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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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 如何激勵人們勤奮工作？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2-13 16:3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職場心經|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這家名叫Dunkin』 Donuts的連鎖店，專賣早餐面點、咖啡和其它飲料，光帶甜味的烤麵包就有50餘種。自從1950年創辦到現在，在美國和其它國家已有7000多家加盟店，每天客流有三百多萬人。Dunkin』 Donuts跟星巴客在商業模式上特別相似，在全球的滲透面幾乎同樣地廣。但，它的市場定位是社會的中、底層，是一般大眾，所以，飲料的定價較低；而星巴客的定位高，咖啡飲料價格比Dunkin』 Donuts高得多，而且它的分店主要在高檔社區、高檔商業中心和辦公樓。

　　像 Dunkin』 Donuts這麼龐大的跨國公司，特別是它許多分店都在極為普通的社區，甚至在不太安全的平民窟，招聘的員工素質也常常很普通，所以，如何管理其品牌、如何管理這麼龐大的公司組織，歷來不會是件容易的事。對於多數服務業公司而言，運營管理、員工管理又偏偏是決定其成敗的關鍵之關鍵。

　　過去幾年，不知不覺地我也喜歡他們的麵餅，也是我和陳笛經常光顧的地方。2007年2月18日早晨，開車帶陳笛去附近的一家Dunkin』 Donuts分店。那天，我們比較懶，不願下車，就坐在車裡點了所要的東西，我要一杯咖啡和一個雞蛋與乳酪夾餅，她要了半打叫做「Munchkins」的炸面球。「Munchkins」是美國人對小朋友的昵稱，就像我們中國人喜歡把小孩叫「小不點」，是一個意思，所以，稱這種小面球為「Munchkins」有一語雙關的效果。一個「Munchkins」，一口即吃完。

　　等我們交了錢，拿到東西，陳笛看看袋子裝的，就說，「爸爸，你看，她們又給了10個，我們只付錢買6個，可她們還像上次那樣，多給我4個。」

　　「是不是她們喜歡你，為了讓你高興，多給你幾個？人家是好意吧。」

　　陳笛說，「也許是。不過，由於這店子不是她們自己的，所以，她們多給少給，都無所謂。等以後我辦自己的公司時，我絕對不會允許我的員工是這樣無所謂！」

　　「你的意思是說，她們就像中國的國有企業一樣？為什麼你覺得她們會無所謂呢？」

　　由此看到國有企業的弊病

　　陳笛，「因為反正公司賺不賺錢，跟她們沒關係，她們拿到工資就足了。人為自己幹活與為別人幹活就是不一樣，為自己幹活會處處仔細認真的，不會亂給，也不會浪費。」

　　「你這個觀察很好，很到位！人們常說，花別人的錢不心痛，只有花自己的錢才心痛！在中國，自1950年代開始國有化運動，幾乎把所有土地、生產性財產都國有，變成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國有土地等等，一直到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才開始逆轉，重新民營化或說私有化，使中國經濟真正起飛。」

　　陳笛，「這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將所有企業都國有化，把企業由國家所有或政府所有，不等於是讓這些企業不規任何人所有了嗎？誰還會在乎這些公司經營的好壞，虧損還是贏利？這些國有企業的員工肯定像Dunkin』 Donuts的員工一樣，工作起來無所謂。」

　　「實際的經歷的確像你說的那樣。在中國經濟國有化之後，從60年代開始，特別是到1970年代頭半期，國有企業出現大規模虧損，使中國人的收入、經濟狀況降到無法再繼續下去的低谷。像你爸爸在1974至1979年讀初高中時，每頓飯只有三兩米不到，除了白菜、南瓜外，也沒什麼菜吃，我每頓飯剛吃完又盼著下一頓，總是處於半飽狀態，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你爸身高才一米七。既使對於那時已參加工作的你大伯他們，他們四個月的工資才夠買一兩自行車，或買一塊手錶。在農村，你爺爺下地幹活一天只夠買一隻雞蛋，5天才夠買一斤肉或一斤魚。到1978年，中國國有經濟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除了中國以外，幾乎所有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實驗過國有企業，由國家擁有並自己經營企業。比如，奧地利在二戰期間被德國佔領，1945年二戰結束后，德國在奧地利建設的軍工廠、銀行、基礎設施都被奧地利沒收，這些資產就成了奧地利的國有企業基礎，使奧地利從此有較高的國有經濟成分，1951年時其國企佔全國產出的22%。到1985年，奧地利國營企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那年的虧損超過了1946-84年間所有國營企業的紅利總和。從而引出爭論，是否還要國有企業？1987年奧地利首試民營化，1993年議會通過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為主要方針。」

　　陳笛，「那麼，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國有企業還多嗎？」

　　「過去二十幾年，從80年代初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開始，世界範圍出現全面的私有化運動。首先是英國於1982年的私有化，隨後1985年有意大利和馬來西亞，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內的4國，1987年有兩國，1988和1989分別有9和10個國家開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時有13個國家開始民營化，等等。過去這些年裡，有120多國家在進行大規模的國營企業私有化。正是這些全球範圍內的私有化運動，跨國貿易自1980年後有大步發展，從根本上推動全球化的進程。應該說，你爸爸於1986年到美國來讀書，也是得益於這次全球走向開放、走向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模式，在這個背景下，各國間的人流、物流出現空前的增長，使世界往著同質社會進步。」

　　歷史上人類以私有經濟為主

　　陳笛，「可是，有一點我不明白，因為『花自己的錢心痛』、『為自己賺錢最賣力』等，這些東西都是常識，為什麼還有這麼多國家、這麼多社會都去實驗過國有制？」

　　「這當然有許多歷史背景，應該說在全球範圍內，私有制歷來是人類社會的常態，連動物一類都有很強的私有財產和他人財產的區分。比如，我們家的小狗，也就是你的Curly Top，每次有別家狗或人走近我們家時，Curly Top或覺得那是對他的私人領地的侵犯，他就會奮不顧身地狂叫，而且對方走得越近，Curly Top叫得越凶，說明我們家的Curly Top也對他的和別人的區分得很清楚。所以，你說得很對，人和動物都對私人的和別人的東西區分得很清楚，對屬於自己的，保護程度、投入的心血以及愛的程度會極度地高；而對別人的，就無所謂。因此，一點不奇怪，國有經濟現象只是非常近代的事。

　　「就中國而言，『國營』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紀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在王的倡導下，由國家直接經營糧茶、鹽、牛馬交易等商業，使政府成為直接的經營者，與民爭利。但是，那次試驗只有十幾年。到了近代鴉片戰爭后，『國營』理念在『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的江南製造局，就是由政府出資購建。但，在晚清洋務運動期間，人們對純粹的『國營』也是多有警惕、提防。比如，當時清朝廷的紅頂商人盛宣懷，在1870年代論及煤鐵礦務、航運企業的創建時就說，『責之官辦，而官不能積久無弊』，『若非商為經營，無以持久』，意思是說，如果由政府官員辦企業，是做不久的，因為官員追求的目的是陞官，這與企業的長九興盛像背離；而商人的目的是為了發財，所以商人的動機與企業的長久興盛完全一致。最後，清朝官員採用了所謂『官督商辦』的形式，就是由政府擔任監督的角色，而實際的企業經營和所有權還是留給民間商人。所以，至少在晚清，還並沒把國家推到『創業者』和直接『經營者』的位置上，這背後當然有你說到的原因。實際上，德國、義大利、日本等國家，在 19世界末期都像晚清中國一樣，試過由國家主導、甚至由國家直接經營新型工業企業，以此追趕工業革命最快的英國和美國，但國營規模比較小。

　　「真正誤導中國和其它國家，使眾多國家走上國有經濟之路的，是前蘇聯。在學校，你們老師已介紹過蘇聯的歷史，那些歷史從根本上影響或說誤導了中國、東歐國家、南美、非洲、甚至西歐許多國家。1917年蘇聯革命成功后，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將私有財產國有化，開始計劃經濟。也就是說，當時的蘇維埃學者認為，私有制是人類剝削的基礎，所以，為了消滅剝削，就必須先消滅私有制，同時消滅市場，然後，由政府計劃部門取代市場來完成社會中生活品、消費品、生產品的分配。」

　　陳笛，「那些歷史太有意思了。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在市場上做交易，我自己可以選擇喜歡什麼、想要什麼、願意付多少錢。如果由政府官員幫我做這些安排，他們怎麼知道我喜歡什麼、願付多少錢呢？他們怎麼知道我和姐姐的喜好差別？比如說，我喜歡歷史，但姐姐陳曉不一定喜歡；我喜歡賺錢，要成億萬富翁，但姐姐對這些沒任何興趣。」

　　「是這樣的。可是，那時候，世界上許多人存在一些盲點。在當時蘇聯的國有化過程中，情況很糟糕。比如，到1930年1月，蘇聯只有21%的農民家庭被集體化，到同年3月則達到58%，到1938年時94%的農民被集體化，他們的土地收為國有。那次集體化過程中蘇聯農民不斷抵抗，政府則使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強制其集體化。幾十萬『不服』的農民被遣送到西伯利亞做勞動改造。最大一次抵抗運動發生在1932至1933年的烏克蘭以及北考卡斯，為抵抗集體化，當地農民燒毀自己的農作物，屠殺自己的牲畜。為報復農民的抵抗，政府幹脆把農民留給自己吃的食物也全部收繳歸公，讓那些農民去吃荒草。由此所致的大飢荒使千多萬農民活活餓死。

　　「起初在1930年代做國有化計劃經濟時，蘇聯經濟快速增長，每年的國民收入增長速度為12%至13%，假如去年的收入為100元，一年後就升高到112元、113元。相比之下，1930年代初，又恰逢美國和西歐國家的經濟大蕭條，西方市場經濟發生大危機。看到蘇聯『國營』世界的快速增長與西方『私有市場經濟』世界的大危機，這種反差太大，蘇聯計劃經濟初期短暫而令人炫目的成功，以為終於找到了增長經濟的妙方。於是，在中國，當時的南京政府當然要搞『國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自然更要搞國有計劃經濟。等到1945年二戰結束后，西歐、拉美以及新獨立的非洲和亞洲國家，都要模仿蘇聯的國有計劃經濟模式，至少也想由政府來創辦、經營企業。到 1975左右，世界國有企業的比重達到最高點。

　　「但是，此後，你擔心的那些問題就開始浮出水面，國有經濟比重越高的國家，其經濟越來越差，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蘇聯、中國、拉美、東歐等國家的國有企業產生大規模虧損。所以，中國於1978年開始重新回到市場、並逐步民營化或說私有化。其它國家在1980年代也逐步這樣做。走了一大圈，犧牲了這麼多個人和家庭，浪費了這麼多資源和時光，到最後又重會老路，還原人類自由所需要的私有財產基礎，還原到市場本位。」

　　陳笛，「這種經歷聽起來很可怕，我真對人類世界這麼多人、這麼多國家都做過這種錯誤的選擇，感到失望。真不明白為什麼會出現認識上的這種盲點，在我看來，讓幾乎所有東西和企業都私有，那應該最能把人的創業動力、致富動力都調動起來。這些歷史也說明，經濟學以及其它社會科學的知識儲備還太少，否則，怎麼這麼多人會做出那種選擇？」

　　激勵機制設計

　　「是的，這也是為什麼你爸爸對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那麼著迷。讓我們再回到你剛才的問題，就是等你長大辦自己的公司時，你的員工不也是為你工作，而不是為他們自己工作嗎？你有什麼辦法讓他們『即使不是自己的錢，也心痛』呢？這就有挑戰了，是吧？」

　　陳笛，「我可採用獎金制度，給員工按工作好壞、貢獻多少發獎金。」

　　「獎金是一種很好的激勵方式，當然比沒有獎金激勵好。不過，獎金激勵比較適合很成熟的行業。比如，你上次說長大后要辦自己的電力公司，電力行業的利潤很好預測，所以，你事先能知道正常情況下公司能賺多少錢，然後根據實際利潤相對多出多少，來決定該發多少獎金，這樣的話，你跟員工之間，對未來獎金與貢獻的關係，都有清楚的預期。但是，獎金激勵很容易促長短期行為，因為如果今天的努力只對公司的未來有好處，員工們不一定有興趣那樣去做，畢竟公司的未來可能跟他們沒關係，那是你的事。反而，越是能讓公司短期贏利的事，哪怕這樣做會損害公司的長遠利益，他們也越會去做。」

　　陳笛，「哪怎麼辦呢？」

　　「對於新創辦的企業，一般來說，相當時間之內不會有利潤，所以，獎金的激勵效果不會好，公司沒有利潤怎麼發獎金呢？在美國和許多其它國家，給員工股份或股票期權（stock options）比較流行。也就是說，按照位子的輕重、貢獻大下，給管理層和員工不同數量的股份，讓他們都能夠從公司價值的上升中，直接得到好處，公司成功，他們個人的財富收入也成功。股票期權跟股票本質上一樣，差別在於，它讓員工在未來某個時間內，有權以低價購買公司的股票。股份或股票期權的效果是讓員工都既是員工，又是股東，他們一定更有干好的熱情！這樣一來，『即使不是自己的錢，也心痛』的效果就有了。」

　　陳笛，「不過，如果給所有員工股份或期權，會不會給出太多？這樣讓我自己不就少了、成不了比爾蓋茨了嗎？」

　　「當然，這裡有些技巧。公司的人越多，採用股權激勵的必要性就越大。畢竟你一個人精力有限，公司大了之後，不可能什麼都由自己做決定、去做，你必須雇別人。反之，人員越少，必要性就越小。一般來說，你作為創始人，你周圍肯定要幾個骨幹幫你管理公司，他們再管理他們直接手下的人，以此類推，一層管一層。對你最重要的，是身邊第一層的骨幹，你要重點保證他們對公司利益的忠誠，所以給他們的股權要多，只要做到這一點，他們自然有激勵代替你，以最大的可能管好其下屬。離你越遠的員工，股權就應該越少。」

　　講了這麼多，不知不覺我們到家了。沒想到去一趟Dunkin』 Donuts，陳笛能看到大公司員工的不負責行為，並由此延伸出一個產權制度問題，一個一般性激勵機制設計問題。一個12歲的小孩也能通過觀察領悟出這些問題，讓我這個做教授的爸爸更加感到，經濟學的確是一門來自生活的學科，商業邏輯尤其如此，怪不得周其仁教授常常說「來自生活中的經濟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