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https://big5.backchina.com/?233700

國際資源爭奪中的金融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2-18 13:4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經濟觀察|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當今世界礦產資源配置的總體格局是：佔全世界人口不到1/4的發達國家，消耗著全球3/4的礦產資源，而佔全世界人口多達3/4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佔全球礦產消費量的比例卻不到1/4。這一格局的形成是國際資源爭奪的結果。不過，當今國際資源爭奪戰不再是列強之間的「硝煙滾滾，炮聲隆隆」，而主要是國際金融寡頭之間的金融戰。

一、國際資源爭奪的實質是金融戰

當資本主義體系在全世界確立后，國際資源爭奪從國家戰爭逐漸讓渡給市場競爭。參與資源爭奪的主體不同、爭奪的時間地點條件各異，這些因素與政治經濟因素相交織，形成了極其複雜的國際資源競爭圖景。透過這一複雜的圖景，應清醒地看到，國際資源爭奪的實質是金融戰。主要體現在：

國際資源爭奪的突出主體：金融寡頭。金融寡頭是指掌握金融資本、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並在實際上控制國家政權的少數最大的壟斷資本家或壟斷資本家集團。金融寡頭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的主宰者，「金融寡頭統治一切，既控制著報刊，又控制著政府」。二戰後，在「凱恩斯主義共識」下，資本主義世界盛行的「有管理的金融體系」削弱了金融資本對經濟的控制。但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政府開始破除束縛和制約資本活動的大部分羈絆，實施自由經濟政策，放寬金融管制，支持金融資本擴張，由此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儘管跨國工業集團在所有有形的商品領域中佔據統治地位，然而主導整個資本運動的則是以金融資本為基礎的機構，如各種銀行（包括投資銀行）、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通過操縱交易市場而成為工業集團的所有者，它們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股東所有者，其金融收益戰略與工業投資的需求毫不相干，而且它們以極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餘價值率和獲取剩餘價值。這些新式的金融投資機構其實就是金融寡頭的新的體現形式。金融資本不僅實現了對流動性不大的工業資本的統治，而且還征服了具有相當流動性的商業資本，由此幾乎控制了從工業生產、交通運輸、金融到公用事業、飲食、旅遊、娛樂等各行各業。保羅•斯威齊將其稱之為「金融資本的勝利」。

國際資源爭奪的重要手段：兼并收購(M&A)。從英美兩國稱霸世界的歷史來看，保障國際資源穩定供應主要有三種手段。一是軍事，即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尤其是海軍。二是技術，跨國礦業公司在技術上的獨特優勢可以增加行業進入壁壘，為海外投資提供比較自然的安全保障。三是金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倫敦與紐約擁有世界上最興旺發達的證券市場和銀行業，世界各國包括眾多資源生產國都依賴這兩大金融市場進行融資與投資。二戰前，國際資源爭奪集中體現於列強間兵戎相見，以「大炮」獲取「黃油」是經典寫照。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聯合國與國際法在名義上得到普遍的承認與尊重，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全世界範圍確立，市場競爭機製得到廣泛的認同，因此金融越來越成為國際資源爭奪的重要手段。金融寡頭為在國際資源競爭中佔得先機，至少是不處於劣勢，幾乎都向集中與壟斷的方向發展，而併購則是走向集中與壟斷的捷徑。20世紀七十年代以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FDI）以新建或「綠地投資」(Greenfield)為主；但是八十年代后，跨國併購逐漸增多，到九十年代勢頭更加迅猛。1995年全球跨國併購以1866億美元首次超過「綠地投資」，占當年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56.2%，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2000年跨國併購金額為11440 億美元，占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90%。金融寡頭掌控的巨型跨國公司積極於跨國併購，以獲得本國比較匱乏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或者開發成本過高、或者限制開採的資源。由於現代資源類企業在資本結構、組織形式、經營模式等方面日益複雜，因此任何一宗併購若沒有金融財團、投資銀行等中介機構的資金與技術支持，是無法實現的。

國際資源爭奪的主要目標：定價權與標價權。傳統上，國際資源爭奪主要集中在開採權，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以及相應的資源類期貨市場建立以來，國際資源的爭奪越來越集中於資源的定價權與標價權。在現代市場體系中，期貨市場具有發現價格、轉移風險和提高市場流動性三大功能。自期貨市場誕生后，相應的商品市場便成為金融市場的一部分，期貨石油、銅等礦產資源也就有了金融產品的屬性。但是，發達的資源消費國通過國際卡特爾尤其是金融寡頭的操縱，使之成為買方市場，尤其是在建立國際期貨市場后，資源定價權由資源生產國轉移到資源消費國。正因如此，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大宗商品價格都由發達國家主導甚至直接決定，國際石油價格也主要由期貨市場的交易價格主導。國際石油市場供求雙方在簽訂供貨合同時，通常只是確定某種計價公式，計價公式中的基準價格一般與石油期貨市場上的石油價格直接相連，即國際油價的定價方式是間接的，期貨價格通過計價公式直接影響現貨價格。紐約商品交易所和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這兩大市場屬於美英兩國的金融寡頭，金融寡頭控制的金融資本在石油市場翻雲覆雨，獲取巨額投機利潤，對國際油價的影響越來越大。然而，隨著歐盟的壯大、新興市場的崛起以及資源生產國自主意識的增強，國際資源定價權的爭奪正日益激烈。

國際資源爭奪的時代背景：金融全球化。隨著西方國家不斷向後工業社會推進，第三產業得到持續而迅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主體地位（一般超過60%），起著主導作用（深深地影響著一國的經濟增長、社會就業、經濟調控等各方面）。在第三產業中，金融服務業尤為突出。在當今西方國家，包括有價證券、存款貸款、外匯等無物質載體的虛擬經濟大大超過了實物經濟。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認為：「當前，符號經濟（symbolic economy）業已取代實物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飛輪。它是最容易看得見的，同時也是人們最不理解的變化」。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上每天數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用於投機的超過90%，而用於貿易和投資的不到10%。虛擬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資本全球化（或稱「金融全球化」）蔚為大觀。「80年代以來，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關係最大的變化是國有部門私有化以及股權分散化的進一步發展。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營企業的融資活動和股權分散化等共同推動了當代金融資本的發展。」由於各種金融市場取消了壁壘，全球資本自由流動成為法則，金融資本由此超出國家藩籬，單一國家對金融資本的作用力越來越小，國際範圍內的集體干預對金融資本的影響越來越大。這表明：金融壟斷資本已成為國際壟斷資本，金融寡頭也逐漸成為國際市場上的「萬能壟斷者」。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大勢之下，金融寡頭的龐大蹤影在國際資源市場上正越來越活躍。

二、國際資源金融爭奪戰的主要表現

國際資源金融爭奪戰其實早已有之，只是於今為烈，概言之，是金融寡頭直接操控國際資源市場或操縱政府介入國際資源市場而實現的。

（一）直接利用市場的金融爭奪
金融寡頭對國際資源市場的操縱由來已久。世界石油史上著名的「七姊妹」即是七家國際石油卡特爾。1928年9月，「七姊妹」在蘇格蘭阿克納卡里達成秘密「聯營協議」，確立了「七原則」，通過瓜分市場、控制價格與產量等形式，實現對世界石油市場的壟斷。「50年代初，七家石油巨頭的影響達到極盛的時候，控制了除美國、墨西哥和中央計劃經濟國家以外90%的石油儲量，其石油產量幾乎佔世界石油總產量的90%，擁有世界75%的煉油能力，向國際市場提供90%的石油貿易量。」金融寡頭對國際石油的壟斷遭到發展中產油國越來越強烈的反對。1960年9月，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立，以協調和統一各成員國的石油政策，確定以最適宜的手段來維護成員國各自和共同的利益。1973年10月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有力地削弱了「七姊妹」對國際石油市場的壟斷。但是，金融寡頭對國際石油市場的操縱非但一刻沒有停止，反而因為發展中產油國的反彈而變本加厲。1979年初，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后，石油搶購風潮驟起，石油巨頭們囤積居奇，抬高油價，從中牟取暴利。日本《每日新聞》報道稱：「據美國最近的民意調查說，62%的美國人認為『石油危機是製造出來的』。有許多證據可以表明這種情況。乘伊朗政變之機『製造危機』的是以美國政府為首的國內決策人和美歐的國際石油資本。」

當今，金融資本對國際資源市場的影響形式多樣，但是金融寡頭操縱的實質並未改變。近年來，國際油價潮起潮落，其重要原因是金融寡頭在利用、放大各種誘因，於石油期貨市場翻雲覆雨、興風作浪。有關專家認為，在國際石油期貨交易中，約70%的交易屬於投機炒作；在油價上漲部分中，投機炒作因素佔6-8成。國際期貨市場的油價自1998年探底9美元后，便一路攀升，其間雖小有波折，卻不改衝天牛氣，2005年一度飈升至70美元。從2004年到2005年9月底的絕大多數交易日，美國紐約市場非商業性原油期貨處於凈多頭倉位，基金凈多頭寸一度高達2.7億桶左右，是正常全球需求量的3倍多。在2005年國際油價的飈升中，國際炒家的投機作用越來越明顯，進入期貨市場的基金一般都在4000-5000家，鼎盛時達到8500多家。研究顯示，石油價格從每桶40美元上漲到50美元，其中10元的漲幅利潤有90% 流入了國際投機商和交易商的口袋，只有10%（即1美元）被石油生產國所拿到。2003-2005年僅埃克森-美孚公司就從石油市場獲利分別高達215 億、250億、360億美元，刷新了世界最高盈利紀錄。這使他們更加迷戀金融市場，而對開發新油田、增加開採量以及提高煉油能力興趣不大。

（二）藉助國家力量的金融爭奪
金融寡頭除了直接進入國際資源市場外，有時還操縱政府介入國際資源市場。戰後，美國政府國防和外交的權力分配形成了一條規律：通常國防部長來自梅隆金融財團，國務卿則屬於洛克菲勒石油財團。美國政界不少人士把位於紐約市的洛克菲勒總部稱作真正的國務院和影子政府。「影子政府」不斷藉助國家力量進行金融爭奪。
二戰後，美國大力利用對外援助協助金融寡頭拓展國際資源市場。通過「第四點計劃」，美國逐漸控制了垂涎已久的盛產石油的中東，石油壟斷資本藉機獲得了驚人的發展，僅從1945年到1955年，美國在石油工業中的投資就增加了400億美元。1939年美國在中東石油開採額中所佔的比例為 13.1%，1956年則增加到65%，而英國則由1939年的80%下降到1956年的30%。美國不僅通過對外援助使石油巨頭增加石油開採份額，而且開拓了銷售市場。美國在中東取得大量石油后，需要新市場以解決銷路問題。美國政府通過「馬歇爾計劃」和其它援助項目，全力以赴支持石油公司向歐洲大陸滲透，這種支持是戰後美國石油政策的核心。

在金融寡頭的積極推動下，美國政府一方面通過諸多優惠政策，包括提供稅收優惠、鼓勵進行國際壟斷、建立海外投資保證制度、為對外投資提供「基礎支持」等，來激勵跨國公司攫取海外資源；另一方面，耗費巨資建立了多達93種礦產儲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企業商用石油儲備外興建起龐大的戰略石油儲備。戰略儲備與商用儲備相匹配，不僅有穩定市場供應與平抑市場價格的功效，同時也有穩定與增加金融寡頭收益的作用。資本擴張與經濟全球化使國際「資源決戰」接近白熱，美國金融寡頭從幕後跳到台前。1988年喬治·布希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登上總統寶座的道道地地的石油類金融寡頭，上任伊始就對富藏石油的伊拉克磨刀霍霍，1990年藉機發動了海灣戰爭。時任民主黨政策顧問特德·迪克毫不掩飾，「如果海灣盛產海鳥糞，我們決不會向那裡調兵遣將。」2000年其子小布希又入主白宮，包括副總統切尼在內的諸多政要皆與石油行業關係密切，由此將石油、金融與政治的關聯發揮極至，因而有媒體稱「布希政府血管中流動的是石油」。先是利用「9·11」悲情，對中東採取強硬外交政策，拉抬國際油價。而後在國際油價飈升情勢下，卻授權能源部將美國戰略石油儲備從7億桶增至10億桶。這一抱薪救火的舉措是「答謝」金融寡頭對其連任的支持。國際油價在2003年上漲19.2%，2004年上漲 33.2%的基礎上，2005年上漲36.8%，紐約市場原油平均期價為每桶56.7美元。

（三）金融爭奪越來越集中於定價權與標價權
歷史上，國際石油定價權曾發生過兩次大轉移，一是從墨西哥灣到波斯灣。在美國公司主導國際石油市場時，美國油價就是國際油價，即「海灣基價+運費」，世界無論何地出產的石油，其售價一律按美國在墨西哥灣所產石油的基價而定。二戰後，在實施「馬歇爾計劃」時，儘管中東原油的開採成本與到歐洲的運費要便宜30- 40%，但是美國石油公司依照「海灣基價+運費」制度從中東向歐洲提供的原油。在歐洲持續反彈下，到50年代初，美國石油巨頭不得不將油價的制定從「單一基礎變為雙重基礎」，即從墨西哥灣改為墨西哥灣加波斯灣。二是OPEC成立后，經由兩次石油危機，國際石油定價權由西方石油巨頭很快轉移到石油生產國。然而，當西方主要石油消費國建立起石油期貨市場后，國際油價便從OPEC石油部長的會議桌上逐漸轉移到紐約和倫敦交易所石油炒家的「沙盤」中。目前，世界石油日供應量約8400萬桶，日消費量約8300萬桶。當油價在35美元/桶時，紐約商品交易所每天的原油交易約為7000萬桶左右。隨著投機資本的湧入，油價迅速攀升。當油價為50美元/桶時，紐約商品交易所日交易量達2億桶，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日交易量更接近4億桶，兩大交易所石油日交易金額則高達 300億美元，但是世界石油實際日消費金額也只約40多億美元。在正常情況下，石油期貨市場真實需求只佔交易總量的30%；投機興盛時，真實需求不到交易總量的10%。國際油價的非理性飆升絕非偶然，而是金融資本與金融寡頭興風作浪使然。也正因如此，就對國際油價的影響力而言，皮肯斯之流石油炒家目前超過了海灣國家的石油部長。

石油標價權的爭奪首先發生在「美元石油」與「英鎊石油」之間。二戰前，中東石油的2/3仍屬於由英鎊標價的石油。但是，根據「馬歇爾計劃」，美國五大石油巨頭向歐洲銷售的石油必須用美元購買，這與傳統上以英鎊支付的西歐國家尤其是英國發生了矛盾。1949年底，為平衡國際收支，英國政府決定禁止進口「美元石油」，從而使「美元石油」與「英鎊石油」之爭更加激烈。然而，美國的崛起與英國的衰落已清楚地確定這場較量的結果，「美元石油」最終取代了「英鎊石油」。美元自充當石油貿易的「一般等價物」之後，隨著兩次石油危機的出現，生成了對國際金融產生巨大影響的「石油美元」，並形成了所謂「石油美元環流」。這給美國金融寡頭帶來持續的豐厚收益，甚至直接支撐著美國經濟的繁榮。但是，石油以美元計價以來，價格波動日益加劇，其原因不僅在於石油市場的供求，更主要的是石油計價貨幣——美元幣值的起伏以及美國對外政治、經濟政策的變化。在每次油價大幅波動中，西方石油類金融寡頭總是賺個缸滿缽溢。而作為國際主要石油輸出者，OPEC不僅難以獲得「石油溢價」的更多好處，而且還在油價波動中不斷降低國際市場份額，並遭受國際社會的普遍指責。有鑒於此，早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夕，包括美國親密盟友沙特在內的一些中東石油生產國就曾表示要增加石油出口的歐元結算部分，或將「美元石油」轉換為「歐元石油」。從2003年底到2004年初，OPEC多個政要紛紛表示：從長遠看，必須將歐元代替美元作為原油的結算工具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期間產油大國俄羅斯與印度尼西亞都有類似表態。若如果眾多石油輸出國都用歐元來計價與結算石油交易，則會動搖美元在全球石油等大宗商品貿易領域的統治地位，進而會動搖美元的金融主導和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可以想見，美國拚死也要遏制這場革命。有研究顯示，2000年11月，前伊拉克政府決定將石油交易從美元轉換成歐元，後來又將100億美元儲備改為歐元。美國經濟學家隨後預言：「當伊拉克在2000年底轉向歐元時，薩達姆的命運就已註定」。如今，伊朗建立起以歐元為定價和結算的石油交易所，那麼伊朗的命運又會怎樣？

三、國際資源金融爭奪戰的戰略意義與啟示

（一）對西方國家的戰略意義

第一，使西方國家的資源供給獲得穩定保障。早期，由於金融寡頭的壟斷與控制使西方國家獲得穩定而廉價的資源，如「七姊妹」時期國際油價長期穩定在2美元/桶左右，工業化由此得以順利推進。進入后工業社會後，西方國家仍在耗費大量世界資源，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后，在世界範圍內未曾出現大的資源危機，也未出現因爭奪資源而導致大的軍事衝突，重要原因在於：首先，國際資源的金融爭奪是以市場競爭取代國家戰爭，以現代金融手段「熨平」了市場波動，以價格機制來調節資源供求，資源的緊張狀況不在供應是否中斷，而是價格的持續上漲。值得關注的是，西方資源消費國通過扶植金融寡頭建立國際期貨市場，成為國際市場定價中心，使資源定價權由資源生產國轉移到資源消費國，正因如此，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大宗商品價格都由發達國家主導甚至直接決定。鋁、銅、鉛、錫等金屬的價格主要在倫敦金屬交易所確定，煤炭價格形成於紐約商品交易所，小麥價格形成於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玉米價格確定在東京穀物交易所。其次，西方國家憑藉資源的金融爭奪鞏固了「經濟後院」。西方國家在工業化之門開啟之時，就建立起自己的「經濟後院」，如非洲與中東之於西歐，拉美與加拿大之於美國，東亞與東南亞之於日本。二戰後，由於民族國家紛紛獨立，西方國家更加註重通過金融寡頭直接投資與併購獲取海外資源。長期以來，美國對拉美投資一直以採礦業、石油業為重點，兩者累計一度佔40%以上；加拿大採礦業70%為外國投資，其中大部分為美國控制。另外，憑藉國際資源的金融爭奪拓展新的資源供應地。1996年2月，政府向國會遞交《美國對非貿易和發展援助政策報告》，為獲取非洲大陸豐富的礦產資源，美國將政策重心由政治轉向經濟、由援助轉向投資和貿易。從1998年起，美國通過海外私人投資公司設立總額5億美元的「非洲基礎設施基金」和1.5億美元的「現代非洲投資基金」，以推動美國在非洲的私人投資。

第二，使金融寡頭與國家政權的結合更加緊密。「今天是部長，明天是銀行家；今天是銀行家，明天是部長」這是 20世紀初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的寫照。今天，由於對國際資源的依存度大大提高，金融寡頭的經濟實力與市場控制力更加巨大，金融寡頭與國家政權的結合更加緊密。如美國對石油進口的依存度超過50%，與此同時，石油類金融寡頭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龐大的供應網路與控制能力，如世界最大石油商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每天生產原油250多萬桶，分佈全球的40多間煉油廠每日加工能力630萬桶，業務網路遍及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使得美國對石油供給更加依賴石油類金融寡頭。另一方面，國家政權為金融寡頭服務的特性越發明顯。2005年初，當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發出掛牌出售的消息后，美國雪佛龍石油公司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分別提出164億美元與185億美元的競購報價。由於中海油在報價與交易條件等市場因素上優於雪佛龍而佔據主動，雪佛龍另闢蹊徑，進行大量政治遊說，一些議員與政要紛紛渲染中國的併購可能對美國的能源安全構成威脅。美國國會於7月17日修改《能源法案》，阻止中海油收購。優尼科併購案再一次說明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是對外招牌，而金融寡頭對市場的壟斷以及國家政權為金融寡頭服務的實質並未改變。

第三，揭示出金融不僅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而且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獲取國際資源、實現經濟繁榮、維護世界霸權的重要手段。由於現代金融業在一國以及國際經濟中的「命脈」地位日益凸顯，而且隨著金融機構化、電子化、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金融業已成為國際經濟爭奪的核心。「1970年代以後，左右世界經濟的力量已不再是商品及勞務的交易，而是已經大大地轉移到了金融領域的交易。」美國一度擁有世界最強大的製造業。但是，到80年代，隨著西歐尤其是日本製造業的迅速崛起，美國製造業出現明顯衰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其比重從1960年的27%下降到1997年的17%。與此同時，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獲得長足發展，僅1992- 2002年期間，美國金融服務業資產就增長了353%。美國正依靠居主導地位的美元、發達的金融市場、強大的金融機構、靈活的金融政策以及政府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政策的配合，「虹吸」世界資本，巧妙攫取世界資源。金融業對美國經濟已是性命攸關，經濟增長與繁榮越來越依賴於金融寡頭的「金融營運」。

（二）對東亞及中國的啟示
東亞面臨嚴峻的「資源困局」與「金融窘境」。一方面，東亞地區資源配置不均，對境外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依存度越來越高。保證境外資源的穩定供給、運輸的安全通暢，是本地區面臨的共同課題。但是，由於缺乏共同的資源利用戰略以及應有的政策協調，致使本地區內相互甚至是惡意競爭，使有關資源供應國坐收漁翁之利。如僅因「亞洲石油溢價」（中東銷售給亞洲的石油要比北美和歐洲高1-2美元/桶），東亞每年就多花費10-20億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安全依舊是東亞安全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諸如居高難下的銀行壞帳、過於僵化並承受越來越大調整壓力的匯率體制、正遭受美元持續貶值威脅的龐大外匯儲備、國際投機資本頻繁出入伺機狙擊等。儘管在東亞金融危機后，東亞國家間在金融領域內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如簽訂了《清邁協議》、建設「亞洲債券市場」等，但是這與有效防範地區金融風險、應對可能爆發的金融危機還相去甚遠。

身居東亞的中國「資源困局」與「金融窘境」尤為突出。中國經濟的粗放式快速增長耗費了大量礦產資源，1993年之前，中國一直還是石油輸出國，此後峰迴路轉，急速成為世界石油進口大國，資源瓶頸的約束與日俱增。中國是諸多重要國際大宗商品生產國與消費國，本應對相關國際資源價格的影響舉足輕重。但是，由於期貨市場交易品種少(中國目前只有十來個，而美國多達348個)、市場規模小，而且市場機制不健全、開放度不高，能藉助其進行套期保值的企業不多，市場參與者有限，無法發揮國際市場定價中心作用。因此，在國際資源市場上不僅只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而且還易於成為國際金融寡頭狙擊的目標，中航油（新加坡）炒油導致巨虧事件清晰表明了這一點。

另一方面，中國金融業淤積的脆弱性越來越多，風險越來越大，在中國經濟轉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非但不能肩負更多更重的使命，反而嚴重拖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安全最薄弱環節。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快速崛起給世界帶來的衝擊的反映越來越矚目與敏感。2005年2月，西方諸多網站張貼了一個名叫比爾·里德利（Bill Ridley）的作者寫的一篇《中國和爭奪資源的決戰》（China and the Final War for Resources）的文章，文章稱「爭奪地球資源的決戰已經開始」，文章以許多聳人聽聞的字句與似是而非的事例（如中國央行購入大量美國債券；中國公司收購西方大型能源公司等）試圖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中國已經對美國展開了金融戰」。然而，國際資源爭奪的實質是金融戰，有資格參與國際資源爭奪金融戰的只有西方國家的金融寡頭。「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中國公司與西方國家的金融寡頭的實力相去甚遠。

國際資源爭奪的實質與態勢應給予東亞及中國在解決「資源困局」與「金融窘境」方面以深刻啟示。東亞是當今世界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有著巨大的潛能與強大的勢能，因此必須增進資源與金融合作，以集體的力量與龐大的西方金融寡頭相抗衡；整合買方優勢，效仿歐盟構建能源共同體，消除「亞洲石油溢價」，確保本地區資源供給的穩定與價格的公平；完善本地區金融市場體系（尤其是期貨市場）建設，培育定價中心，以形成對國際資源市場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乃至主導權；發掘金融優勢，將世界最為龐大的外匯儲備轉化為資源市場與金融市場的強大勢能，加快構建以「亞元」為本地區共同計價與結算貨幣，培育出強大的有競爭力的投融資主體與併購中介組織，逐漸在整個國際資源競爭主體、手段與目標上全面贏得主動。

綜上所述，隨著金融資本的擴張，金融寡頭的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脹。國際資源市場競爭的背後，充斥的是金融寡頭的金融操作，或直接進入國際資源市場，或操縱本國政府間接對國際資源市場施加影響，集中為對資源定價權與標價權的爭奪。國際資源爭奪的歷史軌跡與內在邏輯已清晰表明：在經濟全球化的大勢下，一國金融實力的大小直接決定該國對國際資源利用水平的高低，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所稱的「已經開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資源決戰」的實質是金融戰。由於美國的金融資本擴張最為充分，金融寡頭的勢力也最為龐大，因而對國際資源市場的影響也最為深刻。東亞地區惟有加強合作，充分發揮本地區的巨大潛能與強大勢能，才能擺脫日益嚴峻的「資源困局」與「金融窘境」。

by 江涌
from《世界知識》2006年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