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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按】《南德意志報》最近連載刊登了紐倫堡審判六十周年的系列報道及評論，我覺得一些看法和觀點非常有意義，選譯了部分文字譯出。供讀者參考。
第一部分
邪惡的可恥結局
驚悚的傳譯：阿諾·漢博格法庭親歷納粹頭目的辨白——他們怯懦的陳述使他驚詫
約翰·開普
走下美式軍用吉普車，滿目瘡痍。這就是他一直恨並念著的家鄉。他不知道多年來使他魂牽夢縈的究竟是什麼，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麼。「我根本什麼也沒有去想，」他說，「我整個人都變得空蕩蕩了。」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一，1945年5月27日。這一天，阿諾·漢博格回到了他在紐倫堡的故鄉。
他站在普拉爾廣場，一個舊城門的廣場前，抬頭仰望著帝王城堡。曾經被工場，尖頂山牆和成片的屋檐瓦頂所擋住的視線現在倒是自由了。剩下的只有瓦礫和廢墟。這就是他的家鄉，一度拋棄了他的家鄉，被捲入了屠殺的家鄉。他只是屠殺的倖存者：1935年，在戰爭爆發后的幾天，他憑著一張過道艙的船票逃往巴勒斯坦。瓦礫和廢墟就是這座城市留存下的全部，這座註定成為——現在已經成為了邪惡象徵的城市；一座1935年以《反閃米特人法》而出名的城市，其臭名如凱因斯馬一樣昭著；一座猶太人的仇敵，尤利烏斯·施泰歇爾的城市，此人所著的《風暴》為奧斯維辛和泰布林卡做足了聲勢。即使在這樣一座城市，施泰歇爾及整個第三帝國的領導階層也能為自己辨白。這還是漢博格所想不到的。
誰都不願承認，我有罪
他82歲了，但並不看得出他的年齡。他是以色列文化協會駐紐倫堡的代表，個頭不大，肩膀仍然還很寬闊。在猶太老年人之家旁有他的一間辦公室，但是誰也沒想過，他也是當地居民的一員。多年之後，在紐倫堡檢察院600號大廳猛地再見那些給歐洲帶來死亡和毀滅的人時的感受清晰地撞擊著他的心頭。
1961年，阿道夫·埃里希曼。那個如會計師般精確計算著恐怖事件的人，「最終解決猶太人問題」的組織者，站到了法官面前。那一套關於正義與邪惡的陳詞濫調老調重彈？「我不知道」，漢博格說。陳詞濫調？這並不是他要說的。他要一吐為快的是可鄙，是無賴的申述和詭辯，那些曾經是數萬人生與死操控者如今的慘怛相。「這可是我一點都想不到的，我從來沒想過，他們竟會是這種膽小鬼。」
戈林，他從孩提時代就在紐倫堡見過，那時這還是很危險的，因為猶太人不準靠近「偉大的」納粹行軍。「一個穿著誇張制服的，肥胖的，自我吹噓的傢伙」。施泰歇爾，甩著鞭子，騎在馬上「像只孔雀似的在城市裡耀武揚威」，曾在1938年「水晶之夜」后強調，「所有德國城市都不容許猶太人的存在」。好吧，現在他們都坐在那兒了，施泰歇爾，戈林，所有那些人，坐到了聯軍特別軍事法庭的法官面前。「誰都不願承認，我有罪，誰都沒有勇氣說，是的，那正是我們所計劃的，那時我也在一旁。」漢博格說，「昨天他們還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到了600號大廳里，就變成這樣一群可憐蟲了。」
現在輪到的是證人奧托·奧倫多夫。這個特別行動隊的首領，曾經在後方屠戮了90000人，因為對他來說，命令無論如何都是命令。「他自己本人甚至意識不到有罪。」
年輕的漢博格，穿著英國軍服，作為一名戰鬥者回到了家鄉。他的父親早先就教導過他，不要逆來順受，不要忍氣吞聲，「嘿，衝上去！」像大多數當地人一樣，漢博格一家原是在一家小型軍火廠工作的。1933年，這個年輕的男孩子不得不離開學校：他摁著一個同學的腦袋往牆上撞，因為他罵他「猶太佬」。漢博格參加了沙漠中的戰鬥，那裡，希羅奈卡領導著對抗埃爾溫·隆美爾的沙漠軍團的鬥爭。1942年他一度看守德國戰俘。他們並不知道，他聽懂了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那些人對他們的勝利充滿了信心。」但未來的勝利屬於他。
漢博格作為猶太軍旅中的一名士兵回到了歐洲。他親眼目睹了德國國防軍（1935－1945）在義大利投降。隨後，冒險一般地偷偷越過防線，進入到被封鎖的德國。有一個近乎奇迹的驚喜在等待著他。自1939年，被猶太復國主義青年團從這個國家驅逐出去以後，他就再也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他的父母的消息了。他不得不認為他們已經不在人世，正如他那被一輛火車拉往了東方的姑姑一樣。他穿過廢墟中的紐倫堡，前面是他被毀壞了的家。在猶太人和平之家裡他找到了一個熟人，他指給他停放屍首的大廳。在那裡，他的父母搞到了一個安身之處，兩人都還活著。他們叫喊著，當他們認出他，他們長大的，穿著解放者軍裝的兒子。「簡直難以相信，我們真的又見面了。」
其實他們什麼都知道
由於父母的緣故，他留了下來，沒有去以色列。1945年，在600號大廳里，他多次目睹了對頭號戰犯們的審判。那時他已報名參加了聯軍法庭，是作為一名審判的翻譯工作者在此工作的。審判一直持續到1949年，那些被暴露出鮮為人知的事件進程和「特殊情況中的人性」的淵藪糾纏著他，使他久久不能釋懷：
衝鋒隊和空軍的醫生，在囚犯們身上試驗人體耐寒能力。他們把赤裸的女囚犯投進冰水裡幾乎凍僵，然後進行復甦嘗試。他們在空軍的斗室里試驗人的頭蓋骨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壓力。他們在每天的報告中（「現在的工作是，把人在空氣中冰凍」）都在向拉文布呂克集中營索要新的犧牲者。他們也可能會把工作地點放在達豪集中營，因為那裡傳來了那些無此實驗權利的人要求得到「研究工作的原材料」的呼聲。他們的報告結尾簡簡單單的寫著：「然後他就咽氣了。」
不，當他讀到，聽到這一切，看到這些兇手現在不系肩帶，面無血色地坐在被告席上的時候，他一點都沒有勝利的滿足感。直到現在他都不能明白，是什麼驅使他們犯下如此罪行的。「他們自己也曾經是孩子，在一個文明的國度成長，念過書，和其他人一樣。」
紐倫堡人民法院「向我們展示了在20世紀人類都做得出些什麼。」漢博格說，「首先就沒有給那些相信絕對權利的人本身以行為準則的自由。」在他看來，特別軍事法庭是一個獻給正義的祭禮，只有武力才能使正義得到伸張，雖然極端，卻是絕對的必經之路。是的，想到那些在英軍空襲中死去的人們他就難受。1945 年1月2日，他少年時代的紐倫堡在空襲的大火中化為了灰燼，彷彿它從不曾存在過。炸彈不長眼睛，它不認得誰有罪，誰無辜。這就是戰爭和法律的不同。
蘭開斯特轟炸同樣也摧毀了蓋世太保的辦公室，包括運輸車和如山的鐵證——那裡面詳細記錄了納粹政府怎樣在他們走向毀滅的時候還一絲不苟地策劃著，如何把紐倫堡最後一批猶太人送往死亡。在這最後一批人中，阿諾·漢博格的父母也在其列。
直到今天，他都是一個在道義上毫不含糊的人，信仰嚴謹的教區代表，反對新老納粹的戰士，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從1972年開始，他就是市議會的一員）。他熱烈擁護一個新紐倫堡的誕生，一座競爭與人權即博愛共存的城市，並為這樣一座城市的建設出謀劃策。一直以來他都認為，特別軍事法庭的判決太溫和了，因為它並沒有把所有被告都送上絞刑架，因為多尼茨只被判10年，阿爾伯特·施皮爾只被判20年監禁，而有三個被告竟是作為自由人離開600號大廳的。漢斯·弗里徹，那個通過收音機煽動，挑唆民眾的人，漢博格問，真的可以就這麼一走了之？「我認為，他們根本不配就這麼輕易地被放過。」不過現在他的看法有所改變，也許內心深處他永遠不願這樣，但至少可以出於理解。「事後看來，這樣比較好，」漢博格說，「法官們是純粹從個人的罪過上去進行判決的，這樣，從一開始就堵住了那些關於『勝者的正義』的謠言。」正因為這樣，國際法從紐倫堡開始，向前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那麼那些德國人，那些和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們，他們怎麼看呢？許多人對那些日復一日被審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表現出訝異。對於這一點，漢博格從心底表示輕蔑。同他的坦率相反的是，他們甚至沒有誠實的勇氣。大家一味地推拒，就是不肯接受或者承認：紐倫堡真的有過納粹嗎？「這真使我無法忍受。」戰後，漢博格這樣說。
他們其實什麼都知道，早在戰前就都知道。許多事情：就像還是一個孩子的他，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所有朋友；就像早在1933年：黨衛軍把他的叔叔，一個強壯的男人，拖進一家客棧，赤條條的綁在桌子上用椅子腿抽笞他，他們後來把他扔到了大街上，他活下來了，在1941年死在路邊的一所房子里。漢博格就在 1933年的醫院裡見到過他，「他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就像1938年的焚燒猶太教堂。
戰爭過去幾十年了，他仍然要問每一個如此「健忘」的紐倫堡人：「我的姑姑那時上哪兒去了？就是那時，你們不是說自己並不曾『目睹』什麼，也沒什麼事情好『明白』的嗎？難道她是去了北厄爾尼，去了那裡的海濱浴場？」
可是不，她不在北厄爾尼。她在猶太人的大批押放中被帶到了伊茨比加，再也沒有從那裡回來。如果阿諾·漢博格真能為人理解，那麼紐倫堡至少應該承認並接受一點：那些對這種大批押放負責的人非常清楚知道他們都幹了些什麼；而且任何託詞都無法為這樣的罪孽辯護——如果我們能假設，這世界上存在一個法官。
「我的心在痛」
1945年11月20日，起訴書震撼了大廳里的聽眾——而案犯則「挖掘出不折不扣的美國式幽默」
羅伯特·普洛勃斯特
「作為個體，他們的命運對這個世界並不重要。但這些被告曾經代表了一場暴力的浩劫。這浩劫，即使在這些被告本人化為齏塵的多年後，陰影仍將在地球上四處遊盪。因此，我們現在的行為被賦予了極其崇高的意義。」（美方檢察長羅伯特·約翰遜的開場白）
「全體注意，現在開庭！」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時3分，紐倫堡費爾特大街100號。主訴官的聲音第一次迴響在檢察院600號大廳。所有人都肅然起立了。法官們走了進來。在IMT(國際特別軍事法庭)前站著21個「頭號戰犯」，即納粹政權所剩的最高頭目。美國翻譯官燕妮·萊斯特「十分驚訝」： 「最初印象使我十分震驚：這些罪犯們看上去都那麼無害而平凡。我本以為會看到一雙雙沾滿鮮血的手的。」這一天，全世界都在凝神注視著紐倫堡。一場「世紀大審判」開始了。
被告們在木製長椅上坐成前後兩排，審視著法官，起訴人，旁聽席上的媒體和觀眾以及玻璃罩后的書記和翻譯官，目光安靜而專註。赫爾曼·戈林這天穿的是一件淺灰色帶金扣的制服式外衣。在報界明晃晃的閃光燈下，有幾個被告戴上了墨鏡。只有魯道夫·黑斯，原希特勒代理人，一身別無他物。他在看一本從監獄圖書館借來的書。
以原告身份出席的有：國際軍事法庭，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和社會主義蘇聯。就是這個盟軍，經過長達數年的戰鬥，在剛剛過去的1945年5月，最終迫使納粹政權無條件投降。納粹案犯極其盟友說這個審判是「勝而為王者的正義」。美方主訴羅伯特· 約翰遜卻說：「在這個護欄前，真正的起訴者是人類文明。」
起訴人承受著巨大的時代壓力。他們決不願這一切變成尋開心式的「爆料性媒體炒作」，他們所想的，只是儘可能完善地向這21 個被告中的每一個證明他們在整個「第三帝國」的罪行中所必須承擔的罪孽。儘管盟方早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會談上已就納粹戰俘的處罰問題達成共識，但留給具體的審定的時間還是太少了。1945年5月初，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聯邦法官羅伯特·約翰遜為總檢察長。約翰遜首先依賴於筆錄資料：「我們所要做的是，通過使人信服的證據澄清使人無法相信的事實。」事實的審定與審判同步進行。燕妮·萊斯特回憶說：「我們的士兵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地把新的材料帶到紐倫堡。這些材料來自四面八方，從礦山，從檔案館，從監獄，從原先的德意志帝國的各方各面。整個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的一舉一動就這樣逐漸露出水面。納粹的確是這方面的行家裡手。」1000多人投身於起訴工作中。
約翰遜開始發言了：「尊敬的法庭，人類歷史在這裡第一次通過法律程序審理和平的罪人。我們之所以特別要這樣做，因為它所要昭示的是一個明確而不言而喻的義務。我們將要對其進行宣判和懲處的罪行是精心策劃的，邪惡的，帶來的是毀滅性的後果。人類文明無法容忍對這樣一些罪行的漠視。」起訴方將所有罪行分為四類：
1．參與戰爭陰謀策劃罪（有悖和平和人類的罪行）
2．毀壞和平罪（侵略戰爭的策劃，操備和實施）
3．戰爭罪（對被佔領區人民的屠殺，虐待和流放，對戰俘及人質的屠殺和虐待，對城市的劫掠和摧毀）
4．反人類罪（戰前及戰爭期間對無辜平民的虐殺，滅絕和奴役及其他無人道行為，包括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原因的迫害）
美國作家多斯·帕索斯在他為《生活》周刊撰寫的《紐倫堡日記》一書中總結了起訴書中最令人揪心和恐懼的章節：「當檢察官提到了反猶的罪行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約翰遜安靜而簡練地繼續著對那些瘋狂之舉的描述，直到結束。有時，他的申訴中彷彿帶著訝異，就好像他不願相信或證實自己所宣讀的文件似的。這是一個理性而正直的人的呼聲，他所發現的罪行使他不寒而慄。納粹頭目們，嘴都扭歪了，直直地瞠視著法庭明亮的燈光。也許，他們終於頭一次用全世界評判他們的眼光來打量他們自己。
起訴書於10月18日正式送到了它在柏林的被控告者手中。這份起訴書長達10頁，宣讀它用了一整天。作家埃里希·凱斯特目睹了審判的全過程，他寫到：「我的心在痛，為那些我親耳所聞而痛。」
筆錄被告的發言如：
開特爾：「對一個士兵來說，命令就是命令。」
多尼茨：「不折不扣的美國式幽默。」
黑斯：「我記不起來了。」
第二天，所有被告都公開聲稱自己「無罪」。
第一部分
邪惡的可恥結局
驚悚的傳譯：阿諾·漢博格法庭親歷納粹頭目的辨白——他們怯懦的陳述使他驚詫
約翰·開普
走下美式軍用吉普車，滿目瘡痍。這就是他一直恨並念著的家鄉。他不知道多年來使他魂牽夢縈的究竟是什麼，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麼。「我根本什麼也沒有去想，」他說，「我整個人都變得空蕩蕩了。」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一，1945年5月27日。這一天，阿諾·漢博格回到了他在紐倫堡的故鄉。
他站在普拉爾廣場，一個舊城門的廣場前，抬頭仰望著帝王城堡。曾經被工場，尖頂山牆和成片的屋檐瓦頂所擋住的視線現在倒是自由了。剩下的只有瓦礫和廢墟。這就是他的家鄉，一度拋棄了他的家鄉，被捲入了屠殺的家鄉。他只是屠殺的倖存者：1935年，在戰爭爆發后的幾天，他憑著一張過道艙的船票逃往巴勒斯坦。瓦礫和廢墟就是這座城市留存下的全部，這座註定成為——現在已經成為了邪惡象徵的城市；一座1935年以《反閃米特人法》而出名的城市，其臭名如凱因斯馬一樣昭著；一座猶太人的仇敵，尤利烏斯·施泰歇爾的城市，此人所著的《風暴》為奧斯維辛和泰布林卡做足了聲勢。即使在這樣一座城市，施泰歇爾及整個第三帝國的領導階層也能為自己辨白。這還是漢博格所想不到的。
誰都不願承認，我有罪
他82歲了，但並不看得出他的年齡。他是以色列文化協會駐紐倫堡的代表，個頭不大，肩膀仍然還很寬闊。在猶太老年人之家旁有他的一間辦公室，但是誰也沒想過，他也是當地居民的一員。多年之後，在紐倫堡檢察院600號大廳猛地再見那些給歐洲帶來死亡和毀滅的人時的感受清晰地撞擊著他的心頭。
1961年，阿道夫·埃里希曼。那個如會計師般精確計算著恐怖事件的人，「最終解決猶太人問題」的組織者，站到了法官面前。那一套關於正義與邪惡的陳詞濫調老調重彈？「我不知道」，漢博格說。陳詞濫調？這並不是他要說的。他要一吐為快的是可鄙，是無賴的申述和詭辯，那些曾經是數萬人生與死操控者如今的慘怛相。「這可是我一點都想不到的，我從來沒想過，他們竟會是這種膽小鬼。」
戈林，他從孩提時代就在紐倫堡見過，那時這還是很危險的，因為猶太人不準靠近「偉大的」納粹行軍。「一個穿著誇張制服的，肥胖的，自我吹噓的傢伙」。施泰歇爾，甩著鞭子，騎在馬上「像只孔雀似的在城市裡耀武揚威」，曾在1938年「水晶之夜」后強調，「所有德國城市都不容許猶太人的存在」。好吧，現在他們都坐在那兒了，施泰歇爾，戈林，所有那些人，坐到了聯軍特別軍事法庭的法官面前。「誰都不願承認，我有罪，誰都沒有勇氣說，是的，那正是我們所計劃的，那時我也在一旁。」漢博格說，「昨天他們還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到了600號大廳里，就變成這樣一群可憐蟲了。」
現在輪到的是證人奧托·奧倫多夫。這個特別行動隊的首領，曾經在後方屠戮了90000人，因為對他來說，命令無論如何都是命令。「他自己本人甚至意識不到有罪。」
年輕的漢博格，穿著英國軍服，作為一名戰鬥者回到了家鄉。他的父親早先就教導過他，不要逆來順受，不要忍氣吞聲，「嘿，衝上去！」像大多數當地人一樣，漢博格一家原是在一家小型軍火廠工作的。1933年，這個年輕的男孩子不得不離開學校：他摁著一個同學的腦袋往牆上撞，因為他罵他「猶太佬」。漢博格參加了沙漠中的戰鬥，那裡，希羅奈卡領導著對抗埃爾溫·隆美爾的沙漠軍團的鬥爭。1942年他一度看守德國戰俘。他們並不知道，他聽懂了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那些人對他們的勝利充滿了信心。」但未來的勝利屬於他。
漢博格作為猶太軍旅中的一名士兵回到了歐洲。他親眼目睹了德國國防軍（1935－1945）在義大利投降。隨後，冒險一般地偷偷越過防線，進入到被封鎖的德國。有一個近乎奇迹的驚喜在等待著他。自1939年，被猶太復國主義青年團從這個國家驅逐出去以後，他就再也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他的父母的消息了。他不得不認為他們已經不在人世，正如他那被一輛火車拉往了東方的姑姑一樣。他穿過廢墟中的紐倫堡，前面是他被毀壞了的家。在猶太人和平之家裡他找到了一個熟人，他指給他停放屍首的大廳。在那裡，他的父母搞到了一個安身之處，兩人都還活著。他們叫喊著，當他們認出他，他們長大的，穿著解放者軍裝的兒子。「簡直難以相信，我們真的又見面了。」
其實他們什麼都知道
由於父母的緣故，他留了下來，沒有去以色列。1945年，在600號大廳里，他多次目睹了對頭號戰犯們的審判。那時他已報名參加了聯軍法庭，是作為一名審判的翻譯工作者在此工作的。審判一直持續到1949年，那些被暴露出鮮為人知的事件進程和「特殊情況中的人性」的淵藪糾纏著他，使他久久不能釋懷：
衝鋒隊和空軍的醫生，在囚犯們身上試驗人體耐寒能力。他們把赤裸的女囚犯投進冰水裡幾乎凍僵，然後進行復甦嘗試。他們在空軍的斗室里試驗人的頭蓋骨究竟能承受多大的壓力。他們在每天的報告中（「現在的工作是，把人在空氣中冰凍」）都在向拉文布呂克集中營索要新的犧牲者。他們也可能會把工作地點放在達豪集中營，因為那裡傳來了那些無此實驗權利的人要求得到「研究工作的原材料」的呼聲。他們的報告結尾簡簡單單的寫著：「然後他就咽氣了。」
不，當他讀到，聽到這一切，看到這些兇手現在不系肩帶，面無血色地坐在被告席上的時候，他一點都沒有勝利的滿足感。直到現在他都不能明白，是什麼驅使他們犯下如此罪行的。「他們自己也曾經是孩子，在一個文明的國度成長，念過書，和其他人一樣。」
紐倫堡人民法院「向我們展示了在20世紀人類都做得出些什麼。」漢博格說，「首先就沒有給那些相信絕對權利的人本身以行為準則的自由。」在他看來，特別軍事法庭是一個獻給正義的祭禮，只有武力才能使正義得到伸張，雖然極端，卻是絕對的必經之路。是的，想到那些在英軍空襲中死去的人們他就難受。1945 年1月2日，他少年時代的紐倫堡在空襲的大火中化為了灰燼，彷彿它從不曾存在過。炸彈不長眼睛，它不認得誰有罪，誰無辜。這就是戰爭和法律的不同。
蘭開斯特轟炸同樣也摧毀了蓋世太保的辦公室，包括運輸車和如山的鐵證——那裡面詳細記錄了納粹政府怎樣在他們走向毀滅的時候還一絲不苟地策劃著，如何把紐倫堡最後一批猶太人送往死亡。在這最後一批人中，阿諾·漢博格的父母也在其列。
直到今天，他都是一個在道義上毫不含糊的人，信仰嚴謹的教區代表，反對新老納粹的戰士，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從1972年開始，他就是市議會的一員）。他熱烈擁護一個新紐倫堡的誕生，一座競爭與人權即博愛共存的城市，並為這樣一座城市的建設出謀劃策。一直以來他都認為，特別軍事法庭的判決太溫和了，因為它並沒有把所有被告都送上絞刑架，因為多尼茨只被判10年，阿爾伯特·施皮爾只被判20年監禁，而有三個被告竟是作為自由人離開600號大廳的。漢斯·弗里徹，那個通過收音機煽動，挑唆民眾的人，漢博格問，真的可以就這麼一走了之？「我認為，他們根本不配就這麼輕易地被放過。」不過現在他的看法有所改變，也許內心深處他永遠不願這樣，但至少可以出於理解。「事後看來，這樣比較好，」漢博格說，「法官們是純粹從個人的罪過上去進行判決的，這樣，從一開始就堵住了那些關於『勝者的正義』的謠言。」正因為這樣，國際法從紐倫堡開始，向前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那麼那些德國人，那些和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們，他們怎麼看呢？許多人對那些日復一日被審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表現出訝異。對於這一點，漢博格從心底表示輕蔑。同他的坦率相反的是，他們甚至沒有誠實的勇氣。大家一味地推拒，就是不肯接受或者承認：紐倫堡真的有過納粹嗎？「這真使我無法忍受。」戰後，漢博格這樣說。
他們其實什麼都知道，早在戰前就都知道。許多事情：就像還是一個孩子的他，某一天突然失去了所有朋友；就像早在1933年：黨衛軍把他的叔叔，一個強壯的男人，拖進一家客棧，赤條條的綁在桌子上用椅子腿抽笞他，他們後來把他扔到了大街上，他活下來了，在1941年死在路邊的一所房子里。漢博格就在 1933年的醫院裡見到過他，「他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就像1938年的焚燒猶太教堂。
戰爭過去幾十年了，他仍然要問每一個如此「健忘」的紐倫堡人：「我的姑姑那時上哪兒去了？就是那時，你們不是說自己並不曾『目睹』什麼，也沒什麼事情好『明白』的嗎？難道她是去了北厄爾尼，去了那裡的海濱浴場？」
可是不，她不在北厄爾尼。她在猶太人的大批押放中被帶到了伊茨比加，再也沒有從那裡回來。如果阿諾·漢博格真能為人理解，那麼紐倫堡至少應該承認並接受一點：那些對這種大批押放負責的人非常清楚知道他們都幹了些什麼；而且任何託詞都無法為這樣的罪孽辯護——如果我們能假設，這世界上存在一個法官。
「我的心在痛」
1945年11月20日，起訴書震撼了大廳里的聽眾——而案犯則「挖掘出不折不扣的美國式幽默」
羅伯特·普洛勃斯特
「作為個體，他們的命運對這個世界並不重要。但這些被告曾經代表了一場暴力的浩劫。這浩劫，即使在這些被告本人化為齏塵的多年後，陰影仍將在地球上四處遊盪。因此，我們現在的行為被賦予了極其崇高的意義。」（美方檢察長羅伯特·約翰遜的開場白）
「全體注意，現在開庭！」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時3分，紐倫堡費爾特大街100號。主訴官的聲音第一次迴響在檢察院600號大廳。所有人都肅然起立了。法官們走了進來。在IMT(國際特別軍事法庭)前站著21個「頭號戰犯」，即納粹政權所剩的最高頭目。美國翻譯官燕妮·萊斯特「十分驚訝」： 「最初印象使我十分震驚：這些罪犯們看上去都那麼無害而平凡。我本以為會看到一雙雙沾滿鮮血的手的。」這一天，全世界都在凝神注視著紐倫堡。一場「世紀大審判」開始了。
被告們在木製長椅上坐成前後兩排，審視著法官，起訴人，旁聽席上的媒體和觀眾以及玻璃罩后的書記和翻譯官，目光安靜而專註。赫爾曼·戈林這天穿的是一件淺灰色帶金扣的制服式外衣。在報界明晃晃的閃光燈下，有幾個被告戴上了墨鏡。只有魯道夫·黑斯，原希特勒代理人，一身別無他物。他在看一本從監獄圖書館借來的書。
以原告身份出席的有：國際軍事法庭，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和社會主義蘇聯。就是這個盟軍，經過長達數年的戰鬥，在剛剛過去的1945年5月，最終迫使納粹政權無條件投降。納粹案犯極其盟友說這個審判是「勝而為王者的正義」。美方主訴羅伯特· 約翰遜卻說：「在這個護欄前，真正的起訴者是人類文明。」
起訴人承受著巨大的時代壓力。他們決不願這一切變成尋開心式的「爆料性媒體炒作」，他們所想的，只是儘可能完善地向這21 個被告中的每一個證明他們在整個「第三帝國」的罪行中所必須承擔的罪孽。儘管盟方早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會談上已就納粹戰俘的處罰問題達成共識，但留給具體的審定的時間還是太少了。1945年5月初，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聯邦法官羅伯特·約翰遜為總檢察長。約翰遜首先依賴於筆錄資料：「我們所要做的是，通過使人信服的證據澄清使人無法相信的事實。」事實的審定與審判同步進行。燕妮·萊斯特回憶說：「我們的士兵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地把新的材料帶到紐倫堡。這些材料來自四面八方，從礦山，從檔案館，從監獄，從原先的德意志帝國的各方各面。整個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的一舉一動就這樣逐漸露出水面。納粹的確是這方面的行家裡手。」1000多人投身於起訴工作中。
約翰遜開始發言了：「尊敬的法庭，人類歷史在這裡第一次通過法律程序審理和平的罪人。我們之所以特別要這樣做，因為它所要昭示的是一個明確而不言而喻的義務。我們將要對其進行宣判和懲處的罪行是精心策劃的，邪惡的，帶來的是毀滅性的後果。人類文明無法容忍對這樣一些罪行的漠視。」起訴方將所有罪行分為四類：
1．參與戰爭陰謀策劃罪（有悖和平和人類的罪行）
2．毀壞和平罪（侵略戰爭的策劃，操備和實施）
3．戰爭罪（對被佔領區人民的屠殺，虐待和流放，對戰俘及人質的屠殺和虐待，對城市的劫掠和摧毀）
4．反人類罪（戰前及戰爭期間對無辜平民的虐殺，滅絕和奴役及其他無人道行為，包括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原因的迫害）
美國作家多斯·帕索斯在他為《生活》周刊撰寫的《紐倫堡日記》一書中總結了起訴書中最令人揪心和恐懼的章節：「當檢察官提到了反猶的罪行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約翰遜安靜而簡練地繼續著對那些瘋狂之舉的描述，直到結束。有時，他的申訴中彷彿帶著訝異，就好像他不願相信或證實自己所宣讀的文件似的。這是一個理性而正直的人的呼聲，他所發現的罪行使他不寒而慄。納粹頭目們，嘴都扭歪了，直直地瞠視著法庭明亮的燈光。也許，他們終於頭一次用全世界評判他們的眼光來打量他們自己。
起訴書於10月18日正式送到了它在柏林的被控告者手中。這份起訴書長達10頁，宣讀它用了一整天。作家埃里希·凱斯特目睹了審判的全過程，他寫到：「我的心在痛，為那些我親耳所聞而痛。」
筆錄被告的發言如：
開特爾：「對一個士兵來說，命令就是命令。」
多尼茨：「不折不扣的美國式幽默。」
黑斯：「我記不起來了。」
第二天，所有被告都公開聲稱自己「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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