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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4日 《中國青年報》
《中國青年報·冰點》特約撰稿 陳平原
前兩年剛去世的法國思想家德里達說過：「大學存在於它企圖思考的世界之中」，應當承擔起責任，組織一種創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對大學）的重占企圖，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權形態」。這說來容易，實際上卻很難做到。作為大學教授，你乃「體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嗎？尤其在當代中國，談論大學改革，涉及理想與現實、中國與西方、制度與精神、個人與國家等，遠不只是制訂若干「操作手冊」那麼簡單。
世人引用蘇軾的詩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時，多從進取的角度，強調自家確有所得。我則傾向於保守——即便有所見，也必定會遮蔽事情的另一面。這裡牽涉的，不僅僅是思想立場，還有趣味、修養等。有些盲點容易意識到，有些則很難超越——比如緣於「學科」的偏見。
現在大家都談大學，真的是「眾聲喧嘩」；我的思路很明確，首先追問是誰在說、說什麼、說給誰聽。校長、教授、學生、家長、文化記者、教育學家、政府官員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學」。這種職業、學科、方法、文體等的差異，直接影響我們談論大學的視野與姿態。我很坦然，事先聲明：這是一個大學教授（不是政府官員）、人文學者（不是經濟學家），從「文化的觀點」（不是「經濟的觀點」或「政治的觀點」）來談論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的「大學」。
這裡所說的「文化的觀點」，是借鑒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主編的《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膽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個不同學科的學者，從歷史的觀點、政治的觀點、經濟的觀點、組織的觀點、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觀點、大學的科學活動、政策的觀點等來談論現代大學。作者認為：「這八種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統的方法，使我們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統是怎樣運轉的，為什麼這樣運轉，它們怎樣和為什麼與社會的某些其他部門聯繫起來。」
美國密歇根大學原校長詹姆斯·杜德斯達在其所撰《21世紀的大學》中稱：「大學作為我們的文明中的一個社會機構保持了其輝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學不僅僅是知識的堅守人與傳承者，曾經改變了它所在的社會，甚至成為變革中的巨大力量。」過去如此，將來也不例外——為了達成此偉大的目標，「我們需要在大學的內部進行更深層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可是，「更深層次的反思」，我們做得到嗎？大學有自身的利益，其繼承傳統與生產知識，並非絕無私心。或陷入繁瑣的日常事務，或跳不出體制圍城，我們能認真審視已成「龐然大物」的大學嗎？有民間辛辣的譏諷（「這年頭，教授搖唇鼓舌，四處賺錢，越來越像商人；商人現身講壇，著書立說，越來越像教授」），有官員機智的辯解（中國教育的成績和缺點，是「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也有不著邊際的表揚或謾罵。總的趨勢是：大學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謂的「師道尊嚴」，也正迅速淪喪。
作為人文學者，我希望以建設者的姿態、批判性的眼光，來「直面慘淡的人生」，談論中國大學迫在眉睫的五個問題。
一、調整「大躍進」心態
去年年底，我曾撰文，答《國際先驅報》記者問，引馬玉濤的成名曲《馬兒啊，你慢些走》作為標題。可惜文章發表時，被裁成好幾段，穿插進各種問答中。為何需要 「慢些走」，並非像那歌里唱的，「要把這迷人的壯麗的景色看個夠」，而是擔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穩，那樣會摔跤的。暫時停下來，或者放慢腳步，是為了更好地思考、反省、調整步伐。
辦大學和辦企業不一樣，不可能立竿見影。人們常說「百年樹人」，辦學要有長遠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錢，明年見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辦企業的思路來辦大學，導致中國的大學教育中，普遍存在著急功近利的傾向。像填鴨子那樣，填食、催肥、打激素，讓大學迅速膨脹，這樣做效果肯定不好。
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大學教育熱火朝天，從上到下都在搞「大躍進」。好處是，大家都有幹勁，想把大學辦好；不好的呢，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錢已經給了，怎麼還沒得諾貝爾獎？北大、清華怎麼還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會搞花架子；逼急了，學校就得造假。其實，中國的大學，只要認準目標，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彎路，步步為營，就一定能辦好。
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現在的問題是，公眾對大學傾注了過多的感情。這種相當情緒化的「關愛」，使得大學疲於應付，很難平靜地思考涉及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以我的觀察，所有的大學校長都怕傳媒，其決策多少都受社會輿論的影響。過多的輿論關注，其實不是好事情。因為，公眾不太了解大學運作的特點，大學該怎麼辦，困難在什麼地方，路該如何走，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的。而且，公眾特別希望你一口就吃成個大胖子。可你知道，要辦成一流大學，並不容易。我承認，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大學教育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但這個進步不像公眾想象得那麼大。而且，你也別指望這種狀態能在短時間內改觀，比如，突然間殺出一匹黑馬，讓中國學人大長志氣。期待太高，做不到，特失望，說話的口氣就越來越峻急。
教育行政機關以及以媒體為代表的社會輿論，給大學帶來了雙重的壓力。眼看著逼急了，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在「大幹快上」。我有點擔心，這樣做，不踏實，不從容，效果不好。辦大學，需要膽識，更需要汗水，老老實實地辦，別老想著創造奇迹。具體到教學和科研，現在是，浮躁之氣瀰漫整個中國的大學校園。各種考核、評獎、爭項目、奪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師生們沒有了認真讀書思考的時間。這感覺很不好。因為，心境浮躁，對於從事專深的學術研究非常不利。大學校園裡，沒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趕地鐵，這樣的氛圍，對大學的長期發展不利。以前進了大學校園，會覺得很清靜，現在進了校園，覺得和外面沒有多少區別。如果教授和學生都無法沉潛把玩，只滿足於零敲碎打，不可能出大成果。目前這個狀態，基本上是制度逼出來的。大家都想把大學辦好，可欲速則不達——不是說壓力越大，管理越嚴，就越能出成果。
因此，我一直呼籲：給教授和學生們留點讀書的時間，給大學留點成長的空間，這比拚命地拔苗助長、胡亂「掌聲鼓勵」要好。學現代史的都知道，五四運動中，蔡元培曾引《風俗通》中的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作為辭職時的理由。以目前中國大學的水平，很難承受政府及公眾迅速變成「世界一流」的期待與厚愛。還不如把腳步放緩，把路走正，那樣的話，中國大學或許還能走出自己獨特的風采。
二、反省過分「世俗化」傾向
北京 大學1993年的拆南牆，以及2001年的重建南牆，都曾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為什麼？前者象徵著北大走出象牙塔，從注重政治與學術，轉向強調市場與社會。至於後者，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整治大學周邊環境」，而是意識到此舉確實衝擊到北大的教學及科研水平，使得原本以學理深厚、思想自由見長的北大，也逐漸變得急功近利起來。十幾年間，以北大為代表的中國大學，左衝右突，上下求索，努力在精神價值與世俗利益的巨大張力中，尋求儘可能穩妥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要說中國大學之過分「世俗化」，有幾個觀察角度：第一，強大的資本力量，憑藉大筆捐款而影響大學的具體決策乃至辦學宗旨，這樣的例子，在中國還很少見。第二，大學為了「生產自救」，主動走向市場，籌辦大小公司以及各種名目的培訓班（如「董事長國學研修班」等），這方面，各大學各顯神通，多少都有斬獲。第三，教育行政力量強力介入，使得各大學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自主」。這是中國大學的特色，擺在面子上，誰都無法迴避。第四，隱約存在著的學術與權力之間的相互交換，比如大學送現任官員博士頭銜或教授職稱（通過合法手段），敦請有魄力且有資源的退休官員出任院長或校長。後者現在很時髦，不說投桃報李，就算全都出於公心，此舉在為大學帶來豐厚人脈，使得其日後「好辦事」 的同時，也帶進了某些官場氣象，讓大學里「行政主導」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正所謂「有樣學樣」，今天中國的大學，變得越來越像官場了。
前面提到的美國密歇根大學，因是公立大學，必須接受政府的檢查與指導，校長及教授們抱怨「行政權力過度約束」，因此，杜德斯達在《21世紀的大學》第一章緒論中，專門討論「政治力量對大學管理和使命的過分干預」。可他說的那些事，比起中國的大學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行政力量的過度干預，以及大學中人的曲意逢迎，導致今日中國一些大學混同於官場。風氣陡變的結果是，大學校園再也不是清凈之地，更談不上「聖潔」二字。過於世俗化的，除了辦學理念，還有教授、學生的精神面貌。大學中人，本應追求獨立人格以及自由表達的權利，但在商業以及行政的雙重壓力下，這種「聲音」已逐漸消失了。
這就說到人們常常議論的大學是否需要「圍牆」。在我看來，圍牆分有形的與無形的兩種。有形的圍牆，歐美各著名大學或根本沒有，或不很明顯；可不管置身於中小城市（如哈佛大學、海德堡大學），還是大都會（如哥倫比亞大學或巴黎四大），人家的校園都很幽靜。而今日中國大學校園之「熱鬧」，讓人嘆為觀止。我們的校園，有高大完整的圍牆，但根本擋不住商業大潮以及世俗口號鋪天蓋地，以至你想「躲進小樓成一統」，都很難做到。大學與社會的「零距離接觸」，以及高校的過分世俗化，使得圍牆裡頭的教授與學生，都很難再有一顆平靜的心，踏踏實實地做學問。
今年3月，我在《瞭望周刊》發表《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批評當今中國的大學「太實際了」，沒有超越職業訓練的想象力。校長如此，教授如此，學生也不例外。 「大樓」不能取代「大師」，這是目前大家談得比較多的；我想補充的是，「學問」不等於「精神」，辦大學，必須有超越技術層面的考慮。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好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記得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這樣開篇的：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請允許我套用：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有精神，則自成氣象，自有人才。
《中國青年報·冰點》特約撰稿 陳平原
前兩年剛去世的法國思想家德里達說過：「大學存在於它企圖思考的世界之中」，應當承擔起責任，組織一種創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對大學）的重占企圖，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權形態」。這說來容易，實際上卻很難做到。作為大學教授，你乃「體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嗎？尤其在當代中國，談論大學改革，涉及理想與現實、中國與西方、制度與精神、個人與國家等，遠不只是制訂若干「操作手冊」那麼簡單。
世人引用蘇軾的詩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時，多從進取的角度，強調自家確有所得。我則傾向於保守——即便有所見，也必定會遮蔽事情的另一面。這裡牽涉的，不僅僅是思想立場，還有趣味、修養等。有些盲點容易意識到，有些則很難超越——比如緣於「學科」的偏見。
現在大家都談大學，真的是「眾聲喧嘩」；我的思路很明確，首先追問是誰在說、說什麼、說給誰聽。校長、教授、學生、家長、文化記者、教育學家、政府官員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學」。這種職業、學科、方法、文體等的差異，直接影響我們談論大學的視野與姿態。我很坦然，事先聲明：這是一個大學教授（不是政府官員）、人文學者（不是經濟學家），從「文化的觀點」（不是「經濟的觀點」或「政治的觀點」）來談論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的「大學」。
這裡所說的「文化的觀點」，是借鑒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主編的《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膽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個不同學科的學者，從歷史的觀點、政治的觀點、經濟的觀點、組織的觀點、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觀點、大學的科學活動、政策的觀點等來談論現代大學。作者認為：「這八種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統的方法，使我們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統是怎樣運轉的，為什麼這樣運轉，它們怎樣和為什麼與社會的某些其他部門聯繫起來。」
美國密歇根大學原校長詹姆斯·杜德斯達在其所撰《21世紀的大學》中稱：「大學作為我們的文明中的一個社會機構保持了其輝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學不僅僅是知識的堅守人與傳承者，曾經改變了它所在的社會，甚至成為變革中的巨大力量。」過去如此，將來也不例外——為了達成此偉大的目標，「我們需要在大學的內部進行更深層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可是，「更深層次的反思」，我們做得到嗎？大學有自身的利益，其繼承傳統與生產知識，並非絕無私心。或陷入繁瑣的日常事務，或跳不出體制圍城，我們能認真審視已成「龐然大物」的大學嗎？有民間辛辣的譏諷（「這年頭，教授搖唇鼓舌，四處賺錢，越來越像商人；商人現身講壇，著書立說，越來越像教授」），有官員機智的辯解（中國教育的成績和缺點，是「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也有不著邊際的表揚或謾罵。總的趨勢是：大學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謂的「師道尊嚴」，也正迅速淪喪。
作為人文學者，我希望以建設者的姿態、批判性的眼光，來「直面慘淡的人生」，談論中國大學迫在眉睫的五個問題。
一、調整「大躍進」心態
去年年底，我曾撰文，答《國際先驅報》記者問，引馬玉濤的成名曲《馬兒啊，你慢些走》作為標題。可惜文章發表時，被裁成好幾段，穿插進各種問答中。為何需要 「慢些走」，並非像那歌里唱的，「要把這迷人的壯麗的景色看個夠」，而是擔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穩，那樣會摔跤的。暫時停下來，或者放慢腳步，是為了更好地思考、反省、調整步伐。
辦大學和辦企業不一樣，不可能立竿見影。人們常說「百年樹人」，辦學要有長遠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錢，明年見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辦企業的思路來辦大學，導致中國的大學教育中，普遍存在著急功近利的傾向。像填鴨子那樣，填食、催肥、打激素，讓大學迅速膨脹，這樣做效果肯定不好。
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大學教育熱火朝天，從上到下都在搞「大躍進」。好處是，大家都有幹勁，想把大學辦好；不好的呢，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錢已經給了，怎麼還沒得諾貝爾獎？北大、清華怎麼還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會搞花架子；逼急了，學校就得造假。其實，中國的大學，只要認準目標，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彎路，步步為營，就一定能辦好。
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現在的問題是，公眾對大學傾注了過多的感情。這種相當情緒化的「關愛」，使得大學疲於應付，很難平靜地思考涉及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以我的觀察，所有的大學校長都怕傳媒，其決策多少都受社會輿論的影響。過多的輿論關注，其實不是好事情。因為，公眾不太了解大學運作的特點，大學該怎麼辦，困難在什麼地方，路該如何走，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的。而且，公眾特別希望你一口就吃成個大胖子。可你知道，要辦成一流大學，並不容易。我承認，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大學教育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但這個進步不像公眾想象得那麼大。而且，你也別指望這種狀態能在短時間內改觀，比如，突然間殺出一匹黑馬，讓中國學人大長志氣。期待太高，做不到，特失望，說話的口氣就越來越峻急。
教育行政機關以及以媒體為代表的社會輿論，給大學帶來了雙重的壓力。眼看著逼急了，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在「大幹快上」。我有點擔心，這樣做，不踏實，不從容，效果不好。辦大學，需要膽識，更需要汗水，老老實實地辦，別老想著創造奇迹。具體到教學和科研，現在是，浮躁之氣瀰漫整個中國的大學校園。各種考核、評獎、爭項目、奪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師生們沒有了認真讀書思考的時間。這感覺很不好。因為，心境浮躁，對於從事專深的學術研究非常不利。大學校園裡，沒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趕地鐵，這樣的氛圍，對大學的長期發展不利。以前進了大學校園，會覺得很清靜，現在進了校園，覺得和外面沒有多少區別。如果教授和學生都無法沉潛把玩，只滿足於零敲碎打，不可能出大成果。目前這個狀態，基本上是制度逼出來的。大家都想把大學辦好，可欲速則不達——不是說壓力越大，管理越嚴，就越能出成果。
因此，我一直呼籲：給教授和學生們留點讀書的時間，給大學留點成長的空間，這比拚命地拔苗助長、胡亂「掌聲鼓勵」要好。學現代史的都知道，五四運動中，蔡元培曾引《風俗通》中的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作為辭職時的理由。以目前中國大學的水平，很難承受政府及公眾迅速變成「世界一流」的期待與厚愛。還不如把腳步放緩，把路走正，那樣的話，中國大學或許還能走出自己獨特的風采。
二、反省過分「世俗化」傾向
北京 大學1993年的拆南牆，以及2001年的重建南牆，都曾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為什麼？前者象徵著北大走出象牙塔，從注重政治與學術，轉向強調市場與社會。至於後者，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整治大學周邊環境」，而是意識到此舉確實衝擊到北大的教學及科研水平，使得原本以學理深厚、思想自由見長的北大，也逐漸變得急功近利起來。十幾年間，以北大為代表的中國大學，左衝右突，上下求索，努力在精神價值與世俗利益的巨大張力中，尋求儘可能穩妥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要說中國大學之過分「世俗化」，有幾個觀察角度：第一，強大的資本力量，憑藉大筆捐款而影響大學的具體決策乃至辦學宗旨，這樣的例子，在中國還很少見。第二，大學為了「生產自救」，主動走向市場，籌辦大小公司以及各種名目的培訓班（如「董事長國學研修班」等），這方面，各大學各顯神通，多少都有斬獲。第三，教育行政力量強力介入，使得各大學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自主」。這是中國大學的特色，擺在面子上，誰都無法迴避。第四，隱約存在著的學術與權力之間的相互交換，比如大學送現任官員博士頭銜或教授職稱（通過合法手段），敦請有魄力且有資源的退休官員出任院長或校長。後者現在很時髦，不說投桃報李，就算全都出於公心，此舉在為大學帶來豐厚人脈，使得其日後「好辦事」 的同時，也帶進了某些官場氣象，讓大學里「行政主導」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正所謂「有樣學樣」，今天中國的大學，變得越來越像官場了。
前面提到的美國密歇根大學，因是公立大學，必須接受政府的檢查與指導，校長及教授們抱怨「行政權力過度約束」，因此，杜德斯達在《21世紀的大學》第一章緒論中，專門討論「政治力量對大學管理和使命的過分干預」。可他說的那些事，比起中國的大學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行政力量的過度干預，以及大學中人的曲意逢迎，導致今日中國一些大學混同於官場。風氣陡變的結果是，大學校園再也不是清凈之地，更談不上「聖潔」二字。過於世俗化的，除了辦學理念，還有教授、學生的精神面貌。大學中人，本應追求獨立人格以及自由表達的權利，但在商業以及行政的雙重壓力下，這種「聲音」已逐漸消失了。
這就說到人們常常議論的大學是否需要「圍牆」。在我看來，圍牆分有形的與無形的兩種。有形的圍牆，歐美各著名大學或根本沒有，或不很明顯；可不管置身於中小城市（如哈佛大學、海德堡大學），還是大都會（如哥倫比亞大學或巴黎四大），人家的校園都很幽靜。而今日中國大學校園之「熱鬧」，讓人嘆為觀止。我們的校園，有高大完整的圍牆，但根本擋不住商業大潮以及世俗口號鋪天蓋地，以至你想「躲進小樓成一統」，都很難做到。大學與社會的「零距離接觸」，以及高校的過分世俗化，使得圍牆裡頭的教授與學生，都很難再有一顆平靜的心，踏踏實實地做學問。
今年3月，我在《瞭望周刊》發表《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批評當今中國的大學「太實際了」，沒有超越職業訓練的想象力。校長如此，教授如此，學生也不例外。 「大樓」不能取代「大師」，這是目前大家談得比較多的；我想補充的是，「學問」不等於「精神」，辦大學，必須有超越技術層面的考慮。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好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記得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這樣開篇的：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請允許我套用：大學以精神為最上。有精神，則自成氣象，自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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