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街,一個區,一座城。深圳,北京,瀋陽。一個通病,三種表述。
斥資數億進行的深圳深南大道改造工程引發爭議一片;北京大興開發區,定位一改再改,「新瓶舊酒」迭出,土地撂荒依然;瀋陽從渾南到沈北,舊傷未愈,新曲正酣。
深圳故事更多是「和諧社會」的問題:納稅人的錢到底該怎麼花?而北京和瀋陽樣本則更多關乎「科學發展觀」:土地文章到底該怎麼做?
問題的癥結指向同一個方向:鮮受制約的公權力在財政資源的支配和經濟要素的配置過程中,如何扭曲了公共財政的本義,如何不恰當地取代了市場配置的作用。
而出路只有一個:制約公權力,為公共福利而問責,為市場自由而限權。
當規劃中政府的影子不再籠罩一切時,則和諧社會可期,科學發展觀落實可期。
深南大道重修:規劃的焦灼
從某種程度上說,作為中國改革的窗口,深圳在邁向國際化現代化大都市的進程里,少修一條富麗堂皇的市政路,意義可能更為深遠
★ 本刊記者/蔣明倬
15個億投出去,深圳市政府部門的官員們沒有想到,換回來的並不是喝彩,而是持續的爭議。
2006年,深圳市城管局提出計劃,到2008年為止將對35條道路、2座橋樑進行為期3年的修繕改造,修繕總長度為113.7公里,投資估算15億元。
被譽為深圳城市名片的深南大道,也在重修計劃之內。從2006年下半年動工至2007年5月完工,市民對於是否應該重修這條路,重修到底該花多少錢,重修是否過於奢華……爭議就沒有斷過。時至今日,依然有人大代表不斷追問,到底工程花了多少錢。
與此同時,深圳市東門北路、八卦二路、貝麗路、田貝西路重修的項目工程設計圖紙已經擺在深圳城管局道橋管理處道路部的案頭了,11月份,這四條路又將開始動工。關於重修道路的質疑聲將再起,而這種爭議的本身也將成為一種縮影——市民公共意識的不斷覺醒和政府決策機制陳舊的綿綿不絕的矛盾。
「符合規劃的重修」
「上海賓館以西路段的改造,根本就是浪費!改造之前路面並沒有多少壞損,將經久耐用的水泥路改造成高性能的瀝青路,雖然可以防雜訊,但此路段並沒有多少住宅樓,其功能性作用並不重要。」
今年3月,在深南大道竣工之前,深圳市一位市民在自己博客上寫了一篇題目為《深圳,你還能奢侈到什麼程度?》的文章,他文章里所寫是不少市民共同的想法。
道路還可以繼續使用,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重修呢?
「前些年我就覺得開車走深南大道,它隨時都在修,似乎都沒有停止過,所以我始終都搞不清楚為什麼又要不斷地重修。」市民趙衛東也對於重修表示不理解。
關於重修的原因,有市民認為根本就是形象工程,換一任行政首長就換換門面,還有人認為這是城市定位轉變之後,也要在道路上做文章,更「大膽」的猜想是,因為2007年香港回歸10周年,為了慶典而重修一下……各種猜想五花八門。
「這簡直都是無稽之談!」 深圳市城管局路橋管理處道路部部長江磊說。
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深圳通往廣州的107國道進行改造,有了長度2.1公里的深南大道。1982年到1984年底,深南路開始第一次擴建,路的寬度拓寬到50米。1985年,蔡屋圍到羅芳的深南東路貫通。1992上海賓館到南頭古城18.8公里的深南大道開建,兩年後,深南大道全線貫通。 1997年香港回歸,深圳市政府決定再度對深南路進行全線梳理。從上海賓館往西原有的6車道拓寬成了8個車道,長達28公里、最寬達140米的大道,深南大道最終完整展現。
「1999年進行過一次修繕,此後深南大道就沒有進行過大規模修繕,有的只是些小修小補。」江磊所在的路橋管理處就負責整個深圳城市道路的養護,他否認了深南路不斷重修的說法。
江磊介紹說,因為地鐵施工,深南大道上,很多路面都出現了不均勻的沉降,又因為深南大道已經過超過了8年到10年的使用年限,所以才向市政府打了報告,要求進行道路的大修。
2005年的時候,道路養護部門就逐漸發現了道路沉降的問題,「紅嶺路口,鄧小平畫像前面有1米多的大坑,這是小修小補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考慮到地鐵修完之後大概會有一年的沉降期,在2005年下半年的時候,我們請深圳市市政工程設計院特意做了一次深南大道路面大修改造技術評估報告」。江磊用這些例證來反駁市民對於大修原因的胡亂猜測。
評估報告出來以後,路橋管理處以此作為依據之一,「我們又附上了一張表,有多少條道路到了大修年限,一併報給了市政府」。
按照建設部的道路養護條例的規定,超過道路設計使用年限的道路就要進行大修,而負責道路管理部門要編製道路維修的規劃和計劃。
「雖然建設部這個條例80年代就頒布了,但實際上按照那個標準,因為地方財力的原因,全國除了香港以外,沒有一個城市能夠按照那個標準執行的。」江磊說。
城市道路的中修、小修一般是由財政撥款給相應的部門,以部門預算的形式撥付,「深圳市道路,如果按照實際養護的要求,撥款應該在1個多億,而財政能實際撥付的只有五六千萬」。
隨著城市大部分道路達到或者超過使用年限,小修小補增多,甚至是小修補也解決不了問題,大修就不可避免。與此同時,深圳市規劃局因為要對城市交通進行改善,城管局道橋處就向市政府提出申請,要求把路面改造也納入交通改善工程。
「在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報告和設計預算提交給深圳市發改局以後,發改局對工程立項,拿到批文後再開始施工設計,有關部門再審查圖紙,然後報到規劃局、建設局,再由審計局審定標的,最後招投標,工程才可以開工。」江磊認為整個重修工程的每一個環節都是非常規範的,不存在任何問題。已經修完和即將維修的35條道路都是如此,不過就因為深南大道是深圳重要的主幹道,所以最先開始而已。
而恰恰是這樣一條符合所有政府管理程序的道路,重修之後,市民在享受更為舒適快捷的交通便利的同時,質疑聲仍然沒有停止。
納稅人的看法
一位市民在博客上略帶尖刻的說:「我希望年收入超過12萬今年需要親自到稅局報稅的人,要多關心他們的錢是怎麼被反覆花在某條道路甚至某條道路的馬路牙子和花草上。」
之前,在今年深圳市「兩會」上,人大代表鄭學定就提出,在深南大道的改造中,人行道上的方磚更換成大理石,其改造的價值功能並沒有發生實質的變化,卻造成原有價值的損失和增加新的投資,這本身就是一種浪費。他進而批評說,深圳每年用於城市建設的財政資金達幾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有些是必要的,但有的存在嚴重浪費和奢侈現象。
路修好以後,深圳市城管局邀請了百名市民參觀,其中也包括了幾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肖幼美當時就問城管局局長,深南路改造原本預算是4個多億,現在工程完工了,到底用了多少錢,政府可否將工程決算公之於眾?深南路改造一直聲稱能省則省,一些材料循環利用,這些材料到底用在哪裡,省了多少錢?
深圳市城管局長吳子俊回應說,基本未突破當時的投資預算,不過因為工程完工不久,最終的決算還未完成。
對於市民意見較大的道路路牙和人行道問題,城管部門的有關人員做出解釋說,道路路牙和人行道用的並不是大理石,而是花崗岩,深圳以前的路牙是用水泥磚製作的,質地較脆,由於深南路車流量大,車速快,往往造成許多路牙毀損,只得不停更換。換成花崗岩,因為它質地堅硬、經久耐用、美觀、可防撞,換后基本上 20年無大礙。目前,上海、南京等地主城區道路大修,路牙也基本上都換成了花崗岩了,深南路大修,也參考了這些城市的經驗。
但這樣的解釋並不能讓市民滿意。據江蘇省交通科學研究院道路工程研究所副所長趙延慶介紹,目前美國等國家很少採用這種建材作為路牙,費用太高是主要的原因。在國外,一般的主幹道都是用水泥混凝土做路牙,小區里的有些甚至是用瀝青混凝土的。
用花崗岩做人行道廣受責備的另外一個問題在於,「確實富麗堂皇,但下點雨行人就可能滑倒」。在深圳,很多人就有此類遭遇。1999年深南大道東路修繕的時候,人行道就採用了花崗岩作為路面,很多行人滑到,無奈之下,城管部門只好用火燒,盡量把路面弄粗糙,但是效果不好。
在此次大修的時候,深南大道全路段採用了經過防滑處理的花崗岩人行道板,在整體道路更為美觀的效果達到之後,納稅人支付了不菲的稅金。儘管最後的結果沒有出來,但是從的工程預算還能窺出端倪——根據最初的預算,深南大道交通改善和道路改造費用預計為4億,其中道路改善為1.8億,人行道翻修的費用就為3100多萬,路牙的費用為990萬。
決策過程何時大修?
到底應不應該花費幾千萬來求得城市美觀,成了爭議的焦點。
此次深南大道的修繕,除了因為道路病害嚴重的維修外,也是深圳致力於打造國際化城市的一個步驟。一直以來,深南大道承擔的不僅是城市交通大動脈的功能,幾乎也是深圳的城市客廳,被政府認為是深圳的臉面和形象,甚至看作深圳城市定位的一個表徵。
「用昂貴的花崗岩做路牙,以求美觀,我覺得深圳這種超前和國際化不是什麼值得讚賞的事情。」深圳市民韓強民說。
「道路有不同的功能,不僅僅是交通,也有一些路是景觀路。」同濟大學交通學院教授方守恩說,因此上海、北京、西安等一些城市的部分對於景觀要求比較高的路段,就採用花崗岩或者彩色人行道磚作為人行道用材。
而深南大道既是深圳的迎賓大道也是景觀道,為了城市形象問題,政府部門做此種決策似乎合情合理。
2006年7月5日,在深圳舉行的道路修繕新聞發布會上,副市長呂銳鋒就明確說,「城市道路和城市照明是城市重要的市政基礎設施,是城市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座城市的亮點和品牌,更是現代化、國際化城市的標誌和城市繁榮發展的象徵。」
去年年底,深圳市市長許宗衡曾經表示,重修深南路一開始壓力會比較大,但是他堅信一旦道路修好,大家就能理解最初的決策。
實際上,最後很多市民仍然不買賬。而這背後的根本性問題在於決策過程的本身。
深南大道等道路是否該重修,怎麼修,道路專家只看技術問題,但是對於政府和市民來說,更大程度上是公共事務管理問題。
「深圳市財力很強,每年四五百個億的財政收入,這些錢該怎麼花,公共管理的決策一旦失誤,損失是巨大的。」深圳市一位從事城市規劃的人大代表說。
「在西方,公共物品和公共設施,是由納稅人花錢購買,因此具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公共財產應該注意物盡其用,以此來降低公共成本。」深圳大學管理學院馬敬仁教授說。
在西方國家,一個公共決策提案被提出后,要制定政策規劃,然後通過代議制機構討論,到底要不要進行,如果進行,要花多少錢,再經過很多輪的聽證會,然後再制定預算。
而在我國,類似於道路重修這種涉及到市民整體利益的公共事務,從規定上看還只是政府職能範圍,市民沒有充分的參與,更沒有決策權。
「要修哪些路,這樣的事情可能上人代會討論一下,但是怎麼修,花多少錢修,這肯定不是討論的範圍。」馬敬仁說。而恰恰是這些問題,因為涉及到絕大多數市民的利益,市民普遍關心,又沒有適合的參與渠道。
在深圳,市民的公共管理參與意識已經得到極大的提高,而政府決策制度依然沒有改變,因此就形成了矛盾。
既有體制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目前很多城市的公共管理理念都過於奢華。
「公共投入太多,不考慮納稅人供養基礎,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成本。像修幾億元的政府辦公樓,修道路邊的不鏽鋼扶手和大理石路面的做法,從目前中國城市的經濟狀況、福利狀況來看,肯定是過於浪費的。」馬敬仁說。
從某種程度上說,作為中國改革的窗口,深圳在邁向國際化現代化大都市的進程里,少修一條富麗堂皇的市政路,意義可能更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