譯成英文」的。重溫歷史就會發現，我們今天與「五四」巨人的距離首先不是時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在陳獨秀被捕之後，我們更是看到了1919年的中國，那年頭的世道人心、社會元氣。一個社會是需要幾分元氣的，這元氣首先就來自公道人心，也就是說要有一 點「人味兒」，否則與禽獸的社會何異？1919年的中國，不只有學生運動，不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傳播，1919年的中國還有一點「人味兒」。從6月11日到 9月16日，98天的牢獄沒有打倒陳獨秀，「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他實現了自己男子漢的承諾。這個社會也是愛護他的，沒有讓這位 「思想界的明星」失望。即使身在囹圄，他也不是孤立的。這是我們在1919年看到的亮色：
6月13日，北京《晨報》、《北京日報》率先報道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全國輿論一片嘩然。14日，上海《民國日報》全文發表陳獨秀的《北京市民宣言》； 15日發表《北京軍警逮捕陳獨秀黑暗勢力猖獗》的述評：「當此風潮初定，人心浮動之時，政府苟有悔過之誠心，不應對於國內最負盛名之新派學者，加以摧殘， 而惹起不幸之糾葛也。」[1]同日，《時報》刊出《陳獨秀被捕》時評。17日，老牌的《申報》刊載《北京之文字獄》雜評，尖銳指出「陳獨秀之被捕，益世報 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獄也」；「利用黑暗勢力，以摧毀學術思想之自由」，批評北京當局「樹欲靜而風又來，是誠何心耶？」[2]上海《神州日報》、《時 事新報》等各大報紙都紛紛發表消息、評論。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界、各省函電交馳。6月15日，北京學生致函警察總監，提出二點：「一、陳先生夙負學界重望，其言論思想皆見稱於國內 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動全國學界再起波瀾。當此學潮緊急之時，殊非息事寧人之計。二、陳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學現代思潮見忌於一般守舊學者，此次忽 被逮捕，誠恐國內外人士疑軍警當局有意羅（織），以為摧殘近代思潮之地步。現今各種問題已極複雜，豈可再生枝節，以滋糾紛。」同時通電上海各報各學校各 界：「陳獨秀氏為提倡近代思潮最力之人，實學界重鎮。……除設法援救外，並希國人注意。」[3]很明顯，這是在向當局施加壓力。
16日、20日，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等9所高校40人，民國大學、新華商業專門學校、私立毓英中學等7所學校29人，分別聯名 致函警察總監，稱陳獨秀「此次行動果如報紙所載誠不免有越軌之嫌，然原其用心無非激於書生愛國之愚惘」，要求「寬其既往」，「愛護士類」，予以保釋。 [4]目的無非是為陳獨秀開脫。在署名的69人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學教員；有新派人物，也有舊派人物，如因病卧床的劉師培等。
從6月17日起，國民大會上海乾事部、江蘇省教育會、北大全國校友會聯合會、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中華工業協會等團體，乃至對五 四運動持反對態度的田桐，廣東護法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等紛紛發表函電，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中華工業協會在6月25日《時報》刊出致當局的電文：「陳 君提倡新思想，著書立論，無非研究學理的關係，既不與共和國家法律相抵觸，亦適合共和國民思想自由之心理。茲值全國人民憤激甫息之時，當局豈可遽興文字之 獄，而以北京學潮遷怒陳君一人。竊恐大亂之機將從此始。」[5]
6月22日，章士釗分别致電龔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譴責這是「忽興文網，重激眾怒」，稱陳獨秀「英姿挺秀，學貫中西」，「向以講學為務，生平不含政治黨派 臭味」，自己與陳「總角舊交，同出大學，於其人品行誼知之甚深。敢保無他，願為佐證。」敦促「立予釋放」。[6]
陳獨秀是安徽人，當時掌握北京政權的就是皖系軍閥，警察總監吳炳湘也是安徽人，安徽各界紛起營救。據6月16日、24的《申報》，由旅滬皖人組成的安徽協 會幾次致電北京安徽會館，要求以同鄉關係，「速起營救」、「竭力設法營救」。[7]在為陳獨秀獲釋而奔走的同鄉中，既有他的好友，也有與他素不相識的人， 余裴山致函安徽協會，稱陳「為革新思想之先守，實吾皖最優秀之分子」[8]。他在寫給《時事新報》張東蓀的信中說：「我和陳君並靡有一面之交，但不過我覺 得他這樣的爽直敢言，是很令人可敬的。」[9]甚至還有反對白話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等，他們認為陳獨秀「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 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吾等「與陳君咸系同鄉，知之最稔」，懇請准予保釋。連安徽省長呂調元也致電吳炳湘：「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積習。然其人好學深 思，務乞俯念鄉里後進，保全省釋。」他們的政見也許不同，甚至相反，他們的學術觀點或許大相徑庭，但並未妨礙他們在那一刻站出來為這位同鄉說一句公道話。
6月29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第28號）發表兩則隨感錄，《研究室與監獄》重申了陳獨秀的那句箴言：
「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愛情與痛苦》則說：「愛國愛公理的報酬是痛苦，愛國愛公理的條件是要忍得住痛苦」。[10]
7月14日，遠在湖南的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為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聲疾呼，他說：「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 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11]
輿論的呼聲發揮了作用，這是1919年，五四浪潮洶湧澎湃，軍閥政府還不敢太肆無忌憚，逆流而行。值得一提的還有吳炳湘其人，當年7月25日的《申報》報 道：「尚幸警察總監吳炳湘，腦筋較為新穎，雖被軍閥派多方威脅，及守舊派暗中縱恿，然其對於陳氏始終毫無苛待（當陳氏初被捕時，步軍統領王懷慶即與吳爭執 許可權，斯時陳最危險，蓋一入彼之勢力圈，即無生還之望，幸吳警監堅執不肯讓步，故仍得留置警廳）。」[12]
在各方的壓力下，9月16日，陳獨秀在被迫具結「以後安心問學，……不再作越出法律範圍舉動」之後恢復了自由。李大釗、劉半農、胡適、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發表白話新詩，歡迎他的出獄。
1919年6月11日，當陳獨秀被捕之後，學界、新聞界，政治人物、故舊朋友的反應自在意料之中，最讓後人難以理解的恐怕是中華工業協會，尤其是反對白話 文的老輩人物也站出來為他呼籲、奔走。對此，胡適6年後還念念不忘，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事件」發生后寫給陳獨秀的信中說——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 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13]
【註釋】
◎[1][2][3][5][6][7][8][9][10][11][12]《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30、36、42、62、63、64、34、60、49、50、70、71、82、83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4]轉引自張寶明《陳獨秀與劉師培：秀才們演繹的傳奇人生》，《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18日。
◎[13]《胡適書信集》（上），36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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