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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必要更具體地考察美國現代大學通識教育，以便把握從20世紀初的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嘗試到20世紀末的斯坦福大學改革這一漫長過程中，美國通識教育最突出的共同特點是什麼，哪些是可以借鑒的東西。
哥倫比亞模式
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傳統的最大特點是其簡明和容易操作。傳統上主要由「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和「人文經典」(Humanities)兩門課組成，「當代文明」其實是講從古到今的西方文明，因此它就是以後美國各校普遍開設的「西方文明」課，而「人文經典」課則是指西方經典。1917或1919年之所以被認為是美國現代通識教育的起點，就是因為1917年哥倫比亞有個教師開設了一門「人文經典選讀」課，但這門課開始時完全只是這個教師個人在學校開的一門選修課，該課程一周讀一本西方經典，不要求希臘文、拉丁文。這項舉措在當時很是被學術同仁嘲笑，認為不但讀經典不合時宜，而且讀經典不要求希臘文和拉丁文更被看成不專業而被譏為不倫不類。但這課很受學生歡迎，因此大家都跟著他學，開設類似的人文經典閱讀課。但要經過20年後，到1930年代後期，這門課才逐漸制度化為哥倫比亞的全校必修課，也即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課。這就是所謂「人文經典」課的起源，它基本上是以閱讀西方經典著作為中心，從古代一直讀到現代。
在哥倫比亞，最初「現代文明」課與「人文經典」課是各不相干的，但到1940年代，這兩門課開始成為配套的全校本科必修課，構成了哥大以後的通識教育基本構架。兩門課都是連續兩學年四個學期。在長期的實踐中，這些課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內在理路。例如，「當代文明」課第一學年的內容是講西方從古代到近代的歷史，所以第一年這門課基本屬於史學和人文學科的訓練；而第二學年轉向現代西方社會，這就必然引進了現代社會科學例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的視野。「人文經典」課同樣是從古代經典一直讀到現當代經典。而更重要的是，「人文經典」和「現代文明」這兩門原先各自獨立的課，成為通識教育基本構架后，隱然體現出了一種內在理路或配套原理：「文明」課講的是西方文明的歷史「演變」，而「人文經典」則強調經典著作提出的問題之永恆價值，即「不變」的東西。
哥倫比亞這一由「史」和「經」交互構成的通識教育構架，實際是以後芝加哥等各校通識教育課程體制都貫徹的基本原則。這非常契合我國傳統教育的「經－史傳統」，「史」講一個文明的盛衰變化，「經」或經典則是這個文明的最基本智慧結晶亦即科南所謂「傳統形成的智慧」。遺憾的是我們現在早把自己的「經史傳統」扔得乾乾淨淨，我們現在的大學從未把中國歷代經典還當經典看待，也從未有任何努力系統發展中國經典通識教育課程，而我們的悠久歷史更被歸結為「封建專制」四個字而棄之如糟粕，好象除了農民起義就沒有什麼有正麵價值的東西。我們對自己的傳統還不如西方人更為重視，例如哥倫比亞大學在二戰以後，在全校通識教育課程中發展了一套相當有名的本科通識教育課程，這就是「東方文明課」(oriental civilizations)以及與之配套的「東方經典課」(oriental humanities)。兩門課都是講三個文明：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和印度文明，課時都是連續兩個學期。這兩門課的設計理路也是仿照哥大的西方文明和西方經典課，即按「經和史」交互構成。「東方文明課」講的是歷史，第一個學期講中國、日本和印度的古典文明，第二學期則講三個文明的現代轉型，以日本明治維新作為三種文明轉型的開端。而「東方經典」課則把中國、日本和印度的歷代經典譯成英文閱讀，我們熟悉的陳榮捷翻譯成英文的許多中國經典，其實就是當時為哥大這兩個本科通識課程用的。
芝加哥模式
如果哥倫比亞大學代表美國大學現代通識教育的起點，那麼哈欽斯的芝加哥大學四年通識教育方案，無疑代表最雄心勃勃的美國大學通識教育努力。整個四年本科的課程看上去非常簡單，即前三年的課是人文科學三門，社會科學三門，自然科學三門，數學一門，最後的第四年稱為「整合」課。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所有課程都明確規定不能是「概論」課，而必須精心選擇經典或重要文獻作為閱讀材料。
芝大當時方案的最特別之處是把「西方文明史」放到最後的第四學年作為「整合課」，這也是當時芝大最有名的課，從古希臘羅馬一直講到現代，課程的閱讀材料力求綜合前三年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內容。
芝加哥大學現在的通識教育課程雖然已經改為兩年，但內容更精幹，而且其分量仍然比其他美國大學要重很多。1990年代我在芝加哥的時候，芝大本科生四年要求完成一共42門課程，其中21門為通識教育核心課程(core course)，是所有本科生在四年期間都必須完成的。
這些課程的具體內容，無一例外是經典著作的閱讀和討論。芝加哥的通識核心課程尤其以強度大出名，沒有一門課可以隨便混學分，因為這些課程都是主課而且必修，不像我們的通選課是興趣性的隨便選修。
這些核心課程的具體教學方式和要求，通常都是小班教學。這樣的教學方式對學生的負責是不待言的，但對學生的要求之嚴同樣也是不待言的。在這樣的強度訓練下培養出來的本科生，怎麼還會不是精英？
斯坦福大學的新模式
可以特別舉出斯坦福大學改制后的通識教育計劃，因為斯坦福改革常被說成是最激進、最新潮，甚至被說成是「反西方文明中心論」。
斯坦福的整個新通識教育構架是三大類九個領域：第一大類是「文化核心課程」(其中分三個領域，第一個是新CIV，即「各種文化，各種觀念、各種價值」；第二個領域為「世界文化」，第三領域為「美國文化」)；第二大類是「科學核心課程」；第三大類是「人文社會科學核心課程」。每個本科生要在這九個領域中選修11門核心通識課。核心課的核心是第一個領域，即爭議最大或號稱最新潮的新CIV。「新潮」的地方主要表現在每課中加了一本或兩本非西方或非傳統主流的東西。比如加上《論語》、《道德經》、《可蘭經》、《源氏物語》等。
但不管怎麼選，基本閱讀材料的重疊度是非常高的，都圍繞最基本的西方歷代經典著作。
我想要說明的就是，美國的大學本科通識教育，其靈魂是他們的「經史傳統」，是以閱讀西方歷代經典著作為課程主幹。斯坦福雖然號稱引領新潮，而且也確實在重視非西方文明方面開風氣之先，但所謂的改革實際是相當有限而保守的。在芝加哥，本科通識教育核心課通常有不成文的規定，即不會列入當代流行學者的著作，例如不會有哈耶克或羅爾斯或哈貝馬斯或德里達這些人的著作。
所謂哈佛模式的誤導
「哈佛1978年方案」其實並沒有什麼高明之處，只不過是把所有通識教育課程分為五大類十個領域，要求哈佛本科生必須在這十個領域中至少修滿8－10 個課程，亦即通識教育課程佔全部本科課程的三分之一。我要強調，美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外在分類方式其實並不重要，如果不從本國本校的實際出發而盲目照搬這些分類方式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最近幾年我國主要大學都在嘗試本科的通識教育，這是好事，但現在的通病是，我國大學特別喜歡標榜學什麼「哈佛方案」，以致所謂「哈佛方案」目前對我國大學產生的更多是誤導，因為它使我國很多大學幾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盲目仿效哈佛通識課程的外在分類方式，但實際卻完全缺乏教學目的，更缺乏對教學方式的要求和規定。
這種做法實際上恰恰忽視了，我國目前的通選課，與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課並不是對等的，因為美國大學通識課程的共同點是這些科目就是本科生前兩年的主課即「核心課程」，因此對教師和學生都有嚴格的教學要求和學術訓練要求，而且這些課程往往是這些大學的精華和風格所在。但在我國大學現行體制中，由於通選課在目前實際上只是本科生主要課程以外的附加課，因此在教學體系中實際多被看成是額外的、次要的。如按這樣的方式去發展通識教育，我國大學發展通識教育的努力實際將只能流產，再過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麼結果的。
我認為，我國大學發展通識教育，最值得參考借鑒的確實是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制度，因為這種制度對學生高度負責任，而且確實非常有效地達到了「打造精英」這一大學本科的教育目標。我在芝加哥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們的許多本科生第一年進來時傻傻的，基本是一個uneducated guy，通常在知識面方面遠不如我國優秀大一本科生，但四年下來，這些學生可以說完全脫胎換骨，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educated person。
就美國主要大學本科通識教育課程的基本建制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有三點，第一，美國大學本科通識教育事實上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重心；第二，這些人文社會科學的通識核心課程普遍採取深度經典閱讀的方式，而特別反對我們習慣的「概論」和「通史」教學方法；第三，核心課程普遍採取教授講課與學生討論課并行的方式，討論課嚴格要求小班制，一般不得超過15人。這三點都是特別值得我們借鑒的，而美國各校的外在課程分類方式則並不值得特別重視。
正因為如此，我國大學如北大等盲目仿效所謂哈佛方案，是只可能得其形，而絕不可能得其神的。現在很多大學都號稱學哈佛1978年模式，但「素質教育通選課」沒有一門是像上述芝加哥斯坦福哈佛的課程那樣按「經史傳統」原則以經典為中心而精心設計的，學生的小班討論課更幾乎從未嘗試過。這樣的做法僅僅是在學表面而不是學實質，這樣下去必然導致學校把所有開設通選課的精力都放在增加可以選擇的科目的量上。但就算所有通識課的品種加起來能有三四百種，有時候某些學校甚至加到上千種，這有多大意義？實際結果是大部分課相當於把各個系最基本的概論課都拿出來讓大家選，弄得大家很倒胃口。根據我在香山會議上了解的一些情況，學校的通選課實際上有可能變成這樣的情形，即很多學生把通選課變成一種撿便宜學分的課，大多數情況下選的是最容易選的課、老師最好糊弄的課。如果變成這樣的情況，那通選課是沒有意義的，它將變成對老師、學生、學校的負擔，最後將一無所成，而上百種的「概論」課再多仍然只不過是雜亂無章的拼湊，我將之稱為「通識教育的大雜燴主義」。
(因版面原因，本系列文章有刪節)
哈欽斯的芝加哥大學四年通識教育方案(部分)
第一學年
人文科學
「文學」的閱讀材料為：西方歷代詩歌，荷馬史詩，聖經，莎士比亞，屠格涅夫，喬伊斯和美國作家選讀；藝術則分為歷代西方繪畫作品，歷代西方雕塑作品，歷代西方建築；音樂部分是古典音樂作品。
社會科學
完整的美國史。包括對美國歷史有影響的經典著作，如亞當斯密，霍布士，洛克，托克維爾等，及美國史家選讀，歷代總統的重要論述，最高法院的重要判決，外交政策文獻，各時期社會重大辯論的文獻。
第二學年
人文科學
內容為「史學、修辭學、戲劇、小說、哲學」。史學閱讀材料是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吉本；戲劇是希臘悲劇和莎士比亞；小說是奧斯丁，康拉德，陀斯托耶夫斯基；哲學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
社會科學
課名為「自我、文化、與社會」。內容主要是社會學和人類學，閱讀材料因此集中在西方現代經典，特別是弗洛伊德，韋伯，塗爾干，馬克思，以及美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如帕森斯和本尼迪克特等。
第三學年
人文科學
學生可以向幾個不同專業方向選修：一是「文學」，二是「批評理論」，三是「藝術與音樂」，四是「外國語言與文學」(當時共五種：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
社會科學
課名為「自由與秩序」。閱讀材料包括柏拉圖、霍布士、洛克、伯克、密爾、韋伯、熊彼特等，分別討論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國際秩序與自由的關係，以及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關係。
芝大當時方案的最特別之處是把「西方文明史」放到最後的第四學年作為「整合課」，力求綜合前三年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內容。
by 甘陽
哥倫比亞模式
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傳統的最大特點是其簡明和容易操作。傳統上主要由「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和「人文經典」(Humanities)兩門課組成，「當代文明」其實是講從古到今的西方文明，因此它就是以後美國各校普遍開設的「西方文明」課，而「人文經典」課則是指西方經典。1917或1919年之所以被認為是美國現代通識教育的起點，就是因為1917年哥倫比亞有個教師開設了一門「人文經典選讀」課，但這門課開始時完全只是這個教師個人在學校開的一門選修課，該課程一周讀一本西方經典，不要求希臘文、拉丁文。這項舉措在當時很是被學術同仁嘲笑，認為不但讀經典不合時宜，而且讀經典不要求希臘文和拉丁文更被看成不專業而被譏為不倫不類。但這課很受學生歡迎，因此大家都跟著他學，開設類似的人文經典閱讀課。但要經過20年後，到1930年代後期，這門課才逐漸制度化為哥倫比亞的全校必修課，也即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課。這就是所謂「人文經典」課的起源，它基本上是以閱讀西方經典著作為中心，從古代一直讀到現代。
在哥倫比亞，最初「現代文明」課與「人文經典」課是各不相干的，但到1940年代，這兩門課開始成為配套的全校本科必修課，構成了哥大以後的通識教育基本構架。兩門課都是連續兩學年四個學期。在長期的實踐中，這些課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內在理路。例如，「當代文明」課第一學年的內容是講西方從古代到近代的歷史，所以第一年這門課基本屬於史學和人文學科的訓練；而第二學年轉向現代西方社會，這就必然引進了現代社會科學例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的視野。「人文經典」課同樣是從古代經典一直讀到現當代經典。而更重要的是，「人文經典」和「現代文明」這兩門原先各自獨立的課，成為通識教育基本構架后，隱然體現出了一種內在理路或配套原理：「文明」課講的是西方文明的歷史「演變」，而「人文經典」則強調經典著作提出的問題之永恆價值，即「不變」的東西。
哥倫比亞這一由「史」和「經」交互構成的通識教育構架，實際是以後芝加哥等各校通識教育課程體制都貫徹的基本原則。這非常契合我國傳統教育的「經－史傳統」，「史」講一個文明的盛衰變化，「經」或經典則是這個文明的最基本智慧結晶亦即科南所謂「傳統形成的智慧」。遺憾的是我們現在早把自己的「經史傳統」扔得乾乾淨淨，我們現在的大學從未把中國歷代經典還當經典看待，也從未有任何努力系統發展中國經典通識教育課程，而我們的悠久歷史更被歸結為「封建專制」四個字而棄之如糟粕，好象除了農民起義就沒有什麼有正麵價值的東西。我們對自己的傳統還不如西方人更為重視，例如哥倫比亞大學在二戰以後，在全校通識教育課程中發展了一套相當有名的本科通識教育課程，這就是「東方文明課」(oriental civilizations)以及與之配套的「東方經典課」(oriental humanities)。兩門課都是講三個文明：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和印度文明，課時都是連續兩個學期。這兩門課的設計理路也是仿照哥大的西方文明和西方經典課，即按「經和史」交互構成。「東方文明課」講的是歷史，第一個學期講中國、日本和印度的古典文明，第二學期則講三個文明的現代轉型，以日本明治維新作為三種文明轉型的開端。而「東方經典」課則把中國、日本和印度的歷代經典譯成英文閱讀，我們熟悉的陳榮捷翻譯成英文的許多中國經典，其實就是當時為哥大這兩個本科通識課程用的。
芝加哥模式
如果哥倫比亞大學代表美國大學現代通識教育的起點，那麼哈欽斯的芝加哥大學四年通識教育方案，無疑代表最雄心勃勃的美國大學通識教育努力。整個四年本科的課程看上去非常簡單，即前三年的課是人文科學三門，社會科學三門，自然科學三門，數學一門，最後的第四年稱為「整合」課。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所有課程都明確規定不能是「概論」課，而必須精心選擇經典或重要文獻作為閱讀材料。
芝大當時方案的最特別之處是把「西方文明史」放到最後的第四學年作為「整合課」，這也是當時芝大最有名的課，從古希臘羅馬一直講到現代，課程的閱讀材料力求綜合前三年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內容。
芝加哥大學現在的通識教育課程雖然已經改為兩年，但內容更精幹，而且其分量仍然比其他美國大學要重很多。1990年代我在芝加哥的時候，芝大本科生四年要求完成一共42門課程，其中21門為通識教育核心課程(core course)，是所有本科生在四年期間都必須完成的。
這些課程的具體內容，無一例外是經典著作的閱讀和討論。芝加哥的通識核心課程尤其以強度大出名，沒有一門課可以隨便混學分，因為這些課程都是主課而且必修，不像我們的通選課是興趣性的隨便選修。
這些核心課程的具體教學方式和要求，通常都是小班教學。這樣的教學方式對學生的負責是不待言的，但對學生的要求之嚴同樣也是不待言的。在這樣的強度訓練下培養出來的本科生，怎麼還會不是精英？
斯坦福大學的新模式
可以特別舉出斯坦福大學改制后的通識教育計劃，因為斯坦福改革常被說成是最激進、最新潮，甚至被說成是「反西方文明中心論」。
斯坦福的整個新通識教育構架是三大類九個領域：第一大類是「文化核心課程」(其中分三個領域，第一個是新CIV，即「各種文化，各種觀念、各種價值」；第二個領域為「世界文化」，第三領域為「美國文化」)；第二大類是「科學核心課程」；第三大類是「人文社會科學核心課程」。每個本科生要在這九個領域中選修11門核心通識課。核心課的核心是第一個領域，即爭議最大或號稱最新潮的新CIV。「新潮」的地方主要表現在每課中加了一本或兩本非西方或非傳統主流的東西。比如加上《論語》、《道德經》、《可蘭經》、《源氏物語》等。
但不管怎麼選，基本閱讀材料的重疊度是非常高的，都圍繞最基本的西方歷代經典著作。
我想要說明的就是，美國的大學本科通識教育，其靈魂是他們的「經史傳統」，是以閱讀西方歷代經典著作為課程主幹。斯坦福雖然號稱引領新潮，而且也確實在重視非西方文明方面開風氣之先，但所謂的改革實際是相當有限而保守的。在芝加哥，本科通識教育核心課通常有不成文的規定，即不會列入當代流行學者的著作，例如不會有哈耶克或羅爾斯或哈貝馬斯或德里達這些人的著作。
所謂哈佛模式的誤導
「哈佛1978年方案」其實並沒有什麼高明之處，只不過是把所有通識教育課程分為五大類十個領域，要求哈佛本科生必須在這十個領域中至少修滿8－10 個課程，亦即通識教育課程佔全部本科課程的三分之一。我要強調，美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的外在分類方式其實並不重要，如果不從本國本校的實際出發而盲目照搬這些分類方式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最近幾年我國主要大學都在嘗試本科的通識教育，這是好事，但現在的通病是，我國大學特別喜歡標榜學什麼「哈佛方案」，以致所謂「哈佛方案」目前對我國大學產生的更多是誤導，因為它使我國很多大學幾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盲目仿效哈佛通識課程的外在分類方式，但實際卻完全缺乏教學目的，更缺乏對教學方式的要求和規定。
這種做法實際上恰恰忽視了，我國目前的通選課，與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課並不是對等的，因為美國大學通識課程的共同點是這些科目就是本科生前兩年的主課即「核心課程」，因此對教師和學生都有嚴格的教學要求和學術訓練要求，而且這些課程往往是這些大學的精華和風格所在。但在我國大學現行體制中，由於通選課在目前實際上只是本科生主要課程以外的附加課，因此在教學體系中實際多被看成是額外的、次要的。如按這樣的方式去發展通識教育，我國大學發展通識教育的努力實際將只能流產，再過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麼結果的。
我認為，我國大學發展通識教育，最值得參考借鑒的確實是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制度，因為這種制度對學生高度負責任，而且確實非常有效地達到了「打造精英」這一大學本科的教育目標。我在芝加哥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們的許多本科生第一年進來時傻傻的，基本是一個uneducated guy，通常在知識面方面遠不如我國優秀大一本科生，但四年下來，這些學生可以說完全脫胎換骨，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educated person。
就美國主要大學本科通識教育課程的基本建制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有三點，第一，美國大學本科通識教育事實上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重心；第二，這些人文社會科學的通識核心課程普遍採取深度經典閱讀的方式，而特別反對我們習慣的「概論」和「通史」教學方法；第三，核心課程普遍採取教授講課與學生討論課并行的方式，討論課嚴格要求小班制，一般不得超過15人。這三點都是特別值得我們借鑒的，而美國各校的外在課程分類方式則並不值得特別重視。
正因為如此，我國大學如北大等盲目仿效所謂哈佛方案，是只可能得其形，而絕不可能得其神的。現在很多大學都號稱學哈佛1978年模式，但「素質教育通選課」沒有一門是像上述芝加哥斯坦福哈佛的課程那樣按「經史傳統」原則以經典為中心而精心設計的，學生的小班討論課更幾乎從未嘗試過。這樣的做法僅僅是在學表面而不是學實質，這樣下去必然導致學校把所有開設通選課的精力都放在增加可以選擇的科目的量上。但就算所有通識課的品種加起來能有三四百種，有時候某些學校甚至加到上千種，這有多大意義？實際結果是大部分課相當於把各個系最基本的概論課都拿出來讓大家選，弄得大家很倒胃口。根據我在香山會議上了解的一些情況，學校的通選課實際上有可能變成這樣的情形，即很多學生把通選課變成一種撿便宜學分的課，大多數情況下選的是最容易選的課、老師最好糊弄的課。如果變成這樣的情況，那通選課是沒有意義的，它將變成對老師、學生、學校的負擔，最後將一無所成，而上百種的「概論」課再多仍然只不過是雜亂無章的拼湊，我將之稱為「通識教育的大雜燴主義」。
(因版面原因，本系列文章有刪節)
哈欽斯的芝加哥大學四年通識教育方案(部分)
第一學年
人文科學
「文學」的閱讀材料為：西方歷代詩歌，荷馬史詩，聖經，莎士比亞，屠格涅夫，喬伊斯和美國作家選讀；藝術則分為歷代西方繪畫作品，歷代西方雕塑作品，歷代西方建築；音樂部分是古典音樂作品。
社會科學
完整的美國史。包括對美國歷史有影響的經典著作，如亞當斯密，霍布士，洛克，托克維爾等，及美國史家選讀，歷代總統的重要論述，最高法院的重要判決，外交政策文獻，各時期社會重大辯論的文獻。
第二學年
人文科學
內容為「史學、修辭學、戲劇、小說、哲學」。史學閱讀材料是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吉本；戲劇是希臘悲劇和莎士比亞；小說是奧斯丁，康拉德，陀斯托耶夫斯基；哲學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
社會科學
課名為「自我、文化、與社會」。內容主要是社會學和人類學，閱讀材料因此集中在西方現代經典，特別是弗洛伊德，韋伯，塗爾干，馬克思，以及美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如帕森斯和本尼迪克特等。
第三學年
人文科學
學生可以向幾個不同專業方向選修：一是「文學」，二是「批評理論」，三是「藝術與音樂」，四是「外國語言與文學」(當時共五種：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
社會科學
課名為「自由與秩序」。閱讀材料包括柏拉圖、霍布士、洛克、伯克、密爾、韋伯、熊彼特等，分別討論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國際秩序與自由的關係，以及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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