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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晚近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性環節，孫中山與陳獨秀一樣連接著分別以曾國藩和毛澤東為標記的兩個時代。不過，陳獨秀革命呈現的是一幕悲劇，而孫中山革命在實質上則是一出喜劇。陳獨秀的悲劇在於他被他的革命所揚棄，孫中山的喜劇則在於他揚棄了他的革命。孫中山剛開始投身革命的時候是為了實現他的共和理想，而他把他的革命不屈不撓地推進到後來卻變成了致力於統一天下。當孫中山將一統天下作為實現共和理想的前提時，他沒能意識到的恰恰是在中國要實現共和理想必須以天下的不統一或曰不定於一尊為前提。凡是想要選擇共和理想的必定不以一統天下為意，凡是想要獲得一統天下的則必定付出拋棄共和理想的代價。孫中山革命的喜劇性由此體現為，他一方面懷抱著共和理想置身革命，一方面又執著於一統天下的革命目標。他以為這個革命目標和他的革命理想是一致的，實際上卻正好是南轅北轍的。這種喜劇性使孫中山的革命漏洞百出，不知就裡的人會由此懷疑這位革命家的個人品德，而事實上這種喜劇性卻蘊含著一種遠比個人品德更為深刻的歷史內容：亦即不是個人品德扭曲了歷史進程，而是歷史進程中突然呈現的一種不易為人們察覺的維度變化扭曲了革命家本身的個人品德。相對於陳獨秀革命的風風火火，孫中山革命顯得拖泥帶水，如同樂器奏樂，不是這個鍵按錯了，就是那個音走調了。然而，這種喜劇性本身卻又顯得意味深長，因為作為孫中山革命初衷的共和理想是曾國藩事業的當然續篇，而作為孫中山革命最後的一統天下則又是毛澤東時代的邏輯前提。為此，毛澤東十分準確地把孫中山稱為"革命的先行者"。
然而，在此必須加以補充的是，孫中山革命之於歷史是喜劇性的，但孫中山革命之於他個人則是悲劇性的。作為一個革命家，孫中山所多的是激情，所少的是智略。孫中山於人於事都往往缺乏透徹的洞察，或許是為激情所困擾的緣故，孫中山的目光不具備作為一個革命領袖應有的穿透力。更讓人痛惜的是，孫中山的這種盲目又往往與他的仁慈心腸結合在一起，致使他的努力總是事半功倍。而且，孫中山又喜歡以德代功，通常在建功立業的關鍵時刻突然想到要樹立道德形象，結果這種努力所必然導致的失敗反彈到他的內心，不僅造成致命的心理創傷，而且還造成同樣致命的生理痼疾。一種類似於誠實善良被欺負那樣的憤怒經常性地折磨著這個激情滿腔的革命家，致使肝火過旺，在革命進行到又一個關鍵時刻的當口，突然倒下，為肝癌所羈，應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古話。因此，就其個人而言，孫中山的革命只完成了他的道德形象，之於歷史本身並無實質性的建樹。正如他的憤怒折磨著他的肝臟一樣，他的仁慈他的道德感妨礙著他的革命事業；就此而言，他未竟的北伐之所以最後成功，是因為蔣介石斷然遺棄了孫中山式的仁慈和孫中山式的道德關懷。由此也可以想象見，在孫中山革命的喜劇背後，是一幕多麼慘痛的個人悲劇。
相對於康有為改良那種"托古改制"式的縱向標榜，孫中山的革命一開始就是毫不諱言的從內容到形式全然是橫向的學習西方。這種學習是如此的徹底，以致於孫中山的革命顯得不象是從中華大地上長出來的，而是由那股西學東漸之風突然吹落的。孫中山不僅其少年時代是在海外學成的，而且在其青年時代走向革命時，也以一個西醫的身份首途革命生涯。這個西醫身份幾乎就是孫中山一生革命的全部象徵，即以西方的革命方式醫治滿目瘡痍的中國社會。而且同樣具有象徵性的是，孫中山和魯迅一樣排斥中醫，對傳統抱有與生俱來般的反感。事實上，不僅孫中山的疾病唯有中醫可治，孫中山的革命也只有在承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氣脈后才會獲得成功。孫中山這種對西方的崇尚和對傳統的憎惡一方面構成了他的叛逆性格，一方面也導致了他的偏激傾向，致使他天真地認為，只要帶著一把手術刀就可以解萬民於倒懸。這把手術刀便是孫中山革命的恐怖方式。
孫中山幾乎是完全按照一個西醫的外科醫生的方式來對中國社會施行他那外科手術式的革命的。他的早期革命活動主要由盲目的暗殺和同樣盲目的暴動所構成。為此，他成年累月地在海外奔波，籌集資金，購買軍火，然後組織起義，密謀行刺，如此等等。據此說孫中山是一個革命的恐怖分子顯然過份，但他的革命又確實是空降式的，不考慮革命本身的民眾基礎的。儘管他的革命不乏民眾基礎，但他當時從來不曾想到過發動民眾，只是在晚年，看到許多農民光著腳跑到廣州城裡參加遊行，他才領悟到民眾的力量，從而在最後的遺言里說道，要"喚起民眾"。基於這種空降性的革命方式，孫中山的興中會與其說是建立在海外的，不如說是懸浮在半空中的；一有機會便空降一次，失敗了再重新升空，在海外飄移。孫中山很遺憾沒能生逢科技文明程度更高的時代，否則他首先要購買的就不是槍支彈藥，而是直升飛機。孫中山要是能看到本世紀末葉美國軍隊對伊拉克施行的外科手術，他一定會產生強烈的共鳴；儘管即便是這樣的外科手術也不一定能解決中國問題，但這至少在方式上具有孫中山所無法具有的徹底性。
與孫中山革命的這種外科方式相應，孫中山同時致力於的又是一種江湖行乞。只是他的足跡不在江湖之間，而是遍布全世界。作為一個西方文化的忠實學子，孫中山不僅力圖把西方的共和政體橫移進中國社會，而且不停地向西方國家乞求幫助。他以為既然他的革命是西方社會之於中國的橫移，那麼就一定會得到西方國家的同情和幫助。他幾乎從來都沒有弄清楚過，在西方國家和西方社會、西方社會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乃至西方國家和西方列強之間等等這些在西方世界本身所存在的不同層面上的差異以及在相同層面上的衝突。當他滿腔熱情地向某國政府陳述他的理想和抱負時，對方首先考慮的與其說他是一個共和主義者還是一個專制主義者，不如說他的革命能否給該國政府帶來利益以及帶來多少利益，乃至這樣的贏利能否超過他們現有的與孫中山所要推翻的滿清王朝所提供的利益。不管多少西方人士對孫中山這位不屈不撓的革命家如何以義相投以情相悅，但一涉及國家利益，各國政府馬上擺出了列強面孔，以利相見。或許正是孫中山的這種天真，致使西方國家的首腦不以他的革命為然，有些象督統越南的法國殖民者那樣的西方政客，乾脆把他看作一個不切實際從而也沒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家。也正是這樣的天真，後來的蘇聯黨棍得以假以共產國際的名義乘虛而入，將孫中山玩弄於股掌之上。
當然，即便後來孫中山明白了以利相見這樣的道理后，也還不曾放棄在求助他國上的幻想，或者說一廂情願。為此，他甚至不惜允諾將東北抵押給日本政府以換取對方的支持和援助。倘若說孫中山早年的求助列國是一種學生式的天真，那麼他的求助到了後來便有了政治交易的性質。而且，這種交易性質並不使孫中山感到難堪，因為這符合孫中山心目中uld 商業文明的價值觀念。孫中山越到後來，越懂得如何將革命訴諸做生意的原則。順便說說，也正是這種生意原則，使三、四十年代的汪精衛在日本軍隊武裝入侵的當口，走向了日本政府擺下的談判桌。汪精衛終其一生都是孫中山的學生，正如蔣介石完成了孫中山所設計的北伐，汪精衛完成了孫中山所渴望的中日邦交。作為一個愛國者，孫中山的愛國是沒有主義可言的。因為他之於列強的求助也罷，生意也罷，最終都自認為是在為革命謀利。不管孫中山如何聲稱他的革命是主義的實現，但作為一個革命家，他之於中國傳統的最大反叛恰恰不在於他所倡言的主義，而在於他的革命所經常不知不覺地體現出的商業文明性質。雖然孫中山熱衷於行刺暴動之類的恐怖活動，但他更熱衷於交易性的談判。孫中山在潛意識裡有一種為中國南方沿海人氏所普遍具有的商人意識。孫中山的叛逆性格將他推向暴力，孫中山的商人意識及其談判能力將他推向和談。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和談；一方面是叛逆，一方面是妥協，孫中山的革命總是在這二極之間如鐘擺一樣地來回擺盪。順便說一句，在孫中山身後，蔣介石繼承了他暴力和叛逆的一面，汪精衛繼承了他和談和妥協的一面。他的這兩個學生一生都不曾完全走出老師的身影。一個孫中山，死後分為兩半，一半叫做蔣介石，一半叫做汪精衛。再順便說一句，終身摯愛孫中山的宋慶齡，在孫中山以後的歲月里既不支持蔣介石，也不同情汪精衛，因為在她看來，這種百分之五十的繼承都構成了對孫中山的背叛。蔣介石太生硬，汪精衛太軟弱。從個性上說，孫中山的複雜性也的確是後繼無人的。
然而，在此必須加以補充的是，孫中山革命之於歷史是喜劇性的，但孫中山革命之於他個人則是悲劇性的。作為一個革命家，孫中山所多的是激情，所少的是智略。孫中山於人於事都往往缺乏透徹的洞察，或許是為激情所困擾的緣故，孫中山的目光不具備作為一個革命領袖應有的穿透力。更讓人痛惜的是，孫中山的這種盲目又往往與他的仁慈心腸結合在一起，致使他的努力總是事半功倍。而且，孫中山又喜歡以德代功，通常在建功立業的關鍵時刻突然想到要樹立道德形象，結果這種努力所必然導致的失敗反彈到他的內心，不僅造成致命的心理創傷，而且還造成同樣致命的生理痼疾。一種類似於誠實善良被欺負那樣的憤怒經常性地折磨著這個激情滿腔的革命家，致使肝火過旺，在革命進行到又一個關鍵時刻的當口，突然倒下，為肝癌所羈，應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古話。因此，就其個人而言，孫中山的革命只完成了他的道德形象，之於歷史本身並無實質性的建樹。正如他的憤怒折磨著他的肝臟一樣，他的仁慈他的道德感妨礙著他的革命事業；就此而言，他未竟的北伐之所以最後成功，是因為蔣介石斷然遺棄了孫中山式的仁慈和孫中山式的道德關懷。由此也可以想象見，在孫中山革命的喜劇背後，是一幕多麼慘痛的個人悲劇。
相對於康有為改良那種"托古改制"式的縱向標榜，孫中山的革命一開始就是毫不諱言的從內容到形式全然是橫向的學習西方。這種學習是如此的徹底，以致於孫中山的革命顯得不象是從中華大地上長出來的，而是由那股西學東漸之風突然吹落的。孫中山不僅其少年時代是在海外學成的，而且在其青年時代走向革命時，也以一個西醫的身份首途革命生涯。這個西醫身份幾乎就是孫中山一生革命的全部象徵，即以西方的革命方式醫治滿目瘡痍的中國社會。而且同樣具有象徵性的是，孫中山和魯迅一樣排斥中醫，對傳統抱有與生俱來般的反感。事實上，不僅孫中山的疾病唯有中醫可治，孫中山的革命也只有在承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氣脈后才會獲得成功。孫中山這種對西方的崇尚和對傳統的憎惡一方面構成了他的叛逆性格，一方面也導致了他的偏激傾向，致使他天真地認為，只要帶著一把手術刀就可以解萬民於倒懸。這把手術刀便是孫中山革命的恐怖方式。
孫中山幾乎是完全按照一個西醫的外科醫生的方式來對中國社會施行他那外科手術式的革命的。他的早期革命活動主要由盲目的暗殺和同樣盲目的暴動所構成。為此，他成年累月地在海外奔波，籌集資金，購買軍火，然後組織起義，密謀行刺，如此等等。據此說孫中山是一個革命的恐怖分子顯然過份，但他的革命又確實是空降式的，不考慮革命本身的民眾基礎的。儘管他的革命不乏民眾基礎，但他當時從來不曾想到過發動民眾，只是在晚年，看到許多農民光著腳跑到廣州城裡參加遊行，他才領悟到民眾的力量，從而在最後的遺言里說道，要"喚起民眾"。基於這種空降性的革命方式，孫中山的興中會與其說是建立在海外的，不如說是懸浮在半空中的；一有機會便空降一次，失敗了再重新升空，在海外飄移。孫中山很遺憾沒能生逢科技文明程度更高的時代，否則他首先要購買的就不是槍支彈藥，而是直升飛機。孫中山要是能看到本世紀末葉美國軍隊對伊拉克施行的外科手術，他一定會產生強烈的共鳴；儘管即便是這樣的外科手術也不一定能解決中國問題，但這至少在方式上具有孫中山所無法具有的徹底性。
與孫中山革命的這種外科方式相應，孫中山同時致力於的又是一種江湖行乞。只是他的足跡不在江湖之間，而是遍布全世界。作為一個西方文化的忠實學子，孫中山不僅力圖把西方的共和政體橫移進中國社會，而且不停地向西方國家乞求幫助。他以為既然他的革命是西方社會之於中國的橫移，那麼就一定會得到西方國家的同情和幫助。他幾乎從來都沒有弄清楚過，在西方國家和西方社會、西方社會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乃至西方國家和西方列強之間等等這些在西方世界本身所存在的不同層面上的差異以及在相同層面上的衝突。當他滿腔熱情地向某國政府陳述他的理想和抱負時，對方首先考慮的與其說他是一個共和主義者還是一個專制主義者，不如說他的革命能否給該國政府帶來利益以及帶來多少利益，乃至這樣的贏利能否超過他們現有的與孫中山所要推翻的滿清王朝所提供的利益。不管多少西方人士對孫中山這位不屈不撓的革命家如何以義相投以情相悅，但一涉及國家利益，各國政府馬上擺出了列強面孔，以利相見。或許正是孫中山的這種天真，致使西方國家的首腦不以他的革命為然，有些象督統越南的法國殖民者那樣的西方政客，乾脆把他看作一個不切實際從而也沒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家。也正是這樣的天真，後來的蘇聯黨棍得以假以共產國際的名義乘虛而入，將孫中山玩弄於股掌之上。
當然，即便後來孫中山明白了以利相見這樣的道理后，也還不曾放棄在求助他國上的幻想，或者說一廂情願。為此，他甚至不惜允諾將東北抵押給日本政府以換取對方的支持和援助。倘若說孫中山早年的求助列國是一種學生式的天真，那麼他的求助到了後來便有了政治交易的性質。而且，這種交易性質並不使孫中山感到難堪，因為這符合孫中山心目中uld 商業文明的價值觀念。孫中山越到後來，越懂得如何將革命訴諸做生意的原則。順便說說，也正是這種生意原則，使三、四十年代的汪精衛在日本軍隊武裝入侵的當口，走向了日本政府擺下的談判桌。汪精衛終其一生都是孫中山的學生，正如蔣介石完成了孫中山所設計的北伐，汪精衛完成了孫中山所渴望的中日邦交。作為一個愛國者，孫中山的愛國是沒有主義可言的。因為他之於列強的求助也罷，生意也罷，最終都自認為是在為革命謀利。不管孫中山如何聲稱他的革命是主義的實現，但作為一個革命家，他之於中國傳統的最大反叛恰恰不在於他所倡言的主義，而在於他的革命所經常不知不覺地體現出的商業文明性質。雖然孫中山熱衷於行刺暴動之類的恐怖活動，但他更熱衷於交易性的談判。孫中山在潛意識裡有一種為中國南方沿海人氏所普遍具有的商人意識。孫中山的叛逆性格將他推向暴力，孫中山的商人意識及其談判能力將他推向和談。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和談；一方面是叛逆，一方面是妥協，孫中山的革命總是在這二極之間如鐘擺一樣地來回擺盪。順便說一句，在孫中山身後，蔣介石繼承了他暴力和叛逆的一面，汪精衛繼承了他和談和妥協的一面。他的這兩個學生一生都不曾完全走出老師的身影。一個孫中山，死後分為兩半，一半叫做蔣介石，一半叫做汪精衛。再順便說一句，終身摯愛孫中山的宋慶齡，在孫中山以後的歲月里既不支持蔣介石，也不同情汪精衛，因為在她看來，這種百分之五十的繼承都構成了對孫中山的背叛。蔣介石太生硬，汪精衛太軟弱。從個性上說，孫中山的複雜性也的確是後繼無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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