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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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弔詭，出乎毛的意料---文革時期的毛鄧關係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2-8 08:1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文史博覽|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在認為是其社會主義最重要實踐時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澤東以打倒、選拔等方式選擇了很多的中央領導人，唯有鄧小平的選擇最為出人意料，也最富有戲劇性、悲劇色彩。

　　在文革之初，鄧小平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被打倒，但在毛澤東的特別關照下，並未收到很大的人身衝擊，政治命運一直存在轉寰的餘地；到林彪事件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大動蕩后，鄧小平被作為接班人的候選者之一，由毛澤東直接點名「浮出水面」，直至主持國務院、中共中央工作；大半年後，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再一次將鄧打倒，但毛也是日薄西山，不一年「別了人間」。毛、鄧關係貫穿「文化大革命」10年，在每一個大的轉折時期，都能依稀甚至強烈地感到他們關係所帶來的巨大影響，研究他們這段時期的歷史，無疑是一個有趣味的課題，本文就能見到的歷史資料，希望能夠窺到一些堂奧，以就教於方家。

　　一、鄧小平一直是毛澤東既定的接班人之一

　　毛澤東確定接班人人選是在1953年底。1當時中共中央、毛澤東已經改變了各地方大行政區劃的設置，將地方主要領導人調入中央，擔任主要黨政職務。其中，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南局鄧子恢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

　　由於毛澤東對周恩來主持經濟工作的不滿，1953年3月，作出《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削減了此前一直由周主持的政府日常工作的職權，讓其只負責外交，高崗則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最主要的國家計劃工作；2劉少奇支持的新稅制改革、山西合作社問題、工會工作方針問題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而高崗則在這些方面得到毛澤東的讚賞，尤其是東北在支撐朝鮮戰爭與斯大林支持方面，高的地位凸現了出來。3

　　但是毛澤東不願意改變歷史形成的權力格局，或者說，毛對高崗並未完全信任，4毛澤東則是年底準備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的計劃擱淺，毛此種權力分割，實際主要是對其接班人的培養，其擔任主要政治角色無人疑義，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選卻屢有波折。

　　「高饒事件」后，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漸趨明朗，但毛顯然不期望以劉個人接班，而是扶持一個「班子」，即有一個集體成員，「防風林」，以防不測。5於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主持書記處的鄧小平以及軍隊工作的林彪的地位非常引人注目。6但是，毛澤東始終將接班人作為一個群體來培養，也始終將這些「接班人置於考察、待定的狀態，權力的分割尤其是核心權力如軍隊、組織權力的移交並未進行。到了毛認為他所進行的事業、他所需要執行的路線出現問題，他仰賴的權力體系出現了不令人滿意的狀況時，他就要奮起反擊，甚至不惜打碎一切舊的、他曾經扶持與建立的權力體系。這時候，他就尋找、培養新的繼承人，以取代舊的權力體系，毛澤東對此毫不猶疑，按江青的話說，就是「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7。胡喬木也曾委婉地說，毛澤東比較缺少充分寬容的美德。8

　　1956年中共八大是在蘇共「二十大」的深刻影響下召開的。毛澤東對黨的領導體制進行了探索，如將黨的代表大會仿照人民代表大會改為常任制，5年一任，每年開一次代表大會；9這一建議得到大會的贊同，鄧小平在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認為此舉最大的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能夠促進黨內民主的發展。10但毛此提議只在1958年初實現了一次，即八大二次會議的召開，否定了八大關於政治路線的提法，重新回到毛澤東階級鬥爭政治路線、以政治運動推動經濟發展及以速度為指針的經濟建設路線，實際上是把毛澤東否定八大穩妥的經濟建設路線而發動「大躍進」的主張合法化。11毛澤東在八大期間另一項黨的領導體制重大變革是將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的職能明確化並進行分工，這是其對接班人體制探索的一部分。

　　毛澤東在1953年進行中央領導層一線、二線分工的探討時，遇到了挫折，但毛還是在956年的八大上再次提議，設立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作為中共中央的日常黨務的辦事機構，以與中共中央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分開，改變以往中央政治局集決策、執行權力於一身而高度集權的狀態，並使其相互監督。12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使其正式進入接班人群體。次年11月，毛澤東出訪蘇聯，在與赫魯曉夫會談時，談到他在前1年八大上提議設立的中共中央名譽主席問題，表示接班人是劉少奇、鄧小平，並表示將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131959年毛澤東正式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由劉少奇接任。這一時期，毛澤東漸漸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劉少奇明確地推向前台。

　　但是，對毛澤東關於書記處與政治局的權力劃分及一線、二線的分工不可評價過高，只是毛澤東某一時期或者說僅是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對中國衝擊最為劇烈的兩年（1956——1957年）的一個思考，在1957年毛澤東斷然發動針對知識界的政治打擊后，毛澤東重新高度專權，接連發動系列的政治運動，並對黨內高層開展了嚴厲的批評甚至鬥爭清洗。黨史專家黃崢先生說，「後來的實踐表明，所謂一線、二線，在工作範圍和起止時間等方面沒有形成清楚的劃分，毛澤東事實上也沒有完全退居二線」，14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劉少奇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一直為黨史研究人物所重視、也為一般民眾所熟知，似乎沒有疑問，但毛在準備讓劉接班的過程中，一直還有另一種準備，即如果不滿劉作其他選擇時，必須能有適當的候選者，這就是「防風林」，即接班人群體。所以，在其準備退居二線、讓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仍然「顧問」著中共中央的主要行動方向與國家發展的道路選擇。毛對自己習慣且自信的領域十分在意，他一面進行文化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擴大「反右派」運動的「戰果」，使知識分子完全服膺於毛的個人權威，曾經對其有所懷疑的擁有一定獨立、自由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群體遭到整肅，一度能夠自由討論的政治空氣被強行壓縮，毛澤東的話語霸權依賴國家機器尤其是公共輿論的宣傳、支持獨一無二地建立了起來；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其引以自豪的農村「廣闊天地」里開始了以速度為特徵的共產主義實驗，這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

　　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極為看重，認為是功不在禹下的聖人事業，15是他經過嚴重努力而得來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實踐。為此，毛澤東不惜對前兩年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陳雲以嚴厲批評，甚至有以華東局書記柯慶施更換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動議。16毛澤東將原屬國務院的職權集中於中央，「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實行黨政不分的一元化領導，「大權獨攬」。17毛澤東個人地位通過批判周恩來、陳雲主持的「反冒進」得以「居高臨下」，以前可能與毛商議、平等協商的氣氛完全改變，毛澤東的絕對個人權威在黨內由此確立。18

　　對於「三面紅旗」的態度，就成為毛澤東判斷是否其路線的追隨者還是修正主義的代理人的主要標準之一。以後，批判彭德懷、批判鄧子恢、批判劉少奇莫不如是，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也以此為開端，所謂批判《海瑞罷官》戲劇中主要指稱「分田」，即是60年代初糾正「大躍進」錯誤的「單幹風」。19

　　這期間，毛澤東開始對黨內對其「大躍進」等經濟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及軍隊建設諸問題不滿的黨內高級幹部進行政治鬥爭，為防止出現匈牙利事件及蘇聯赫魯曉夫式人物作準備。201958年整肅軍隊內部具有很高威望的「儒帥」劉伯承，1959年整肅彭德懷，都是出於對接班人的擔憂。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曾明確警告全黨，如果不能聽從毛的指揮，他當重新走上井岡山，「打游擊」，作好解放軍分裂的準備。21

　　毛的「經濟大革命」——「大躍進」實驗遭到空前的慘敗，直至天怒人怨的地步。22毛個人權威受到挑戰，不得不有所收縮，不僅是經濟政策的讓步，在政治權力上也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甚至陳雲主持工作，所謂一線、二線在60年代初的三四年裡成為一種被迫的事實。所以，鄧小平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中說：「到了60年代初期，他（指鄧小平——引者注）和劉少奇被毛澤東內定為共同擔負一線領導工作的接班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