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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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 東京日記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1-26 16:3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時政解讀|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千百年來，中國人吃夠兩個民族的虧：早先是蒙古人，近世是日本人—— 坦白交代，我最近又去內蒙，又去了日本。

去內蒙是帶學生下鄉，不是畫草原——我再也不想畫少數民族——而是內蒙礦區畫礦工。我回國，一半就是為了懷那文革下鄉寫生的舊。

五月長假，偷閑去日本一周。我久不願去日本，想起倭寇造的孽，心裡有障礙。幾次經過，成田機場待一待，頂多住一夜，就轉機走了。為什麼呢，我曉得日本厲害，看了會沮喪。去年是給叫去神戶參加個什麼會議，總算第一次進入日本，才三天，沒遊覽。今次算是去玩耍，東京、京都，各三天。

忽然是在萬惡的日本國——女兒沒來過，去年我來過，三月在紐約商量好，五月到東京呆幾天。

４月３０日

４月３０日午後兩點抵達成田機場，三點到東京市區，當即轉車去旅館所在的ｓｈｉｂｕｙａ區。進車，滿座。跟前坐一位萬惡的日本老太太，白髮蒼蒼，整潔端麗，活像小津安二郎影片中的老主角。我正打量她，忽然她站起，給門邊一位萬惡的日本男青年讓座，原來青年抱著嬰兒。青年頻頻搖頭，倆人謙讓一分鐘，老太太又坐回去了。

我向老太太問路。她直起腰來，如臨大事，與身邊另兩位萬惡的日本老太太熱心研究三分鐘，用萬惡的日本話和類似敬禮的手勢告訴我：錯了，該坐對面那條線路，下一站換車。

換車，有座了。對面坐位孤苦老頭，手裡緊抱一布娃娃。抱著也就罷了，那布娃內部大概有什麼電子裝置，不斷發出半大嬰兒的奶聲，在行進的車輪聲中清脆嘹亮，咯咯啼笑。

四看車中廣告，忽然瞥見提香那幅著名的畫（傅雷翻譯成「鐵相」。剛上美院時，春節猜燈謎，「賣花姑娘：打一畫家名」。同學們齊聲叫道：「提香」）。哪幅畫呢？就是那位音樂師邊彈琴，邊回頭賞看卧塌上肥美的裸婦人。這幅畫不是在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么！看廣告詞，果然：東京都美術館。三月至五月。普拉多美術館作品展。

萬惡的歐洲帝國主義！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只肯借給北京那件提香的小小的次要肖像，重要的經典卻借給日本！廣告上印一幅，來展的必有多幅。好啊！

到了。跟路邊一位萬惡的日本警察問路。哈咿！欠身，他摘下警帽，隨手從裡面捻出一份地圖——清秀，斯文，戴眼睛，無表情，這位警察活像清華園裡的博士生。

ｓｈｉｂｕｙａ，即大前年美國電影《迷失東京》開始一景的拍攝點：下班時分，紅燈、綠燈，滿街熙熙攘攘密密麻麻萬惡的日本人。

旅館叫做「Ｔｕｂｏ」。所有職員欠身「哈咿」，如臨大敵。兩小時后，閨女，還有她的表妹和妹夫，從紐約飛到了。

５月１日

勞動節。五一長假。北京人山人海。我醒來，發現在東京。

為什麼到處這麼乾淨？當年美國空軍真的從中國起飛，飛來轟炸東京么？

大晴。上午去附近公園參觀「明治神宮」。步行距離。近公園門口，忽見一輛大車當街停好，彩旗飄飄，車首赫然一排鮮紅大字：「日本共產黨」，為首赫然一條大標語：「教育基本法惡反對！」翻譯過來，就是「強烈反對教育基本法」。

這可如何是好？我國教育種種好辦法，我也「惡反對」呀！

一根紅色電線從彩車肚子里蜿蜒伸出，連著話筒，捏在一位西裝革履的日本共產黨黨員手裡，面向路人大聲宣講：「咕嚕咕嚕，泥咕篤諾，茨古瓦……」遊人如織，綠樹如陰。第一次望見古代日本大牌坊：像「門」字，像「開」字，原木，整木，風霜雨露幾百年。我忽然感動了。

走進去，走進去，進到正殿，忽然撞見一種愈百人的儀式正舉行，安靜極了。被中庭此端的圍欄隔開，我們向內殿的陰影望過去，儀式已經開始一會兒了。

全是背影。左端，白煞煞坐滿細麻布漢服古裝的男子，約五十餘，一律漢式高帽；右端，黑森森坐滿西服套裝的男女，約五十餘，女子著裙，座下可見東洋人略呈彎曲的小腿。中間空開，是宮殿階梯，向內高上去，隱沒在更深的內殿。一位漢服古裝的老人當階跪著。全程靜默，約半小時，沒有語言，沒有號令，沒有指揮，顯然是久經熟練的古老儀式。老人偶或擊掌兩聲，左右座陣依次擊掌，老人鞠躬，眾人依次鞠躬。老人離去階梯，兩陣隨之起立：不是同時起立，而是一排隨一排依次起立，狀若波浪，肅立少傾，又波浪般依次落座，歸復齊整，左端白、右端黑。

間或，有年青的白衣人分別出座，移步階前，動作一律：先將穿著白襪的左右腳從漢式布鞋中取出，爾後以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步履，緊湊地、輕盈地，一腳跟一腳，上一階，一腳跟一腳，再上一階，姿影格外虔敬，那真是古時上階的步態么？只見寬袖、聳領、高帽、下擺，微微顫動，望之飄然——我失神，一時彷彿望見真的漢代，真的漢儀——年輕的背影到了階上，向內肅立，並不久留，倏然徊身進入偏殿。轉瞬，又從另一處現身，迂迴歸座。

另有四位樂手坐在殿外左翼，靜默著，三男一女。他們忽然起奏了，一笛、一琴，及兩具為背影遮沒的我所不知道的樂器，領眾人合唱。並不高聲，曲調徐緩，不專業，亦不業餘，正是真的莊嚴的頌唱——待歌聲止歇，殿外遠遠傳來公園門口那位日本共產黨黨員麥克風宣講，和著輕度的搖滾樂，不響，不吵。我起先沒聽見，那是殿內的儀式太莊嚴、太靜默。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儀式，也不想知道，我只會看。其間不斷有遊客進來，只要是日本人，男女老少，都立正，合掌闔首，然後也那麼對掌擊兩聲，隨即垂手觀看，神色肅穆。有位制服筆挺的老年警衛維持秩序，熟練、恭敬，不出聲，戴著白手套。

結束了。全體起立。猛聽得一聲重鎚響鼓——急看殿堂右側，巨大的懸鼓，擊鼓的是一位白色漢衣青年，戴眼鏡，無表情，活象清華園裡的博士生—— 又一擊，再一擊，每一擊間隔數秒，聲聲單調，均勻而猛烈，於是白衣人魚貫而出，在鼓聲中緩步穿過廊下，連成一線，浴著殿外的陽光樹陰，緩緩走遠，直到走完，接著黑衣人魚貫而出，踩著中庭的石砂地，頭上是億萬片樹葉寧靜的響聲。

正午。出公園。門口那位日本共產黨宣講者已經換成一位女子，「咕嚕咕嚕，泥咕篤諾，哈咿……」。回程路經另一公園，彩車停滿，看橫幅標語，好像是日本共產黨第７７回代表大會召開了。

回旅館，寫日記。遠處傳來一聲聲日本男女共產黨的日語口號，聽去既不激昂，也不勉強。他們在嚷嚷什麼呢？春日正午，聲聲在耳，一句聽不懂…… 旅館老婦進來清理。我繼續寫，臨了問我要不要吸塵，Ｎｏ！ｎｏ！我擺手。她躬身退出，同時瘦胳膊從地毯上捻起七八片我看也看不見的碎屑，手勢疾速活像雞啄米。我不由得被傳染，頻頻欠身，同時疾速默數：從她退向門邊的半分鐘內，朝我鞠了將近二十躬。

５月２日

二號。雨。午後去上野東京都美術館。

該館建於１９２６年。同年，中國尚在軍閥割據時期，北平發生三一八慘案；翌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中國。又兩年，１９２９年，九一八事件，日本侵佔東三省；再過八年，即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全面侵華——其時，東京都美術館建館１１年。

南京市江蘇省美術館建於１９３５年，遲東京都美術館９年。論建築樣式，我以為比東京都美術館大氣。時南京為民國首都，同年舉辦民國年間第一屆全國美展。兩年後抗戰爆發，無以為繼，京滬一帶重要畫家或移居培都，或走避南洋，或滯留上海。１９５９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北京建中國美術館，遲東京都美術館３３年。

出地鐵，進上野公園，綠樹繁茂，櫻花季節才過。四看，才知道東京好幾所美術館都集中散布在公園內——我旅遊，事先不愛看著地圖找景點，大約選定一處，懵然尋去。錯了，再找，找到了：我喜歡這種無知的、迷路的感覺。這或許是少年插隊時常在山野荒村胡走亂竄留下的惡習。還有，居然不易走丟，像條草狗，邊走邊看，去路歸路，難有錯。

公園口第一座大館便是日本西洋美術館。館藏是日本本國曆年收購的歐洲十八、十九世紀名畫，印象派諸家每位均有若干作品長期陳列。今年春季的特展是羅丹情人的雕塑與素描展。其他幾座美術館不及細審，公園各處立有各館時展廣告：有盧佛宮藏品展，有拿破崙時代文物繪畫展，還有其他幾項外展及日本本國藝術展。略看，決定索性不看，徑往東京都美術館看西班牙普拉多特展。

全部展品總共八十一件。其中提香五件、艾爾?格列柯四件、盧本斯四件、戈雅七件、委拉士開支五件：五件都是重要作品，尤以委氏那位坐地翻書的侏儒像最為精雅。這樣的展品陣容，中國至今無緣。

日本觀眾老老實實規規矩矩擠擠挨挨。巡看一圈，出來了。說不出一種感覺，這感覺在北京也有，就是：凡西洋的名作一朝易地，遠來亞洲，還是那幾幅畫，還是那幾枚框子，圍觀的人種變了，氣氛變了，再看那幾幅畫，總覺異樣。怎樣的異樣呢？說不出來——在紐約看趙文敏、看董玄宰，卻好似沒有這種感覺，大約是因為中國的古畫原是藏在宮中或文人的家裡，早先並沒有「美術館」文化與「展廳」這一說。而「美術館」展覽方式，在西方出現也才２００多年。

大廳有位女士與一架豎琴，十指撥弄，錚鏦有聲，圍一圈人。其他各廳另有日本本國與東京本市的當令美術展，不知畫得怎樣，也不很想知道怎樣。我原是特意想尋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日本首批留洋畫家的專館，忽然意興闌珊，一抬腳，出了館，外面在下雨。

餘下近兩小時泡在附近一家舊書店。泡舊書店的好滋味，不必多說了。忽然憋一泡尿——偏是看得興起，偏是內急相逼，終於熬不住，出去找廁所，華燈初上，恍然發現在我在上野，我在日本。

收穫：三冊浮士繪春宮畫，線裝本，不是真跡，七十年代重印，尚可看。

５月３日，大晴

自東京去京都，望見富士山。好看的，壯觀的。山體周圍數百里沒有其他山，緩緩地、緩緩地斜上去，斜上去，越來越高，越來越高。腰間一抹雲，其上，是那積雪的著名的峰頂，襯著翠藍的天——照丹納說法，自然決定藝術。這富士山似乎「決定」了日本極簡的設計的美學。

磁懸浮列車飛快。飛快車速中，富士山不遠不近旋轉著，旋轉著，莊嚴嫵媚，像是美人張開大裙子，轉給你看。

這裡也是假期，全車滿座，走道擠滿人。西洋人在旅次中絕少吃飯，要麼去餐車，要麼捏個小小三文治斯文地嚼。這時日本人就和中國人相近了，座中男女紛紛打開飯盒：魚片、生菜、晶瑩的米粒、介茉、醬油碟。過道中站立的幾位白領男士，上好的風衣，鋥亮的皮鞋，也那樣地捧著飯盒，低頭吞咽，一副亞洲人就食的誠懇相 ——此外便和中國人處處不一樣了：雖則擁擠，秩序儼然，不喧嘩。一次性小飯盒大抵精製，設計雅雋，木本色，考究得勝於中國製作的禮品盒，可以放上好的山水畫手卷。

當然，飯菜乾凈，像工藝品，我就看他們一口一口吃工藝品。

專有抽煙的車廂，遠遠望去，濃煙瀰漫，象是著火的前夕。從人叢里擠進去，點上煙吸，吐出來，為自己僥倖，替不抽煙的人厭惡這瀰漫的煙。窗外是緩緩旋轉的富士山。

等車時，隊伍壯觀，每一行列對準將要停妥的車門，像是見習兵預備上戰場。車到前數分鐘，身穿粉紅號衣的女子清潔隊依次到位，如臨大事。進站了，她們三個一組，閃進車廂，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打掃一排排其實很乾凈的座席，更換所有座椅背上的白巾，收取垃圾袋，還將三座一排的長座椅順手一擰，掉換方向，朝著京都。做這些時，她們臉上個個帶著該當如此的神色。當年一批批日本男兒奔赴中國戰場當炮灰，大後方一排排女子們——也許就是這些女清潔工的母親與祖母——守在兵工廠趕製彈藥和軍需品，個個帶著該當如此的神色……幾分鐘后，我們湧進車廂，說是「涌」，其實一點不亂。

胡蘭成說日本是真正的女人國。可是奇怪：母親在哪裡？就我所見，幼兒、童子，十之有九男性攜帶——右側那位沒座位的男子在人叢中像河北人山西人那樣蹲嚴實了，打開書來，孩子在他懷中歪斜著，打量我，漸漸睡著了。

一半乘客在看書。窗外是旋轉的富士山。

下午四時抵達京都。

公元７９０年，時在華夏晚唐，京都建都。此後歷一千一百多年，至十九世紀中葉，遷都東京，鬧他們的明治維新、現代化。二戰美軍炸日本，請教梁思成。梁同志劃出京都、奈良與大阪，標出古迹的方位，說是人家古城，別轟炸。於是京都宮殿寺廟近三千，大大小小，至今完好，無毀壞。

可恨你日本人啊，幹嘛不肯學唐人的後裔，狠狠地拆！

計程車司機也多老年人，面目乾淨，神情莊重，十之六七身穿制服，配戴肩章，活像軍職升任首相、文士出身的武官，「哈伊！」白手套，地圖攤開來，詳細聽你講——今次的旅舍，是女兒預先在紐約電腦上訂的一處民宅。

去年來過京都，才半天，車過之處，無數黑壓壓小弄堂、小街巷、小鋪子，雖然全部日本風，多麼像是從前的北京，從前的上海。而且人少，而且寧靜。舊是舊的，到處乾乾淨淨。落後是落後的，看去自尊而自在。土是土極了，而這裡正是日本自家本國的地面——此刻夕陽斜照，檐下濃蔭活象六十年代，瓦上閑雲活像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前怎樣呢，白雲悠悠，我比不下去了：那時老子還沒生出來。

到了。尋得門牌，一家人家。有位五十多歲的男子開開門，一看，怎麼像是我小時候弄堂里的老伯伯，忠厚平和，沉默寡言，側身讓這些身份不明的客人走進去。走進去再一看——

遲午。僻靜。幽暗。驟然從夕陽強光進到這裡，瞳仁漸漸辨出幽暗的室內：席鋪地，老書架，陳年的傢具、鏡框與書畫。在看不見的內間，是張愛玲時代的隔壁的無線電，靜悄悄的，聽出是音量中低的莫扎特——忽然我回到童年時代的上海、弄堂與人家：放學了，同學的家，同學的家長，一樣的僻靜與幽暗，一樣的電燈泡，一樣的舊家當，輕輕走進去，裡間也開著無線電。

主人領我們走過穿廊。轉瞬間，幽暗換成翠綠的濃蔭，是廊中雜樹，樹葉透下夕陽的光點。啊，一方小院子，從前上海中等之家的戶庭多有這樣的小院子：夾竹桃、梧桐、雞冠花，水缸，還有去年的落葉……

院中一所二層小樓便是今夜我們歇息的館舍，老木門橫向挪開，聲音很響，院子很靜。脫鞋登門望進去，更見其僻靜而幽暗。兩進小間全部席地，有屏風，屏面畫著日本畫，有案幾，有矮凳，席地而坐。原來案下另有放置腿腳的空間，通著電暖氣。桌邊沿著矮凳置有薄薄的棉被，想是冬季主客圍座閑談，可以披蓋禦寒。於是想象雪后的庭院……

整面及地的玻璃窗朝向庭院，雜樹濃蔭下，一具磁桌，四具磁凳，仿宋明而歸於日本的造型，如女子腰圓。雜樹遮蔽鄰家，一隻鄰家的大貓緣牆走過，也正像童年放學，鄰家貓，引我們抬頭看。

遲午大靜，一具西式老掛鐘鐺鐺迴響。幾點了？僻靜幽暗不報告鐘點，如胡蘭成所說，中國人不算時間，而是光陰，不提年代，而是歲月。

那本專講日本人迷戀「陰翳之美」的薄薄的書，早先讀過的，有所感，畢竟那是書。此刻我開窗走到庭院里，砂地落葉，點上煙，傷心襲來。不必特意說什麼「陰翳之美」，從前的上海北京蘇州杭州，有的是弄堂人家，有的是庭院雜樹。即便文革鬧起來，家給抄了，滿地狼籍，清掃乾淨了，僻靜幽暗的下午，雞毛菜從藍子倒出來，慢慢地撿——拆了，大片大片拆了。多少市民被攆到郊外公寓，公寓不是家。我此刻彷彿回到家：別人的國，別人的家，我找到久未找到的回家的感覺。

歐洲也這樣。人家的家，隔窗望望也好的：街巷縱橫，處處庭院，百年的門廳，美樹濃蔭，老傢具，老窗檯，老閣樓，考究潔凈，處心積慮，現代設施一應俱全，停在下午的陰翳中……

夜裡女主人回來，英語甚好，跪著與我們交談。這是您自家么？哦，當然，我們世家在這裡住了１３０多年。京滬人家，今有幾家說得出自家在自家的老宅子住了一百多年？

又在懷舊了。又在散布今不如昔論。我知道我的論調招人厭。

京都。當年新派的人物多來日本亡命存身鬧革命：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郭沫若……他們來過京都么？我對日本歷史幾乎不了解。孩子們當夜興奮商量明天去哪裡，我其實哪裡也不想去，就想躲在這不是我家的家，一個人發獃，一個人抽煙。

５月４日，大晴

昨夜去老城區兜了十幾條小街，夜來長串燈籠，遊人如織，小店鋪一家連一家。窄巷中忽遇歌妓開門送客，一身和服，一臉慘白，鞠躬送畢，又將木門挪攏了。

中午頂著太陽去三十三間堂參觀千佛殿。森森然，同樣的造型、姿勢、尺寸，左翼五百，右翼五百，中有大佛，日本是連佛象也如軍隊般整齊排列…… 午後孩子們自己玩，我又叫車溜回「家」。

太陽只有一個，照在公寓和弄堂，照在新市與舊城，陽光便是不同的陽光，陰影便是不同的陰影。在小巷中拖著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影子，回到陰翳之「家」。庭中磁桌，點上煙，我繼續寫我月中將在上海講演的講稿：《魯迅與死亡》。

上午醒得遲，孩子們早餐回來，說，隔壁幾步路就是一家小小西餐室，咖啡西點，還播放輕輕的古典樂。下午「回家」前進去一坐，咖啡果然好的。店堂很靜，客人少，就一位紫臉堂老頭子，門牙缺，犬齒亮晶晶，活象日本劇里滑稽善良的老丑角。

果然有音樂，是德彪西的慢板。日本多有店家旅館終日輕輕地播放歐洲室內樂：不是那種根據經典改編后又甜又膩的輕音樂，是真的朔拿大，真的四重奏。小店內牆，還停著一架真的鋼琴在——店主的相貌比馬英九粗曠，比高倉健斯文，圍著白圍單。我進去時，他正吃一碗蛋炒飯，於是起身招待，親自下廚，我也點了一份蛋。

德彪西，咖啡，小巷的陽光。店主繼續吃他的飯，忽兒轉身與我搭話了，因為困難的英語而結巴著、害羞著。他活脫是小津影片中恭謹的男主角，又讓我想起六十年代上海版本老俠客：真的老俠客多是中年的英俊，給小青年遞根煙，三分害羞，七分友善。

我在磁桌上寫。樹影光斑一點一點。鄰家的大貓又過牆頭，踟躕半晌，轉臉看我，發現我也看著它。五六十年代我們鬧飢荒，小津安二郎的作品在院線一部部放映，黑澤民的初作震驚西方電影人。六七十年代鬧文革，書店裡擺著長篇小說《艷陽天》、《金光大道》、《歐陽海之歌》，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已經寫出他們最重要的作品，在日本作家會議上彼此苦苦謙抑，先後自殺了。當我們的薛箐華大跳《紅色娘子軍》時，大野洋子與列農結婚，她屬於西方第一代實驗藝術家。丈夫遇刺后，守著列農那架白色鋼琴，繼續做她的實驗，直到現在。另一位女藝術家草間彌生在六十年代紐約現代美術館水池子里作出驚人之舉，那時，一個東方的異端在歐美尚處於邊緣的邊緣。不久她回東京，沒人在乎她。九十年代末紐約為她舉辦大型回顧展，她還活著，像孩子般高興，接受這遙遠的來自西方的致敬。

１９９３年紐約古根漢美術館舉辦《戰後日本當代藝術》大展，我發現二戰後的中國藝術沒有一個十年能夠與日本對應——也就是說，與歐美對應—— 是啊，非得與歐美對應嗎？這些日本先鋒藝術家也曾冒犯本國公眾與民族主義藝術家，也經歷過同樣的孤立、艱難與困境。還是來排排時間表吧：當五十年代中國油畫一致學習蘇聯的馬克西莫夫，日本人在弄抽象畫與極簡主義；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２年，全國美展中止整整六年，日本興起硬邊藝術和普普藝術，與英美幾乎同步；七十年代我們從江青主辦的全國美展中仰望何孔德、陳衍寧與陳逸飛，日本人在做裝置、行為與影像；八十年代中，我們的蔡國強同志飛臨日本……九十年代前後，在北京，真正意義上的當代藝術剛剛開始。

同期，我也才剛讀到二戰前的芥川，他的議論與文筆多少是過時了，不過時的是十世紀的清少納言，一讀之下，大為傾倒——她寫道：「難看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只記得一項：「繡花錦緞的反面」……那年我買了一本捎給木心先生，新世紀回國后，有幸買到了《枕草子》的新版。

東京，五十年代取代二戰前大上海的文化優勢，成為歐美現代文化——不，如今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先進文化」——在亞洲的批發站、集散地與加工廠。戰後六十多年，西方重要的雅文化交流項目——美術、音樂、電影、文學、哲學——源源不斷進入日本。我們今天熟知而玩耍的所有流行文藝新花樣，原創版差不多也都出自東京：卡拉Ｏｋ、ＭＴＶ、電視劇、卡通、時裝、廣告、青少年文化，包括染頭髮……我們曾經並正在模仿的香港文化、韓國文化，不過是東京版本的子孫版，以至我們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東京。東京，和紐約一樣，近十年略呈疲憊之相，沒落之兆，但此行東京，我發現那裡仍然和紐約一樣，散發著難以估測的活力與創造力。

好象在１９７８年，文革才過，日本頭一回送來大型工藝美術展。其時中日建交滿６年，上海展覽館門口延安西路大旗杆上，升起太陽旗。老輩上海人瞧見，心驚肉跳，恨恨語告：日本人又來了！

其實六十年代日本人就來過了，來的是孩子，不是太陽旗——那時我上小學，１９６４年？反正是中日民間經由雙方政府暗中策劃、公開默許，戰後第一批日本孩子進入中國與我們的青少年鬧聯歡，名義好像是什麼「世界青年聯歡節」。那年，去戰爭結束近二十載，戰後的嬰兒長大了，單眼皮，黑頭髮，給周恩來廖承志等等首腦接見過，成群結隊遊逛紫禁城、玄武湖、黃浦江，又是唱啊又是跳，玩兒得好開心。分手的時刻到了，我清清楚楚記得官方黑白記錄片播放了火車站告別的場面：我方戴著團徽紅領巾，日方則是童花頭、學生裝或海軍大翻領，他（她）們依依不捨手拉手，在站台上哭成一片——六十年代中葉，咱還不太落後，日本沒太先進，兩國的孩子們哪顧得什麼歷史與仇恨、戰勝與戰敗，他（她）們以少年人的全部善良與純真，眉眼扭歪，小嘴咧開，扯在一起哭。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１年，我又在彩色記錄片上目擊中美乒乓球隊員手握臂扶，掰不開，即將要告別。那是萬惡的美帝國主義呀！只見他（她）們擁抱了又擁抱，一方穿著人民裝，一方晃著喇叭褲，終於被隔開在機場入口的兩端。

說來這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同志們：改革開放弄到今天這一步，「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好不容易呢！

５月５日，大晴

中午去看了銀閣寺，原來人家是屋裡玩兒「陰翳美」，戶外玩兒「蘚苔美」：我眼見寺院的工人在林下泉邊仔仔細細擦洗銀綠色的蘚苔。樹影斑斕，苔影也斑斕——遲午，我又溜回「家」裡面，磁桌電腦，時而與緣牆的大貓對對眼，寫我的《魯迅與死亡》。

夜裡孩子們回來了，我們到弄堂口一家倆老夫妻開的料理店吃生魚——路過小小咖啡館，空寂無人，亮著燈，那店主居然在壁角鋼琴前獨自聳著肩膀彈，圍著白圍單 ——小小料理店也象一份好人家，門口掛著燈籠，我們一字排開坐在高腳凳上，看老頭子當著客人面捋順了晶瑩閃爍的生魚肉，細細地切。電視正播放當夜一場拳擊賽，一位渾身疙瘩肉的愣小子幾下撂倒對手，歡騰過後，忽然在聚光燈下皺眉呶嘴唱起流行歌，全場呼嘯，手旗亂晃：這算哪門子路數呢？恐怕又是東京人的創造吧。唱倒是唱得又投入、又專業，一腦門子汗。

這是我看見的日本么？我只是個遊客，遊客只見表面——清少納言寫的也儘是極淺極淺的表面，正像櫻花的花瓣，密集、零亂、輕薄，簡直沒法子學。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