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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索尼·克羅曼 著 吳萬偉 譯
作者簡介：安索尼·克羅曼（Anthony Kronman），耶魯大學法學Sterling教授，著有《教育的目標：為什麼大學放棄了人生意義探討》（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大學忽略了人生最重大的問題，我們要為此付出代價。
在過去幾個星期，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開始了他們的大學生活。他們為了上大學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名牌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成為美國最受羨慕的大獎。
贏得這個大獎的學生即將進入比他們所知道的更加豐富多彩的學術環境，將發現課程無所不包，太陽底下所有的問題應有盡有。不過，有一個問題是多數人從課程目錄中找不到的：那就是人生意義的問題。人們應該關心什麼，為什麼，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很大程度上，美國的大學在歷史意義的轉變中放棄了人生的最重要問題是課堂講授的適當話題的觀點。在這麼做的時候，他們背叛了學生，剝奪了學生在進入職業領域和生存活動之前以有組織的方式探索人生的機會。這种放棄幫助造成了這樣一個社會，更深層次的價值問題交給了受宗教信仰刺激的人之手，這是一個讓人擔憂的危險發展。
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我們的名牌大學擁抱了以探索研究所驅使的理想，擠壓了大學課程中關於人生意義問題的探索，限制了老師覺得有權力和權威講授的問題的範圍。在這個過程中，它嚴重削弱了與這個問題有最古老和最深刻聯繫的學科---人文科學，使得人文科學失去方向，很容易被政治目標綁架。
但是鼓舞人心的新聞是今天的大學生越來越多地表現出探索這些內容的渴望。作為精神方面的緊迫問題---墮胎、上帝造人、環境破壞---成為我們社會辯論的中心。美國的大學有真正的機會給予學生在有意義的層次上討論這些問題的工具。我們的社會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東西是我們曾經擁有的東西：嚴肅對待這些問題，但不必使用大學教育的教條主義方式。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人文科學的老師必須重新考慮其工作的本質和價值，質疑被現代研究理想扭曲了的方式。這將需要老師們的大無畏精神，但是風險也是很高的。
人生意義的問題是精神上的焦慮。我們的大學需要比教堂更廣泛的對話方式重新獲得談論該話題的權威地位。最後的受益人不僅是學生而且是他們繼承的文化。
在內戰前，美國的大學是有宗教根源的小學校，主要培養醫療，教育，宗教和法律方面的高級專業人才。美國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幸運者能上大學，他們接受的教育建立在理所當然的信仰的基礎上。在1636年創立哈佛大學的清教徒明白他們的任務就是培養基督教紳士，研讀經典，敬仰上帝。他們知道人生問題的答案，確保學生們接受這些真理。
但是，內戰後的一些年，美國高等教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數千美國教育者曾在世紀初前往德國留學，學習他們的先進知識，回國后帶回了大學教育的新概念。19世紀的德國大學是建立在教育史上從來沒有過先例的新假設基礎上的。那就是大學的存在最主要的目的是支持科研，其首要責任是提供空間、書籍和其他資源讓學者進行創造新知識的研究。
1860年代和1870年代，包括哈佛在內的一些更古老的美國大學開始轉變為研究型大學，同時成立了一些新的大學如康乃爾和約翰霍普金斯以推動科學研究。研究的理想開始在學習和教學的各個領域蔓延開來。大學老師被分配到各個系部，再被分配到更加專業的研究方向。最先成立的是哲學系，其次是英語系。在 1893年芝加哥大學生物系被重新組織成為5個系：動物學，植物學，解剖學，神經病學，生理學，與此同時，內戰前教育的宗教前提受到質疑，部分因為研究理想所鼓勵的新科學精神發展的結果。我們的大學尤其是最著名的大學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和專業化。
在這個過程中，高等教育界塑造了當今存在的框架。創立了研究生院，創辦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術刊物。研究基金的集中控制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們期待大學教授專業化，有自己專門研究的特殊領域。
在自然科學領域，研究理想的採用產生讓人驚訝的結果。我們對自然和社會世界的知識，我們控制它們的能力成為學術研究現代體制的直接後果。
但是在人文科學方面，研究理想的遺產是喜憂參半的。我們比50年前知道的東西更多了，比如柏拉圖對話的順序，歷史學家吉本引用的材料的準確性，或者本傑明富蘭克林是如何度過巴黎時光的。但是研究理想把人生意義問題從嚴肅的學術關心中排除了，因為它太大，太不成型，太個人色彩，根本無法成為專業研究的課題。一個研究莎士比亞、弗洛伊德、斯賓諾莎，心裡想著教授崗位的年輕老師可能重新研究他的研究對象的著作的每個細節，以便有微小的、但新鮮的發現。但是如果去寫一本書關於斯賓諾莎的建議—一個自由的人只想生的問題從來不想死的問題，或者關於弗洛伊德的吸引人的如果讓人困惑的命題---人生的意義在於工作和愛情，他肯定是要麼太勇敢、要麼太愚蠢。
因為這種新的大學教育觀念在美國紮根，大學的老師們不再把自己看作靈魂的工程師。今天的學生因而被剝奪了在提供浸淫在豐富的傳統中的答案的老師指導下、以有組織的方式探索人生意義問題的機會。人文科學的特殊任務曾經就是傳承文化傳統。
同時，人文科學也被置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陰影之下。因為按照後者的標準來評判，人文科學的研究肯定看起來缺少果斷性，積累性和量化性。在哲學上，人們可以有道理地說自從柏拉圖以來就沒有重大的進步。但是對於物理學家說自從牛頓以來就沒有重大的進步將是荒唐可笑的。人文科學的老師如果從研究理想的嚴格標準來評判自己的工作往往看不起自己，覺得處於學術權威和聲望的等級中的次等地位。
對於大學脫離精神問題感到悲哀的保守派常常譴責政治正確，這個建立在進步理想基礎上的道德和政治一致性的令人窒息的文化。但是譴責政治正確顛倒了因果關係。政治正確的文化只是癥狀，是人文科學喪失方向感的更廣泛的意識的讓人沮喪的反應而已。
多元文化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堅持種族和性別作為研究的組織原則都是迫切尋找曾經充當人生意義嚮導角色的人文科學在喪失可靠性后的和道德上可敬的新角色的表現。我們現在需要恢復的是從前的那個角色。
人生意義能夠在獨立於宗教的情況下研究嗎？有許多人懷疑這樣的可能性。他們說這類的任何項目必須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礎上，而宗教信仰已經在高等教育界喪失了權威來源的地位。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及時在世俗的和科學的文化為主的研究型大學興起后，仍然有人文主義者相信人生意義問題可以用學科的但是非宗教的方式研究。他們的途徑給予我們今天能夠追隨的模式。
這個觀點的最強大的支持者是1912年到1924年阿默斯特（Amherst）大學校長，政府管理和憲法學教授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 (（Alexander Meiklejohn）。米克爾約翰堅持本科生教育變得越來越成為職業培訓課程。他認為學生探索他所說的「人生藝術」---人們應該如何生活的精神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他為在非宗教時代的精神嚴肅性的觀點辯護，認為它可以在沒有教條承諾的情況下研究。
在20世紀上半葉，許多大學有企圖實現米克爾約翰理想的課程。但是雖然有些倖存下來，多數都消失了。在俄勒岡的里德（Reed）大學，新生被要求選修一年的人文課程，為此，他們還需要在前一個暑假預習荷馬的《伊利亞特》。哥倫比亞大學有專門針對西方文學，哲學，音樂和藝術經典的4門課組成的核心課程。在我任教的耶魯大學，剛入校的新生可以申請指導學習課程，在秋天開始學習希羅多德、荷馬和柏拉圖，在春天學習維特根斯坦，艾略特、漢娜阿倫特。這些課程區別很大，不可避免地反映各自大學的文化，有些是必修課有些比如耶魯的指導學習課程是選修課。但是儘管有這些區別，所有這些課程都建立在共同的假設上：這些假設一起組成人文教育的共同的概念。
第一個是對於人生意義的問題有不止一個好答案。第二個是這樣的答案的數目是有限的，以有組織的方式來學習是有可能的。第三個是答案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需要從中做出選擇。第四個是探索這些答案的最好方法是研究表現出永恆魅力和力量的哲學，文學和藝術的偉大著作。第五個是它們的研究應該介紹學生進入這些著作進行的偉大的對話。奧古斯丁(Augustine)謹慎地崇拜柏拉圖，霍布斯(Hobbes)重新研究亞里士多德，潘恩（Paine）譴責伯克（Burke），艾略特重新研究但丁、荷馬，幫助學生作為對話的參與者發現他們自己真正的聲音。
這些是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但是它們也是可以克服的困難，對人生充滿好奇的18歲年輕人會從中發現激動人心的東西：「戰爭與和平」的偉大戰爭場面，托爾斯泰對於個人在歷史上的渺小的思考，笛卡兒邀請讀者懷疑他們認為知道的任何東西，至少在生活中出現這麼一次；阿倫特對於阿道夫·艾希曼（Eichmann）審判的描述，她的「罪惡乏味」讓人心驚膽戰的描述；維吉爾（Virgil）的史詩《埃涅阿斯》（Aeneas）和簡奧斯丁（Jane Austin）的《愛瑪》（Emma）都陷入愛情，但是更多在他們的思想。
雖然有批評家攻擊「經典作品」課程是一種歐洲主宰的思想原則的灌輸，但是在我的指導學習（Directed Studies）班上的學生的反應正好相反。他們變得桀驁不馴地思想獨立。因為他們認識到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在他們一邊，或者不在他們一邊，因而感到有資格和它們爭論。曾經閱讀了笛卡兒的一年級學生，運用自己的理性拒絕懷疑的邀請，就是走在通往精神獨立的道路上，而這正是過有意義的生活的條件之一。
我們的人文系部騰出空間再進行這種學習，他們不需要否定研究理想。如果那樣做的話將損失很多。但是他們可以堅持這些領域的老師充實自己以便能夠指導學生探索人生的意義，只有在承認研究理想存在局限性的情況下，才能夠充滿信心和榮譽地實現。
充滿希望的跡象顯示即將出現這樣的情況。政治正確的潮流在我們的大學校園消退。本科生中對討論人生大問題的課程的需要在不斷增加，越來越認真，沒有任何的勉強或者尷尬。在哈佛大學，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關於正義的著名課程，探索從亞里士多德到穆勒等的正義概念，每年吸引數百名學生。耶魯大學10%的新生現在選修指導學習，比可以接受的學生還多。
或許，更重要的是，大學之外的宗教極端主義的大泛濫是尋求精神指導的迫切需求的標誌。這些運動可能是危險和分裂的源泉，知識分子可能嘲笑或者蔑視他們，但是老師也應該看到在這些人身上存在的推動人生意義問題復興的能量。有了這個能量，連同人文科學本身，人生問題成為大學人文科學的中心地位。極端主義者的答案是錯誤的，但是他們的問題是正確的。我們需要在大學里提出同樣的問題。
我們的文化或許在精神上貧窮了，但是它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宗教。它需要的是宗教之外的東西，讓大學重新成為曾經佔據的地位，精神上嚴肅的但是非教條性的關心靈魂問題但是對上帝不可知。
很多依賴於此。美國的整個領導階級現在都上大學，這和100年前的情況不同。給高等教育灌輸新的和充滿活力的人文主義將不僅為未來的政府和企業領袖帶來益處，而且為整個社會帶來好處。關於最終價值的更豐富和開放的辯論，一個不大可能被嚇唬相信只有忠誠的人有權召喚它們的選民，在越來越受技術理性支配的世界中對人生神秘更加謙恭的態度。
但是，人文復興的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當今學校中的年輕人。不是提供高中時代辛苦學習的缺乏組織性的暫時解放，和職業的挑戰，他們的大學教育將讓他們獲得無價的終生思考的材料，任何人都要問的最重要問題的。
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秋天的新生課程的位置將成為最大的獎勵。
（譯自：Why are we here? By Anthony Kronman )
作者簡介：安索尼·克羅曼（Anthony Kronman），耶魯大學法學Sterling教授，著有《教育的目標：為什麼大學放棄了人生意義探討》（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大學忽略了人生最重大的問題，我們要為此付出代價。
在過去幾個星期，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開始了他們的大學生活。他們為了上大學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名牌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成為美國最受羨慕的大獎。
贏得這個大獎的學生即將進入比他們所知道的更加豐富多彩的學術環境，將發現課程無所不包，太陽底下所有的問題應有盡有。不過，有一個問題是多數人從課程目錄中找不到的：那就是人生意義的問題。人們應該關心什麼，為什麼，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很大程度上，美國的大學在歷史意義的轉變中放棄了人生的最重要問題是課堂講授的適當話題的觀點。在這麼做的時候，他們背叛了學生，剝奪了學生在進入職業領域和生存活動之前以有組織的方式探索人生的機會。這种放棄幫助造成了這樣一個社會，更深層次的價值問題交給了受宗教信仰刺激的人之手，這是一個讓人擔憂的危險發展。
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我們的名牌大學擁抱了以探索研究所驅使的理想，擠壓了大學課程中關於人生意義問題的探索，限制了老師覺得有權力和權威講授的問題的範圍。在這個過程中，它嚴重削弱了與這個問題有最古老和最深刻聯繫的學科---人文科學，使得人文科學失去方向，很容易被政治目標綁架。
但是鼓舞人心的新聞是今天的大學生越來越多地表現出探索這些內容的渴望。作為精神方面的緊迫問題---墮胎、上帝造人、環境破壞---成為我們社會辯論的中心。美國的大學有真正的機會給予學生在有意義的層次上討論這些問題的工具。我們的社會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東西是我們曾經擁有的東西：嚴肅對待這些問題，但不必使用大學教育的教條主義方式。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人文科學的老師必須重新考慮其工作的本質和價值，質疑被現代研究理想扭曲了的方式。這將需要老師們的大無畏精神，但是風險也是很高的。
人生意義的問題是精神上的焦慮。我們的大學需要比教堂更廣泛的對話方式重新獲得談論該話題的權威地位。最後的受益人不僅是學生而且是他們繼承的文化。
在內戰前，美國的大學是有宗教根源的小學校，主要培養醫療，教育，宗教和法律方面的高級專業人才。美國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幸運者能上大學，他們接受的教育建立在理所當然的信仰的基礎上。在1636年創立哈佛大學的清教徒明白他們的任務就是培養基督教紳士，研讀經典，敬仰上帝。他們知道人生問題的答案，確保學生們接受這些真理。
但是，內戰後的一些年，美國高等教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數千美國教育者曾在世紀初前往德國留學，學習他們的先進知識，回國后帶回了大學教育的新概念。19世紀的德國大學是建立在教育史上從來沒有過先例的新假設基礎上的。那就是大學的存在最主要的目的是支持科研，其首要責任是提供空間、書籍和其他資源讓學者進行創造新知識的研究。
1860年代和1870年代，包括哈佛在內的一些更古老的美國大學開始轉變為研究型大學，同時成立了一些新的大學如康乃爾和約翰霍普金斯以推動科學研究。研究的理想開始在學習和教學的各個領域蔓延開來。大學老師被分配到各個系部，再被分配到更加專業的研究方向。最先成立的是哲學系，其次是英語系。在 1893年芝加哥大學生物系被重新組織成為5個系：動物學，植物學，解剖學，神經病學，生理學，與此同時，內戰前教育的宗教前提受到質疑，部分因為研究理想所鼓勵的新科學精神發展的結果。我們的大學尤其是最著名的大學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和專業化。
在這個過程中，高等教育界塑造了當今存在的框架。創立了研究生院，創辦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術刊物。研究基金的集中控制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們期待大學教授專業化，有自己專門研究的特殊領域。
在自然科學領域，研究理想的採用產生讓人驚訝的結果。我們對自然和社會世界的知識，我們控制它們的能力成為學術研究現代體制的直接後果。
但是在人文科學方面，研究理想的遺產是喜憂參半的。我們比50年前知道的東西更多了，比如柏拉圖對話的順序，歷史學家吉本引用的材料的準確性，或者本傑明富蘭克林是如何度過巴黎時光的。但是研究理想把人生意義問題從嚴肅的學術關心中排除了，因為它太大，太不成型，太個人色彩，根本無法成為專業研究的課題。一個研究莎士比亞、弗洛伊德、斯賓諾莎，心裡想著教授崗位的年輕老師可能重新研究他的研究對象的著作的每個細節，以便有微小的、但新鮮的發現。但是如果去寫一本書關於斯賓諾莎的建議—一個自由的人只想生的問題從來不想死的問題，或者關於弗洛伊德的吸引人的如果讓人困惑的命題---人生的意義在於工作和愛情，他肯定是要麼太勇敢、要麼太愚蠢。
因為這種新的大學教育觀念在美國紮根，大學的老師們不再把自己看作靈魂的工程師。今天的學生因而被剝奪了在提供浸淫在豐富的傳統中的答案的老師指導下、以有組織的方式探索人生意義問題的機會。人文科學的特殊任務曾經就是傳承文化傳統。
同時，人文科學也被置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陰影之下。因為按照後者的標準來評判，人文科學的研究肯定看起來缺少果斷性，積累性和量化性。在哲學上，人們可以有道理地說自從柏拉圖以來就沒有重大的進步。但是對於物理學家說自從牛頓以來就沒有重大的進步將是荒唐可笑的。人文科學的老師如果從研究理想的嚴格標準來評判自己的工作往往看不起自己，覺得處於學術權威和聲望的等級中的次等地位。
對於大學脫離精神問題感到悲哀的保守派常常譴責政治正確，這個建立在進步理想基礎上的道德和政治一致性的令人窒息的文化。但是譴責政治正確顛倒了因果關係。政治正確的文化只是癥狀，是人文科學喪失方向感的更廣泛的意識的讓人沮喪的反應而已。
多元文化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堅持種族和性別作為研究的組織原則都是迫切尋找曾經充當人生意義嚮導角色的人文科學在喪失可靠性后的和道德上可敬的新角色的表現。我們現在需要恢復的是從前的那個角色。
人生意義能夠在獨立於宗教的情況下研究嗎？有許多人懷疑這樣的可能性。他們說這類的任何項目必須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礎上，而宗教信仰已經在高等教育界喪失了權威來源的地位。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及時在世俗的和科學的文化為主的研究型大學興起后，仍然有人文主義者相信人生意義問題可以用學科的但是非宗教的方式研究。他們的途徑給予我們今天能夠追隨的模式。
這個觀點的最強大的支持者是1912年到1924年阿默斯特（Amherst）大學校長，政府管理和憲法學教授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 (（Alexander Meiklejohn）。米克爾約翰堅持本科生教育變得越來越成為職業培訓課程。他認為學生探索他所說的「人生藝術」---人們應該如何生活的精神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他為在非宗教時代的精神嚴肅性的觀點辯護，認為它可以在沒有教條承諾的情況下研究。
在20世紀上半葉，許多大學有企圖實現米克爾約翰理想的課程。但是雖然有些倖存下來，多數都消失了。在俄勒岡的里德（Reed）大學，新生被要求選修一年的人文課程，為此，他們還需要在前一個暑假預習荷馬的《伊利亞特》。哥倫比亞大學有專門針對西方文學，哲學，音樂和藝術經典的4門課組成的核心課程。在我任教的耶魯大學，剛入校的新生可以申請指導學習課程，在秋天開始學習希羅多德、荷馬和柏拉圖，在春天學習維特根斯坦，艾略特、漢娜阿倫特。這些課程區別很大，不可避免地反映各自大學的文化，有些是必修課有些比如耶魯的指導學習課程是選修課。但是儘管有這些區別，所有這些課程都建立在共同的假設上：這些假設一起組成人文教育的共同的概念。
第一個是對於人生意義的問題有不止一個好答案。第二個是這樣的答案的數目是有限的，以有組織的方式來學習是有可能的。第三個是答案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需要從中做出選擇。第四個是探索這些答案的最好方法是研究表現出永恆魅力和力量的哲學，文學和藝術的偉大著作。第五個是它們的研究應該介紹學生進入這些著作進行的偉大的對話。奧古斯丁(Augustine)謹慎地崇拜柏拉圖，霍布斯(Hobbes)重新研究亞里士多德，潘恩（Paine）譴責伯克（Burke），艾略特重新研究但丁、荷馬，幫助學生作為對話的參與者發現他們自己真正的聲音。
這些是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但是它們也是可以克服的困難，對人生充滿好奇的18歲年輕人會從中發現激動人心的東西：「戰爭與和平」的偉大戰爭場面，托爾斯泰對於個人在歷史上的渺小的思考，笛卡兒邀請讀者懷疑他們認為知道的任何東西，至少在生活中出現這麼一次；阿倫特對於阿道夫·艾希曼（Eichmann）審判的描述，她的「罪惡乏味」讓人心驚膽戰的描述；維吉爾（Virgil）的史詩《埃涅阿斯》（Aeneas）和簡奧斯丁（Jane Austin）的《愛瑪》（Emma）都陷入愛情，但是更多在他們的思想。
雖然有批評家攻擊「經典作品」課程是一種歐洲主宰的思想原則的灌輸，但是在我的指導學習（Directed Studies）班上的學生的反應正好相反。他們變得桀驁不馴地思想獨立。因為他們認識到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在他們一邊，或者不在他們一邊，因而感到有資格和它們爭論。曾經閱讀了笛卡兒的一年級學生，運用自己的理性拒絕懷疑的邀請，就是走在通往精神獨立的道路上，而這正是過有意義的生活的條件之一。
我們的人文系部騰出空間再進行這種學習，他們不需要否定研究理想。如果那樣做的話將損失很多。但是他們可以堅持這些領域的老師充實自己以便能夠指導學生探索人生的意義，只有在承認研究理想存在局限性的情況下，才能夠充滿信心和榮譽地實現。
充滿希望的跡象顯示即將出現這樣的情況。政治正確的潮流在我們的大學校園消退。本科生中對討論人生大問題的課程的需要在不斷增加，越來越認真，沒有任何的勉強或者尷尬。在哈佛大學，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關於正義的著名課程，探索從亞里士多德到穆勒等的正義概念，每年吸引數百名學生。耶魯大學10%的新生現在選修指導學習，比可以接受的學生還多。
或許，更重要的是，大學之外的宗教極端主義的大泛濫是尋求精神指導的迫切需求的標誌。這些運動可能是危險和分裂的源泉，知識分子可能嘲笑或者蔑視他們，但是老師也應該看到在這些人身上存在的推動人生意義問題復興的能量。有了這個能量，連同人文科學本身，人生問題成為大學人文科學的中心地位。極端主義者的答案是錯誤的，但是他們的問題是正確的。我們需要在大學里提出同樣的問題。
我們的文化或許在精神上貧窮了，但是它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宗教。它需要的是宗教之外的東西，讓大學重新成為曾經佔據的地位，精神上嚴肅的但是非教條性的關心靈魂問題但是對上帝不可知。
很多依賴於此。美國的整個領導階級現在都上大學，這和100年前的情況不同。給高等教育灌輸新的和充滿活力的人文主義將不僅為未來的政府和企業領袖帶來益處，而且為整個社會帶來好處。關於最終價值的更豐富和開放的辯論，一個不大可能被嚇唬相信只有忠誠的人有權召喚它們的選民，在越來越受技術理性支配的世界中對人生神秘更加謙恭的態度。
但是，人文復興的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當今學校中的年輕人。不是提供高中時代辛苦學習的缺乏組織性的暫時解放，和職業的挑戰，他們的大學教育將讓他們獲得無價的終生思考的材料，任何人都要問的最重要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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