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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喻春生
汪偽強推中儲券
1940年11月30日，大漢奸汪精衛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權——偽國民政府。汪偽政權為了自身的生存，培植自己的經濟命脈，於翌年1月設立偽中央儲備銀行，由偽財政部長周佛海兼任總裁，發行中儲券，以期代替法幣、軍用票、華興券和聯銀券的流通。汪偽希望以中央儲備銀行為中心建立全國新金融網，並設立省市縣銀行、農業銀行、商業銀行，形成統一的管理系統。同時，汪偽政府極力推行中儲券，在上海外灘設立了偽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試圖在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推行中儲券。但是，上海銀行錢業兩公會一致決議，堅決拒絕與偽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來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絕使用中儲券。於是，汪偽為了達到推行中儲券的目的，要求堅守在上海的重慶政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撤離公共租界。鑒於汪偽特務尤其是「76號」（特務組織）總部在上海令人髮指的恐怖行徑，為安全起見，中國、交通、農民三行都遷往法租界霞飛路，因為法租界的中立態度比較強硬，不象公共租界那樣畏首畏尾。中央銀行作為「銀行的銀行」，礙於面子的關係，不願遷移。此時，偽中儲銀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儲券各10萬元開戶往來的要求，均遭婉拒，或勉強寄庫，由此引起日偽不滿，禍根也就悄悄種下。
與此同時，在重慶的蔣介石焦慮萬分，他深知：四行在滬艱苦支持，與國家整個金融計劃關係至巨，滬四行一旦撤退，不僅法幣、外匯市場將發生劇烈變化，還會立即破壞後方金融經濟之安定，且東南數省之金融經濟權，亦不免為敵偽唾手攫取，於己殊多不利，還會影響國際視聽。因此他一面命令四聯總處——重慶國民黨政權戰時最高金融經濟管制機構（蔣介石親任四聯總處理事會主席）要求滬四行「堅守立場，不能絲毫讓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潛伏在上海的軍統特務對偽中儲銀行職員，不惜採取襲擊、恐嚇和暗殺的手段，企圖阻止中儲券的發行。
上海銀行大血戰
1941年1月30日，汪偽調查處專門委員李明達被軍統特務暗殺；2月20日，偽中儲銀行上海分行本部遭到兩枚手榴彈的突然襲擊；3月3日，中儲滬分行辦事員富榮炳遭槍擊受傷；3月21日，偽中儲銀行第五次理事會調查處副主任樓侗又被刺斃命。在此情況下，周佛海大為震怒，公開聲明「如果一人被害，必拿四行十人抵命」，並令汪偽「76號」「力謀反攻」。特務頭子李士群立即拘捕四行職員作為人質，施以報復。震驚中外的「上海銀行大血戰」便由此發端。
1941年3月21日深夜11時許，「76號」的一批特務分乘兩輛汽車，來到霞飛路賽仲路口江蘇農民銀行宿舍門前（汪偽特務誤以為這裡是中國農民銀行），將車橫在弄口，架好機槍，狂撳宿舍門鈴。宿舍茶房以為是巡捕房人員，急忙將鐵門拉開，特務們一涌而入，並脅迫茶房引導上樓。當時該宿舍中的職員們從夢中驚醒，始知為汪偽特務所執。六七個特務手持二十響快槍，將室內十二人綁至二樓。約十分鐘后，迫使他們分站兩排，突然特務一人在三樓向職員舉槍射擊。瞬間，血花飛濺，慘呼連連。事後得知僅三人幸免於難。一人一見開槍，立即卧倒，滾進床鋪底下，未被發覺，另兩人躲藏門后，未被搜獲。
次日凌晨，「76號」特務吳四寶帶領大批特務，包圍極司非而路中國銀行職員宿舍（即「中行別業」），凡是銀行職員，均被抓進「76號」，先後180餘人。
23日汪偽警政部在滬《中華日報》上發表談話，說明拘捕中國銀行行員原因，並稱渝方對被捕者及其命運，應負責任，要求渝方立即停止暗殺行為，否則對在滬四行金融機關負責人員及一般從業人員一律予以同樣處置。該報還公布被捕中國銀行行員128人名單。
周佛海卻假惺惺地表示對此事「頗為悲痛，互相殘殺，於情於理，均不應該，惟渝方對我中儲下級行員如此殘害，我不報復，無以對同仁而安人心，其責應由渝方負之也」。
雖然汪偽特務製造這兩起駭人聽聞的大案，但駐上海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仍然奉命照常開門營業。
汪偽特務見不起作用，於是變本加厲，又對上海四行行屋進行濫炸，造成行員多人傷亡。
24日，上海中央銀行法租界亞爾培路分行被炸，死亡7人，傷20人；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也被炸，死亡3人，傷26人，其餘6人重傷；公共租界靜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傷60餘人，其中多人未及醫治，相繼斃命。中央銀行因兩處行屋被炸，無法營業，只好暫停。交通銀行公共租界南京路分行被炸，前日駐極司非爾路該行職員兩人在家被捕。農民銀行方面被綁女行員1人，同日並在行中發現定時炸彈，惟因機括損壞，幸好未能爆炸。
周佛海事後聲稱「心極不安，對死者尤覺抱歉。惟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儲如不為渝方襲擊，余亦不採此報復行動，故其責應由渝方負之也」。對上海外國銀行界的抗議，周佛海表示「余已電令停止行動」，但「今後如何，仍視渝方也」。
緊急應變抑暴行
在上海接二連三出現這些駭人聽聞的血案之後，上海四行紛紛致電蔣介石表示：「全市人心極度恐慌，除恤死救傷並謀照常營業艱忍支持外，尚乞指示應付機宜」，「似此滬地情勢益加險惡，此後滬四行業務應如何處理以策安全之處，仍祈裁奪電示祗遵」。蔣介石責令四聯總處：「對於四行駐滬各行，應由四聯總處從速召集緊急會議，決定在滬營業方針與行員安全辦法之處置為要。」
四聯總處理事會奉蔣介石電令立即於26日下午5點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議應變方案。這也是四聯總處成立后召開的唯一緊急會議。
緊急會議由孔祥熙親自主持，出席人員有財政部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要員錢永銘、張嘉璈、徐堪、陳行、周佩箴、顧翊群、徐繼庄、戴志騫、周守良、霍寶樹、郭景琨、趙仲宣、張嗍、戴銘禮、徐柏園等。會議最後決定：1、關於上海四行營業方針，要求「四行同仁仍應不避艱難，堅守立場，照常營業，以盡為國家社會服務職責，並請財部發表談話以安定人心。」同時，為妥慎應付防患未然起見，要滬四行應設法緊縮存款、匯款業務；緊縮人員，其幹練機警者留滬辦事，不必要者，陸續設法後撤，力予減少重要庫存，公債繼續打洞，一切帳冊應留存副本，但必須設法放置安全地點。2、關於被綁及死傷人員的善後辦法，對被綁人員，一面咨請外交部轉商英、美、法各大使交涉釋放，一面由各行就近相機設法營救，並勸慰其家屬；對被害人員，由各行優予議恤，並由各行查明姓名開單報告，俾便呈請政府核議撫恤褒揚，以慰忠魂；對受傷人員，由各行派員負責監護，妥為醫治，並由各行負擔全部醫藥費用，傷愈並從優晉敘。3、關於今後滬行暨職員的安全問題，由財政部咨請外交部轉商英、美、法各大使轉飭滬領館切實保障租界內商業及從業人員之安全；滬行同人嗣後應慎密戒備，加強警衛，以免類似事件之發生；各行應在美軍防區內為行員預備宿舍，以策安全。
會議結束后，孔祥熙即向外交部發出急電，說明「日偽此種蔑視租界治安不法手段，實屬破壞租界法權」，「四行職員在滬維持業務，純為保障中外商人利益，倘任令其暴力摧殘，影響實非淺鮮，租界當局有保障租界商業及居民安全之責任」，指示外交部：「迅予照會英、美、法使館迅電上海領館暨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工部局，將被綁及被捕人員設法引渡或予保釋，並切實交涉，保障租界內商業之安全。」
同時，孔祥熙還急電香港中國銀行總經理宋漢章等，要求：「迅電滬行照常營業，鎮靜應付，並先就近相機設法營救，一面派員勸慰被綁職員家屬。」
會後第二天，即27日，國民黨財政部在重慶通過記者發表談話：「上海中、中、交、農等行歷年艱苦支持，努力服務，原為維繫國際金融市場及顧全東南數千萬同胞生計起見，凡稍有人心者，不應仇視。各行從業人員服務銀行，忠於職守，從不外鶩，亦為中外人士所共見，乃敵偽對於此種無辜從業人員，竟肆行綁殺，此等兇惡殘暴行為，即交戰國家所不為者而竟為之，適足以暴露其卑劣無知。推其用意，無非欲企圖破壞各國在華商業暨斷絕淪陷區域同胞之生計而已。此次被難人員，政府至為哀悼，業令各行優於撫恤，以慰忠貞。至上海各行，仍當一本平日服務社會之精神，繼續維持營業。」
同日，外交部也向英、法、美駐華使館進行通報，請求他們給予關注並能交涉對被捕人員引渡或予以保釋，保障租界安全。
英、美兩國均表示對此事無能為力，只能在道義上給予聲援。
4月2日，英國大使館向外交部表示：「英國大使館確信公共租界巡捕房現正竭力保護並將繼續竭力保護中國政府各銀行及其職員，惟據南京偽政府宣稱，此項暴行（其中數件在租界之外發生）系對中國政府特務人員狙擊南京偽組織銀行職員所為之報復行為云云。是此已使情勢愈趨緊張，而外交部所要求之保護實愈難辦到。巡捕房深恐雙方如不準備設法避免互狙擊雙方銀行及其人員，則局勢或將不可收拾，巡捕房亦無法維持治安。此種情形，亟應避免，因其將予日方以直接干涉之絕好藉口。」
4月1日，上海銀行界請願，保釋中國銀行被捕人員，並說蔣介石聽從美國大使勸告，已下令停止暗殺了。但周佛海認為蔣介石「剛愎，決不聽勸停止暴行」，而不答應釋放。4月4日，上海錢業公會會長秦潤卿及金城銀行上海總經理吳蘊齋等再次具名保釋中國銀行被捕職員，周佛海推說「保結書不全」，又拒絕釋放，私下卻說：「惟輕輕釋放，則逮捕之舉為多事矣。」至4月6日才下令批准保釋中國銀行被捕職員。直到4月8日被捕人員才全部獲釋，但條件是「暫住原處，不準擅離」。
血雨腥風復又還
中國銀行職員獲釋后不久，4月16日上午偽中儲銀行上海分行會計課副主任張永剛在大華醫院治療被軍統特務打傷的腿部時又遭槍擊殞命。周佛海一聽說此事為軍統特務所干，惱羞成怒，決定「以血還血」。於是命令吳四寶當晚九時在甫經釋出而仍派武裝人員監視在「中行別業」之行員120餘人中，提出毛泳豐、陶晉丞、裘德僧、張立暐、張筱衡、徐軼塵、曹善慶、倪孝本、張齊雲等九人，作為報復對象。新任中國銀行總行業務部副經理李祖萊出面要求立即釋放，而周佛海開始則欲將該九人悉數抵命，在李祖萊的再三要求下，最後減至三人。周佛海表示不能再少,而且要與死者同姓同職，即「中國銀行課主任階級」，「殺三人以報復，殺以止殺，情非得已，雖心有所不安，而勢不能不行」。因那個被暗殺的會計課副主任姓張，「76號」也要挑三個姓張，且是「課主任」。但此時被捕三人中符合條件的只有兩個姓張的，最後只得把上海分行新閘辦事處不姓張的主任曹善慶湊數。是日深夜，汪偽特務將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會計主任張立暐、出納股副主任張筱衡和上海分行新閘辦事處主任曹善慶三人用汽車送回「中行別業」，當車開至宿舍大門口時，特務們就對他們開槍。其中張筱衡、曹善慶二人當場死亡，張立暐重傷。
4月17日，周佛海宣稱此事為報復行為，聽說滬四行已經停業，高興地說：「如能因此做到雙方停止暴行，則死者犧牲亦未始無代價也。」
同日，上海四行急電四聯總處：「同人集議，在此情形之下，人人自危，均不敢到行，在滬主管人員無法強制工作，只得暫停營業」，現在「四行在滬勉強支持，照常營業，任何犧牲，原所不惜，敵偽暴行，本屬意中之事，惟聞敵偽有如被害一人，須以三人抵命之說，似此循環仇殺，迄無寧止。四行行員，既非武裝將士，在此毫無保障下，人人自危，無法工作，確屬實情。事機萬急，似宜權衡輕重，由政府趕籌穩定辦法……」
18日，上海四行繼續來電稱，中央銀行副理李達、黃世財、徐維綸、張悅聯，中國銀行副理潘久芳、程慕灝，交通銀行副理潘啟章、周叔廉、陸廷撰，農民銀行副理竺芝珊、顧樹堉等，「以四行環境日劣，對內對外無法應付，先後電請辭職」，擔心「似此情形，如政府對於滬四行辦事人員,設無切實保障辦法，將至全體瓦解」。
而四聯總處認為四行在滬為全國金融樞紐，關係整個法幣信用、後方物價，無論如何必須繼續維持，萬難停頓，當此國難最嚴重時期，應以國家大局為重，鎮靜支持，隨即指示滬四行：「1、營業人員從緊配備，即寄寓營業室內，不必外出；2、營業地點可商租界當局多派警衛保護，嚴密防範；3、其餘內部工作，職員可分散居住，分地辦公，個人居住及辦公地點應嚴守秘密，只須各行經、副理知悉，以便聯絡接洽即可，萬勿集中一處；4、所有因上列辦法或其它為謀同人安全設備之各項開支，可不必計較，其繼續辦公之同人並准特給獎金，以示鼓勵，此節亦由各行斟酌情形，授權在滬負責人員權宜辦理；5、外匯應由各行縝密準備撤退，速由各行分別向中外商業銀行接洽，商定委託解付匯款及支付存款辦法，萬一到必須實行撤退時，所有四行對商民、對存戶應負之解付責任，仍可由中外商業銀行代為辦理，用示四行始終對人民服務之精神；6、一面已飭知其它方面，對四行用人之安全特別注意，不必畏慮，至各滬行副理等電請辭職一事，並盼切實慰勸，曉以大義，共體時艱，繼續努力。」
同時四聯總處迅即報告蔣介石，蔣介石表示贊同，並於23日做出指示：「目前自唯有照此布措。至偽方所稱報復行為一節，顯系信口雌黃。此種藐小漢奸，我方在滬工作人員，何至視為對象，必系敵偽自施殘殺，陰謀製造排除四行離滬之口實，頃以密令在滬工作人員特別注意減少活動矣。」
密令調停求緩和
此次血戰，導致上海金融界職員紛紛躲離上海，不敢上班，一片腥風血雨，使全市輿論嘩然。如此血戰不已，雙方也都感到對己不利。30日蔣介石又作出指示：「查此次敵偽摧殘我方滬市金融，將來或更嚴重。此固由於滬市銀行界平素毫無組織，而在主持者亦乏應付得力所致，應即由財（政）部速派熟悉滬市金融及才能足以應付非常環境之大員，克日赴滬,會同四行主持人員接洽應付策略，以策安全。」並密令戴笠對在滬特工「暫取緩和方針」。
最後遵照蔣介石指令，由杜月笙出面調解，一場「銀行大血戰」遂告結束，上海市面上出現了法幣、中儲券共存的局面。
1942年2月，由蔣介石親自簽署行政院訓令，對此次上海大血戰中四行死傷人員「明令褒揚，以彰義烈」， 「褒揚其殉難行員，各特給一次恤金二千元，其受傷行員，給一次救濟金五百元」，恤金在1941年度國民政府特恤金項下動支，「用以軫念忠良之至意」。
堅守在上海孤島的四行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才撤離，它們對於法幣仍然在淪陷區流通，穩定法幣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資料主要來源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四聯總處檔案）
汪偽強推中儲券
1940年11月30日，大漢奸汪精衛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權——偽國民政府。汪偽政權為了自身的生存，培植自己的經濟命脈，於翌年1月設立偽中央儲備銀行，由偽財政部長周佛海兼任總裁，發行中儲券，以期代替法幣、軍用票、華興券和聯銀券的流通。汪偽希望以中央儲備銀行為中心建立全國新金融網，並設立省市縣銀行、農業銀行、商業銀行，形成統一的管理系統。同時，汪偽政府極力推行中儲券，在上海外灘設立了偽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試圖在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推行中儲券。但是，上海銀行錢業兩公會一致決議，堅決拒絕與偽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來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絕使用中儲券。於是，汪偽為了達到推行中儲券的目的，要求堅守在上海的重慶政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撤離公共租界。鑒於汪偽特務尤其是「76號」（特務組織）總部在上海令人髮指的恐怖行徑，為安全起見，中國、交通、農民三行都遷往法租界霞飛路，因為法租界的中立態度比較強硬，不象公共租界那樣畏首畏尾。中央銀行作為「銀行的銀行」，礙於面子的關係，不願遷移。此時，偽中儲銀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儲券各10萬元開戶往來的要求，均遭婉拒，或勉強寄庫，由此引起日偽不滿，禍根也就悄悄種下。
與此同時，在重慶的蔣介石焦慮萬分，他深知：四行在滬艱苦支持，與國家整個金融計劃關係至巨，滬四行一旦撤退，不僅法幣、外匯市場將發生劇烈變化，還會立即破壞後方金融經濟之安定，且東南數省之金融經濟權，亦不免為敵偽唾手攫取，於己殊多不利，還會影響國際視聽。因此他一面命令四聯總處——重慶國民黨政權戰時最高金融經濟管制機構（蔣介石親任四聯總處理事會主席）要求滬四行「堅守立場，不能絲毫讓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潛伏在上海的軍統特務對偽中儲銀行職員，不惜採取襲擊、恐嚇和暗殺的手段，企圖阻止中儲券的發行。
上海銀行大血戰
1941年1月30日，汪偽調查處專門委員李明達被軍統特務暗殺；2月20日，偽中儲銀行上海分行本部遭到兩枚手榴彈的突然襲擊；3月3日，中儲滬分行辦事員富榮炳遭槍擊受傷；3月21日，偽中儲銀行第五次理事會調查處副主任樓侗又被刺斃命。在此情況下，周佛海大為震怒，公開聲明「如果一人被害，必拿四行十人抵命」，並令汪偽「76號」「力謀反攻」。特務頭子李士群立即拘捕四行職員作為人質，施以報復。震驚中外的「上海銀行大血戰」便由此發端。
1941年3月21日深夜11時許，「76號」的一批特務分乘兩輛汽車，來到霞飛路賽仲路口江蘇農民銀行宿舍門前（汪偽特務誤以為這裡是中國農民銀行），將車橫在弄口，架好機槍，狂撳宿舍門鈴。宿舍茶房以為是巡捕房人員，急忙將鐵門拉開，特務們一涌而入，並脅迫茶房引導上樓。當時該宿舍中的職員們從夢中驚醒，始知為汪偽特務所執。六七個特務手持二十響快槍，將室內十二人綁至二樓。約十分鐘后，迫使他們分站兩排，突然特務一人在三樓向職員舉槍射擊。瞬間，血花飛濺，慘呼連連。事後得知僅三人幸免於難。一人一見開槍，立即卧倒，滾進床鋪底下，未被發覺，另兩人躲藏門后，未被搜獲。
次日凌晨，「76號」特務吳四寶帶領大批特務，包圍極司非而路中國銀行職員宿舍（即「中行別業」），凡是銀行職員，均被抓進「76號」，先後180餘人。
23日汪偽警政部在滬《中華日報》上發表談話，說明拘捕中國銀行行員原因，並稱渝方對被捕者及其命運，應負責任，要求渝方立即停止暗殺行為，否則對在滬四行金融機關負責人員及一般從業人員一律予以同樣處置。該報還公布被捕中國銀行行員128人名單。
周佛海卻假惺惺地表示對此事「頗為悲痛，互相殘殺，於情於理，均不應該，惟渝方對我中儲下級行員如此殘害，我不報復，無以對同仁而安人心，其責應由渝方負之也」。
雖然汪偽特務製造這兩起駭人聽聞的大案，但駐上海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仍然奉命照常開門營業。
汪偽特務見不起作用，於是變本加厲，又對上海四行行屋進行濫炸，造成行員多人傷亡。
24日，上海中央銀行法租界亞爾培路分行被炸，死亡7人，傷20人；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也被炸，死亡3人，傷26人，其餘6人重傷；公共租界靜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傷60餘人，其中多人未及醫治，相繼斃命。中央銀行因兩處行屋被炸，無法營業，只好暫停。交通銀行公共租界南京路分行被炸，前日駐極司非爾路該行職員兩人在家被捕。農民銀行方面被綁女行員1人，同日並在行中發現定時炸彈，惟因機括損壞，幸好未能爆炸。
周佛海事後聲稱「心極不安，對死者尤覺抱歉。惟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儲如不為渝方襲擊，余亦不採此報復行動，故其責應由渝方負之也」。對上海外國銀行界的抗議，周佛海表示「余已電令停止行動」，但「今後如何，仍視渝方也」。
緊急應變抑暴行
在上海接二連三出現這些駭人聽聞的血案之後，上海四行紛紛致電蔣介石表示：「全市人心極度恐慌，除恤死救傷並謀照常營業艱忍支持外，尚乞指示應付機宜」，「似此滬地情勢益加險惡，此後滬四行業務應如何處理以策安全之處，仍祈裁奪電示祗遵」。蔣介石責令四聯總處：「對於四行駐滬各行，應由四聯總處從速召集緊急會議，決定在滬營業方針與行員安全辦法之處置為要。」
四聯總處理事會奉蔣介石電令立即於26日下午5點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議應變方案。這也是四聯總處成立后召開的唯一緊急會議。
緊急會議由孔祥熙親自主持，出席人員有財政部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要員錢永銘、張嘉璈、徐堪、陳行、周佩箴、顧翊群、徐繼庄、戴志騫、周守良、霍寶樹、郭景琨、趙仲宣、張嗍、戴銘禮、徐柏園等。會議最後決定：1、關於上海四行營業方針，要求「四行同仁仍應不避艱難，堅守立場，照常營業，以盡為國家社會服務職責，並請財部發表談話以安定人心。」同時，為妥慎應付防患未然起見，要滬四行應設法緊縮存款、匯款業務；緊縮人員，其幹練機警者留滬辦事，不必要者，陸續設法後撤，力予減少重要庫存，公債繼續打洞，一切帳冊應留存副本，但必須設法放置安全地點。2、關於被綁及死傷人員的善後辦法，對被綁人員，一面咨請外交部轉商英、美、法各大使交涉釋放，一面由各行就近相機設法營救，並勸慰其家屬；對被害人員，由各行優予議恤，並由各行查明姓名開單報告，俾便呈請政府核議撫恤褒揚，以慰忠魂；對受傷人員，由各行派員負責監護，妥為醫治，並由各行負擔全部醫藥費用，傷愈並從優晉敘。3、關於今後滬行暨職員的安全問題，由財政部咨請外交部轉商英、美、法各大使轉飭滬領館切實保障租界內商業及從業人員之安全；滬行同人嗣後應慎密戒備，加強警衛，以免類似事件之發生；各行應在美軍防區內為行員預備宿舍，以策安全。
會議結束后，孔祥熙即向外交部發出急電，說明「日偽此種蔑視租界治安不法手段，實屬破壞租界法權」，「四行職員在滬維持業務，純為保障中外商人利益，倘任令其暴力摧殘，影響實非淺鮮，租界當局有保障租界商業及居民安全之責任」，指示外交部：「迅予照會英、美、法使館迅電上海領館暨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工部局，將被綁及被捕人員設法引渡或予保釋，並切實交涉，保障租界內商業之安全。」
同時，孔祥熙還急電香港中國銀行總經理宋漢章等，要求：「迅電滬行照常營業，鎮靜應付，並先就近相機設法營救，一面派員勸慰被綁職員家屬。」
會後第二天，即27日，國民黨財政部在重慶通過記者發表談話：「上海中、中、交、農等行歷年艱苦支持，努力服務，原為維繫國際金融市場及顧全東南數千萬同胞生計起見，凡稍有人心者，不應仇視。各行從業人員服務銀行，忠於職守，從不外鶩，亦為中外人士所共見，乃敵偽對於此種無辜從業人員，竟肆行綁殺，此等兇惡殘暴行為，即交戰國家所不為者而竟為之，適足以暴露其卑劣無知。推其用意，無非欲企圖破壞各國在華商業暨斷絕淪陷區域同胞之生計而已。此次被難人員，政府至為哀悼，業令各行優於撫恤，以慰忠貞。至上海各行，仍當一本平日服務社會之精神，繼續維持營業。」
同日，外交部也向英、法、美駐華使館進行通報，請求他們給予關注並能交涉對被捕人員引渡或予以保釋，保障租界安全。
英、美兩國均表示對此事無能為力，只能在道義上給予聲援。
4月2日，英國大使館向外交部表示：「英國大使館確信公共租界巡捕房現正竭力保護並將繼續竭力保護中國政府各銀行及其職員，惟據南京偽政府宣稱，此項暴行（其中數件在租界之外發生）系對中國政府特務人員狙擊南京偽組織銀行職員所為之報復行為云云。是此已使情勢愈趨緊張，而外交部所要求之保護實愈難辦到。巡捕房深恐雙方如不準備設法避免互狙擊雙方銀行及其人員，則局勢或將不可收拾，巡捕房亦無法維持治安。此種情形，亟應避免，因其將予日方以直接干涉之絕好藉口。」
4月1日，上海銀行界請願，保釋中國銀行被捕人員，並說蔣介石聽從美國大使勸告，已下令停止暗殺了。但周佛海認為蔣介石「剛愎，決不聽勸停止暴行」，而不答應釋放。4月4日，上海錢業公會會長秦潤卿及金城銀行上海總經理吳蘊齋等再次具名保釋中國銀行被捕職員，周佛海推說「保結書不全」，又拒絕釋放，私下卻說：「惟輕輕釋放，則逮捕之舉為多事矣。」至4月6日才下令批准保釋中國銀行被捕職員。直到4月8日被捕人員才全部獲釋，但條件是「暫住原處，不準擅離」。
血雨腥風復又還
中國銀行職員獲釋后不久，4月16日上午偽中儲銀行上海分行會計課副主任張永剛在大華醫院治療被軍統特務打傷的腿部時又遭槍擊殞命。周佛海一聽說此事為軍統特務所干，惱羞成怒，決定「以血還血」。於是命令吳四寶當晚九時在甫經釋出而仍派武裝人員監視在「中行別業」之行員120餘人中，提出毛泳豐、陶晉丞、裘德僧、張立暐、張筱衡、徐軼塵、曹善慶、倪孝本、張齊雲等九人，作為報復對象。新任中國銀行總行業務部副經理李祖萊出面要求立即釋放，而周佛海開始則欲將該九人悉數抵命，在李祖萊的再三要求下，最後減至三人。周佛海表示不能再少,而且要與死者同姓同職，即「中國銀行課主任階級」，「殺三人以報復，殺以止殺，情非得已，雖心有所不安，而勢不能不行」。因那個被暗殺的會計課副主任姓張，「76號」也要挑三個姓張，且是「課主任」。但此時被捕三人中符合條件的只有兩個姓張的，最後只得把上海分行新閘辦事處不姓張的主任曹善慶湊數。是日深夜，汪偽特務將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會計主任張立暐、出納股副主任張筱衡和上海分行新閘辦事處主任曹善慶三人用汽車送回「中行別業」，當車開至宿舍大門口時，特務們就對他們開槍。其中張筱衡、曹善慶二人當場死亡，張立暐重傷。
4月17日，周佛海宣稱此事為報復行為，聽說滬四行已經停業，高興地說：「如能因此做到雙方停止暴行，則死者犧牲亦未始無代價也。」
同日，上海四行急電四聯總處：「同人集議，在此情形之下，人人自危，均不敢到行，在滬主管人員無法強制工作，只得暫停營業」，現在「四行在滬勉強支持，照常營業，任何犧牲，原所不惜，敵偽暴行，本屬意中之事，惟聞敵偽有如被害一人，須以三人抵命之說，似此循環仇殺，迄無寧止。四行行員，既非武裝將士，在此毫無保障下，人人自危，無法工作，確屬實情。事機萬急，似宜權衡輕重，由政府趕籌穩定辦法……」
18日，上海四行繼續來電稱，中央銀行副理李達、黃世財、徐維綸、張悅聯，中國銀行副理潘久芳、程慕灝，交通銀行副理潘啟章、周叔廉、陸廷撰，農民銀行副理竺芝珊、顧樹堉等，「以四行環境日劣，對內對外無法應付，先後電請辭職」，擔心「似此情形，如政府對於滬四行辦事人員,設無切實保障辦法，將至全體瓦解」。
而四聯總處認為四行在滬為全國金融樞紐，關係整個法幣信用、後方物價，無論如何必須繼續維持，萬難停頓，當此國難最嚴重時期，應以國家大局為重，鎮靜支持，隨即指示滬四行：「1、營業人員從緊配備，即寄寓營業室內，不必外出；2、營業地點可商租界當局多派警衛保護，嚴密防範；3、其餘內部工作，職員可分散居住，分地辦公，個人居住及辦公地點應嚴守秘密，只須各行經、副理知悉，以便聯絡接洽即可，萬勿集中一處；4、所有因上列辦法或其它為謀同人安全設備之各項開支，可不必計較，其繼續辦公之同人並准特給獎金，以示鼓勵，此節亦由各行斟酌情形，授權在滬負責人員權宜辦理；5、外匯應由各行縝密準備撤退，速由各行分別向中外商業銀行接洽，商定委託解付匯款及支付存款辦法，萬一到必須實行撤退時，所有四行對商民、對存戶應負之解付責任，仍可由中外商業銀行代為辦理，用示四行始終對人民服務之精神；6、一面已飭知其它方面，對四行用人之安全特別注意，不必畏慮，至各滬行副理等電請辭職一事，並盼切實慰勸，曉以大義，共體時艱，繼續努力。」
同時四聯總處迅即報告蔣介石，蔣介石表示贊同，並於23日做出指示：「目前自唯有照此布措。至偽方所稱報復行為一節，顯系信口雌黃。此種藐小漢奸，我方在滬工作人員，何至視為對象，必系敵偽自施殘殺，陰謀製造排除四行離滬之口實，頃以密令在滬工作人員特別注意減少活動矣。」
密令調停求緩和
此次血戰，導致上海金融界職員紛紛躲離上海，不敢上班，一片腥風血雨，使全市輿論嘩然。如此血戰不已，雙方也都感到對己不利。30日蔣介石又作出指示：「查此次敵偽摧殘我方滬市金融，將來或更嚴重。此固由於滬市銀行界平素毫無組織，而在主持者亦乏應付得力所致，應即由財（政）部速派熟悉滬市金融及才能足以應付非常環境之大員，克日赴滬,會同四行主持人員接洽應付策略，以策安全。」並密令戴笠對在滬特工「暫取緩和方針」。
最後遵照蔣介石指令，由杜月笙出面調解，一場「銀行大血戰」遂告結束，上海市面上出現了法幣、中儲券共存的局面。
1942年2月，由蔣介石親自簽署行政院訓令，對此次上海大血戰中四行死傷人員「明令褒揚，以彰義烈」， 「褒揚其殉難行員，各特給一次恤金二千元，其受傷行員，給一次救濟金五百元」，恤金在1941年度國民政府特恤金項下動支，「用以軫念忠良之至意」。
堅守在上海孤島的四行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才撤離，它們對於法幣仍然在淪陷區流通，穩定法幣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資料主要來源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四聯總處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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